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水发现新石器晚期至夏商时期大型遗址，出土了如下的文物。
一、丽水发现新石器晚期至夏商时期大型遗址显圣湾遗址坐落在云和工业园的东部，是云和地区面积最大、地层最丰富的一处夏商时期大型遗址，面积达100,000平方米。从五月开始，考古工作者就开始了对这个地方的挖掘，挖掘了200平米的土地。
经过初步的挖掘，文化层叠被划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民国时期、宋元时期、新石器时代末期。其中，以新石器晚期文化层遗存最为丰富，在主要的考古发掘区内，共清理出5个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墓葬、1个石堆和1个灰坑。
最近，显圣湾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
二、发现了玉制品在发掘期间，在地层及一些遗迹中还发现了玉钺残片、玉纺轮、绿松石嵌片、玉管等重要文物，表明该地区有好川时代的高级别古墓。
最重要的是，绿松石片和玉钺是比较重要的发现，因为根据相关的考古经验，只有高等级墓葬，才会镶嵌绿松石片、玉钺。科学家从这些蛛丝马迹推断，周围可能存在着被毁掉的好川文化的高级古墓，但是至今尚未发现。
三、发现了陶器除了玉器外，还出土陶豆、圈足盘、双鼻壶、陶罐等随葬品。从出土的陪葬物和出土的形制来看，它们的时代应为好川文化时期。
但是，从一座墓中发现的矮胖双鼻壶来看，它的时代应该比良渚文化更早。此外，在遗址主体发掘的地层中，发现了100多件陶器，其中以石镞、石镞制作为主的石料、半成品等为主，表明该遗址中有石镞制作作坊。
除此以外，考古工作者对该遗址顶部进行了挖掘，虽然没有找到文化层，但发掘出硬陶、夹砂黑陶片等遗物，年代多属肩头弄文化时期。
淄博陶瓷生产历史源远流长。
最迟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后李文化时期，境内先民们就开始掘地筑窑，焚柴而陶。
到南北朝时，富有聪明智慧的淄博陶瓷工匠已经从技术上完成了由陶向瓷的历史性飞跃，淄川寨里窑成为中国北方唯一的青瓷产地。
宋金时窑场数量增多，新品迭出，磁窑务窑场规模最大，官府在此设“务”收税。
经过元末战乱后，明代又有新发展，博山出现“陶者以千数”的盛况。
清初康、雍、乾三代，淄博陶瓷业迅速发展，博山成为山东陶瓷的集中产地和销售中心，以“瓷城”闻名遐迩。
新中国成立后，淄博逐步发展成为我国五大陶瓷产区之一。
境内现有陶瓷生产企业180个，从业人员37万人，年产日用陶瓷559亿件。
1982年正式成立的山东省陶瓷公司，就驻在淄博市博山区。
20世纪末，淄博陶瓷产品覆盖面已经扩展到70多个国家和地区。
1984年7月，由山东省、淄博市和博山区三级 联合投资40余万元，在博山区北神头村颜文姜祠内建立了当时山东省唯一的陶瓷专业博物馆——淄博陶瓷博物馆。
博物馆展室位于颜文姜祠正院北房，其陈列分为“古代陶瓷制作起源”、“近代陶瓷进展迟缓”、“当代陶瓷蓬勃发展”3个部分，展出古代、近代、现代陶瓷1000余件。
第一组展品是自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时期到清末的淄博陶瓷制品，其中有红陶鼎、红陶鬶、黑陶盆、灰陶鼎、灰陶壶、灰陶豆、灰陶钵等。
还有齐国故都临淄出土的瓦当，以及白釉黑花陶罐、玉壶春瓶等，反映了淄博地区悠久的历史文化。
第二组展品主要是以美术陶瓷为主的当代陶瓷，其中有博山独特的釉种“雨点釉”和“茶叶末釉”，均为1000年前由淄博先民首创的名贵结晶釉。
雨点釉原名油滴釉，古称“滴珠”，因釉中布满具有银色金属光泽的放射状圆形结晶，形似雨点坠入水中时迸出的水圈花斑而得名，多用于制作茶具以及艺术器皿。
黑色釉面上银光闪烁，大者如豆，小者如米，注入茶水则闪金光，盛以清水则放银光。
风格独特，情趣高雅，被国内外誉为名贵瓷器。
日本人甚至称“雨点瓷碎片与金翠同价”。
