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名士都有谁以及他们的代表作

被禁的动漫2023-04-30  18

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

在文章创作上,以 嵇康 、阮籍为代表。如 嵇康 的 《与山巨源绝交书》 ,他以老庄崇向自然为论点,说明自己不堪出仕,公开表明了不与司马氏合作的 政治态度 ,文章颇负盛名;又如阮籍的 《咏怀》 诗八十二首,透过比兴、寄托等手法,隐晦地揭露最高统治集团的恶行,讽刺虚伪的礼法之士,由是透过七贤的文章创作,可窥略到他们各自的志向意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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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咸(生卒年不详)字仲容,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尉氏)人。魏晋时期名士,文学家。阮籍之侄,与阮籍并称为“大小阮”;又与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并称为“竹林七贤”。

阮咸在仕途上并不得意,任散骑侍郎时,山涛推举阮咸主持选举,晋武帝认为阮咸好酒虚浮,于是不用他。因质疑荀勖的音律而遭到其记恨,贬为始平太守。后无疾而终,享年56岁。

阮咸精通音律,善弹琵琶,时号“妙达八音”,有“神解”之誉。存世的作品有《律议》、《与姑书》。“阮咸”这一乐器也是因其得名。

基本介绍 本名 :阮咸 别称 :阮始平 字号 :字仲容 所处时代 :西晋 民族族群 :汉族 出生地 :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南) 出生时间 :不详,约在魏明帝时期 去世时间 :不详,约在晋武帝在位后期 主要作品 :《律议》《与姑书》 主要成就 :竹林七贤之一 官职 :散骑侍郎、始平太守等 信仰 :道家 父亲 :阮喜 人物生平,放达任情,不被重用,饮酒赏乐,主要成就,个人作品,质疑音律,音乐成就,轶事典故,阮咸曝裈,与猪酣饮,骑驴追婢,家族成员,后世纪念,人物评价,相关文物,史书记载, 人物生平 放达任情 阮咸,字仲容。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南)人。为人任情不拘礼节,与叔父阮籍游于竹林,当时信守礼法的人讥讽他们的所作所为。阮咸和他的侄子阮修、王澄、泰山郡人胡毋辅之、陈国人谢鲲、城阳郡人王尼和新蔡郡人毕卓都认为放荡任性就是开朗豁达;甚至狂醉闹酒, 身体,也不觉得不正常。 南京六朝砖室墓砖画《竹林七贤与荣启期》之阮咸 不被重用 阮咸历任散骑侍郎。山涛推举阮咸主持选举,说他如果处在任人的职位最为合适。晋武帝认为阮咸好酒虚浮,于是不用他。太原人郭奕志高有识人之量,当时很有名,很少推服他人,见到阮咸便倾心佩服,不觉大为感叹。 饮酒赏乐 阮咸精通音律,善弹琵琶。虽然处事不和他人交往,仅同知亲的人高歌酣宴而已。和他的侄子阮修特别要好,常以得意为欢。荀勖每次和阮咸讨论音律,自以为远不如他,视之为异己,便把他调出朝廷任始平太守,后无疾而终。 主要成就 个人作品 阮咸原有文集一卷行世,元代尚存,后来散佚。另有杂着《难答论》二卷(与阮浑合著)与《易义》皆已散佚;阮咸存世的作品只有《律议》和《与姑书》,《律议》见载于晋秘书监傅畅的《晋诸公赞》,《与姑书》则载于《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阮孚别传》;有文献记载《三峡流泉歌》《古三坟注》系阮咸作品,尚难断定。 质疑音律 荀勖精通乐理,当时人都称他是“暗解”。他创制了十二支新律用的笛子,用来调整乐律,规范雅乐。每到正月元旦聚会时,在殿堂奏乐,他自己亲自调整五音,音韵没有不和谐的。当时阮咸精通八音,时人称他为“神解”。每当因公事聚会奏乐时,阮咸常常在心里批评荀勖的新律调子高,认为调子高就会引起悲哀,就不是兴国的音乐而是亡国的音乐。