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学述要》上

半年前看过钱穆先生写的《阳明学述要》，框架条理清晰，甚是精彩，醍醐灌顶，想想趁着现在写书评整理一下。由于时间仓促仅完成一半，敬请谅解。

一、宋学里留下的几个问题

宋明六百年理学，大体始于宋，束于明。宋朝学者热烈讨论的问题不外两部分：本体论，修养论。意见分歧，众口不一。

对于本体论的见解是“万物一体”，对于修养论的见解是“变化气质”，许多问题的源头来源于此。

天地万物一体之理，是应该格物于外，还是立心于心？这是宋儒悬而未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有问题，就会有分歧，有分歧就会产生不同看法，不同的看法就会产生百家争鸣的局面。

不管是任何一种学说，还是人们日常口中的看法，如果它本身包含了两种以上的观点，必然引申扩展以至于分裂，儒释道莫能无一例外。

二、明学的一般趋向和王学以前及同时几个有关系的学者

明朝学说的倾向“重行轻知”，较宋朝尤甚。只拘泥于一身的言动举止，进而及于内心的情感，止于此。只讲一身一心，民物之繁，宇宙之大，自不理会。

吴康斋重“变化气质”。

陈白沙是吴康斋的学生，对老师笃实一路不满意，自己十年间不出门户，终于悟道。讲究从心体“端倪”上收拾干净，“此心存久则明”感而逐应。

接下来，到了陈白沙的学生湛甘泉这里，讲究“随处体认天理”

和湛甘泉同时还有一位罗整庵，他遵循程朱，反对陆象山，杨慈湖，对陈白沙也屡有批评。罗整庵讲工夫，讲存养，讲省察，两边徘徊，学说飘忽不定。

这些学者大家是当时学术界的风向标。不断披荆斩棘，不过还是没有突破北宋以来的老路子。

三、阳明成学前的一番经历

这个时候，学术界的晚辈王阳明崭露头角。不过在成名前，他也是有一段自己的反思和经历。

幼年读书，尝问教书先生：“天下何为第一等事？”已经初漏自己的志向，日后也确实证明了自己绝非等闲之辈。

二十一岁，发奋格物，“阳明格竹”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

二十六岁，熟读兵书，为日后带兵打仗做准备，其实他当初学习兵法，根本不知道日后能排上大用场。

二十八岁左右，在政坛郁郁不得志。

三十一岁，告病归越，实习导引术。

三十四岁，和湛甘泉倡明圣道。

三十五岁，到达龙场，发明“格物致知”新学说，为心是万事万物的根本，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心的产物（心即理）。认识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四、王学的三变

三十八岁，始论“行知合一”

三十九岁，补小学，收放心，静坐体悟

四十三岁，省察克制

四十六岁，平宸濠之乱

五十岁，始揭致良知之教

其实我认为钱穆先生可以把三和四合并起来说更好，话说王学三变，也是说着时间的演进自然形成的。钱穆先生说的三变是在阳明心学还不成熟的时候，还需要借力，隔山打牛。中期，思想日见明朗，拨开云雾见青天，开启致良知之教，后期由狂放指引入中道。而后期王学末流，只学到了狂放不羁的皮毛而已。

五、王学大纲

（1）良知，良知到底是什么？

《传习录》上说：

知善知恶是良知。

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

（2）行知合一，行知合一到底是什么？《传习录》上有长篇大论的叙述，并不是那么通俗易懂，钱穆先生在书中也是引用《传习录》原文，没有给出一个回答。

我认为行知合一就是是行动和思想的高度统一，思想和行动始终保持同步。

致良知，致良知是什么呢？

钱穆先生说，致良知即是“彻根彻底不使一念不善潜伏胸中”的方法。

诚意，诚意是什么呢？

阳明先生说诚意自是圣门教人用功第一义。

慎独，慎独是什么呢？

慎独是在独行中谨慎不苟。

立志，立志是什么呢？

阳明先生说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

世上磨砺，世上磨砺是什么呢？

据可见的阳明所谓的世上磨砺，也就是磨炼自己一心的喜怒哀乐。换一句话说，便是磨炼自己良知的感应。便是磨炼此行知合一之本体。

优点：

1、强调“知行合一”，知道了就要去行动，不然不能算真知道。影响了后世人们做事的方法，要学会脚踏。实地。

2、创建了“阳明心学”，丰富了晚清社会的思想，解放了人们当时的封建思想，为瓦解封建社会作出了一份力量。

缺点：

1、“阳明心学”从根本上是唯心主义思想，他的出发点就是错误的。

2、王阳明强调“心即是理”之思想，要求从“心”获得理，夸大了“心”的重要性。

阳明学，又称王学、心学，作为儒学的一门学派，最早可推溯自孟子，是由王守仁发展的儒家学说。根据王守仁一生中的经历，其受到道家的影响明显多于佛家，但其终究不离儒学本质。