雨点釉起源于北宋时博山大街一带窑场，元末失传。
1936年，博山黑陶艺人侯相会研制恢复，但工艺尚未完全过关。
1959年再度攻关，质量超过宋代，产品被选为国家礼品瓷，并出口香港、日本与美国。
茶叶末釉器物古朴，典雅浑厚，色深者为“蟹壳青”，色浅者为“鳝鱼黄”。
茶叶末釉起源于唐代中期，成熟于唐末，因釉中布满细微如尘、状似细茶叶末的片状结晶而得名。
古人称“茶叶末黄杂绿色，娇娆而不俗。
艳于花，美如玉，范为瓶，最养目”，系中国古代名釉之一。
失传于元代，清末民初由博山陶瓷艺人陈希龄研制恢复，所制器皿和雕塑产品，时称博山瓷器之佼佼者，被古玩店大量收购充作古董，日本人则从北京购回国内冒充古瓷牟取暴利。
1957年，茶叶末釉产品开始出口，并多次到国外展出，为祖国赢得了赞誉。
第三组展品以陶瓷雕塑为主，陈列以山东硅酸盐研究院和淄博美术陶瓷厂产品居多，孔子、张衡、祖冲之、华佗、蒲松龄、观音等人物造型生动，栩栩如生；各类动物造型无不惟妙惟肖，表现出陶瓷艺人的精湛技艺。
其中不乏茶叶末釉研制恢复者陈希龄之后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陈贻谟的佳作。
淄博陶瓷博物馆还集中展示了淄博地区所产各瓷种、各色釉产品，结晶釉、宝石瓷、滑石瓷、高长石质瓷、高石英质瓷、骨瓷、鲁玉瓷、鲁翠瓷、鲁青瓷、鲁光瓷等应有尽有，美不胜收。
近年来，淄博陶瓷博物馆从博山北域城战国古墓群、博山金代壁画墓、博山中心路施工地段和大街古瓷窑址、南万山古瓷窑址征集到一批战国到金元时期的出土陶瓷，其中方形陶豆、带盖陶豆、陶磬、分杠瓷黑釉罐、白釉大缸是淄博陶瓷中的珍品。
有丰富多彩的陶瓷产品，必然有运营畅达的陶瓷市场。
淄博陶瓷博物馆东南15公里处的岳阳河上，有一处始建于1991年的博山陶瓷琉璃大观园，这是目前我国最大的陶瓷琉璃批发市场。
大观园市场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营业面积15万平方米，800多个门头，上市品种17大类15万余种花色，年成交额7亿余元。
这里不仅经营淄博陶琉产品，还经营唐山、景德镇、醴陵的日用瓷，宜兴的紫砂器，洛阳的唐三彩，佛山、潮州的艺术瓷，是一处名副其实的陶瓷集散地。
大观园市场产品琳琅满目，配套设施齐全，管理服务一流，被国家工商总局评为全国文明市场。
大观园分三期建成，规模逐步扩大，为本地区工商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前沿舞台，同时吸引了外地区陶琉产品的进入，形成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的喜人局面。
第三期工程竣工后，久负盛名的博山文石和书画作品被引入市场，地域文化的各类结晶在大观园中得到充分的展示。
当地 不满足已有的成就，计划在近年将大观园建成占地47平方公里、陶琉生产企业100家、经营门头1000个、从业3万人，集陶琉生产销售与观光旅游为一体的陶瓷琉璃城。
从改革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叶，淄博境内的陶瓷文化活动此起彼伏， 迭出。
1995年出版的《山东省志陶瓷工业志》，作为山东省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中最有特色的分卷，集中向世人展示了以淄博陶瓷为代表的齐鲁陶瓷业8000年辉煌画卷，成为《山东省志》88个分卷中最可读可看的篇章之一。
同年问世的首部《淄博市志》将陶瓷工业从轻工业中独立出来专设一篇，以浓墨重彩描述了淄博这一中国重要陶瓷产区的历史与现状，更在卷首彩页与文物章节中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加以突出。
1990年起陆续举办的中国淄博陶瓷琉璃艺术节与国际陶瓷博览会，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策略，进一步把淄博和淄博陶瓷文化推向了世界。
