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的是史记的作者司马迁
原文
太史公自序
汉 · 司马迁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从《史记·太史公自序》出发，谈谈《史记》中“太史公”倒底是谁
《史记》里面几乎每一章都会有“太史公曰”几个字，受小学二年级学过的一篇课文《报任安书》里面一句， “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我们很理所当然地认为”太史公”就是司马迁。实际上，“太史公”说的到底是谁，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太史公”是司马迁的老爸司马谈
《太史公自序》里面说到：“归汉，以其地为河内郡。昌生无泽，无泽为汉长。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喜生谈，谈为太史公。”这里的 “太史公”明显就不是司马迁，而是他的老爸，司马谈。
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记叙了他们司马家族光辉的历史传统，他的祖先从西宣王时期就已经是掌管天地秩序的官员了，负责记录周朝的历史，牛逼的一批。其后，出现过许多牛轰轰的人物，比如司马错，战国时期秦国的大将，受秦王的指派出兵攻打蜀国，为秦国统一全国打下经济基础。司马错的孙子司马靳，也是一个厉害的角色，他曾跟着白起参加长平之战，一起合伙坑杀了四十万降兵。这个世代著史的家族，在好长一段时间“不务正业”，直到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重操旧业”。
司马谈的史学素养完全不输儿子司马迁。首先，司马谈师从名师“太史公学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杨何，习道论於黄子。”唐都是汉代著名的观测星象的著名专家，杨何是汉初著名的《易》学家，黄子便是黄生，擅长黄老之术，黄老思想在汉初是统治思想，所以说司马谈是一个学贯天文、阴阳、黄老的大学者。其次，司马谈还很博学，这点从司马谈谈论六家（阴阳、儒、墨、名、法、道德）中我们看出。学霸司马谈对于各门派的思想领会相当透彻，他认为百家的思想虽然形式不同，但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为解决现实问题而提出。他提出要博采众长的主张，取长补短，这可以说是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先驱。司马迁写《史记》的目是：“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通”的思想起源于父亲司马谈。
《史记》中到处可以看到司马谈的影子，可以肯定的是，《史记》每篇文章的开头和中间的“太史公曰”或者“太史公”指的就是司马谈，这些都是司马迁引用他父亲的话。据统计，现通行的《史记》版本中一共出现了156个“太史公”或“太史公曰”，其中至少36次“太史公曰”是司马谈的言论。
“太史公”是司马迁自己
剩下的一百多个“太史公”指的就是司马迁自己。《自序》说到：“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於缧绁。”很明显这里的“太史公”正是遭受宫刑奋发图强的司马迁自己。目前，关于“太史公”三字的解释有三种，一种是官名，一种认为是司马迁，一种认为是司马谈。史记明确地表示了当时只有“太史令”是官名，故排除第一种可能。“公”有“父亲”的意思，“太史”是官名的简称，官名+父亲=向外人对父亲的谦称。司马迁是一个立志继承父亲遗志的孝子，所以肯定不会拿父亲的称谓来称呼自己，这简直是大大的不敬。
“太史公”身份混乱的原因
为什么史记里面“太史公”人物指代混乱呢？这完全归功两个人，一个是司马迁尊敬的长辈——东方朔。没错，就是那个应诏公车上书以滑稽著称的东方朔,他曾写过一篇非常长的文章,皇帝熬了两个月的夜才看完。东方朔比司马迁年长二十岁左右,司马迁45岁完成《史记》的创作，东方朔已经六十多了。写完稿子后的司马迁大喜过望，立马拿给了博学多才、见多识广的长者东方朔审查。东方朔拿到司马迁的稿子自然“很认真”地对待，他认真地指出了稿子中文字和材料使用上的错误，并对稿子进行了一定的补充。其中最大的改变就是往里面加了“太史公曰”几个字，以此来表示对某件事的看法和评论。
