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苞方以智 方苞姚鼐是什么关系

方苞方苞出身桂林方氏，与方以智同族，与学生刘大櫆、徒孙姚鼐合称桐城三祖，供职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于1749年逝世，享年82岁。 方苞方以智 方苞是桐城桂林方氏（亦称县里方或大方）十六世，与明末大思想家方以智同属桂林方氏大家族。方以智是长房的，又叫中一房；方苞是小房的，又叫中六房。方以智是桂林方第十四世，方苞是是桂林方第十六世。方以智的曾祖父方学渐与兄方学恒，年轻时曾住在桐城北乡大关镇附近的白沙岭那地方，有连理树，所谓白沙岭植呈连理之祥，于是二人在此构连理亭。所以，方学渐这一房后裔又自称为连理亭方氏。方苞的高祖方大美自明末迁到金陵后，他们这一房在金陵落户开枝散叶，方苞在金陵建有桐城方氏支祠，还为来金陵赶考的桐城方氏子弟及同乡学子提供帮助。 方苞姚鼐是什么关系 方苞和姚鼐是桐城派的代表人，方苞、刘大櫆和姚鼐三个人被称为桐城三祖。在桐城派中，方苞是桐城派的推动者，姚鼐使桐城派发展到最好。方苞是刘大櫆的老师，刘大櫆则是姚鼐的老师，所以方苞是姚鼐的师祖。

《登泰山记》原文：泰山之阳，汶水西流；其阴，济水东流。阳谷皆入汶，阴谷皆入济。当其南北分者，古长城也。最高日观峰，在长城南十五里。

《登泰山记》原文

泰山之阳，汶水西流；其阴，济水东流。阳谷皆入汶，阴谷皆入济。当其南北分者，古长城也。最高日观峰，在长城南十五里。

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师乘风雪，历齐河、长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长城之限，至于泰安。是月丁未，与知府朱孝纯子颍由南麓登。四十五里，道皆砌石为磴，其级七千有余。泰山正南面有三谷。中谷绕泰安城下，郦道元所谓环水也。余始循以入，道少半，越中岭，复循西谷，遂至其巅。古时登山，循东谷入，道有天门。东谷者，古谓之天门溪水，余所不至也。今所经中岭及山巅崖限当道者，世皆谓之天门云。道中迷雾冰滑，磴几不可登。及既上，苍山负雪，明烛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徕如画，而半山居雾若带然。

戊申晦，五鼓，与子颍坐日观亭，待日出。大风扬积雪击面。亭东自足下皆云漫。稍见云中白若摴蒱数十立者，山也。极天云一线异色，须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或曰，此东海也。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皓驳色，而皆若偻。

亭西有岱祠，又有碧霞元君祠；皇帝行宫在碧霞元君祠东。是日，观道中石刻，自唐显庆以来，其远古刻尽漫失。僻不当道者，皆不及往。

山多石，少土；石苍黑色，多平方，少圜。少杂树，多松，生石罅，皆平顶。冰雪，无瀑水，无鸟兽音迹。至日观数里内无树，而雪与人膝齐。

桐城姚鼐记。

《登泰山记》翻译

泰山的南面，汶水向西流；它的北面，济水向东流。南面山谷的水都流入汶水，北面山谷的水都流入济水。在那南北山谷分界的地方，是古长城。最高处的日观峰，在古长城以南十五里。

我在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从京城冒着风雪启程，经过齐河、长清两县，穿过泰山西北面的山谷，越过长城的城墙，到了泰安。这月丁未日，我同知府朱孝纯字子颍的从南面的山脚上山。四十五里长的路上，都是石头砌的台阶，有七千多级。泰山正南面有三个山谷。（其中）中谷的水环绕泰安城，这就是郦道元书中所说的环水。我起初沿着中间的山谷进山，走了一小半段，越过中岭，又沿着西面的山谷走，就到了山顶。古时候登泰山，是沿着东面的山谷进去，路上有个天门。这东边的山谷，古时候称它为“天门溪水”，我没有到过那里。现在（我）经过的中岭和山顶，有山崖像门槛一样横在路上的，人们都叫它天门。一路上大雾弥漫、冰冻溜滑，石阶几乎无法攀登。等到已经登上山顶，只见青山上覆盖着白雪，（雪）光照亮了南面的天空。远望夕阳映照着泰安城，汶水、徂徕山就像是一幅美丽的山水画，停留在半山腰处的云雾，又像是一条舞动的飘带似的。