新世纪初叶，淄博中国陶瓷馆在中心城区落成，从更深层次上开创了陶瓷与博物文化有机结合的新纪元。
淄博中国陶瓷馆位于绿草茵茵的淄博文化广场东部，与淄博市博物馆毗邻，展区面积4000平方米，由古代展区、现代展区、表演区和销售区四部分组成。
它全面展示了中国各历史时期的陶瓷文物和全国各大陶瓷产区的艺术精品2000余件，凝聚了中华文明的史前文化、古代名窑和国内近现代陶瓷文物精品，在纷至沓来的观众面前展开了8000年的历史画卷。
古代展厅展示了从后李文化时期到民国时期的陶瓷文物，其中有标志龙山文化最高成就的蛋壳陶杯，享誉海内外的北朝青釉莲花尊，还有宋代名釉及定窑碗、哥窑碗等稀世珍品。
龙山文化时期的陶鬶、唐代鲁花釉大壶、清代钒红缠枝花纹天球瓶和青花缠枝莲纹花觚，会把你的思绪拉回到很久很久以前，让你在惊叹中体味出中国古代陶瓷业的深厚文化底蕴。
现代展厅按照不同用途和艺术风格，将展品分为艺术陶瓷、现代陶瓷、刻瓷艺术、日用陶瓷、园林艺术陶瓷、建筑陶瓷、卫浴陶瓷、科技陶瓷等类型排列。
在这里，当代陶瓷艺术名家陈贻谟的《衡》，韩美林的《无光釉大公鸡》，徐朝兴的《哥弟混合三环瓶》，陈贻柱的《红结晶釉大缸》等优秀作品，会久久吸引住你的目光，让你在凝视中谛听中国陶瓷艺术向世界水平迈进的脚步声。
位于陶瓷馆东厅的“陶苑”，是让公众亲手制陶玩泥、体验陶艺乐趣的地方。
100平方米的面积，足可以让30人同时操作，在休闲中陶冶自己的情操。
馆内的创作演示厅则为观众提供规范的操作演示。
销售区产品琳琅满目，你如果遇见称心如意的，尽可以合适的价格收为己有。
淄博是齐文化发祥地，传承80个世纪的淄博陶瓷史是齐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南北朝时期实现由陶器到瓷器的过度，到宋金达到历史上的鼎盛时期，这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都是可圈可点的。
改革开放以来，淄博陶瓷业累累硕果，以滑石瓷、高石英瓷、鲁光瓷、精炻器、合成骨瓷为代表的创造发明，以“中华龙国宴瓷”为代表的日用陶瓷，以及在国内外独树一帜的艺术刻瓷，标志着淄博陶瓷业进入了更加辉煌的历史时期。
淄博陶瓷博物馆、博山陶琉大观园与淄博中国陶瓷馆珠联璧合，南北呼应，连接起淄博陶瓷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历经数千年陵夷谷换大浪淘沙，古人的业绩如今静静地立在柜窗里让后人瞻仰。
面对博物馆抚今追昔，“国际水平应超越，发扬光烈莫徜徉（郭沫若诗句）”，淄博陶瓷业将不辱使命。
路县故城遗址位于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的西北部、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的北部，是一处由城址、城郊遗址区和城外墓葬区等构成的以两汉时期为主体时代的大遗址。2022年3月12日至4月18日，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在配合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水系（镜河北段）工程建设的考古发掘中，于路县故城城郊遗址区内的东南部清理了一处西汉时期制陶遗址。该遗址北距南城墙约510 540米、南城壕约475 505米，西邻临镜路，南为兆善大街。
制陶遗址区主要由陶窑、窑址与同时期的房址、窖穴、水井、灰坑、灰沟、踩踏面、生土台等遗迹构成。因发掘区的北部和南部已被后期完全破坏，现存的遗址区面积约1115平方米。其中，水井于东南和东北各一口，可分为土圹井和陶圈井，后者由内外两层陶圈一次性垒建而成，是北京地区首次发现。房址和窖穴有圆形、方形、长方形三种形制，壁面光滑，地面经过人工处理或直接为生土。生土台位于西北，平面呈长方形，台面高出遗迹开口约025 045米。陶窑2座、窑址1座（编号分别为2022TLGY6、Y8和Y7）为该遗址区的核心遗迹，大体呈东西向排列，相互间隔距离040 185米，基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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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窑与窑址