另一个就是司马迁的外甥孙杨恽。司马迁在世的时候，《史记》一直没有得到公开发表。司马迁去世之后，《史记》的稿件自然就到了司马迁女儿女婿的手中，杨恽有幸读到了外公留下来的稿子，并深受《史记》的启发，开启了治学之路，一路扶摇直上，当上了平通侯，飞黄腾达的杨恽便替祖父公开发表了《史记》。所以我们可以推断，杨恽极有可能在发表《史记》前进行了修改。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史记》面的“太史公”既指司马谈，也指司马迁。每篇文章的开头和中间出现的“太史公”多半是司马谈，篇章结尾的“太史公”就不太好判断到底是谁了。
司马迁在《史记》中的对其父司马谈称呼及自称。由于司马迁的《史记》，后世一直把司马迁称为太史公。司马迁生平如下：司马迁生卒年代，史无明文。近人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认为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大约卒于汉昭帝始元元年（前86年），享年60岁。据说司马迁家自唐虞至周，都是世代相传的历史家和天文家。司马错是秦惠王时伐蜀的名将，司马昌是秦始皇的铁官，到了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又做汉武帝的太史令，恢复了祖传的史官恒业。 司马迁的少年时代，“耕牧河山之阳”。司马迁在这“山环水带，嵌镶蜿蜒”（《韩城县志序》）的自然环境里成长，既被山川的清淑之气所陶冶，又对民间生活有一定体验。
十岁，司马迁随父亲至京师长安，得向老博士伏生、大儒孔安国学习；家学渊源既深，复从名师受业，启发诱导，获益不浅。这个时候，正当汉王朝国势强大，经济繁荣，文化兴盛的时候，张骞奉使通西域，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汉武帝设立乐府……；也是司马迁在京城里丰富见闻，热情迸发的时候。
大约二十岁，司马迁开始外出游历——“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回到长安以后，做了皇帝的近侍郎中，随汉武帝到过平凉、崆峒，又奉使巴蜀，他到得最南边是昆明。据司马迁自己说，他少年时期曾经“耕牧河山之阳”，也就是说他儿童时期曾经在家乡从事过一些农业劳动。后来他的父亲司马谈到长安做了太史令，司马迁随父亲也到了长安，在父亲的指导下，他刻苦读书，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基础，他拜了很多名师做老师。司马迁的家族，就是他这个家族，世代都是史官，而作为史官，他有责任来记载帝王圣贤的言行，也有责任来搜集整理天下的遗文古事，更有责任通过叙事论人而为当时的统治者提供借鉴。那么他的父亲司马谈就有志于整理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试图撰写一部规模空前的史著。就是写一部史书，从他父亲开始就已有这么一个理想，他的父亲做太史令之后，就开始搜集阅读史料，为修史做准备。但是司马谈感到自己年事已高，要独立地修成一部史著，无论是时间、无论是精力，还是才学知识都还不够，所以司马谈寄厚望于他的儿子司马迁，希望他能够早日参与其事，最终实现这样一个宏愿。
于是，他让儿子在读万卷书的基础上，开始行万里路，他要求他儿子来进行一次为期两年多的一次全国的漫游。所以我这里要介绍司马迁的漫游，于是司马迁从20岁开始，就做了一次漫游，司马迁是为写《史记》做准备的一次实地考察，他亲自采访，获得了许多第一手材料，保证了《史记》的真实性和科学性。那么他这个漫游，也是《史记》实录精神的一种具体体现。
比如说他漫游到汨罗江畔，在汨罗江畔，在当年屈原投江自沉的地方，他高声朗诵着屈原的诗，他痛哭流涕，所以他写《屈原列传》写得那么有感情，他是亲自去考察过，他是在学习屈原的基础上来写屈原的。比方说，在韩信的故乡淮阴，他也搜集了许多有关韩信的故事，你比如说他亲自去问别人，说当年韩信受胯下之辱，这大家知道，这个典故，韩信为什么能够受胯下之辱而不发怒？而不愿意去做出非法的事来，忍了。韩信那么高的个子，从一个流氓两个腿之间爬过去，如果按照他的个性，一刀就把他杀了。但是如果把他杀了，后来还能够建功立业吗？韩信后来帮助刘邦推翻了秦王朝，建立了西汉，封王封个侯，回了故乡，韩信自己说，如果当初我把你杀了，我就没后来的建功立业，所以小不忍则乱大谋。