阮咸认为因为古、今尺度长短不同造成,所以让荀勖的新律不合雅乐的规范,不能体现盛德的至和之音。荀勖对阮咸记恨在心,便进言把阮咸调出朝廷任始平太守。 后来有一个农夫在田野耕地时,出土了一把周代的玉尺,这便是天下的标准尺。荀勖试着用它来校正自己所制作的钟鼓、金石、丝竹等乐器,发现都短了一黍,于是才佩服阮咸的见识高超。荀勖根据新律创作了两个舞蹈,后来又修正乐器。直到荀勖去世,都没有完成他的事业。元康三年(293年),晋惠帝下诏让他的儿子荀藩修定乐器,用到郊祭和宗庙祭祀中。 音乐成就 阮咸善弹琵琶,尤其是长颈琵琶。武则天时,蜀人蒯朗发掘古墓得到铜器,器身正圆似琵琶,没人能够认识。元澹说:“此阮咸所作器也。”就用木头重新制作了一把,其声高雅,乐家将这个乐器命名为“阮咸”,现简称“阮”,结构是直柄木制圆形共鸣箱,四弦十二柱,竖抱用手弹奏。 日本奈良正仓院藏唐代螺钿紫檀阮咸 轶事典故 阮咸曝裈 阮咸、阮籍居住在路南,其他阮姓人住在路北;住在路北的阮姓人都很富有,住在路南的都很贫穷。七月七日,路北的阮姓人大晒衣服,都是绫罗绸缎。阮咸就用竹竿在庭院中挂了一条粗布做的犊鼻形状的裤子,有人对他的做法感到奇怪,他答道:“我没能免除世俗的习惯,姑且再这样应付一回罢了!”这也是成语“南阮北阮”的典故出处。 与猪酣饮 阮氏家族的人都能喝酒,阮咸到同族人当中聚会,不再用一般的杯子来喝酒,而是用大瓮来盛酒,大家一起围坐,面对面痛饮。当时有很多猪也来喝,它们直接就上去喝了,于是大家就与这群猪一道喝酒。诸位兄弟莫不认为阮咸以放任旷达为德行,唯独阮籍不这样看。 骑驴追婢 阮咸原先宠爱姑母家一鲜卑族的婢女,等到他为母亲守丧时,姑母要搬到远处去,起初说要留下这位婢女,当要出发了,终于带她走了。阮咸借了客人的驴子,身穿重孝,亲自去追她。两人合乘一头驴回来,他说:“传宗接代的人不能失去!”这位婢女就是阮孚的母亲。 家族成员 祖父:阮瑀(曹魏时期任丞相仓曹掾属,“建安七子"之一) 父:阮熙(曹魏时任武都太守) 叔父:阮籍(曹魏时期任步兵校尉,”竹林七贤“之一) 子:阮瞻(西晋时期任太子舍人) 阮孚(东晋时期赐爵南安县侯,任吏部尚书,“兖州八伯"之一) 后世纪念 人物评价 山涛:纯洁质朴,节制欲望,万事万物都不能改变他的性格。 郑鲜之:阮咸在居哀之时,骑驴偷婢,而身在王朝任职。难道可以因阮咸在前代通达,后世对这种行为便不加质疑吗?何况圣贤对人物的贬损或表扬,都是推究行事的根源本心,从而判定人物的才干和品行。所以有些事情虽然惊世骇俗,但在情理上有可通之处。 颜延之:仲容青云器。实禀生民秀。达音何用深。识微在金奏。郭奕已心醉。山公非虚觏。屡荐不入官。一麾乃出守。 杜甫:嗣宗诸子侄,早觉仲容贤。 李商隐:仲容铜琵琶,项直声凄凄。 冯友兰:诸阮对猪的一视同仁,说明他们具有物我无别,物我同等的感觉。 余嘉锡:仲容借驴追婢,偕猪共饮,贻讥清议,直一狂生。 孔繁:大名士与猪共瓮饮酒,礼法观念在他头脑中,似已荡然无存。 罗筠筠:阮咸关于音乐“合雅”、“中和”的要求与儒家那种“中和之音”是有很大区别的。阮咸的要求是从审美的角度,从欣赏分析当时的音乐与音律之间是否相符中得出的。他对所谓“雅乐”和“*乐”都是一视同仁的,他所要求的“中和”并不抑制人们情感的抒发,他本人在弹奏琵琶时每每任兴而发,无拘无束,就是证明。 相关文物 在南京西善桥东晋墓和江苏丹阳南齐陵墓砖刻壁画《竹林七贤与荣启期》上,也能见到阮咸弹奏阮的图像。 史书记载 《晋书·卷十六》《晋书·卷二十二》《晋书·卷四十九·阮咸传》 《世说新语·赏誉》《世说新语·术解》《世说新语·任诞》 《资治通鉴·晋纪四》

1 西晋名士孙楚为人孤傲,倚仗自己有才能,很少佩服别人,但是对善清谈的王济却很尊敬。王济去世时,当时有名望的人都来吊丧。孙楚后到,对着遗体痛哭一场,直把边上的宾客都感动得眼泪汪汪的。孙楚哭完后,也不看别人,一个人对着灵床自言自语,你平时喜欢听我学驴叫,总说我学得像,现在我就为你再学一次。然后,他吸气、蹙眉、张口、顿足、扭腰,“啊哦啊哦……啊哦啊哦”,声音爆发力之强,模仿之像,巨大的反差,把宾客听傻了,都情不自禁呵呵笑起来。可是,很快就笑不起来了。因为,孙楚抬起头对他们说,老天不开眼啊,怎么能让你们这类人活着,却让这个人死了。真是一句话使人笑,一句话使人跳。

