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养生息目的：政策上实行缓和宽舒的办法，安定百姓生活，恢复经济，发展生产；
客观作用：文景帝采取缓和政策，客观上加强了国家实力，社会较为安定，出现封建时代的“治世”，史称文景之治 ，同时为汉武帝北驱匈奴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
休养生息政策是西汉初年的国策，这个政策是由刘邦及其群臣所一起制定的。汉高祖之后的几代皇帝，特别是文、景两代，都大力推行休养生息政策。即使汉武帝时期，后期因为长期对匈奴作战的原因，全国户数锐减，所以在武帝末年以及随后的昭帝、宣帝年间也都采取了休养生息政策。而且这一政策几乎成了往后历朝历代初定天下时候所采取的国策。可见休养生息政策到了后来已经成为了一个纯粹的经济政策、是国家调整社会经济的一个手段之一。所谓“休养生息”，即在社会大动荡或长期战争之后统治者实行的宽刑薄赋政策，以保养民力，增殖人口，达到恢复和发展经济、稳定统治的目的。那么汉初统治者及其后的继承者，为什么要实行休养生息政策？
1、原因
（1）汉初统治者亲身经历了秦朝灭亡的过程，吸取秦王朝教训是其采取休养生息政策的原因之一。刘邦本人经历过农民战争，他本身是通过农民起义当上皇帝的，亲身感受到农民战争的巨大威力，体会到秦王朝的灭亡是在赋税、徭役、刑罚等方面过重所致。秦王朝赋税重，占农民收成的2/3；农民还要负担沉重的徭役和兵役，史书记载，秦朝全国人口约2000万，征发徭役和兵役的总人数达二三百万，光是修建阿房宫和骊山墓这两项工程，就征发了70多万人；秦朝的刑法十分严酷，光是死刑就有砍头、腰斩、活埋、车裂等多种，还有斩脚、割鼻等摧残人体的肉刑法，连坐、株连、“夷三族”等。这样的情况，人民怎能不怨声载道、社会经济怎能不趋于崩溃、秦朝怎能不覆灭？所以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亡教训，听取意见，减轻刑罚，减少冤狱，吏治清明。
（2）社会经济凋敝也迫使其不能不采取休养生息政策的重要原因。中国西汉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平淮书》中写道：
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銄，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业以稽市场，……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
这是司马迁笔下的西汉刚刚建立时的社会面貌，主要是社会经济状况，国内到处是一片荒凉残破的景象。物资匮乏，连皇帝也弄不到4匹毛色一样的马来拉车子，将相只能坐牛车；粮食、马匹的价格异常昂贵，1石米的价格高达1万钱，一匹马的价格则需要百两黄金。可以想象在广袤的国土上有多少人民流离失所，风餐露宿了。面对社会经济残破的局面，西汉王朝的统治怎样才能巩固，维持下去？是西汉统治者急需解决的问题。
基于上述的两点原因，为了恢复社会经济，刺激生产力的发展，巩固封建统治，汉初实行了休养生息政策。那么措施有哪些？
2、措施
汉高祖刘邦时期：（1）劳力归农。让大量士兵复员，分给他们一定数量的田地，并免除一定期限的徭役；下令逃亡人口各归原籍，恢复他们原有的土地房屋；把由于饥饿而卖身为奴婢的人，释放为平民。（2）轻徭薄役，汉政府鉴于秦朝滥用民力导致的严重后果，因此比较珍惜民力，缩短了人民服役时间，规定全国男子从23岁开始服役，56岁免役，并且可以以钱代役。（3）薄敛赋税，规定田赋为十五税一（就是政府每年向土地所有者征收占收获物1/15的田税）。（4）鼓励生育，汉政府为了提高全国户数，在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颁布“民产子”诏令，多生孩子可以免除两年赋税，这项政策使得汉初人口得到极大的提高。
汉高祖之后的几代皇帝，特别是文、景两代（汉文帝与景帝共在位39年），都大力推行休养生息政策。主要内容：（1）重视农业生产。进一步推行“轻徭薄赋、奖励生产”的政策，把田租减为三十税一，嘉奖努力耕田的人；文帝减轻了人头税和徭役，实行与民休息的措施。（2）提倡节俭。如文帝身体力行，带头提倡：取消建造价昂贵的露台；死前留遗嘱，主张自己的丧事从简。（3）减轻刑罚。文帝废除了亲属连坐法，用笞刑（用竹板子打）代替残损肢体的肉刑；景帝再减轻了笞刑。