再比如说在曲阜他去瞻仰了孔子的墓，还和孔子故乡的一些儒生在一起揽衣挽袖、一步一揖，学骑马、学射箭，学行古礼，以此表达他对孔子的纪念，高山仰止，对孔子的纪念。
再比如讲，在孟尝君的故乡薛城，他走乡串巷，考察民风，而且他考察这个地方的民风跟当年孟尝君好客养士有什么关系，所以他走一路、考察一路，可以这样说，司马迁在漫游的旅程中，不放过任何一个了解历史的人，不放过任何一个存留于人们口碑上的故事，获得了许许多多从古籍当中所得不到的历史材料，同时他深入民间，广泛地接触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使得他对社会，对人生的观察、认识逐渐深入。
此外他遍历名山大川，饱览了祖国山河的壮美，陶冶了性情，从而也提高了他的文学的表现力，所以我要讲司马迁这的这次漫游，正是司马迁走向成功的极为坚实的一步，是非常典型的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举行大规模的巡行封禅，步骑十八万，旌旗千余里，浩浩荡荡。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史官，本应从行，但病死在洛阳。司马迁接受了父亲的遗志，赶到泰山，参加封禅，随后沿着东海，绕道长城塞外回到长安。
元封三年（前108年），司马迁三十八岁时，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机会阅览汉朝宫廷所藏的一切图书、档案以及各种史料的机会，他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等到太初元年（前104年），我国第一部历书《太初历》完成，他就动手编写《史记》。《史记》讲了许多能人的故事。
天汉二年（前99年），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带兵三万，攻打匈奴，打了个大败仗，几乎全军覆没，李广利逃了回来。李广的孙子李陵当时担任骑都尉，带着五千名步兵跟匈奴作战。单于亲自率领三万骑兵把李陵的步兵团团围困住。尽管李陵的箭法十分好，兵士也十分勇敢，五千步兵杀了五六千名匈奴骑兵单于调拨更多的兵力，然而仍然无力与李陵相抗衡。就在单于准备退军之时，李陵手下有一名士兵叛变，将李陵内部军情告发。告诉单于李陵后面没救兵，而且教单于部下制作连发连射的弓箭。单于于是继续与李陵作战。最后李陵寡不敌众，只剩了四百多汉兵突围出来。李陵被匈奴逮住，投降了。
大臣们都谴责李陵不该贪生怕死，向匈奴投降。汉武帝问太史令司马迁，听听他的意见。
司马迁说：“李陵带去的步兵不满五千，他深入到敌人的腹地，打击了几万敌人。他虽然打了败仗，可是杀了这么多的敌人，也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李陵不肯马上去死，准有他的主意。他一定还想将功赎罪来报答皇上。”
汉武帝听了，认为司马迁这样为李陵辩护，是有意贬低李广利（李广利是汉武帝宠妃的哥哥），勃然大怒，说：“你这样替投降敌人的人强辩，不是存心反对朝廷吗？”他就把司马迁下了监狱，交给廷尉审问。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司马迁在狱中反复不停地问自己“这是我的罪吗这是我的罪吗我一个做臣子的，就不能发表点意见？”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第二年汉武帝杀了李陵全家，处司马迁以宫刑。腐刑是个大辱，污及先人，见笑亲友。司马迁在狱中，又备受凌辱，“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司马迁《报任安书》）几乎断送了性命。他本想一死，但想到自己多年搜集资料，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要写部有关历史书的夙愿，因此为了完成《史记》的写作，忍辱负重，苟且偷生，希图出现一线转机。
太始元年（前96年）汉武帝改元大赦天下。这时司马迁五十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在别人看来，也许是“尊宠任职”，但是，他还是专心致志写他的书。直到征和二年（前91年）全书完成，共得130篇，52万余言。
后世对司马迁的评价极高，有“西汉文章两司马，南阳经济一卧龙”的说法，齐名于西汉的大文豪家司马相如、三国时期最璀璨的人物诸葛亮。