2 钟毓、钟会兄弟二人少年时就有美名,十三岁的时候,魏文帝(曹丕)听说了兄弟二人的名气,就对他们的父亲钟繇说:" 让你的两个儿子来见我吧。" 于是下令召见。见面时钟毓脸上有汗,文帝问他:" 你脸上怎么出汗了?" 钟毓回答:"战战惶惶,汗出如浆。" 又问钟会:" 你脸上怎么不出汗?" 钟会回答:" 战战栗栗,汗不敢出。"

3徐孺子(徐稚)九岁的时候,曾在月光下玩耍,有人对他说:" 如果月亮中没有什么东西,是不是会更亮呢?" 徐回答:" 不对。这就像人眼中有瞳仁一样,没有它眼睛一定不会亮的。"

说起魏晋时期,不了解历史的朋友们或许对这个时期很陌生,对于所谓的魏晋名士,可能也仅仅只限于听说过而已。

历史上的魏晋名士,以隐居山林不出仕做官而闻名,这是魏晋时期一个极有意思的现象。

那么,为什么魏晋时期的名士们,要归隐山林?不去入仕发挥自己的才华呢?

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得先从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开始说起。

首先,是外部因素。魏晋时期处于战乱时期,自东汉末年,群雄争霸不断的战争,最后只剩下,魏蜀吴三个国家。

这三个国家在后期先后灭亡,所有政权归了司马家,司马家创建了西晋,西晋建国后,还是战乱不断,先是南北分裂,后是五胡进犯。

另外,在朝堂中,士族门阀掌握较多的权力,几乎把持着朝政,加上士族门阀内部矛盾斗争激烈且复杂,在这些环境之下,导致当时的政治环境处于黑暗。

当时政治环境的黑暗,朝堂中每个人都小心翼翼,生怕不小心卷入党争,站错队伍,导致丢了性命。

在这样的环境下,大多数饱读诗书的名士们,不再以实现自身的抱负为己任,他们想逃离这样的环境下,就产生了归隐的想法

一些比士族门阀较为低些的普通士族们,虽然有着一定的经济实力,但是却只能在朝堂上担任一些地位比较低微的职位,不在核心的权力之中。长期的打压下,发挥不了自己的才能,实现不了自己的抱负,最后只能选择归隐山林。

除此之外,这还与当时的流行的风潮有关。

魏晋时期,虽然常年动乱,但是也是一个思想极为活跃的时代。名士们多数特立独行,直抒己见,自信潇洒,不拘小节。另外名士们还崇尚饮酒,服药,纵情山水的生活方式,这些方式还得到了当时很多知识分子的赞赏。

在曹魏时期,当曹丕坐上皇位后,采纳尚书令陈群的建议,实行了九品中正制,去进行选拔朝廷各级官员,这个制度是朝廷委派中正,由中正官在家世,品行和才能的考评红选拔人才给予品级。给予完品级的人委派到各个位置做官,这一制度虽然在前期有效避免党争的扩大,巩固了君王的权力。但是到了后期,所有的重要职位,都由当时的士族门阀垄断,甚至连委派的中正都是士族门阀当中的人。

渐渐的,很多名士们都对可以做官与否失去去希望,名士们认为自己无论有多大的才能,不是士族门阀出身的话,自己都难以在朝堂上做到自己想要的高位,所以就放弃了

还有一部分名士归隐山林,是为了有一天能以更好的方式走出去。他们把归隐山林这段时间,当成自己的过渡期和磨练期,慢慢的把自己磨练成一个世外高人。等自己有了一定的名声,就可以被当时的权力中心发现,用自己的才能去实现的自己抱负,。当然这只是一小部分人的想法。

可以这么说,大部分名士归隐,是为了逃离自己不想去面对的现实环境。大部分的归隐名士容易在秀美的山水间感到快乐,在喝酒吃药的的作用下,在那一段时间精神足够的释放,忘却了当下那些使自己不开心的因素。

结合以前的观点来看,名士的一些做法也是有一些无奈之举的。当时朝堂的黑暗,士族门阀的垄断的朝堂,他们没有途径入仕导致无法施展自己一身的才能和抱负,通过归隐山林,纵情山水,去抒发压抑已久的苦闷,他们是属于那个时代的悲剧者,因为没有人愿意主动选择一个相对于隐僻的环境,即便那里再美,这是魏晋时代的悲哀。