通过和秦朝在赋税、徭役、刑罚等方面比较得出：秦朝实行暴政，导致人民民不聊生。在秦朝时农民要将收获物的2/3以上交给国家，汉初皇帝薄赋劝农，田租在汉高祖时为十五税一，文帝时为三十税一；徭役方面减轻了很多，农民有足够的时间从事农业生产；刑法方面不象秦朝刑法十分严酷，动不动就惨遭杀害。……
那么汉朝实行休养生息政策有什么成效呢？
3、成效
休养生息政策的实施，在汉高祖时期，西汉的社会经济已经得到恢复发展，稳定和巩固了汉朝的封建统治秩序。到文景年间，社会经济全面回升，出现了治世局面—文景之治，为西汉达到鼎盛时期奠定了好的基础。汉武帝时期，西汉的社会面貌完全焕然一新了，在世界威名远播。司马迁的《史记平淮书》反映了汉朝经过休养生息政策后，到汉武帝时国力强盛的景象：
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
这是跟上面描述的景象完全不同的情况，真实反映了汉朝休养生息政策使西汉从废墟上建立到逐渐兴盛、经济发展的历史。
准确地说，汉代统治者正式搞休养生息之策，应是孝惠、高后两朝开始，孝文、孝景两朝达到顶峰，但休养生息之策中所蕴含的民本思想，却是从汉高祖时代就开始有了的。按照《史记》《汉书》的记载，汉高祖刘邦也依据民本思想施行了部分休养生息之策，具体如下：
其一：薄敛税赋。
《汉书·食货志》记载，“上于是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这里边的“上”说的是汉高祖，“什五而税一”则比秦代的“十税一”或“十二税一”要轻很多，更关键的，并不是收多少税的问题，而是“约法省禁”，通过国家立法来减少税收，因此，汉初历代统治者才能在“十五税一”的基础上不断减税，最终达到“三十税一”的程度。
其二：劳力归农。
孟子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中国人经历了漫长的农耕岁月，“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的耕种思维深入骨髓，但秦始皇、秦二世时代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征调民夫，修筑长城、阿房宫等等，使以陈胜、吴广为代表的农民兄弟不能顺利、正常地完成耕种，最终爆发了秦末农民大起义，汉高祖有鉴于此，在初步完成天下一统之后，便出台法令，使劳力都能回归农业。
《汉书·高帝纪》记载了汉高祖刘邦即皇帝位的一封诏书的部分内容，“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训辨告，勿笞辱。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这里清晰记录了，因为战乱、饥饿各种原因而流离失所的百姓可以继续做百姓，继续耕种自己原有的耕地。这一政策的出台，使战乱后的社会秩序得以迅速恢复。
其三：鼓励生育。
秦统一六国和秦末大乱，使中原损失了大量人口，至汉七年也就是刘邦称帝的第二年，开始利用徭役来鼓励生育。《汉书·高帝纪》记载，“民产子，复勿事二岁。”这里的意思很明确，哪家哪户生儿育女了，就可以免除两年劳役。
古代科技和生产力不发达，国家要搞建设，不但得靠收税，还得靠百姓服劳役，陈胜、吴广之所以会到大泽乡，就是因为要出劳役，劳役虽不是出钱粮，但对于百姓的重要性来说，并不比钱粮低多少，生育一个子女就可以免除两年劳役，对百姓的诱惑力还是很大的，百姓自然乐于生育，百姓生育了，人口就多了，人口多了，人口红利就有了，人口红利有了，国家就会富强了。
以上三点，是汉高祖刘邦践行民本思想后推行的部分休养生息之策，与此同时，《史记》《汉书》中还记载了刘邦厉行节约、迁徙豪强、安定边境等配合休养生息之策的其他反映了民本思想的事迹，这些饱含了民本思想后经孝惠、高后、孝文、孝景四代君主的发展，最终形成了汉初的各项休养生息之策，总结起来就是重农抑商、轻徭薄赋、鼓励生育、。
首先指出汉初呈现一派残破的景象：人口减少、经济萧条、粮食奇缺。引导学生归纳汉初经济萧条对巩固统治不利，必须恢复和发展生产。