作为星象家的司马迁：在两汉时期的星象家中，首先要提出司马迁。大家都知道司马迁是一个伟大的史学家，而不知他也是一位对天文星象精到造诣的专家。其实只要仔细读其《史记》的《天官书》《律书》《历书》就可明白称他为天文星家专家决非虚誉。象司马迁这样博大精深的文学大师，绝对不会自划范围，限制自己的知识体系和探索领域。古代的史宫本来以星历之事为其本职之一，故精通星象之学也不足为奇。不过司马迁能用史学家的高赡远瞩的眼光，把星象学与历史问题结合起来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可是其他星象家和史学家皆望尘莫及的向明之处。司马迁并末用星象学去占测具体的人事变异，而是用来总结历史规律，这不能不说是他对星系学的创造性应用。
司马迁继承父亲遗志遗业，完成《史记》及“推古天变”之任务，并明确表述为“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其结论表述在《天官书》中，即据春秋242年之间日食三十六、慧星三见等星象，联系点天子衰微、诸候力政、五伯代兴及到战国及秦汉之际的社会变乱动荡，而总结出天运三十年一小变，一百年一中变，五百年一大变，三大变为一纪，三纪而大备的“大数”，最后才认为“天人之际续备”。这是司马迁星学之应用的最重要之范例，在整个星学历史上占有最高地位。
此外，司马迁又总结了战国以来的星象学的基本原则，表述如下（亦记载于《天官书》中）：
“我仔细检查史书的记裁，考察历史上的事变，发现在100年之中，五星皆有逆行现象。五星在逆行时，往往变得特别明亮。日月的蚀食及其向南向北的运行，都有一定的速度和周期，这是星象学所要依据的最基本的数据。而星空中的紫宫星垣和东西南北四宫星宿及其所属的众多星辰，都是位置不变的，它们的大小程度和相互向的距离也是一定不变的，它们的分布排列象征着天上五官的位置。这是星象学中作为‘经’亦即不变的依据。而水、火、金、木、土星则是上天的五位辅住，它们的出现隐伏也有一定的时间和周期，但其运行速度快慢不均。这是星象学中的‘纬’亦即经紫变动的部分。把这些固定的和变动的两种星象结合起来，就可以预测人事的变化了。
何以同一词条内，司马迁的逝世年份3处尽不相同？
司马迁年表
●中元五年：出生
●元朔三年：20岁，开始“南游江淮”的漫长旅程。
●元狩四年：27岁，结束为期七八年的游历各地的旅程，入朝担任郎中。
●元鼎六年：35岁，身为郎中的司马迁奉命安抚巴蜀。
●元封二年：37岁，春天随武帝巡视缑氏、东莱。夏天黄河瓠子口决堤，随武帝前往治河，负薪塞河。
●元封三年：38岁，继任父亲的职务，为太史令。
苦著《史记》
司马迁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被封为太史令后开始阅读、整理史料，准备写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1年）基本完成全部写作计划，共经过十六年。这是他用一生的精力、艰苦的劳动，并忍受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用整个生命写成的一部永远闪耀着光辉的伟大著作。
鲁迅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司马迁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五个部分，一百三十篇约五十二万六千多字。记述了从传说中的黄帝至汉武帝太初四年上下三千年的历史。它同时也是一部文学名著，是中国传记文学的开创性著作。它的主体部分是本纪、世家和列传，其中列传是全书的精华。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司马迁早在二十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轶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开扩了眼界，扩大了胸襟。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司马迁要坚持“实录”精神，就必须面对现实、记录现实，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忌讳"的问题。可是他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他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他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
