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养生息目的:政策上实行缓和宽舒的办法,安定百姓生活,恢复经济,发展生产;
客观作用:文景帝采取缓和政策,客观上加强了国家实力,社会较为安定,出现封建时代的“治世”,史称文景之治 ,同时为汉武帝北驱匈奴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
休养生息政策是西汉初年的国策,这个政策是由刘邦及其群臣所一起制定的。汉高祖之后的几代皇帝,特别是文、景两代,都大力推行休养生息政策。即使汉武帝时期,后期因为长期对匈奴作战的原因,全国户数锐减,所以在武帝末年以及随后的昭帝、宣帝年间也都采取了休养生息政策。而且这一政策几乎成了往后历朝历代初定天下时候所采取的国策。可见休养生息政策到了后来已经成为了一个纯粹的经济政策、是国家调整社会经济的一个手段之一。所谓“休养生息”,即在社会大动荡或长期战争之后统治者实行的宽刑薄赋政策,以保养民力,增殖人口,达到恢复和发展经济、稳定统治的目的。那么汉初统治者及其后的继承者,为什么要实行休养生息政策?
1、原因
(1)汉初统治者亲身经历了秦朝灭亡的过程,吸取秦王朝教训是其采取休养生息政策的原因之一。刘邦本人经历过农民战争,他本身是通过农民起义当上皇帝的,亲身感受到农民战争的巨大威力,体会到秦王朝的灭亡是在赋税、徭役、刑罚等方面过重所致。秦王朝赋税重,占农民收成的2/3;农民还要负担沉重的徭役和兵役,史书记载,秦朝全国人口约2000万,征发徭役和兵役的总人数达二三百万,光是修建阿房宫和骊山墓这两项工程,就征发了70多万人;秦朝的刑法十分严酷,光是死刑就有砍头、腰斩、活埋、车裂等多种,还有斩脚、割鼻等摧残人体的肉刑法,连坐、株连、“夷三族”等。这样的情况,人民怎能不怨声载道、社会经济怎能不趋于崩溃、秦朝怎能不覆灭?所以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亡教训,听取意见,减轻刑罚,减少冤狱,吏治清明。
(2)社会经济凋敝也迫使其不能不采取休养生息政策的重要原因。中国西汉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平淮书》中写道:
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銄,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业以稽市场,……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
这是司马迁笔下的西汉刚刚建立时的社会面貌,主要是社会经济状况,国内到处是一片荒凉残破的景象。物资匮乏,连皇帝也弄不到4匹毛色一样的马来拉车子,将相只能坐牛车;粮食、马匹的价格异常昂贵,1石米的价格高达1万钱,一匹马的价格则需要百两黄金。可以想象在广袤的国土上有多少人民流离失所,风餐露宿了。面对社会经济残破的局面,西汉王朝的统治怎样才能巩固,维持下去?是西汉统治者急需解决的问题。
基于上述的两点原因,为了恢复社会经济,刺激生产力的发展,巩固封建统治,汉初实行了休养生息政策。那么措施有哪些?
2、措施
汉高祖刘邦时期:(1)劳力归农。让大量士兵复员,分给他们一定数量的田地,并免除一定期限的徭役;下令逃亡人口各归原籍,恢复他们原有的土地房屋;把由于饥饿而卖身为奴婢的人,释放为平民。(2)轻徭薄役,汉政府鉴于秦朝滥用民力导致的严重后果,因此比较珍惜民力,缩短了人民服役时间,规定全国男子从23岁开始服役,56岁免役,并且可以以钱代役。(3)薄敛赋税,规定田赋为十五税一(就是政府每年向土地所有者征收占收获物1/15的田税)。(4)鼓励生育,汉政府为了提高全国户数,在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颁布“民产子”诏令,多生孩子可以免除两年赋税,这项政策使得汉初人口得到极大的提高。
汉高祖之后的几代皇帝,特别是文、景两代(汉文帝与景帝共在位39年),都大力推行休养生息政策。主要内容:(1)重视农业生产。进一步推行“轻徭薄赋、奖励生产”的政策,把田租减为三十税一,嘉奖努力耕田的人;文帝减轻了人头税和徭役,实行与民休息的措施。(2)提倡节俭。如文帝身体力行,带头提倡:取消建造价昂贵的露台;死前留遗嘱,主张自己的丧事从简。(3)减轻刑罚。文帝废除了亲属连坐法,用笞刑(用竹板子打)代替残损肢体的肉刑;景帝再减轻了笞刑。
通过和秦朝在赋税、徭役、刑罚等方面比较得出:秦朝实行暴政,导致人民民不聊生。在秦朝时农民要将收获物的2/3以上交给国家,汉初皇帝薄赋劝农,田租在汉高祖时为十五税一,文帝时为三十税一;徭役方面减轻了很多,农民有足够的时间从事农业生产;刑法方面不象秦朝刑法十分严酷,动不动就惨遭杀害。……
那么汉朝实行休养生息政策有什么成效呢?
