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近日，四国机制峰会在日本东京举行。南亚政治学者拉贾·莫汉(Raja Mohan)在美国《外交政策》网站上撰文分析了中国、美国和印度的关系。在这篇文章中，他梳理了中印两国复杂的交往历史，并对两国的心态和双边关系的可能走向进行了思考。Observer.com不同意他的个人观点，本文翻译仅供读者参考。
[文/拉贾·莫汉译/观察者网作者管群]
印度可能远未将与美国的伙伴关系转变为任何正式或非正式的军事联盟，但两国日益密切的战略接触已成为中国对印度政策讨论的主题。因此，在东京举行的Quad(四边安全对话)峰会或四国机制(由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组成的松散组织)势必会引起北京的特别关注。
从表面上看，中国对印美关系的持续攻击，将四方描述为“亚洲版的北约”，并猛烈攻击新德里和四方其他成员支持的印度-太平洋地缘政治结构，似乎是一种不必要的过度反应。中国高级外交官指责四方成员“在亚太地区拉帮结派，搞三边、四边‘小圈子’，蓄意挑起对抗”。考虑到北京长期与美国的铁杆盟友生活在一起，已经习惯了美国对其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坚定安全承诺，包括在韩国、日本等地驻军，中国这次对四方机制如此愤怒似乎有些奇怪。
四国机制东京峰会
或许，有两个因素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敌视四方机制，尤其是发展中的美印关系。
最明显的因素是印度的巨大规模和印度影响中国周边战略局势的潜在实力。尽管中国几乎不再视印度为对手，但北京敏锐地意识到，如果印度与其他大国结盟，可能会给中国带来很大麻烦。因此，阻止印度这个潜在超级大国与美国结盟是北京的首要战略目标。
最近，中国对美印联盟的焦虑变成了一种偏执，这让我们想起了北京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对新德里和莫斯科之间战略合作关系的不断抱怨。当时，北京担心俄罗斯帝国主义会与印度自己在南亚的霸权野心相勾结。和当时一样，中国不希望看到印度和其他大国搞好关系，反而被孤立。
其次，面对新德里根深蒂固的“亚洲团结起来，避免与西方结盟”的反美情结，北京尽了最大努力去迎合。这种情绪来自于印度过去的反殖民传统、准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冷战时期的印苏同盟历史。尽管这种情绪在印度政坛已经开始消退，但印度建制派中仍有很多人担心印度与美国走得太近会激怒中国。预计北京自己的警告可能会进一步搅动印度政坛。
当然，自上世纪70年代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上台以来，中美伙伴关系的历史比印美伙伴关系要长得多。另一方面，与华盛顿保持合理的距离是新德里的长期政策。尽管近年来印度对美国的态度变得更加温和，但新德里仍坚持其“战略自主”政策不变。印度拒绝与四方的其他伙伴一起谴责俄罗斯无端入侵乌克兰就证明了这一点。
北京对印美关系的痴迷也与以下事实形成鲜明对比。几十年来，中国很少反对巴基斯坦与美国的密切和正式的军事伙伴关系。虽然巴基斯坦与美国签署了双边军事合作协议，并加入了英美在上世纪50年代发起的中部条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但中国似乎从未批评过巴基斯坦。
尽管偶尔会有分歧，但美国和巴基斯坦的军事伙伴关系已经持续了几十年，这种关系几乎从未受到北京的批评。当美国在2004年宣布巴基斯坦是其在北约之外的主要盟友时，中国几乎没说什么。相反，北京继续庆祝与伊斯兰堡的“全天候”伙伴关系。这与2007年中国发出的激烈言辞形成鲜明对比。当时，印度邀请澳大利亚、日本和新加坡参加其在马拉巴德举行的年度海军演习，北京称之为在亚洲组建北约的前兆。此前，中国的类似宣传在印度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华盛顿计划在亚洲建立北约的企图曾引起印度民族主义者和左派的共鸣。他们同意中国的观点，即亚洲的安全必须是亚洲大国的责任。2007年9月，北京发起了反对在亚洲建立由美国领导的北约的运动，这促使印度共产党组织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并在一定程度上最终瓦解了支持曼莫汉·辛格政府的左翼联盟。
印度总理莫迪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了会谈。图来自社交媒体
自2007年以来，中国一直使用“亚洲北约”这个绰号来描述印度与其他国家的伙伴关系，尤其是印美军事关系。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重启了四方机制。此后，拜登政府组织了一系列峰会，出台了许多政策，为四方机制提供了新的发展动力，这些都让中国的言辞更加激烈。东京峰会是乔·拜登就任总统以来举行的第三次四方机制峰会。
