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史书，共有21卷，分别记载了西周末年和春秋时期周、鲁、齐、晋、郑、楚、吴、越等八国的史事。这部书以记述人物的言论、对话为主，其中有不少脍炙人口的历史故事。
如召公谏厉王止谤(《周语》)、勾践卧薪尝胆终于灭吴(《越语》)、管仲帮助齐桓公称霸(《齐语》)等等，被后人传诵。《国语》不仅对研究春秋战国时期历史有重要价值，其生动、幽默的语言也对后世文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国语》的作者是谁历来是各位学者争论不休的话题。
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报任安书》)东汉史学家班固也说，左丘明在写完《左传》之后，“又纂异同为《国语》”(《汉书·司马迁传赞》)。
三国时吴人韦昭在为《国语》作注释时，在序文中也认为左丘明作《国语》。唐代史学家刘知几也持有同样的见解，认为“《国语》家者，其先亦出于左丘明”(《史通·六家》)。但在刘知几之后的唐代大文学家柳宗元首先提出了相反意见。他写有《非国语》二篇，否定左丘明为《国语》作者。
从此，宋人刘世安、吕大光、朱熹、郑樵，直至清人尤侗、皮锡瑞等，也都对左氏作《国语》的传说产生了怀疑。
在现代学者中，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分歧依然存在。徐中舒认为：《左传》、《国语》“此两书其中大部分史料都应出于左丘明的传诵。
古代学术，最重传授系统，谁是最初传授者，谁就是作书的人”(见《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
张孟伦认为：“《国语》是左氏编纂的。司马迁不但用它做过《史记》的资料，而且在《自序》里说过‘左氏失明，厥有《国语》’。这就不但告诉了我们《国语》是左丘明编纂的，而且是他失明后‘发愤之所作为’的，我们也就不必再有什么怀疑了。”
他又说：“汉、魏各学者钻研《国语》，又做过精密注释工作，都没有怀疑《国语》是出自左氏的；宋儒宋庠作《国语补音》，也以为这种看法是很正确的。”(见《中国史学史》上册)李宗邺认为，“汉距春秋甚近，汉人说《国语》是左丘明作的，当为可信。”(《中国历史要籍介绍》)
但也有不少学者不同意上面诸位学者的说法。王树民认为：“《国语》和《左传》以不同的形式叙述了基本上同时期的史事，这一点很受世人的重视。自从《左传》为经学家所尊奉，于是《国语》也称为《春秋外传》，并说为左丘明所作，其说实无根据。”又说，“《国语》为汇编之书，非出一时一人之手，这从本书的形式和内容方面，都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又说，“各篇的作者和全书的编者，现都已无从查考，也就不必强求了。”(见《史部要籍解题》)顾志华认为：“《国语》是一部汇编之书，它仅仅反映了春秋时期的八个国家，其中每个国家所记史事详略不同，写法也不相同，不像出自一个人的手笔，很可能是当时各国史官把史事记下来后，有人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整理、加工、润色而成的。至于最后定稿者是谁，就不得而知了。
《国语》的成书年代也已不能确定，大致是在战国初年，各篇先后有所不同。”(见《中国史学名著题解·国语》)
由于双方若要说服对方，都还必须更深入地考证左丘明的确切生活年代及事迹，还要更加详细地对比分析《左传》、《国语》在记载史事方面的异同，包括书法体例、语言风格、思想观点等等。
探究《国语》的作者究竟是谁成为史学界的一大难题，也将成为提高《左传》和《国语》研究水平的一个重要环节。
《国语·鲁语上》又名《春秋外传》《左氏春秋》，作者左丘明。
原文：
长勺之战，曹刿问所以战于庄公。公曰：“余不爱衣食于民，不爱牺牲玉于神。”对曰：“夫惠本而后民归之志，民和而后神降之福。若布德于民而平均其政事，君子务治而小人务力；动不违时，财不过用；财用不匮，莫不能使共祀。
数以用民无不听，求福无不丰。今将惠以小赐，祀以独恭。小赐不咸，独恭不优。不咸，民不归也；不优，神弗福也。将何以战？夫民求不匮于财，而神求优裕于享子也。故不可以不本。”公曰：“余听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断之。”对曰：“是则可矣。知夫苟中心图民，智虽弗及，必将至焉。”
译文：
鲁国将和齐国的军队在长勺交锋，曹刿问鲁庄公凭什么来作战。庄公说：“我对百姓从不吝啬衣服和食物，对神灵从不吝啬牛羊和玉器”。曹刿回答说：“只有从根本上树德施惠百姓才会归附，百姓齐心然后神灵才会降福。如果你能向百姓广施恩德并公平地处理政事，使君子热心于协助治国，小民热心于贡献力量；
同时你的举动不违背时令，耗费不超过常度，这样百姓的日用就不会匮乏，大家才有能力供奉神灵。所以你动员百姓没有不听从的，求神降福没有不应验的。现在你只是到了临战关头才给百姓施点小惠，独自向神灵供奉祭品。小惠不可能普遍，独自供奉也不可能丰裕。
不普遍施恩德百姓不会归附，供奉不丰，神灵不会降福，你还凭什么去作战呢？百姓所求的是日用不感到匮乏，神灵所求的是祭品的丰裕，所以不可以不从根本上着眼。”庄公说：“我处理百姓的诉讼时虽然不能做到体察一切，但总是力求以情理判断。”曹刿回答说：“这就可以了。假如内心确实为百姓考虑，智慧即使有所不及，也一定能达到目的。”
扩展资料：
《国语》，又名《春秋外传》或《左氏外传》。相传为春秋末鲁国的左丘明所撰，但现代有的学者从内容判断，认为是战国或汉后的学者托名春秋时期各国史官记录的原始材料整理编辑而成的。《国语》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史书，凡二十一卷（篇），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记事。记事时间，起自西周中期，下迄春秋战国之交，前后约五百年。
相较《左传》，《国语》所记事件大都不相连属，且偏重记言，往往通过言论反映事实，以人物之间的对话刻画人物形象，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国语》按照一定顺序分国排列。在内容上偏重于记述历史人物的言论。这是国语体例上最大的特点。
《国语》全书二十一卷，《周语》三卷，记载了西周穆王、厉王直至东周襄王、景王、敬王时有关“邦国成败”的部分重大政治事件，反映了从西周到东周的社会政治变化的过程。《鲁语》二卷，则着重记载鲁国上层社会一些历史人物的言行，反映了春秋时期这个礼义之邦的社会面貌。