扩展资料：

王阳明和所有宋明理学家一样，其标准只有六个字:存天理，去人欲。

这是儒家文化在中国近现代以来遭到最严厉批判的六个字，也是宋明理学包括阳明心学被误解乃至曲解得最严重的地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天理”通常被解释成封建礼教，而“人欲”往往被理解为人的基本欲望。

在王阳明这里，“天理”指的是宇宙与心灵共通的法则(心即理)。同时，“人欲”也绝不是指人的基本欲望(如衣食住行之类)，而是指那些越出法律与道德边界的不合理、不正当的欲望。

因此，阳明心学对“存天理，去人欲”的正确解释就应该是:一方面，我们要了解更多的宇宙与心灵共通的法则，对内心保持更多的觉知觉照;另一方面，我们要不断去除内心世界那些不合理、不正当的欲望。

参考资料：

心学，作为儒学的一门学派，最早可推溯自孟子，而北宋程颢开其端，南宋陆九渊则大启其门径，而与朱熹的理学分庭抗礼。至明朝，由王阳明首度提出“心学”两字，至此心学开始有清晰而独立的学术脉络。心学最不同于其他儒学者，在于其强调生命活泼的灵明体验，因此民国时期陈复开始提出“心灵儒学”做出注解。儒家的学脉自清末已经全然中断，西学东渐的过程里，中国的圣人学问开始“哲学化”，而有新儒家的诞生。不过回归成圣的本来面目，这才是儒家能对混乱的世局与世人能张开的贡献。因此，陈复重新提倡心学，并书写《盘古心经》，继承阳明学的道统，再开“盘古心学”，创办书院讲学，教育弟子，并组织“新人道协会”，从事外王事业的奋勉，这使得心学开始有新的动能，这种心学包容儒释道传统三教思想，兼融新世纪思潮与印度玛家哲学，创造出极其特殊而新颖的儒学面目，目前正在台湾发展中。

王阳明心学

无善无恶心之体，

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

良知是心之本体，无善无恶就是没有私心物欲的遮蔽的心，是天理，在未发之中，是无善无恶的，也是我们追求的境界，它是“未发之中”，不可以善恶分，故无善无恶；当人们产生意念活动的时候，把这种意念加在事物上，这种意念就有了好恶，善恶的差别，他可以说是“已发”，事物就有就有中和不中，即符合天理和不符合天理，中者善，不中者恶；良知虽然无善无恶，但却自在地知善知恶，这是知的本体；一切学问，修养归结到一点，就是要为善去恶，即以良知为标准，按照自己的良知去行动。

无善无恶就是没有私心物欲的遮蔽的心，是天理，在未发之中，是无善无恶的，也是我们追求的境界。

但是有时候人的判断会出现错误，也就是意之动出现了错误，即不能正确地分辨善和恶，把恶当作善，把善当作恶，那么他的良知也会出现错误，从而格物也会误入歧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此时的心已经被私心和物欲遮蔽了，不是天理，这时就要反诸求己。

努力使自己的心回到无善无恶的状态。

回到无善无恶的状态了，才能有正确的良知，才能正确的格物。

什么是有理，只要格物致知来达到一颗没有私心物欲的心，心中的理其实也就是世间万物的理。

天理不是靠空谈的，是靠格物致知。靠实践，靠自省 ，即“知行合一”。

心中有天理，无私心，就好比世间有规矩，有规律，有规矩就能丈量世间万物的方与圆。无论有多少方和圆，无论这些方和圆的大小，都能靠格物致知揭破其规律，不然这些规律就是不正确的。 天理就在人的心中。

好多人认为心学是空谈，实在是被歪曲的太厉害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好比孝顺父母，心中有这个意念还不能算作孝，必须在实际行动中有所体现，并且在孝顺父母的过程中，奉养得宜，让父母舒适满意，这就是实践。表面上看这个实践好像是在对客观的父母进行作用，其实是对自己的本心进行作用，万物皆在本心。这个孝顺父母的天理并不是在父母身上得到的，父母也没有教我们要我们孝顺他，这是纯粹发乎没有私心物欲的良知。而且父母死后，我们的孝顺之心也不因此消失。

讲究名正言顺是中国的特色，思想家们都想争儒家正统的地位。朱熹为了宣扬他的思想，减少反对他的阻力，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篡改《大学》，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解释。其实他的思想跟儒家的思想有很大的背离了。