其次指出汉高祖的布衣将相们出身低微，双亲身参加推翻秦王朝的起义，因此注意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注重研究如何避免重蹈的覆辙，大臣陆贾为此向刘邦提出忠告。同样出身低微的刘邦能接受陆贾的建议，根据刘邦的要求，陆贾一连写了12篇奏章，提出了行仁义、重教化的宽舒政策。引导学生归纳：秦王朝的重役苛刑导致覆灭，应吸取秦亡教训，接受陆贾的建议，实行轻徭薄赋的宽舒政策
②将汉高祖“休养生息”政策的措施，根据课本内容归纳为四点：即解甲归田、劝民还乡、释奴为民和十五税一。并与秦的暴政进行比较，引导学生归纳：休养生息一方面可使农民安居乐业，稳定社会秩序，另一方面有利于建立新统治秩序。
（1）客观原因长期战争导致经济凋敝,国家贫困
（2）主观原因统治者吸取秦亡的教训,欲图长治久安
不论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都要求恢复社会经济推行休养生息政策,最根本的目的还是巩固封建统治
汉朝初期实行休养生息政策
原因：秦末,农民战争动乱楚汉之争,生灵涂炭,与北方匈奴军事力量对比不占优势,急需时间休养生息,重建家园
主要措施：实行分封制度；奖励农耕、桑蚕；减租减息；实行以农为先的政策
作用：使汉朝赢得了宝贵时间,增强了国家实力,出现了文景之治的开国盛世,为汉武帝北驱匈奴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
休养生息的主观原因是汉廷推崇黄老治术，客观原因是多年战乱导致汉初社会经济凋敝，急需时间休养生息，重建家园。
（一）主观上，汉代推崇黄老治术。经过秦国后期连年战乱，民生凋敝，西汉建立后，急需统一思想，稳定民心。而汉初国家统一后，“东西异制、郡国并行、法俗兼存、秦楚杂糅”，东西文化差异很大，也需要一种思想去统一。此时，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既吸取了秦朝灭亡的教训，又适应了汉初的休养生息的政策的需要。刘邦立朝后，即令陆贾总结秦亡的教训，作为借鉴。陆贾根据黄老思想，结合当时的社会情况，提出“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故“道大于无为”。黄老思想在这个时候受到政治社会的重视，从皇帝到朝廷官员无不尊崇，汉帝、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诸窦皆读《老子》，尊其术”， 而萧何、曹参、刘安、汲黯、陈平、吕后、司马季主、安丘生、王生、黄生等也都是著名的黄老思想的信奉者。在黄老思想占社会主流的情况下，汉初整个政治社会侧重于黄老的清静无为，与民休息，垂拱而治。
（二）客观上，任何朝代在经历国家大动荡后，都需要发展生产，安定生活，恢复元气。汉初，由于秦朝的苛政和连年战争，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统治者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恢复和发展生产，以巩固刚刚建立的封建政权。《汉书·食货志》中记载，“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可见，汉初的社会经济状况是极其恶劣的。与此同时，经过秦末农民战争动乱和楚汉之争，生灵涂炭，汉初政权与北方匈奴军事力量对比不占优势，急需时间休养生息，改变社会经济凋敝的局面。而黄老治术“无为而治”、“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思想， 正适应了该时代的要求，从而休养生息成为汉初治国理念。而这种治国理念的实践，也证明休养生息政策行之有效。据《史记》记载，经过努力，“君臣俱欲休息余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休养生息，使汉朝赢得了宝贵时间,增强了国家实力，出现了文景之治的开国盛世，为汉武帝北驱匈奴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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