《齐语》一卷，主要记载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采取的内政外交措施及其主导思想。《晋语》九卷，篇幅占全书三分之一强，它比较完整地记载了从武公替晋为诸侯，献公之子的君权之争，文公称霸，一直到战国初年赵、魏、韩三家灭智氏的政治历史，从公元前678年到公元前453年，时间长，分量重，所以有人把《国语》称为“晋史”。
《郑语》一卷记周太史伯论西周末年天下兴衰继替的大局势。《楚语》二卷，主要记灵王、昭王时的历史事件。《吴语》一卷、《越语》二卷记春秋末期吴、越争霸的史实。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国语》
1、《尚书》
《尚书》列为重要核心儒家经典之一， “尚”即“上”，《尚书》就是上古的书，它是中国上古历史文献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
《尚书》，最早书名为《书》，约成书于前五世纪，传统《尚书》（又称《今文尚书》）由伏生传下来。传说为上古文化《三坟五典》遗留著作。
西汉学者伏生口述的二十八篇《尚书》为今文《尚书》，鲁恭王在拆除孔子故宅一段墙壁时，发现的另一部《尚书》，为古文《尚书》。西晋永嘉年间战乱，今、古文《尚书》全都散失了。东晋初，豫章内史梅赜给朝廷献上了一部《尚书》，包括《今文尚书》33篇，以及伪《古文尚书》25篇 。
2、《春秋》
《春秋》，即《春秋经》，又称《麟经》或《麟史》，中国古代儒家典籍“六经”之一。也是周朝时期鲁国的国史，现存版本由孔子修订而成。
《春秋》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共三十五卷，是儒家经典之一且为十三经中篇幅最长的，在四库全书中列为经部。记述范围从公元前722（鲁隐公元年）至公元前479年（鲁哀公十六年）。
《春秋》用于记事的语言极为简练，然而几乎每个句子都暗含褒贬之意，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后来出现了很多对《春秋》所记载的历史进行补充、解释、阐发的书，被称为“传”。代表作品是称为“春秋三传”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
3、《国语》
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著作。记录范围为上起周穆王十二年（前990）西征犬戎（约前947年），下至智伯被灭（前453年）。
包括各国贵族间朝聘、宴飨、讽谏、辩说、应对之辞以及部分历史事件与传说。《国语》的作者，自古存在争议，迄今未有定论。最早提出《国语》作者为左丘明的是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
他在《报任安书》中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此后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也记载：“《国语》二十一篇，左丘明著。”
按照他们的说法，左丘明为孔子《春秋》作传后，不幸失明，但他：“雅思未尽……稽其逸文，纂其别说……”根据作传所剩下的材料，又编辑了一本书，即《国语》。班固、李昂等还把国语称为《春秋外传》或《左氏外传》
4、《左传》
《春秋左氏传》（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原名《左氏春秋》，汉朝时又名《春秋左氏》、《春秋内传》，汉朝以后才多称《左传》。
《左传》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的左丘明为《春秋》做注解的一部史书，与《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也是中国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共三十五卷，是儒家经典之一且为十三经中篇幅最长的，在四库全书中列为经部。记述范围从公元前722（鲁隐公元年）至公元前468（鲁悼公二十七年）。
5、《战国策》
《战国策》是一部国别体史学著作，又称《国策》。记载了西周、东周及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各国之事，记事年代起于战国初年，止于秦灭六国，约有240年的历史。
西汉末年，刘向校录群书时在皇家藏书中发现了六种记录纵横家的写本，但是内容混乱，文字残缺。于是刘向按照国别编订了《战国策》。
因此，《战国策》显然不是一时一人所作，刘向只是战国策的校订者和编订者。因其书所记录的多是东周后期时诸国混战，纵横家为其所辅之国的政治主张和外交策略，因此刘向把这本书名为《战国策》，而该时期亦因此被史家称为战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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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春秋》后世影响
无论从哪方面考量，《春秋》的开创之功都是无可争辩的。
它的编年体例，为史学三大体例之一，“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垂范千秋，继之者众，《资治通鉴》最称出类拔萃。
它的私修性质，打破了官方对史学的垄断，成为诸子百家争鸣的先声。而“二十六史”中，私修者多达三分之一，亦可说是受其引领所致。
它的春秋笔法，姑且不论有多少后人穿凿附会之处，但其本身所彰显的史学精神却勿庸置疑，那便是勇敢无畏，刚直无私。中国史脉能绵延至今而不断，与孔子当初所赋予的那股坚韧之气息息相关。
2、《国语》后世影响
国语在内容上有很强的伦理倾向，弘扬德的精神，尊崇礼的规范，认为“礼”是治国之本。而且非常突出忠君思想。
国语的政治观比较进步，反对专制和腐败，重视民意，重视人才，具有浓重的民本思想。
国语记录了春秋时期的经济、财政、军事、兵法、外交、教育、法律、婚姻等各种内容，对研究先秦时期的历史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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