Y6 ，方向14 。平面呈近似“中”字形，主要由火膛、窑室和烟道组成。火门位于北部，基本被灰坑（H1430）破坏。该窑残长227 271米，残宽041 141米。 火膛 平面呈长方形，南北残长089 121米，东西残宽047 069米，残高051 096米。周壁向下斜直内收，青灰色烧结面厚005 006米。火膛平底，低于窑床067米。 窑室 平面呈倒“凹”字形，长098 160米，宽110 141米。周壁垂直于窑床，残高011 026米，青灰色烧结面厚004 007米。 烟道 位于窑床南侧正中，平面呈梯形，东西宽032 040米，南北进深060米。周壁垂直于底面，红烧土厚005米。底部为斜坡状，南端高出窑床005米。火膛内堆积最丰富，可分两层，上层为灰褐色，包含黑灰、炭粒、红烧土块、陶器残片等，厚021 061米；下层为黑灰色，包含大量黑灰、炭粒和陶豆残片等，厚030 035米。
Y7 ，方向25 。主要由操作间、窑门和窑室组成。南北通长345 351米，东西宽135 221米。 操间 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218 221米，南北宽157 163米，残存深度049 104米。四壁呈弧状向下内收。圜状底。东北角有一级台阶，平面呈长方形，有踩踏痕迹，南北长080米，东西宽035米。 窑门 为过洞式，立面呈近似长方形，东西长039米，高034米，进深054米，距窑室底面高078米。其顶部为生土，残存厚度066米；其底部为青灰色烧结面，高054米。 窑室 残存口部平面呈圆角方形，西南部被灰坑破坏，边长142 145米，残高078 161米。周壁向下内收，上部内侧均为熔融的琉璃态；下部为青灰色烧结面，厚008 010米。平底，呈长方形，南北长159米，东西宽084米，接近周壁处有明显的青灰色或黑红色烧结面，中部为生土。窑室内堆积最丰富，可分四层。第①层厚036米，灰褐色土，土质疏松，包含黑灰及炭粒、泥质灰陶片、小块炉壁残块等。第②层厚041米，黄褐色土，土质较硬，包含炭粒、红烧土颗粒及陶豆残片、小块炉壁残块等。第③层厚025米，黑褐色土，土质疏松，包含黑灰、炭粒、小块炉壁残块等。第④层厚059米，黑色土，土质疏松，包含大量黑灰和大块炉壁残块等。
Y8 ，方向294 。已被严重破坏，仅存火膛东部、窑床和烟道底部，平面呈近似“凸”字形。残长124 137米，残宽014 103米。 火膛 平面呈梯形，上大下小，东宽西窄。南北残宽058 074米，东西残长038 043米。周壁向下斜直内收，青灰色烧结面厚004 006米。平底，距窑床深049米。 窑床 平面呈弧边梯形，东西残长061 072米，南北残宽074 103米，青灰色烧结面厚004米。 烟道 平面呈梯形，南北残宽014 021米，东西进深011米。平底，红烧土残存厚度002米。火膛底部有陶豆4件、豆盘4件和小陶罐3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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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物与功能