就在一年前，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将四方机制斥为“海中的泡沫”——有时会出现。现在，中国不禁谴责四方是企图破坏亚洲安全的危险“小团伙”。
然而，印度与四方其他伙伴保持距离的做法给中国当前的政治分析人士带来了一个问题。他们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他们在谴责印美军事接触是致命威胁的同时，嘲笑美国对印度不切实际的幻想。当北京高兴时，它欢迎新德里的不结盟外交政策，并赞扬新德里拒绝成为华盛顿的走狗。北京不高兴了，就攻击印度，越来越听美国的。
在一些中国政治分析人士看来，印度的策略与中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奉行的策略如出一辙:“远交”——与美国结盟，“近攻”——对抗苏联。现在，轮到印度向美国靠拢，以抵御来自中国的“近攻”。在与印度战略界的私下交流中，一些中国学者表达了他们的担忧，即自2020年中印拉达克冲突升级以来，新德里正在利用这种军事紧张局势加强印美军事合作。
但很少有中国学者愿意客观公正地思考:是中国在边境的咄咄逼人行为将印度推向了美国一边。今年3月访问印度期间，王毅多次阐述了中国的官方立场，即构建一个制约美国的多极世界秩序是一个更重要的挑战，而这个挑战应该与两国边境的紧张局势无关。但是，印度不接受中国的这种观点。
王毅还承诺，中国对亚洲的愿景不是单极的，印度无需担心这一点。他还承认，印度是一个主要的地区大国。王毅向新德里的对话者抛出诱饵，提出中国和印度应该合作应对俄乌战争及其对全球秩序的威胁。
印度不上钩。它坚持认为，两国必须首先解决边境紧张局势，然后才有可能在更重要的问题上进行某种合作。同样，北京的新“全球安全倡议”——旨在抗衡美国全球影响力的全面声明——也没有引起新德里的任何兴趣。
大约一个世纪前，1927年，在布鲁塞尔举行了一次反帝国主义会议，印度和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在这里首次正式会面。他们一起发誓要推翻西方殖民主义，建立新的亚洲秩序。从那以后，这两个国家一直试图应对持久而强大的西方，但它们的政策几乎从未同步过。当中国似乎向西方靠拢时，印度对中国非常愤怒。但轮到印度向西方示好时，中国对印度挥舞大棒。
但历史上有过两次短暂的例外。在20世纪50年代，当时的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有一个与中国在亚洲建立一个“和平地区”的浪漫想法。但由于西藏问题和边界分歧，两国关系迅速恶化，最终导致1962年中印战争爆发。1991年苏联帝国崩溃后，印度和中国都担心所谓的单极世界，因此它们的利益短暂重叠。但印度领导层很快认定，由强大的中国主导的单极亚洲比由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要糟糕得多。
1927年后不到十年，印度和中国的民族主义者迎来了二战，但双方未能就联合行动达成一致。1942年初，中国领导人蒋介石访问印度，说服圣雄甘地调整印度民族主义运动，与中英两国协调对抗日本帝国主义。但是甘地不同意这一点。他更感兴趣的是让英国人立即离开印度——尽管他没有像其他印度民族主义领导人那样为此与纳粹和日本结盟。
蒋介石拜访甘地来源:资料图
1962年后，中印关系受到激烈的边界争端。新德里求助莫斯科制衡北京。20世纪70年代，随着美国和中国的靠近，印度加深了与俄罗斯的伙伴关系。现在看到中俄越走越近，印度逐渐向美国倾斜。
向印度倾斜的趋势是否不可逆转？印度此前拒绝批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现在，印度能和它在四方机制中的伙伴一起制裁莫斯科，从而实现政策转变吗？这些问题困扰着当前中美两国的政治分析家。
拜登政府可能会意识到，俄罗斯与印度的过去有关(两国关系如此之久和深厚，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消失)，而不是未来。中印之间的竞争是结构性的，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中国可以打破边界僵局，但她似乎不愿放弃唯一可以用来制约印度的战略筹码。
对印度来说，它的如意算盘是稳步加强在该地区的地位。印度的战术是渐进的，但其战略重点是深化印美合作。在东京举行的四方机制首脑会议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了亚洲未来的地缘政治趋势。
(观察者网由管群译自美国《外交政策》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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