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 儒学 对我们有什么意l义

其“大一统”和“天人感应”思想，为后世封建统治者提供了统治的理论基础。 董仲舒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兴了被扼杀达百余年之久的儒家文化，而且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融会贯通了中国古典文化中各家各派的思想，把它们整合为一个崭新的思想体系。他的著作后来大都搜集在《春秋繁露》一书中。 董仲舒的哲学基础是“天人感应”的学说。他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人格神，不仅创造了万物，也创造了人。因此，他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和人一样“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人与天是相合的。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继承了思孟学派和阴阳家邹衍的学说，而且将它发展得十分精致。

董仲舒认为，天生万物是有目的的。天意要大一统的，汉皇朝的皇帝是受命于天来进行统治的。各封国的王侯又受命于皇帝，大臣受命于国君。家庭关系上，儿子受命于父亲，妻子受命于丈夫，这一层层的统治关系，都是按照天的意志办的，董仲舒精心构筑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正是把一切都秩序化、合理化，正是为汉皇朝统治者巩固其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服务的。 董仲舒利用阴阳五行学说来体现天的意志，用阴阳的流转，与四时相配合，推论出东南西北中的方位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关系。而且突出土居中央，为五行之主的地位，认为五行是天道的表现，并进而把这种阳尊阴卑的理论用于社会，从此而推论出“三纲五常”的道德哲学。这里所说的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五常为董仲舒提倡之后，成为我国古代维护历代封建皇朝统治的工具。 他认为“道”是源出于天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即是说“三纲五常”、“大一统”等维护统治秩序的“道”是永远不变的。那么，如何解释皇位的更换和改朝换代呢？为此，他提出了“谴告”与“改制”之说。他认为统治者为政有过失，天就出现灾害，以表示谴责与警告。如果还不知悔改，就出现怪异来惊骇。若是还不知畏惧，于是大祸就临头了。

他认为人的认识活动受命于天，而认识的目的是了解天意。通过内省的途径就能判断是非，达到“知天”的目的。另外还必须通过对阴阳五行的观察，才能达到对天意、天道的了解。正是按照“尽心”、“知性”、“知天”的模式，达到“天人合一”。他还认为通过祭祀能与神相沟通，使之能看见一般人所看不见的东西，这样就能知道天命鬼神了。这种认识论达到了神秘的程度。 在人性论上，董仲舒异于孟子的性善论，也不同于荀子的性恶论，而是主张性三品说。他认为性是由天决定的，性是天生的质朴，虽可以为善，但并非就是善，只有“待外教然后能善”，即人性善是通过教育的结果。君王要顺天之意来完成对人民的教化。他着重教化，并提出“防欲”，比先秦思想家只讲“节欲”、“寡欲”更为深刻。

董仲舒的思想，是西汉皇朝总结历史经验，经历了几十年的选择而定下来的官方哲学，对巩固其统治秩序与维护大一统的局面起了积极的作用。董仲舒不仅是正宗神学的奠基者，又是著名的经学家。他是一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思想家，为以后的封建统治者提供了如何进行统治的理论基础。 董仲舒思想的主要特色，是以儒家学说为基础，引入阴阳五行理论，建成新的思想体系。董仲舒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以“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宣称：帝王授命于天，是秉承天意统治天下的，因此成为“天子”。按照这个说法，帝王自然就具有绝对的统治权威，这是汉武帝最需要的精神武器。董仲舒从天人关系出发，又根据“阳尊阴卑”的思想，建立一套“三纲”“五常”的伦理学。董仲舒建议统一学术，统一思想，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大一统”的政治思想，为维护封建统治帝王的绝对统治服务

董仲舒对儒学内容的发展在于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

董仲舒的思想成就：

汉初实行黄老之学，无为而治。经济发展很快，出现了文景盛世。但在景帝时代出现了吴楚七国之乱。统一的国家将面临着分裂的危险。景帝时任博士的董仲舒认为，重要的问题是要巩固集中统一的政权，防止分裂割据的局面出现。董仲舒从儒学经传中寻找统一的理由，他从《公羊春秋》中找到了"大一统"。董仲舒就根据《公羊春秋》的记载，提出了"大一统"论。他在《天人三策》中说："《春秋》所主张的大一统，是天地的常理，适合古今任何时代的道理。"