范围比较广,举例一些,,谢谢。

诸葛亮(181—234)字孔明,人称卧龙。三国时期蜀国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战略家。从其27岁出山到54岁病逝,明法、正身、和吴、治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超群的智慧、卓越的才能和近乎完美的人格成为智慧的化身。著有《诸葛亮集》。

王肃(195—256)字子雍。三国魏经学家、儒家学者。一生研究传统经学,以图安邦治国之目的。曾对各种儒经进行注释,综合今文、古文经义,融为一体。和郑玄学派对立,维护儒家学说的纯洁性,称为“王学”。《隋书·经籍志》收录其经学著作20多种。

王弼(226—249)字辅嗣。三国魏玄学家。与何晏、夏侯玄等同开玄学清谈风气,世称“正始之音”。始以新的玄学代替当时逐渐失势的汉儒经学,对于儒学经典的注疏,偏重哲理发挥。著有《周易注》、《老子注》等。有《王弼集》。

左思(约250—305)字太冲。西晋文学家。所著《三都赋》等,因文采富丽、气势磅礴而闻名于世,许书家至圣王羲之多作品托古讽今,抨击门阀制度,为现实主义的杰作。有《左太冲集》。

王羲之(321—379)字逸少。东晋大书法家。他博采秦汉以来篆、隶、楷、行、草等诸体之长,成功地把楷书和草书结合起来,把书法的实用性和艺术

性结合起来,创新了刚劲中正,妍美流变的新书体,被后人尊称为书圣。《乐毅论》、《兰亭序》、《十七帖》等书迹刻本著称于世。有《王右军集》。

王猛(325—375)字景略。十六国时前秦政治家、军事家。终其一生辅佐朝政,立法度,讲礼义,兴学校,课农桑,淳风俗,促团结,角逐群雄,统一北方,是历史上著名的贤臣良相。

何承天(370—447)南朝宋著名思想家、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博通经史,尤精天文历算,最早提出要考虑月球运动的不均匀性,改平朔为定朔,还推算

出圆周率为31428。运用当时的自然科学水平,批驳佛教“神不灭”说和因果报应说。著有《报应问》、《达性论》等。有《何衡阳集》。

贾思勰(生卒年不详)北魏农学家。所著《齐民要术》一书,共10卷,92篇,11万多字,引用有关书籍156种,全面反映了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

业生产情况和技术措施,科学总结了南北朝及之前的农业生产经验和理论知识,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农业百科全书,也是世界农学史上一部不朽的农学名著。

刘勰(约465—约532)字彦和。南朝梁文学理论批评家。著有《文心雕龙》50篇,对有史以来各种体裁的文章及各类作家进行评论研讨,并提出文学批评的六个标准及必须具备的修养,见解精辟,体系完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文学评论巨著。

之推(531—约590)字介。南北朝后期到隋朝初年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经学家、文学家、文字音韵学家。著述颇丰。晚年著《颜氏家训》七卷二十篇,阐

述立身治家之法,奠定了古代家庭教育的基础,构筑了一个体现中华民族特色的比较完整的家教理论体系,被后人誉为家教规范。

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

1、嵇康

嵇(jī)康(224年-263年 ,一作223年-262年),字叔夜。谯国铚县(今安徽省濉溪县)人。三国时期曹魏思想家、音乐家、文学家。

嵇康幼年聪颖,博览群书,广习诸艺,又喜爱老庄学说。身长七尺八寸,容止出众。后娶魏武帝曹操曾孙女长乐亭主为妻,拜郎中,调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

嵇康与阮籍等竹林名士共倡玄学新风,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 ,为“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袁宏称其为“竹林名士”之一。

他的事迹与遭遇对于后世的时代风气与价值取向有着巨大影响。嵇康工诗善文,其作品风格清峻。他注重养生,曾著《养生论》。有《嵇康集》传世。

2、阮籍

阮籍(210年—263年),三国时期魏国诗人。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竹林七贤之一。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崇奉老庄之学,政治上则采取谨慎避祸的态度。

景元四年(263)十月,司马昭被晋封位晋公,位相国,加九锡,这是司马昭正式实施其篡权的重要一步。

按照例行公事,由曹魏傀儡皇帝曹奂下诏加封晋爵,司马氏谦让一番,然后再由公卿大臣"劝进",当时阮籍担任步兵校尉之职,也被受命执笔,但阮籍依旧喝酒,等到使者来催稿时,阮籍只好带酒拟稿塞责。