戊申这一天是月底，五更的时候，我和子颖坐在日观亭里，等待日出。这时大风扬起的积雪扑面打来。日观亭东面从脚底往下一片云雾弥漫，依稀可见云中几十个白色的像骰子似的东西，那是山峰。天边的云彩形成一条线（呈现出）奇异的颜色，一会儿又变成五颜六色的。太阳升上来了，红的像朱砂一样，下面有红光晃动摇荡着托着它。有人说，这是东海。回头看日观峰以西的山峰，有的被日光照到，有的没照到，或红或白，颜色错杂，都像弯腰曲背鞠躬致敬的样子。

日观亭西面有岱祠，还有碧霞元君祠；皇帝的行宫在碧霞元君祠的东面。这一天，（还）观看了路上的石刻，都是从唐朝显庆年间以来的，那些更古老的石碑都已经模糊或缺失了。那些偏僻不对着道路的石刻，都赶不上去看了。

山上石头多，泥土少。山石都呈青黑色，大多是平的、方形的，很少有圆形的。杂树很少，多是松树，松树都生长在石头的缝隙里，树顶是平的。冰天雪地，没有瀑布，没有飞鸟走兽的声音和踪迹。日观峰附近几里以内没有树木，积雪厚得同人的膝盖一样平齐。

桐城姚鼐记述。

作者简介

姚鼐（nài）（1731～1815）清代著名散文家，与方苞、刘大櫆并称为“桐城三祖”。字姬传，一字梦谷，室名惜抱轩（在今桐城中学内），世称惜抱先生、姚惜抱，安徽桐城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中进士，任礼部主事、四库全书纂修官等，年才四十，辞官南归，先后主讲于扬州梅花、江南紫阳、南京钟山等地书院四十多年。著有《惜抱轩全集》等，曾编选《古文辞类纂》。

拼音：kuí。

1，櫆，基本释义：北斗星，汤匙。出处：同“魁”，魁,《说文》:“羹斗也。”或从木。——《集韵》

2，櫆，康熙字典解释：字汇补，苦回切，音魁。魁师。一曰北斗星。

3，组词：黄金櫆 ，櫆花蜜 ，龙爪櫆 ，高益櫆 ，櫆武穆。

4，造句：櫆角是9-11月果实成熟近干燥时，打落或摘下。

5，桐城三祖为桐城派早期三位重要作家，分别为方苞、刘大櫆、姚鼐。他们为桐城派的兴起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刘大櫆(1698-1780)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安徽桐城县陈洲乡(今枞阳县汤沟镇) 人。大櫆修干美髯，性格豪放，纵声读古诗文，韵调铿锵，喜饮酒，好吟诗。

“桐城派”是清代中叶最大的散文流派。代表作家有方苞、刘大櫆、姚鼐，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故称“桐城派”。

“桐城派”散文理论的建立，是从方苞开始的。

桐城派是清代散文影响最大的一个流派，对于散文长做有一套完整的理论和鲜明的主张。其创始人是方苞，刘大櫆和姚鼐继承并发展了他的理论，三人并称为“桐城三祖”。

方苞以文章道德名于当世，其散文理论的核心是“义法”。“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由此发出，他主张古文当以“雅洁”为尚，反对俚俗和繁芜。

刘大櫆师事方苞，应发展了他的理论，提出“因声求气”说。他说：“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

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他强调“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就是要以“词章”为手段，以“考据”为凭借，来阐发儒家的“义理”。他发展了刘的“神气”说，认为：“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

桐城派的文章，内容多是宣传儒家思想，尤其是程朱理学；语言则力求简明达意，条理清晰，“清真雅正”。他们的许多散文都体现了这一特点。

“桐城派”在清代文坛上影响极大。时间从康熙时一直绵延到清末；地域超越桐城，遍及国内。桐城派的“载道”思想和“义法”理论，适应了清朝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的需要，故得以常盛不衰。他们在矫正明末清初“辞繁而芜，句佻且稚"的文风，促进散文的发展方面也起了一定作用。