“大一统"既然是宇宙间最一般的法则，那么封建王朝当然要遵循。这就是董仲舒所要设立的政治哲学的核心。他根据'大一统"的普遍法则，提出了思想也要"大一统"的论点。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说："只要不是在六艺之列的，（所谓“六艺”，就是过去读书人必备的六种才能，“礼”，“乐”，“射”，“御”，“书”，“数”。）和孔子那一套儒家思想的人。都不许其发展下去，不允许和儒家思想一起存在。那些乱七八糟的教派和学说就不会再来迷惑百姓，国家的法律和制度才能显示出地位。老百姓也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教育子孙后代"。只有思想统一才能有统一的法度，百姓才有行为的准则，这样才能维护与巩固政治的统一。用思想统一来巩固政治统一，思想应该统一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上，百姓也知道该遵循什么，怎么做了。只有政治统一才能长治久安，当时汉代的政治是统一了，但不稳固。统一思想成了大一统的关键。于是，董仲舒多次强调要用孔子儒学统一天下的思想。

在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思想要大一统的建议之后，施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将儒学作为正统思想，从此汉代思想界树起了儒学的权威，产生了中国特有的经学以及经学传统。汉代立五经博士，明经取士，形成经学思潮，董仲舒被视为"儒者宗"。

董仲舒（前179年―前104年），汉族，广川郡（今河北省衡水市景县广川镇大董古庄）人，汉代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董仲舒《天人三策》《春秋繁露》以儒家学说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黄老”等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建立起一个具有神学倾向的新儒学思想体系被誉为公羊大师、儒家大儒。

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儒生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表彰六经”的主张。董仲舒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自然、人事都受制于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应该是统一的。董仲舒的儒家思想维护了汉武帝的集权统治，为当时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任江都易王刘非国相10年。元朔四年（前125年），任胶西王刘端国相，4年后辞职回家。此后，在家著书，朝廷每逢大事，就会让使者及廷尉到他家，征询他的意见，足见他仍然受到汉武帝的高度重视。

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董仲舒病逝。

鉴于秦王朝厉行苛刑峻法导致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董仲舒重申儒家的德治和仁政主张，提出“任德而不任刑”的政治统治原则。他指出，君主的职责是“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因此应当以教化为治国的主要手段，而不是一味地滥用刑罚。他把人性分为三类：一类是不待教而能为善的“圣人之性”；另一类是虽经教化也难为善的“斗筲之性”；再一类是通过教化而后可以为善的“中民之性”。在这三种人中，“中民之性”为大多数，所以注重教化的仁政是可以行得通的。他告诫君主“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董仲舒强调“任德”，但并不排斥用刑。他主张刑德并用，以刑辅德。他说；“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其事异域，其用一也。”“庆赏以立其德，”“刑罚以立其威。”他关于刑德关系的看法同荀子“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的观点是一致的。

为了维护封建大一统，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说。这是董仲舒对儒学所作的重大改造，而赋予儒学以神学的内涵。他把天说成创造万物的至上神。“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他特别强调天与人的一致性，视天为人的曾祖父，并采取象数类比的方法说明天与人具有相同的结构：“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也，乍视乍瞑，副昼夜也；乍刚乍柔，副冬夏也；乍哀乍乐，副阴阳也；心有计虑，副度数也；行有伦理，副天地也。”董仲舒把《孟子》《易传》《中庸》的天人合一思想推向极端，使之从义理意义上的合一度成象数意义上的合一。按照他的说法，天无非是放大了的人，而人则是缩小了的天。

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措施。

为提升儒学地位，他采取的主要措施有重用儒生、设置太学、表彰六经，原话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已非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原貌。而是掺杂道家、法家的一些思想，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兼容”与“发展”特性，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新思想。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兴办太学和郡国学校，是汉武帝在思想文化领域为加强中央集权而采取的重大措施。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意义：

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思想，成为统治思想。儒家公羊学派的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主，杂以阴阳五行及法家某些思想成分，发展为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的新儒学。董仲舒的思想，为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提供了理论根据。