阮籍死于景元四年(263)冬,也就是在他写了《劝进表》之后的一二个月,享年五十四岁。

3、山涛

山涛(205年-283年3月3日),字巨源。河内郡怀县(今河南武陟西)人。 三国至西晋时期名士、政治家,“竹林七贤”之一。

山涛早年孤贫,喜好老庄学说,与嵇康、阮籍等交游。四十岁时,才任郡主簿。大将军司马师执政时,山涛被举为秀才,累迁尚书吏部郎。西晋建立后,升任大鸿胪。

历任侍中、吏部尚书、太子少傅、左仆射等职,封新沓伯。他每选用官吏,皆先秉承晋武帝意旨,且亲作评论,时人称之为“山公启事”。曾多次以老病辞官,皆不准。

太康三年(282年),升为司徒,以老病归家。次年去世,年七十九,谥号“康”。有文集十卷,已亡佚,今有辑本。袁宏在《名士传》中称山涛等七人为“竹林名士”。

山涛前后选举百官,都能选贤用能。在武帝下诏罢除天下兵役时,他认为不应该废除州郡武备,后来天下混乱,州郡无力镇压,果如其所言。

4、向秀

向秀(约227年-272年),字子期,河内怀(今河南武陟)人。竹林七贤之一。向秀雅好读书,与嵇康、吕安等人相善,隐居不仕。

景元四年(263年)嵇康、吕安被司马昭害死后,向秀应本郡的郡上计到洛阳,受司马昭接见,后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泰始八年(272年)去世。

向秀早年淡于仕途,有隐居之志。嵇康被司马昭杀害后,为避祸计 ,不得已顺应朝廷威逼拉拢而出仕,先后任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等职,但“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选择了只做官不做事,消极无为。

向秀喜谈老庄之学,曾注《庄子》,被赞为“妙析奇致,大畅玄风(《世说新语·文学》)”,惜注未成便过世,郭象承其《庄子注》余绪,完成了对庄子的注释。另有作品《思旧赋》、《难嵇叔夜养生论》。

5、刘伶

刘伶(生卒年不详),字伯伦,沛国(今安徽淮北)人,魏晋时期名士,与阮籍、嵇康、山涛、向秀、王戎和阮咸并称为“竹林七贤” 。

刘伶嗜酒不羁,被称为“醉侯”,好老庄之学,追求自由逍遥、无为而治。曾在建威将军王戎幕府下任参军,因无所作为而罢官。泰始二(266)年朝廷征召刘伶再次入朝为官,被刘伶拒绝。

刘伶现今存世的作品只有《酒德颂》和《北芒客舍》。其作品生动的反映了魏晋名士崇尚玄虚、消极颓废的心态,也表现出对“名教”礼法的蔑视及对自然的向往,后世以刘伶为蔑视礼法、纵酒避世的典型。

6、王戎

王戎(234年-305年7月11日),字濬冲。琅玡临沂(今山东临沂白沙埠镇诸葛村)人。三国至西晋时期名士、官员,“竹林七贤”之一。

王戎出身琅玡王氏。长于清谈,以精辟的品评与识鉴而著称。最初袭父爵贞陵亭侯,被司马昭辟为掾属。累官豫州刺史、建威将军。后参与晋灭吴之战,吴国平定后,因功进封安丰县侯。

在荆州拉拢士人,颇有成效。又被征召为侍中,迁任光禄勋。历任吏部尚书、太子太傅、中书令、尚书左仆射等职,并领吏部事务。

元康七年(296年),升任司徒。王戎认为天下将乱,于是不理世事,以山水游玩为乐。司马伦杀张华等,王戎因是裴頠的岳丈而被免。又起用为尚书令,再迁司徒。

张方劫持惠帝入长安后,王戎逃奔陕县。永兴二年(305年),王戎去世,年七十二,谥号“元”。

7、阮咸

阮咸(生卒年不详)字仲容,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尉氏)人。 魏晋时期名士,文学家。阮籍之侄,与阮籍并称为“大小阮”;又与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并称为“竹林七贤”。

阮咸在仕途上并不得意,任散骑侍郎时,山涛推举阮咸主持选举,晋武帝认为阮咸好酒虚浮,于是不用他。因质疑荀勖的音律而遭到其记恨,贬为始平太守。后无疾而终,享年56岁。

阮咸精通音律,善弹琵琶,时号“妙达八音”,有“神解”之誉 。存世的作品有《律议》、《与姑书》。“阮咸”这一乐器也是因其得名。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竹林七贤

 魏晋名士个性浅析

魏晋名士,风采各异,却人人无愧于风流二字。正所谓真名士,自风流。他们的率性而为在常人看来俨然就是癫狂。他们可以一时兴起,深夜出行,也可以饮酒啖肉,不避女色,无视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礼法。作者从当时的时代背景,社会与文化渊源来解析魏晋名士的个性特征:志趣玄远,不滞于物;多情善感,内心痛苦;寄情……