姚鼐（nài）（1731～1815）清代着名散文家，与方苞、刘大櫆并称为“桐城三祖”。字姬传，一字梦谷，室名惜抱轩（在今桐城中学内），世称惜抱先生、姚惜抱，安徽桐城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中进士，任礼部主事、四库全书纂修官等，年才四十，辞官南归，先后主讲于扬州梅花、江南 、南京钟山等地书院四十多年。着有《惜抱轩全集》等，曾编选《古文辞类纂》。

一、人物生平

姚鼐是显赫的吴兴姚氏的后裔，其一世祖居麻溪（今枞阳钱桥河南岸姚王集），五世祖姚旭明景泰年间迁居桐城城里。至姚鼐，其家族居桐城县城已300余年。姚鼐1731年十二月二十日（1732年1月17日）出生于桐城南门的一个官宦书香人家。其祖先姚旭为明云南布政司右参政、姚之兰为江州府知府加按察副使衔，皆载入《明史循吏传》；高祖姚文然，康熙时任刑部尚书；曾祖姚士基，曾任湖北罗田知县，均贤良清廉，辞世皆享名宦祠祀。伯父姚范，进士及第后为翰林院编修，着有《援鹑堂文集-诗集》，学贯经史，与桐城派祖师之一的刘大櫆情深意笃，使姚鼐得以跟其伯父受经学，跟刘大櫆学文。其祖父姚孔瑛二十六岁时即去世，父淑终生为一介布衣。姚鼐出生时，家庭已衰落，鼐幼嗜学，伯父姚范授以经文，又从刘大櫆学习古文，刘大櫆对姚鼐特别器重，称其“时甫冠带，已具垂天翼”，“后来居上待子耳”。乾隆十五年（1750），他二十岁考中举人后，经过五次礼部会试均名落孙山，直到乾隆二十八年(1763)三十岁第六次应礼部试，才中进士，授庶吉士。3年以后，散馆改主事，分属兵部；旋又补礼部仪制司主事。后历任山东、湖南乡试副考官，会试同考官和刑部广东司郎中等职。乾隆三十八年（1773），清廷开四库全书馆，姚鼐被荐入馆充纂修官。此职本应翰林方可充任，独鼐与休宁戴东源、兴化伍大椿、歙县程晋芳等8人破格当选。《四库全书》成，鼐乞养归里，不入仕途，时年44岁。大学士于敏中、梁国治先后动以高官厚禄，均被辞却。

自乾隆四十二（1777）年起，姚鼐先后主讲扬州梅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歙县 书院、南京钟山书院，致力于教育，因而他的弟子遍及南方各省。其中最着名的有本邑的方东树、姚莹、刘开；上元梅曾亮、管同；宜兴吴德旋；阳湖李兆洛；娄县姚椿；新城鲁九皋和他的外甥陈用光等。这些学生都是笃守师说，遵桐城家法的文人，对桐城派的传播作用甚大。桐城派古文之传，自方苞以文章称海内，上接震川，同邑刘大櫆继之益振，传至姚鼐则集大成。因此有“桐城家法，至此乃立，流风作韵，南极湘桂，北被燕赵”之说。历城周书昌说：“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

乾隆四十四（1779）年，八十二岁的刘大櫆去世。姚鼐毫无疑义的成为了桐城派的核心。他耗尽心血编纂的《古文辞类纂》终于完成，共75卷，是古文辞赋选本，按照文章的应用分分十三类：论辩、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所入选的作品以战国策、两汉散文、唐宋八大家，以及归有光、方苞、刘大櫆等为主，表明了桐城派推崇古文的传统，为桐城派树立了散文史的“正宗”的地位，体现了姚鼐的文学主张。这本集子很受人们喜爱，至今有很大的影响。

乾隆四十九年（1784），姚鼐辞去官职。他希望腾出时间来提倡桐城派主张，开始了他四十余年的讲学生涯。姚鼐先后在江宁、扬州、徽州、安庆先后主持锺山、梅花、 、敬敷书院，“士子得以及门为幸”。他的门下有很多后来成为了桐城派的着名作家，如有名的姚门“四大弟子”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以及刘开等，他们使桐城派声势更高。有很多籍贯不是桐城的作家也自认为桐城派