3、成效
休养生息政策的实施,在汉高祖时期,西汉的社会经济已经得到恢复发展,稳定和巩固了汉朝的封建统治秩序。到文景年间,社会经济全面回升,出现了治世局面—文景之治,为西汉达到鼎盛时期奠定了好的基础。汉武帝时期,西汉的社会面貌完全焕然一新了,在世界威名远播。司马迁的《史记平淮书》反映了汉朝经过休养生息政策后,到汉武帝时国力强盛的景象:
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
这是跟上面描述的景象完全不同的情况,真实反映了汉朝休养生息政策使西汉从废墟上建立到逐渐兴盛、经济发展的历史。
准确地说,汉代统治者正式搞休养生息之策,应是孝惠、高后两朝开始,孝文、孝景两朝达到顶峰,但休养生息之策中所蕴含的民本思想,却是从汉高祖时代就开始有了的。按照《史记》《汉书》的记载,汉高祖刘邦也依据民本思想施行了部分休养生息之策,具体如下:
其一:薄敛税赋。
《汉书·食货志》记载,“上于是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这里边的“上”说的是汉高祖,“什五而税一”则比秦代的“十税一”或“十二税一”要轻很多,更关键的,并不是收多少税的问题,而是“约法省禁”,通过国家立法来减少税收,因此,汉初历代统治者才能在“十五税一”的基础上不断减税,最终达到“三十税一”的程度。
其二:劳力归农。
孟子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中国人经历了漫长的农耕岁月,“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的耕种思维深入骨髓,但秦始皇、秦二世时代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征调民夫,修筑长城、阿房宫等等,使以陈胜、吴广为代表的农民兄弟不能顺利、正常地完成耕种,最终爆发了秦末农民大起义,汉高祖有鉴于此,在初步完成天下一统之后,便出台法令,使劳力都能回归农业。
《汉书·高帝纪》记载了汉高祖刘邦即皇帝位的一封诏书的部分内容,“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训辨告,勿笞辱。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这里清晰记录了,因为战乱、饥饿各种原因而流离失所的百姓可以继续做百姓,继续耕种自己原有的耕地。这一政策的出台,使战乱后的社会秩序得以迅速恢复。
其三:鼓励生育。
秦统一六国和秦末大乱,使中原损失了大量人口,至汉七年也就是刘邦称帝的第二年,开始利用徭役来鼓励生育。《汉书·高帝纪》记载,“民产子,复勿事二岁。”这里的意思很明确,哪家哪户生儿育女了,就可以免除两年劳役。
古代科技和生产力不发达,国家要搞建设,不但得靠收税,还得靠百姓服劳役,陈胜、吴广之所以会到大泽乡,就是因为要出劳役,劳役虽不是出钱粮,但对于百姓的重要性来说,并不比钱粮低多少,生育一个子女就可以免除两年劳役,对百姓的诱惑力还是很大的,百姓自然乐于生育,百姓生育了,人口就多了,人口多了,人口红利就有了,人口红利有了,国家就会富强了。
以上三点,是汉高祖刘邦践行民本思想后推行的部分休养生息之策,与此同时,《史记》《汉书》中还记载了刘邦厉行节约、迁徙豪强、安定边境等配合休养生息之策的其他反映了民本思想的事迹,这些饱含了民本思想后经孝惠、高后、孝文、孝景四代君主的发展,最终形成了汉初的各项休养生息之策,总结起来就是重农抑商、轻徭薄赋、鼓励生育、。
首先指出汉初呈现一派残破的景象:人口减少、经济萧条、粮食奇缺。引导学生归纳汉初经济萧条对巩固统治不利,必须恢复和发展生产。
其次指出汉高祖的布衣将相们出身低微,双亲身参加推翻秦王朝的起义,因此注意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注重研究如何避免重蹈的覆辙,大臣陆贾为此向刘邦提出忠告。同样出身低微的刘邦能接受陆贾的建议,根据刘邦的要求,陆贾一连写了12篇奏章,提出了行仁义、重教化的宽舒政策。引导学生归纳:秦王朝的重役苛刑导致覆灭,应吸取秦亡教训,接受陆贾的建议,实行轻徭薄赋的宽舒政策