魏晋名士,风采各异,却人人无愧于风流二字。正所谓真名士,自风流。他们的率性而为在常人看来俨然就是癫狂。他们可以一时兴起,深夜出行,也可以饮酒啖肉,不避女色,无视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礼法。作者从当时的时代背景,社会与文化渊源来解析魏晋名士的个性特征:志趣玄远,不滞于物;多情善感,内心痛苦;寄情山水,谈玄论道;蔑视权贵,宁折不弯;恃才放狂,傲视古今。“三曹”、“建安七子”“竹林七贤”……一个个风骨俨然、气度非凡、才情卓越的魏晋才子的形象,伴着他们不朽的作品,穿越古今,款款走入读者的视野。所谓谈古论今,作者文章最后的“题外”,很含蓄地提出了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今人,也许应该从魏晋才子那里领悟,什么才是真名士,真风流。很有文化底蕴的文字,学习了!问作者好! 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中有不少记叙魏晋时期名士的文字,传神写意,十分有趣,如: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安道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王之猷是王羲之的儿子,住在浙江绍兴,半夜起来乘舟造访在嵊县的名人戴安道(戴逵)。行程一整夜才到达。可是,到了戴安道的家门口却不进去,又掉头返回。同行的人感到奇怪,王之猷自有“说道”:我原本是乘兴而来,现在又尽兴而回,见不见戴安道倒无关要。乘兴而来,乘兴而归,不问结果,只看过程,这种彻底的“过程论”十分罕见。又如:

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谨不可听!”便饮酒进肉隗然已醉矣。

刘伶酒瘾上来,向太太讨酒喝,太太恳求他戒酒。刘伶声称,夫人所言极是,只是我嗜酒如命到了不能自我控制的地步,必须借助鬼神的力量才能戒掉。麻烦你准备酒肉,我要祭祀鬼神。太太信以为真,赶紧把酒肉端来。只见刘伶顶礼跪拜,信誓旦旦:我刘伶天生一个酒鬼,一次要饮十斗,至少五斗才能解除酒病。我的婆娘(要我戒酒)的话,你可万万不可听取。跪拜完毕迅疾把祭祀鬼神的酒肉一扫而空。真令人哭笑不得。《世说新语》还有这方面的记叙:

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炉沽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疑之,伺察终无他意。

说的是阮籍常到临近的一个小酒店喝酒。酒醉就在酒店女老板身侧酣然大睡。女老板的丈夫发现这情况十分不安,后来多次观察没有发现阮先生有什么越轨的举动,也就见怪不怪了。

魏晋名士风流如是。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思想大解放时期

从历史上来看魏晋时期是政治上极端黑暗的时期。司马氏集团随意罗织罪名陷害知识分子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史书中所谓“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指的就是这种情况。最典型的莫过“竹林七贤”之首的嵇康,因为得罪了司马昭的心腹钟会,便被以莫须有的“不孝”的罪名处死,致使当时以至于后来的读书人提起此事都不寒而栗。

然而,从另一方面看,魏晋时期又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思想大解放时期——第一次是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那是对殷周以来的礼乐制度的反动,它为秦统一中国,确立大一统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奠定了思想基础——而这一次思想解放是针对西汉中期董仲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针对纲常名教、谶纬神学和僵化的两汉经学。其意义在于它崇尚自然,崇尚人本,高扬人性,促进人的觉醒,而且,“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鲁迅),自此,中国出现了山水诗、山水画,王羲之父子的书法成为至今也难以超越的范本。这也印证了马克思关于两种生产“不平衡关系”的论断,即艺术的“一定繁盛时期决不是同艺术生产的一般发展成正比的。”

这种变革是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背景的。东汉末年群雄并起,战乱频仍,国家分裂,民不聊生。在这时期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和以孔融、陈琳、王桀、徐干、阮玉、应炀、刘稹以及蔡琰为代表的“建安文学”,直面战争带来的生灵涂炭、饿殍遍野的社会灾难,表达人民结束战乱、国家统一的强烈愿望。风格慷慨悲凉、刚健清新。“建安文学”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这期间涌现许多杰出的作家,产生无数优秀的作品,各种文体都得到充分的发展,五言诗兴盛,七言诗开始出现。这一切对后世都产生了积极重大的影响。

三国时期,曹操雄据中原,实行“屯田制”,恢复了生产,经济得到改善,个别地方还“仓廪皆满”。曹操的用人制度尤其值得称道,他三次发布“唯才是举”的敕令,他甚至认为“负侮辱之名,见笑之行”的“不仁不孝”之徒,只要“堪为将守”,都可录用。这对长期形成的封建门阀制度、封建用人制度,乃至对以儒学为中心的一统天下,都是有力的冲击。