原句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泰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
翻译
太史公说：知道将死而不害怕，必定是很有勇气；死并非难事，而怎样对待这个死才是难事。当蔺相如手举宝璧斜视庭柱，以及呵斥秦王侍从的时候，就面前形势来说，最多不过是被杀，然而一般士人往往因为胆小懦弱而不敢如此表现。相如一旦振奋起他的勇气，其威力就伸张出来压倒敌国。后来又对廉颇谦逊退让，他的声誉比泰山还重，他处事中表现的智慧和勇气，可以说是兼而有之啊！
太史公自序原文，翻译及注释如下：
原文：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
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其在卫者，相中山。在赵者，以传剑论显，蒯聩其后也。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错孙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阳。
靳与武安君坑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于华池。靳孙昌，昌为秦主铁官，当始皇之时。蒯聩玄孙昂为武信君将而徇朝歌。诸侯之相王，王卬于殷。汉之伐楚，卬归汉，以其地为河内郡。昌生无泽，无泽为汉巿长。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喜生谈，谈为太史公。
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之要指曰。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
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彊本节用，不可废也。
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粝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要曰彊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
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
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
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
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适使反，见父于河洛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
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
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脩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䌷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建于明堂，诸神受纪。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建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
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翻译：
从前颛顼在位的时候，任命一个名叫重的南正官掌管天文，一个叫黎的北正官掌管地理。唐虞之际，又让重、黎的后代继续掌管天文、地理，直到夏商时期，所以说重黎氏世代掌管天文地理。周朝时候，程伯休甫就是他们的后裔。