董仲舒还积极鼓吹尊天就必须尊王，为封建皇权披上了“君权神授”的外衣。董仲舒主张“以教化为大务”，又主张“正法度之宜”，其实质是“外儒内法”。董仲舒提倡“三纲五常”，强调治国要“德刑并用”。这种王道、霸道杂用的统治思想，一直为此后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奉行。

董仲舒的新儒学是对先秦儒学的继承和发展， 但相对先秦儒学有很多自身的特点。

（一）“大一统”为董仲舒的新儒学中政治哲学的核心。汉景帝时代，出现了吴楚七国之乱，统一的国家将面临着分裂的危险。董仲舒认为，重要的问题是要巩固集中统一的政权，防止分裂割据的局面出现。董仲舒从儒学经传中寻找统一的理由，他从《公羊春秋》中找到了"大一统"。董仲舒就根据《公羊春秋》的记载，提出了"大一统"论。他在《天人三策》中说，"《春秋》所主张的大一统，是天地的常理，适合古今任何时代的道理。" 其认为，只有思想统一才能有统一的法度，百姓才有行为的准则，这样才能维护与巩固政治的统一。用思想统一来巩固政治统一，思想应该统一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上。只有政治统一才能长治久安，当时汉代的政治是统一了，但不稳固。统一思想成了大一统的关键。于是，董仲舒多次强调要用孔子儒学统一天下的思想。在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思想要大一统的建议之后，施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将儒学作为正统思想，从此汉代思想界树起了儒学的权威，产生了中国特有的经学以及经学传统。

（二）董仲舒新儒学有外儒内法的特点。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因此，从思想内涵看，董仲舒新儒学融儒家、阴阳五行家、黄老之学和法家思想为一体，已经不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原貌，而是掺杂了道家、法家和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新思想。尤其董仲舒的新儒学以三纲无常为核心，以君权为最高原则；主张德主刑辅，任徳不任刑；提出引经决狱；发展秋冬行刑思想，随着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 以新儒学为特征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也开始形成。这时，儒家思想不再是一种道德教化，而是制定法律制度的准则，而且其将儒家所提倡的内容纳入法治化，因此其具有外儒内法的特点。

（三）董仲舒的新儒学具有神学色彩。董仲舒的新儒学，提出“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学说，强调君主权威，赋予君权以神权色彩，神化了专制王权，目的在于给统治者披上神圣的外衣，政治上主张实现大一统，以加强君权，维护君主专制，因此具有神学色彩，其哲学思想的主流是唯心主义的。但由于这种唯心主义，以维护皇权为目的，从思想上维护封建专制，适应了统治者的需要， 维护了封建统治秩序，因而受到统治者推崇，成为了社会正统思想。

1、大一统

汉初实行黄老之学，无为而治。经济发展很快，出现了文景盛世。但在景帝时代出现了吴楚七国之乱。统一的国家将面临着分裂的危险。

景帝时任博士的董仲舒认为，重要的问题是要巩固集中统一的政权，防止分裂割据的局面出现。董仲舒从儒学经传中寻找统一的理由，他从《公羊春秋》中找到了"大一统"。

董仲舒就根据《公羊春秋》的记载，提出了"大一统"论。他在《天人三策》中说："《春秋》所主张的大一统，是天地的常理，适合古今任何时代的道理。"

“大一统"既然是宇宙间最一般的法则，那么封建王朝当然要遵循。这就是董仲舒所要设立的政治哲学的核心。他根据'大一统"的普遍法则，提出了思想也要"大一统"的论点。

在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思想要大一统的建议之后，施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将儒学作为正统思想，从此汉代思想界树起了儒学的权威，产生了中国特有的经学以及经学传统。汉代立五经博士，明经取士，形成经学思潮，董仲舒被视为"儒者宗"。