Y6和Y8中出土器物及器物残片共计230余件，其中陶豆及其残片的数量约占总数的90%，其余则为红陶釜、灰陶罐、板瓦等残片。陶豆4件，均出土于Y8火膛内，泥质灰陶，据盘和柄部的形制，可分为两型。A型3件，标本Y8:1，敛口，圆唇，浅盘，弧壁，圆柱状柄较长，圈足，足墙为直壁。素面。口径134、足径81、通高158 161厘米。B型1件，标本Y8:3，侈口，方唇，平沿，深盘，弧壁，圆柱状柄较短，圈足，足墙略向内斜。素面。口径166、足径92、通高149 151厘米。小陶罐3件，均出土于Y8火膛内，泥质灰陶。标本Y8:5，侈口，尖圆唇，沿面较宽低于唇部，短束颈，深腹略鼓，平底。腹部有数道凹弦纹。口径58、腹径89、底径68、通高119厘米。陶豆残片，均为泥质灰陶。按其柄部的差别，可分为长柄豆与短柄豆两型；依其豆盘的差异，可分为深盘豆和浅盘豆两型。以柄和盘为综合统计对象，这些残片至少可以分别属于85件陶豆个体。截至目前，在路县故城遗址发掘中，Y6和Y8是出土陶豆数量最多的遗迹单位。再结合Y8火膛底部集中发现的陶豆和小罐，可推断Y6和Y8是两座以烧制陶豆为主的陶窑。
Y7的形制与结构不同于Y6和Y8，较为特殊。另外，该窑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窑壁内侧表面呈大面积玻璃态熔融状，窑室内数量最多的遗物是表面呈玻璃态窑壁残块。不包括周壁上的遗存，仅窑室内出土的表面呈玻璃态窑壁残块重量约21千克。这种窑壁内呈明显玻璃态熔融状窑炉，其窑内温度要明显高于制陶或砖瓦所需的温度。通过观察窑室内部可以发现，熔融状窑壁主要出现在窑室上半部的灰色烧结面表面，窑室下半部窑壁尚未出现熔融状表面，仍为灰色烧结面基体。通过对窑壁上熔融状与尚未熔融的烧结面取样进行检测，二者平均成分基本一致（表1），因此可以说明，熔融状窑壁应为窑内温过高，窑壁自身融化形成。而仅有上部窑壁出现熔融现象应为窑室内温度上下不均所致，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与窑炉内空气流动、燃料堆放等多方面因素有关。窑内出土物较为单一，均为窑室底部出土的窑壁残块，多为熔融状，推测为窑室上部破坏坍塌堆积于窑底，此外尚未发现其他残留包含物可用于判断Y7用途。综合而言，Y7较为特殊，暂时称作窑址较为合适，具体功能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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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与价值
陶窑、窑址与同时期的房址、窖穴、水井、灰坑、灰沟、踩踏面、生土台等均开口于西汉时期的⑥层下。结合陶窑的形制、出土的陶器等，初步推断这些遗迹的时代为西汉早中期。根据遗迹间的关系和出土器物，初步推断Y8相对最早，Y6稍晚于Y8，Y7相对最晚，而是否有二者或三者共时存在的情况，目前尚不能确定。
根据发掘区内的小地貌，此次清理的西汉时期制陶遗址区位于一个西北稍高、东南略低的缓坡上。其南部约50 80米为河漫滩地和古河道。这种环境有利于制陶手工业生产的开展。
以往在城郊遗址区范围内发现的窑址及相关配套遗迹均为东汉时期，且位于距离城墙更近的北部区域。而此次清理的遗址区位于城郊遗址区的南部边缘，初步推断两汉时期路县故城城外手工业遗址经历了一个由南向北发展的过程。
此次发掘是路县故城遗址首次发现西汉时期制陶遗迹，并且具有基本完备的附属设施，可视作一个手工业作坊区。这不仅对认识整个作坊区的结构、布局及变迁有着重要价值，还对从时间序列和空间分布上认识城郊遗址区的功能、性质的演变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 孙勐 魏然 赵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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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张小筑 实习编辑 | 李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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