当周宣王时，由于丧失职守而转为司马氏。司马氏世代掌管周史。在周惠王和周襄王之间，司马氏离开周王室到晋国去。晋国中军将军随会逃奔到秦国时，司马氏也迁居少梁邑。
自从司马氏离周到晋之后，族人分散各地，有的在卫国，有的在赵国，有的在秦国。在卫国的，做了中山国的相。在赵国的，以传授剑术理论而显扬于世，蒯聩就是他们的后代。在秦国的名叫司马错，曾与张仪发生争论，于是秦惠王派司马错率军攻打蜀国，攻取后，又让他做了蜀地郡守。
司马错之孙司马靳，奉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已更名为夏阳。司马靳与武安君坑杀赵国长平军，回来后与武安君一起被赐死于杜邮，埋葬在华池。司马靳之孙司马昌，是秦国主管冶铸铁器的官员，生活在秦始皇时代。蒯聩玄孙司马昂，曾为武安君部将并带兵攻占朝歌。诸侯争相为王时，司马昂在殷地称王。
汉王刘邦攻打楚霸王项羽之际，司马昂归降汉王，汉以殷地为河内郡。司马昌生司马无泽，司马无泽担任汉朝市长之职。无泽生司马喜，司马喜封爵五大夫，死后都埋葬在高门。司马喜生司马谈，司马谈担任太史公。
太史公跟唐都学习天文，跟杨何学习《易经》，跟黄生学习道家学说。太史公做官时间在汉武帝建元至元封年间。他怕学者不能通晓诸家学说的原意，而学习了错误的东西，于是就论述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的主旨。《周易·系辞》中说：“天下的人倾向是一致的，而心思却是多种多样的，目的相同而采用的途径不一样。”
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这些都是探讨治国之道使国家强盛的学派，只不过他们所尊奉的理论之间，对于治国所采用的途径不同，有考虑全面与不全面的区别罢了。我曾私下研究过阴阳家的方术，他们注重吉凶祸福的征兆和众多的忌讳，使人感到拘束而畏惧颇多；然而他们排列四时运行的顺序，是不可遗弃丢失的。
儒家学说博大，但缺少治国的切要纲领，出的力气大而收的功效少，所以他们的主张难以全部采纳；然而他们制定的君臣父子次序的礼仪，排列夫妇长幼的分别，是不可更改的。墨家提倡节约却难以遵循，所以他们的主张不能全部照办；但他们加强本业——农业与工肆之人参加生产劳动——是不可废弃的。
法家严酷而缺少恩德；但他们纠正君臣上下的名分，是不可更换的。名家使人知道名位不同，礼节也不相同；但繁文缛节却容易失真；但是他们辨正名（概念）和实（实际）的关系，却不能不认真考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行动合乎无形的“道”，使万物富足。
道家学说是本着阴阳家的四时大顺，采用儒家、墨家之长，提取名家法家的要领，与四时一起変化，适应万物变化，树立风俗，用于人事，无所不宜，主旨简明，容易操作，办事少而功效大。儒家则不然：认为君主是天下的楷模，君主倡导而大臣应和，君主先行而大臣随从。
如此这般，君主劳累而大臣闲逸；至于大道中的要点：舍去贪欲和要强，不玩弄聪明和智慧，放弃了这一重大问题而用智术治理天下。精神使用过度则必会衰竭，体力使用过度则必会疲惫。形神不安而想和天地一起长存不灭，还从来没听说过。
阴阳家对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气，各有适宜和禁忌的种种规定，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未必是对的。所以说：“使我感到拘束而畏惧颇多。”可是，春天生，夏天长，秋天收，冬天藏，这是自然运行的大规律，不顺从它则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做天的秩序和法纪了。所以说：“四时运行的大顺序，是不可能遗弃丢失的。”
儒家以六经为法度。这些经文和解释文字多得要用千万计算，几代人都弄不通这些学问。一辈子也研究不清礼呀仪呀等的，所以说：“学问博大而缺少治国的切要纲领，出的力气大而收的功效小”。但是他们制定排列君臣父子的身份及相应的礼节，夫妇长幼的区别及次序，即使百家之说也不能替代它。
墨家也崇尚尧舜之道，他们讲到尧舜的道行时说：“尧舜的殿堂高三尺，士阶只有三层，屋顶用茅草、芦苇往上一苫，檐口七长八短也不剪齐，伐木做椽连皮也不制，用粗陶器吃喝，用陶铏喝酒，吃糙米饭，喝藜藿汤。夏穿葛布衣，冬穿鹿皮衣。”