2、天人感应

董仲舒"天人感应"论，是以社会、政治来说的。他把《春秋》中所记载的自然现象，都用来解释社会政治衰败的结症。

他认为，人君为政应"法天"行"德政"，"为政而宜于民"；否则，”天"就会降下种种"灾异"以"谴告"人君。如果这时人君仍不知悔改，"天"就会使人君失去天下。

通过秦末农民大起义，董仲舒认识到农民阶级的政治力量可决定一个封建王朝的兴亡。董仲舒在这里所说的"天"，是指秦末农民起义的武装力量。他要借用这一象征农民阶级政治力量的"天"，来戒惧皇帝，使之自敛。用"天"来限制他。

3、以德治国

西汉王朝统治人民虽然奉行黄老的"无为而治"的思想，实质上仍因袭秦制，以严刑峻法统治人民。武帝好法术、刑名，重用酷吏，以严刑峻法来加强统治，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和痛苦。

为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为了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董仲舒认为要缩小贫富差别，协调各种社会矛盾，提出"调均"的主张。

上疏汉武帝"限制私人占有土地的数额的主张，限制豪强兼并土地，不允许官吏与百姓争抢利益，盐业、金属业都有百姓自己掌控，除去奴婢制度、擅自斩杀的威严，降低赋税，减少徭役，让人民休养生息，减少民力消耗"。

他提出：实行礼义，布施仁德的政策，以德治理为主，重视"教化"，主张用仁德代替严刑。他视"德治"主张为巩固封建统治的基本治国原则。

并上疏汉武帝："作为帝王应该秉承上天的意思进行办事，因此，应该用仁德的教化而不是用刑法治理，以“德治”为主，“法治”为辅。

4、君权神授

理论在汉代有了系统的发展，董仲舒提出了“天意”、“天志”的概念，并且提出了“天人相与”的理论，认为天和人间是相通的，天是有意志的，其是最高的人格神，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最高主宰，天按照自己的面目创造了人，人应按天的意志来行动。

从“天人相与”的神学目的论出发，董仲舒提出“君权神授”的命题。他认为皇帝是天的儿子，是奉天之命来统治人世的，人民应该绝对服从他们，凡是君主喜欢的事，老百姓应该无条件去做。

君权神授的理论，强调君权的天然合理性和神圣不可侵犯性。

这种理论在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历代帝王以至造反的农民领袖，无不假托天命，自称“奉天承运”，或者说“替天行道”，把自己的活动说成是受上天的指使，从而达到神化自己及其活动的目的。

5、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建议汉武帝实行的统治政策。所谓的“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指的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前者是后者的别名。

汉初，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在思想上，主张清静无为和刑名之学的黄老学说受到重视。

武帝即位时，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

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上述政治需要，更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触；

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武帝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于是，在思想领域，儒家终于取代了道家的统治地位。

建元六年，窦太后死，儒家势力再度崛起。元光元年（前134年）武帝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亲自策问。

董仲舒在对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现在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统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数变，百家无所适从。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董仲舒指出的适应政治上大一统的思想统治政策，很受武帝赏识。

儒术完全成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而道家等诸子学说则在政治上遭到贬黜。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西汉武帝实行的封建思想统治政策，也是儒学在中国文化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标志。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董仲舒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君权神授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代儒学相比宋代理学的特征：

1、孔孟儒学强调“克己复礼”，维护的是礼乐制度；董仲舒强调大一统，维护的是封建制度。

2、孔孟儒学不事鬼神，董仲舒将皇权神圣化。

3、董仲舒糅和了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思想。实质上是外儒内法。

宋代理学对儒学的发展：

1、吸收了佛道思想，带有明显的佛学化特点，例如吸收禁欲主义思想作为理学的核心思想，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主张。

2、将儒学进一步思辨化，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富有特色的儒学概念。如”天理“等。

3、更加强调伦理道德为思想核心。理学特别强调义理，其实就是强调儒学的伦理道德学说。无论是哲学层面上的各种各样的本体论，还是作为道德基础的人性论、存理去欲的修养论、格物（格心）的认识论、成贤（成圣）的境界论、由修齐而治平的功能论，都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

在君王治理国家策略上西汉哲学家董仲书强调要以德治国。在君王治理国家策略时候，为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为了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董仲舒认为要缩小贫富差别，协调各种社会矛盾，提出“调均”的主张，董仲舒强调以儒家的道德理论治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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