嘉庆十五年(1815）九月十三日（10月15日），85岁的姚鼐卒于南京钟山书院，归葬桐城杨树湾。此时的桐城派在古文上的地位已无可撼动。道光咸丰年间，桐城派在曾国藩及曾门弟子手中又呈一时之盛，一直延续到严复、林纾和新文学的诞生。

二、文学成就

姚鼐与创始人方苞、刘大櫆并称为“桐城三祖”，被盛誉为“中国古文第一人”、“中国古文的高峰”，其在继方、刘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提倡文章要“义理”、“考证"、“辞章”三者相互为用。所谓“义理”就是程朱理学；“考证”就是对古代文献、文义、字句的考据；“辞章”就是写文章要讲求文采。这些主张充实了散文的写作内容，是对方苞“义法”，说的补充和发展。在美学上，提出用“阳刚”、“阴柔”区别文章的风格。“阳刚”就是豪放，“阴柔"就是婉约。两大风格相互配合，相互调剂，就产生出多样的风格。同时，又发展了刘大櫆的“拟古”主张，提出“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为文章八要。学习古人，初步是掌握形式(格、律、声、色)，进而是重视精神(神、理、气、味)，才能达到高的境界。桐城派古文到了姚鼐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姚鼐着有《惜抱轩全集》，所编《古文辞类纂》风行一时，有力地扩大了桐城派的影响。鼐对传统文论的另一重大贡献是提出富有创见性的“阴阳刚柔说”，这对我国古代散文审美理论和风格特征是一次重大突破。他认为，“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文章阴阳刚柔的变化，乃是作者性格、气质、品德的表现。鼐在发展前辈的文学思想上，用阴阳刚柔这个哲学概念来解释文章风格的来源和散文的风格特点，其中包含着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

姚鼐提出文章的核心在于“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的统一，这有其时代的原因。姚鼐在乾隆年间走上文坛。清代的考据风气也在这时开始盛行。人们称这种考据的功夫为“汉学”，与之相对的是势力较弱的“宋学”。学界多推崇汉学，对宋明理学比较厌弃，这往往导致文章的思想性降低。姚鼐不赞成排斥宋学的倾向，同时又针对汉学家、宋学家对文学的轻视态度，提出义理、考证、文章三者不可偏废的主张。这成为桐城派古文理论的纲领。

“义理”，是指当时的理学思想，主要来自宋学；“考据”，是指文章要有实据，避免空泛，主要来自汉学；“辞章”，是指文章还要有结构、文字、音韵上的文学之美。姚鼐认为三者的统一才是最高最美的境界，“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继；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当然，三者有轻有重，考据要为义理服务。姚鼐想调和汉宋，融贯三者，认为作家能兼三者之长的为好作家。这种主张实际上成为了桐城派的文学纲领。姚鼐自己也身体力行，乾隆三十九年（1774），在朝廷任职的姚鼐来到山东，登上了东岳泰山，后来就有了着名的《登泰山记》一文。全篇仅数百字，内容十分丰富，是融考证与辞章的典范。文章从泰山南北的汶水、济水写起，内容涉及天门、岱祠等诸多古迹，辞章优美。如写登上泰山之后“及既上，苍山负雪，明烛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来如画，而半山居雾若带然。”

“义理、考据、辞章”对当时和后世都影响巨大。一方面，姚鼐实际上是站在维护理学的立场上，企图调和汉宋的争论，兼采考据的长处，以考据充实理学的空疏，从而提高桐城派古文的价值。一方面，这一主张如果推而广之，那麽可以看作是对文章基本的要求。在今天同样有重要意义：“义理”要求言之有物，有思想性；“考据”要求立论扎实，有说服力；“辞章”要求字通句顺，有艺术性。