魏晋之际,董仲舒开创的“儒学独尊”的局面已经式微,体现宗法等级制度和门阀观念的“名教”声名狼藉,此间,何宴和王弼发起“正始玄风”,提出“名教出于自然”,从而把“名教”建立在自然之“道”的基础之上。这个时期,自然科学得到长足的发展,如医学上汉末张仲景的《伤寒论》、其后王叔和的《脉经》、皇甫谧《针灸甲乙经》,数学上魏晋之际刘微注《九章算术》,等等,其科学成就,也都得到哲学概括。何晏和王弼的玄学后经裴危和东晋的郭象等人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魏晋玄学对自然、生命、人性、社会、必然与偶然、天命与人力等命题,进行了哲学思辩,标志着哲学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

魏晋名士的个性特征

在这种背景和历史条件下,蔑视礼法、冲决纲常名教束缚、张扬个性,就成为魏晋名士的精神追求。他们寄情山水,谈玄论道,恃才放狂,傲视古今,是时代的叛逆,具有极其鲜明的个性特征。

现实的黑暗,使他们咀嚼人间的辛酸,倍感痛苦,而玄虚之学又抚慰他们受伤的心灵,他们感到自己又有了精神栖息之地。山水竹林不但是他们的生存环境,更是他们的审美对象和艺术创作取之不仅用之不竭的素材。“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他们借助山水表达对“道”的追求和对“天人合一”理想境界的向往。这就出现了一种现象,一方面他们对现实生活有强烈的真切的感受,“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他们处处真情流露,悲天悯人,其作品中充溢着生命意识,沉郁哀伤;另一方面他们超凡脱俗,“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具有很强的个性解放色彩。“目送飞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心游太玄”,嵇康这四句诗,可看作是魏晋名士精神追求的生动写照。

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巨人的时代,在文学艺术方面更是卓然挺拔、风流辈出,它如同欧洲文艺复兴,却比欧洲文艺复兴早一个世纪。这个时代出现的大家,除了前面提到的“三曹”、“建安七子”和蔡琰以外,还有以嵇康和阮籍所代表的“竹林七贤”,至于在这以后,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谢赫的《画品》、钟嵘的《诗品》、王羲之的书法、谢灵运的山水诗、宗炳的山水画、顾恺之陆微探张僧繇的人物画、陶渊明的田园诗、郦道元杨衔之的写景散文,等等,差不多都有划时代意义,其艺术成就和艺术见解,有的至今还有不可企及之处。

魏晋名士中许多人不但有堂堂仪表,更有超拔的精神和非凡的气度,因而有独特的魅力。如:“竹林七贤”之首“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曰:‘萧萧如松风下,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如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巍峨若玉山之将崩!’”书圣王羲之被他同时代的人视为“飘如游云,矫如惊龙”……不少名士都有这样的美誉。

作为知识精英,魏晋名士们的举止行为都体现了时代的风尚,一般都具有如下特点:

志趣玄远,不滞于物

《世说新语》记叙刘裕焚车:

阮光禄(裕)在剡,曾有好车,借者无不皆给。有人葬亲,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后闻之,叹曰:“吾有车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车为?”遂焚之。

因无人借车就干脆把车焚毁,和文章开头讲阮籍酒醉卧在有夫之妇身侧酣然大睡一样匪夷所思。然而,这正是这类人的超拔之处。他们不就事论事,不滞物拘礼,也不男欢女爱,儿女情长,而出类拔萃,旨趣玄远。这是用世俗观念和常人之理是无法解释的。

多情善感,内心痛苦

阮籍常常驾着马车任其狂奔,到了走不通的地方,便失声痛哭。

桓温率师北征,途中看见自己先前种的柳树已经长粗到十围,不禁感慨道:“树木尚且这么容易衰老,更何况人呢!”于是他攀折柳条,眼泪夺眶而出。诗人庾信以桓温悲柳为题材在《枯树赋》写道:“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逢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阮籍母亲去世,他为母亲送葬的时候,悲痛不已,竟然大呼一声“穷矣!”口吐鲜血数升,昏倒在地多时。

支道林喜欢喂养鹤,有人送他一对鹤。他怕鹤飞了,便把鹤的翅膀剪去。鹤不能飞,却表现出阴郁懊丧的样子。 支道林看见这种状貌,感触很深,说:“这鹤有直冲云霄的雄伟姿态,怎么会愿意供人们在近处玩耍!”于是,把鹤喂养了一阵子,待它们长大了,便放它们远走高飞。……