他们主张办理丧葬之事时，棺材桐木板厚三寸，哭声不能过分，不能把心中的悲痛抒发完。教丧仪，必须以此作为万民的标准。假使天下之法都像这样，那么尊贵者与卑贱者就没有什么差别了。世代不同，时间变迁，办事不必相同，所以说：“提倡节俭却难以遵循。”
但他们的要点：加强生产和节约费用，则说人人富裕，家家丰足的最佳途径。这是墨家的长处，即使百家所说也不能废弃它。
法家不分别亲近和疏远，不分别尊贵和卑贱，一律用法来判断，那么爱戴亲人和尊敬长者的恩德就断绝了。可以用它行一时之计，而不可以久用。所以说：“法家严酷而少恩德。”至于他们尊崇君王，使大臣卑下，使职分明确而不相互逾越的主张，即使有百家之说也是不能更改的。
名家苛刻繁烦的考察名分，往往纠缠不清，使人不能回味其意，专用名称决断而失去了情理，所以说：“使人名位不同，礼节也就不同，但容易失真。”至于他们的规定概念，考察实际，错综比较验证，这是不能不察究的。
道家提倡“无为”，又说“无不为，”他们的主张容易执行，但其语言难以理解。他们的主张以虚无为根本，以顺乎自然为办理原则。事没有固定不变之势，物有固定不变之形，所以能察万事万物的情状。不被物推于前，不被物牵于后，所以能成为万物的主宰。
有法而无一成不变之法，顺因时事而成就其业；有度而无一成不变之度，顺因事物而与其相合。所以说：“圣人不朽的原因，至于坚守顺时变化的规律。虚无是道的常规，因循是君主的治世纲领。”群臣一起来，使他们明白各自的职分。实际情况符合其语言叫做端；实际情况与其语言不符叫做窾。
窾言不相信，奸佞就不会产生，贤与不贤就自然分明，白与黑就自然区别明显。不过在于运用这些原则罢了，如果运用这些原则，还有什么事办不成呢？这样就合乎大道，进入“混沌”的无知无欲状态。光辉照耀天下，又返回到无名的原始状态。大凡人能活着，是因为有精神，精神的寄托在形体上。精神用得多了则衰竭，形体劳累过度则疲惫。
死了的人不能再生，形神分离以后不能再结合起来。因此，圣人特别注重形神问题。由此看来，精神是生命的本体，形体是生命的器具。不先安定精神和形体，而一味喊叫“我有治理天下的办法”，那么，由什么途径来治理呢？
太史公职掌天文，不治理民事，有个儿子名叫司马迁。
司马迁生于龙门，在黄河之北、龙门山之南过着耕牧生活。年仅十岁便已习诵古文。二十岁南游江、淮地区，登会稽山，探察禹穴，观览九嶷山，泛舟于沅水、湘水之上；北渡汶水、泗水，讲学于齐、鲁两地的都会，考察孔子的遗风，在邹县、峄山行乡射礼；困厄于鄱、薛、彭城，经过梁、楚之地回到家乡。
于是司马迁出仕为郎中，奉命出使西征巴、蜀以南，往南经略邛、笮、昆明，归来向朝廷复命。
这一年皇帝开始建立汉朝的封禅制度，而太史公被滞留在周南，不能参与其事，所以发愤愤怒将死。其子司马迁适逢出使归来，在黄河洛河之间拜见了父亲。太史公握着司马迁的手哭着说：“我们的先祖是周朝的太史。远在上古虞夏之世便显扬功名，职掌天文之事。
后世衰落，今天会断绝在我手里吗？你继做太史，就接续了我们祖先的事业。现在天子继承汉朝千年一统的大业，在泰山封禅，而我不能随行，这是命啊，是命啊！我死后，你必定为太史；做太史后不要忘记我想要撰写的著述啊。再说孝道始于奉养双亲，进而侍奉君主，最终在于立身扬名。
扬名后世来显耀父母，这是最大的孝道。天下称道歌诵周公，说他能够论述歌颂文王、武王的功德，宣扬周、邵的风尚，通晓太王、王季的思虑，乃至于公刘的功业，并尊崇始祖后稷。周幽王、周厉王以后，王道衰败，礼乐衰颓，孔子研究整理旧有的典籍，修复振兴被废弃破坏的礼乐，论述《诗经》《书经》，写作《春秋》，学者至今以之为准则。
自获麟以来四百余年，诸侯相互兼并，史书丢弃殆尽。如今汉朝兴起，海内统一，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我作为太史都未能予以论评载录，断绝了天下的修史传统，对此我甚感惶恐，你可要记在心上啊！”司马迁低头流泪说：“儿子虽然驽笨，但我会详细编纂先人所整理的史实古事，不敢有缺。”
司马谈去世三年后司马迁任太史令，缀集历史书籍及国家收藏的档案文献。司马迁任太史令五年正当汉太初元年，十一月初一甲子，节气为冬至，历法更改，开始用太初历，在明堂向诸侯颁布。
太史公说：“先人说过：‘自周公死后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死后到现在五百年，有能继承盛世，辨正《易传》，接续《春秋》，遵奉《诗》《书》《礼》《乐》精义的人吗？’他的用意就在于此，在于此吧！我又怎敢推辞呢。”
壶遂说：“孔子时候，上面没有圣明君主，下面自己得不到任用，所以撰写《春秋》，留下空文，其裁断礼义，当作帝王的法典。现在先生上遇圣明天子，下能当官供职，万事具备，全部各得其所，您的撰述是想要阐明什么呢？”