②将汉高祖“休养生息”政策的措施,根据课本内容归纳为四点:即解甲归田、劝民还乡、释奴为民和十五税一。并与秦的暴政进行比较,引导学生归纳:休养生息一方面可使农民安居乐业,稳定社会秩序,另一方面有利于建立新统治秩序。
(1)客观原因长期战争导致经济凋敝,国家贫困
(2)主观原因统治者吸取秦亡的教训,欲图长治久安
不论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都要求恢复社会经济推行休养生息政策,最根本的目的还是巩固封建统治
汉朝初期实行休养生息政策
原因:秦末,农民战争动乱楚汉之争,生灵涂炭,与北方匈奴军事力量对比不占优势,急需时间休养生息,重建家园
主要措施:实行分封制度;奖励农耕、桑蚕;减租减息;实行以农为先的政策
作用:使汉朝赢得了宝贵时间,增强了国家实力,出现了文景之治的开国盛世,为汉武帝北驱匈奴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
休养生息的主观原因是汉廷推崇黄老治术,客观原因是多年战乱导致汉初社会经济凋敝,急需时间休养生息,重建家园。
(一)主观上,汉代推崇黄老治术。经过秦国后期连年战乱,民生凋敝,西汉建立后,急需统一思想,稳定民心。而汉初国家统一后,“东西异制、郡国并行、法俗兼存、秦楚杂糅”,东西文化差异很大,也需要一种思想去统一。此时,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既吸取了秦朝灭亡的教训,又适应了汉初的休养生息的政策的需要。刘邦立朝后,即令陆贾总结秦亡的教训,作为借鉴。陆贾根据黄老思想,结合当时的社会情况,提出“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故“道大于无为”。黄老思想在这个时候受到政治社会的重视,从皇帝到朝廷官员无不尊崇,汉帝、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诸窦皆读《老子》,尊其术”, 而萧何、曹参、刘安、汲黯、陈平、吕后、司马季主、安丘生、王生、黄生等也都是著名的黄老思想的信奉者。在黄老思想占社会主流的情况下,汉初整个政治社会侧重于黄老的清静无为,与民休息,垂拱而治。
(二)客观上,任何朝代在经历国家大动荡后,都需要发展生产,安定生活,恢复元气。汉初,由于秦朝的苛政和连年战争,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统治者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恢复和发展生产,以巩固刚刚建立的封建政权。《汉书·食货志》中记载,“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可见,汉初的社会经济状况是极其恶劣的。与此同时,经过秦末农民战争动乱和楚汉之争,生灵涂炭,汉初政权与北方匈奴军事力量对比不占优势,急需时间休养生息,改变社会经济凋敝的局面。而黄老治术“无为而治”、“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思想, 正适应了该时代的要求,从而休养生息成为汉初治国理念。而这种治国理念的实践,也证明休养生息政策行之有效。据《史记》记载,经过努力,“君臣俱欲休息余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休养生息,使汉朝赢得了宝贵时间,增强了国家实力,出现了文景之治的开国盛世,为汉武帝北驱匈奴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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