姚鼐以宋儒之学为治学之本，故指斥考据的汉学家为舍本逐末；但他也不废弃汉儒治经之长。姚鼐“为文高简深古，尤近欧阳修、曾巩，其论文根极于道德，而探源于经训，至其浅深之际，有古人所未尝言，鼐独抉其微，发其蕴，论者以为词近于方，理深于刘”(《清史稿·文苑·姚鼐传》)。其为文“以神、韵为宗”(方宗诚《桐城文录序》)，形成一种迂徐深婉，一唱三叹，而又耐人寻味，意蕴无穷的风格。近代学者章太炎谓之“谨”，刘师培称之“丰韵”，都是对其文风的富于韵味、言简意丰的高度评价。姚鼐的诗歌早年模仿明“七子”学唐诗，晚年兼取宋人，格意俱高，在当时俨然为一大家，故后人称“惜抱诗精深博大，足为正宗”(程秉剑《国朝名人集题词》)。姚鼐的书法造诣很深，包世臣推邓石如、刘石庵及姚鼐为清代书法之冠，将姚鼐的行草书列为妙品，故姚鼐非独特文美，其翰墨亦为世重。鼐着有《九经说》19卷、《三传补注》3卷、《老子章义》1卷、《庄子章义》10卷、《惜抱轩文集》16卷、《文后集》12卷、《诗集》10卷、《法帖题跋》1卷、《笔记》10卷、《书录》4卷、《尺牍》10卷、《古文辞类纂》75卷、《五七言今体诗钞》18卷。《登泰山记》是姚鼐的代表作，主要描绘泰山风雪初霁的壮丽景色。写作特点:首先是以时间为顺序，以游踪为线索，依次记叙了作者游泰山的历程和所见到的景色，剪裁得体，详略分明。桐城派主张的“雅洁"和反对“冗辞”，从这里可见一斑。

三、藏书故实

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选庶吉士，改礼部主事，官刑部广东司郎中，历任山东、湖南乡试考官、会试同考官，四库馆开，出任纂修官，曾撰写书录91篇，于道光十二年（1832）汇为《惜抱轩书录》4卷，为其藏书跋尾题记之属。有《惜抱轩四库馆校录书题》1册。历主江宁、扬州等地书院凡40年。治学以经学为主，兼及子史、诗文，曾受业于刘大櫆，论者称他辞近方苞，理深于刘大櫆，三人均为桐城籍，世称“桐城派”。家有藏书楼名“惜抱轩”，藏古文、经、史、字画居多，藏书印有“鼐”、“大季氏”、“惜抱轩藏书印”等。着有《惜抱轩文集》。选辑有《古今辞类纂》、《五七言今体诗抄》。

四、清史文载

姚鼐，字姬传，桐城人，刑部尚书文然玄孙。乾隆二十八年进士，选庶吉士，改礼部主事。历充山东、湖南乡试考官，会试同考官，所得多知名士。四库馆开，充纂修官。书成，以御史记名，乞养归。

鼐工为古文。康熙间，侍郎方苞名重一时，同邑刘大櫆继之。鼐世父范与大櫆善，鼐本所闻於家庭师友间者，益以自得，所为文高简深古，尤近欧阳修、曾巩。其论文根极於道德，而探原於经训。至其浅深之际，有古人所未尝言。鼐独抉其微，发其蕴，论者以为辞迈於方，理深於刘。三人皆籍桐城，世传以为桐城派。

鼐清约寡欲，接人极和蔼，无贵贱皆乐与尽懽；而义所不可，则确乎不易其所守。世言学品兼备，推鼐无异词。尝仿王士祯五七言古体诗选为今体诗选，论者以为精当云。自告归后，主讲江南 、锺山书院四十馀年，以诲迪后进为务。嘉庆十五年，重赴鹿鸣，加四品衔。二十年，卒，年八十有五。所着有九经说十七卷，老子、庄子章义，惜抱轩文集二十卷、诗集二十卷，三传补注三卷，法帖题跋二卷、笔记四卷。

子景衡，举人，知县。有隽才，鼐故工书，景衡学其笔法，能乱真。

桐城三祖的读音：tong chen san zu。桐城三祖的读音：tong chen san zu桐城三祖的读音：tong chen san zu。桐城三祖的读音：tong chen san zu桐城三祖的读音：tong chen san zu。桐城三祖的读音：tong chen san zu桐城三祖的读音：tong chen san zu。桐城三祖的读音：tong chen san zu。

戴名世是桐城派奠基人；方苞、刘大櫆、姚鼐被尊为“ 桐城三祖 ”，其中，方苞为桐城派创始人。

桐城派，即桐城文派，又称：桐城古文派、桐城散文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均系清代安徽桐城人（今桐城文化圈包括桐城市、枞阳县和安庆市宜秀区等部分地区），故名。桐城文派是清代文坛最大散文流派，其作家多、播布地域广、绵延时间久，文学史所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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