同样聪明的王阳明的心学完全是靠批判朱子之学发展起来的，但是在刚开始他至少在表面上他也不敢和朱熹的思想分道扬镳，因为当时的程朱理学是主流，科举考试考的就是这些东西，为了减少阻力，他写了几本书，《大学古本》，说心学才是儒家的嫡传。《朱子晚年定论》，说朱熹晚年已经逐渐象心学靠拢了，又把儒家按照自己的心学理论进行解释。举一个例子，当时的另一位大思想家罗钦顺就对此进行了质疑，王阳明很委屈，表明了心迹说道

孟子辟杨、墨，至於「无父无君」。二子亦当时之贤者，使与孟子并世而生，未必不以之为贤。墨子「兼爱」，行仁而过耳；杨子「为我」，行义而过耳。此其为说，亦岂灭理乱常之甚，而足以眩天下哉？而其流之弊，孟子至比於禽兽夷狄，所谓「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也。今世学术之弊，其谓之学仁而过者乎？谓之学义而过者乎？抑谓之学不仁不义而过者乎？吾不知其於洪水猛兽何如也！孟子云：「予岂好辨哉？予不得已也！」杨墨之道塞天下，孟子之时，天下之尊信杨墨，当不下於今日之崇尚朱说，而孟子独以一人呶呶於其间，噫，可哀矣！韩氏云：「佛老之害，甚於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坏之先，而韩愈乃欲全之於已坏之后，其亦不量其力，且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呜呼！若某者，其尤不量其力，果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夫众方嘻嘻之中，而独出涕嗟，若举世恬然以趋，而独疾首蹙额以为忧，此其非病狂丧心，殆必诚有大苦者隐於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其为《朱子晚年定论》，盖亦不得已而然。中间年岁早晚诚有所未考，虽不必尽出於晚年，固多出於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调停，以明此学为重。平生於朱子之说，如神明蓍龟，一旦与之背驰，心诚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为此。「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盖不忍牴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与之牴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则道不见也。执事所谓决与朱子异者，仆敢自欺其心哉？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虽异於己，乃益於己也。言之而非，虽同於己，适损於己也。益於己者，己必喜之；损於己者，己必恶之。然则某今日之论，虽或於朱子异，未必非其所喜也。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过也必文。某虽不肖，固不敢以小人之心事朱子也。

在这里，王阳明已经以孟子自居了，而把朱子看作了墨子杨子一类的人物，彻底划清了界限，在形式上都分道扬镳了

王阳明的心学是在陆九渊宋明理学中心学基础上进一步发挥而成就的。所以，我认为要理清王阳明心学不得不提及陆九渊和朱熹对“理”、“气”、“心”几个关键点的不同理解。

“理”的分歧。朱陆都认为理是世界万物的终极本原。但是陆九渊借助的是儒学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以为“心即理”，万事万物皆由心而生发。“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自杂谈》，其与朱熹所说的理为天地、人物存在之本是先于宇宙而存在的明显不同。结果，朱熹主张由道问学，强调格物致知，即穷物理，强调学习知识的重要性，以为人的道德水准必将随着知识的增长而增进。陆九渊说“明心”，要尊德性，强调为学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增进知识，而是为了实现道德的至高境界，因此，儒家经典的学习与研究、对外界事物的认知与把握，都不可能直接有助于实现增进道德境界的目的，因为人的本心就是道德的根源，因此只要扩大、完善人的良心结构就能实现增进道德的目的。（从当前德育范式来看，学习知识的多寡并不决定道德水准，禹三过家门而不入一心为公的公仆并没有高深的知识，但是，知识的深浅有助于增长道德水准，不过，这是由于学习者不把学作为致知目的而作为完善德性的追求之果。朱熹本人教育思想的核心是道德教育，而这种定为方式决定了难以达到道德的较高境界。）

“气”的分歧。陆九渊的概念中，“气质”只是一个生理、心理意义上的问题，指的是人的一种心理或生理状态。他认为，人的这种生理心理品性和人的社会行为之间虽有联系，但并不是必然的、唯一的关系，即人的气质并不能决定人的善恶贤愚，并不能决定人的做后归宿，学能变化气质。朱熹之气是和理相对的概念，既指宇宙万物生成的基础，构成万物的物质材料（一草一木），又指形成人物（善恶贤愚）之别的内在因素。

“心”的分歧。朱熹认为心是分为“人心”与“道心”的，道心是天理的体现，是“原于性命之王”，是义理之心，是人心的主宰；人心是气质的表现，故而必须接受道心的主宰和统领，此即“心统性情”。陆九渊认为人心道心只是从不同方面描述心的性质状态，如果将二者对立起来，则分明是“裂天人为二”，心是人的本质所在，是伦理本能。（朱熹觉得形而上心为道心形而下则为人心，本质还是天理决定气的问题；陆九渊似乎认定心就是理理就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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