孟子讲“万物皆备于我。”（《尽心上》）这从认识论角度讲就是“我”具有认识万物和万物之理的能力，我心就是辨别善恶、是非、正误的标准。他把认识看成是与生俱来的“良知良能”。孟子说：“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同上》）而且这不学而能的“良能”和不学而知的“良知”，都是人心固有的。他说：“仁、义、礼、智，非由外烁（照亮）我也，我固有之也。”（《告子上》）这就叫：“仁、义、礼、智根于心。”（《尽心上》）这显然是错误的。人们至多只能有生理的本能，并不可能有仁、义、礼、智的本能，把认识和行为的内容看成是人心固有的“良知良能”，是主观唯心论的认识论。
孟子还把学习和认识的过程，看作是“求放心”的过程。他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上》）也就是说，只要用力反省，闭门修养，做到“尽心”、“知性”、“知天”，不需要通过什么感官对外界的反映，就能获得良知。所以他又把耳目的感官和心的作用割裂开来，认为“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告子上》）意思是讲耳目感官不会思考，而被外物所蒙蔽；人心会思考，思考就可以存心、养性、得知。而且孟子进而把耳目与心对立起来，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依据。他说：“从其大体（指本心）为大人，从其小体（指耳目之欲）为小人。”（《告子上》）这与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说教同出一辙。
不过，由于孟子从事教学20年，在教育实践中也有可取的见解。他虽然把耳目与心割裂了，但却区别了感觉与思维。事实上“耳目之官不思”，“心之官则思”是正确的。他虽然主张唯心的“尽心”说，然而也教人不要迷信书本。他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尽心下》）他虽然鼓吹先知先觉者的先验论，但又宣称：天为了培养一个伟大人物，必先给他安排一个艰苦锻炼的机会，“大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告子下》）这说明孟子也体会到艰苦实践锻炼的重要。
此外，孟子在认识论上也有些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如在福与祸关系上，他看到了内因的重要。他引书经太甲篇说：“天作孽（niè，罪恶），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意思是说，天造的孽，还可逃避，而自找的孽就难以逃免了。在为与不为的关系上，他说：“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离娄下》）意思是说，一个人有不肯做的事，然后才能有伟大的作为。在善恶的关系上，他说：“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则可以祀上帝。（《离娄下》）这就是说，有善不足恃，能持之勿失才算可贵。有恶不足虑，能改过自新，便能成为有用的人。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就是说，人与人相处，如同一面镜子，你如何待人，人也将如何回报于你。在大与小的关系上，他说：“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尽心上》）这就是说，由山上往下看，鲁国实在是小；由泰山之顶住下看，天下也是很小的。所以大与小也是相对的。在知与博的关系上，他说：“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离娄下》）这比老子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要前进一步了。另外，孟子还教学生“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离娄上》）要学人之长，补己之短。
追求学问，应该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即使没有成就，我们也不再有遗憾。这句话告诉我们，做人应该完成我们份内的事，心中没有遗憾，对天对地对人都没有觉得惭愧的地方做事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完成你可以完成的，即使最终可能没有收获，也不再有遗憾。
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这是孟子所说的一句话其本意是说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自己善良美好的真心本性在物欲横流的五欲六尘中不受污染，不被颠倒，永远保持清净，如如不动。因为只有保持清净心，才能使自己的智慧不被埋没，也才能对宇宙人生的真相，了了分明，生活才能够快乐自在。
一句话需要我们许多年的体会和实践，才能领悟其意趣，一旦感悟其高深，就不得不赞叹，这是智慧的教诲。人们能够体会到它真正的意趣，多一些反求诸己，少一些埋怨指责，把自己本具的真善美慧的心守住，才是离苦得乐，自在幸福，轻松愉快的根本途径。虽然不可能完全做到，但只要天天试着去做，人们的快乐也就会天天增加，烦恼和痛苦就会离我们越来越远。
其本意是说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自己善良美好的真心本性在物欲横流的五欲六尘中不受污染，不被颠倒，永远保持清净，如如不动。因为只有保持清净心，才能使自己的智慧不被埋没，也才能对宇宙人生的真相，了了分明，生活才能够快乐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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