太史公说：“是是。不不，不对。我听先人说过：伏羲最纯厚，作《易》八卦。尧舜强盛，《尚书》做了记载，礼乐在那时兴起。商汤周武隆盛，诗人予以歌颂。《春秋》扬善贬恶，推崇夏、商、周三代盛德，褒扬周王室，并非仅仅讽刺讥斥呀。“
汉兴以来，至当今英明天子，获见符瑞，泰山封禅，改订历法，变换服色，受命于天，恩泽流布，海外异俗之国纷纷辗转翻译并前来边关，请求进献朝见的不可胜数。臣下百官竭力颂扬天子的功德，仍不能完全表达出心意。再说士人贤能而不被任用，是国君的耻辱；君主明圣而功德不能广泛传扬，是官员的罪过。
况且我曾担任太史令的职务，若弃置明主圣德而不予记载，埋没功臣、世家、贤大夫的功业不记述，忘却先父遗言，罪过就实在太大了。我所记的旧事，只不过整理了世代所传，并非所谓创作，而您拿它与《春秋》相比，那就错了。
注释：
太史公：《史记》全书称“太史公”一百多处，为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共称。
颛（zhuān）顼（xū）：五帝之一。
南正：上古天官。重：人名。
北正：上古地官。黎：人名。
序：掌管。
程伯：程国的伯爵。休甫：人名，世代职掌周王室国史。
司马：掌军事的官。
典：职掌。
惠襄：指周惠王、周襄王。
随会：晋大夫。
少梁：古梁国，被灭后称少梁。
相中山：为中山国相，指司马喜。
错：司马错，秦惠王将。
靳（jìn）：一作“蓟”。
杜邮：在今咸阳东。
华池：在今韩城西南。
武信君：武臣，秦末农民起义军将领。徇（xùn）：攻取。
诸侯之相王：诸侯互相称王。
市长：长安四市的长官。
五大夫：爵位名。
高门：高原门的简称。
天官：天文星象之学。唐都：汉代方士，曾参与制定太初历。
杨何：汉初易学专家。
道论：道家学说。黄子：即黄生，汉初道家理论权威。
建元、元封：皆汉武帝年号。
愍（mǐn）：忧伤。师悖：师法惑乱之言。
六家：指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要指：核心思想。指，同“旨”，意旨，意趣。
易大传：即《易·系辞》。
直：不过。从言之异路：各自持论不同。
省（xǐng）：省察，明白。
术：法，道，引申为学说。
祥：吉凶的征兆。忌讳：禁忌。
失：违背，改变。
博而寡要：太广博而不够扼要。
尽从：全部遵从实行。
彊（qiáng）本节用：注重发展生产，节制用度。彊，同“强”。本，指农耕蚕织。
俭：通“检”，咬文嚼字。
正名实：指名称和实际相符合。
动合无形：一切举措都合乎自然。
去健羡：去掉刚强贪欲。绌聪明：不用耳目之聪明。
此：指儒学。术：指道术。
骚动：分散动摇，此谓消耗。
四时：春夏秋冬四季。八位：八卦方位。十二度：十二星次。二十四节：二十四节气。教令：戒律。
大经：主要规律。
六艺：即六经。经：六经本文。传：解经文字。
累世：一辈子。
当年：丁壮之年。
椽（chuán）：柞木为椽。
簋（guǐ）：椭圆形食器。
刑：盛汤的鼎器。
粝（lì）粱：粗粮。
藜（lí）藿：泛指野菜。
桐棺三寸：以桐木为棺，厚三寸。
事业：此指社会的一切礼俗制度。
亲亲尊尊：亲近亲者，尊崇尊者。
苛察缴绕：烦琐纠缠。
反其意：寻思究竟。
控名责实：循名责实。控，引，引申为依据、遵循。
参伍：参差交互，即综合各方面加以考察。
因循：犹顺应。
成势：一成不变的势态。
复反无名：复归于自然。
龙门：山名，在今韩城东北。
河山之阳：指龙门山南麓河曲。
古文：先秦历史典籍用古体字书写。
禹穴：在今绍兴会稽山，相传禹曾会诸侯于此。
窥：考察。九疑：山名，在今宁远境内。
沅、湘：二水名，在湖南境内。
汶、泗：二水名，在山东境内。
讲业：研习学问。
乡射：古代练武选贤的礼仪活动。邹：古国名，今邹县。峄（yì）：山名，在今邹县南。
戹（è）：同“厄”。鄱（pó）：同“蕃”，汉县名，在今滕州境内。薛：汉县名，在今滕州东。彭城：今徐州。
梁：今开封。
郎中：皇帝侍从人员，属郎中令。
略：行视。邛（qióng）：邛都，今西昌东。笮（zé）：笮都，今汉源东北。
是岁：指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封：封禅。
周南：周成王时，周公、召公分陕而治，陕以东称周南。此实指洛阳。
续吾祖：继续我祖上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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