魏晋名士都有丰富炽热的感情,悲天悯人的情怀,爱屋及乌,将心比心。他们孤寂感伤,常常以泪洗面,哽咽不止,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感觉敏锐,心胸博大,慈悲为怀。

寄情山水,谈玄论道

寄情山水就是隐居,或者喜好游山玩水,不必多解释,谈玄论道则要多说几句。魏晋名士大都熟悉老庄,并以老庄为旨归。那时候他们经常聚集在一起“共谈析理”——类似于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组织和参与的各种哲学辩论——而“非至精者不能与之析理”(嵇康)。《世说新语》中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如:

何晏为吏部尚书,有威望。时谈客盈座。王弼未弱冠,往见之。晏闻弼名,因条向者胜理,语弼曰:“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不?”弼便做难,一座人便以为屈。于是弼自为客主,皆一座所不及。

说的是曾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王弼,积极参与专家学者的哲学沙龙,他以自己的智慧和雄辩为众人的叹服,竟然做了几回“老大”。看来当时的讨论是民主平等的,并不论资排辈,更不以势压人,而是看能力和水平,有本事就上

蔑视权贵,宁折不弯

魏晋名士大都有气节有情操,蔑视权贵,淡泊名利,清虚自守。最典型的莫过于嵇康。嵇康一次赤着膀子与向秀打铁,司马昭的心腹钟会骑着高头大马威风凛凛来进行所谓“访问”,其实是想与嵇康“套近乎”。嵇康头也不抬,冷冷问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你听说什么了,急匆匆赶来?你又见着什么了,将马不停蹄赶回去?)钟会十分恼怒,说:“有所闻而来,有所见而去。”(我自然是听到了一些情况才来,现在又亲自目睹了这些再回去。)钟会自取其辱,恨恨不已,拨马回头。(郑天挺主编《三国志选》中华书局第121页1986年3月北京)还是这位钟会,他附庸风雅,写了一本所谓哲学著作《四本论》,想得到嵇康的赞赏。一天他把《四本论》的手稿揣到怀里,来见嵇康。走到嵇康门口,竟然不敢敲门进去。犹豫半天,还是作罢,索性把手稿扔掉,匆匆溜走。有权有势、仗势欺人的钟会,在嵇康面前何其渺小猥琐,简直是个微不足道的跳梁小丑。当然司马昭、钟会之流是不会放过嵇康的。嵇康终于为其所害,死于非命。《世说新语》中这样写嵇慷从容赴死:

嵇康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

真是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作为知识分子的高标,嵇康万古垂范。

作为时代风尚,这四点是魏晋时期知识分子的共性,但同魏晋以前和以后各个历史时期来说,这又是个性。当然,这也只是大致的说法,就魏晋名士中的某个一人来说,其个性又有所侧重。而且也不排除有个别知识分子没有骨气,甚至伤天害理。前者如“竹林七贤”中的山涛,后者如进谗言害死嵇康的钟会。

澄清几个问题

一是说魏晋名士不敢正视现实,回避矛盾,畏惧斗争。这很值得商榷。魏晋名士都是文人,手无寸铁,他们正道直行,同权贵和邪恶势力采取不合作态度已经很不容易了,难道非要他们揭竿而起,于之拼一个鱼死网破,才显示其“彻底革命”?不错,魏晋名士多半隐居山林,有的徉装疯癫,目的是为了明哲保身,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有“自我保护意识”,这未可厚非。说魏晋名士不敢正视现实,回避矛盾,畏惧斗争云云,或多或少,自觉不自觉受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影响,或者说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反映,今天不应再这样认识问题。

二是“清谈误国”。魏晋名士都是些心性极高的人,谈玄论道,“共谈析理”,几乎成了他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固然,他们谈论和争辩的一般不是国计民生,似乎离实际很远,但他们议论自然、人本、生命、人性、社会,他们关注的是人的当下处境和人的终极命运,用司马迁的话来说是“究天人之际”,这又是具有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的。“天人之际”,是哲学的根本命题,具有永恒的意义。“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恩格斯)。魏晋名士的思想探索对中国哲学发展、对中国文学艺术的繁荣、对中国文化的整体构建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不是“清谈”,而是“深谈”,不是“误国”,而是根本的长远的精神文明建设。

三是说魏晋名士以玄入诗,“理过其词,淡乎寡味”。这话出自钟嵘的《诗品》,原话是这样的:“永嘉时,贵黄老,稍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词,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经,建安风力尽矣。”刘勰《文心雕龙》也持这种看法。这不符合实际。把诗歌当作某种理念的传播形式不可取,这是谁都懂的道理。诗自然是言情的,但并不绝对排除哲理,相反,诗如果既能以情动人,又包涵有深刻的哲理,给人以启迪,更是上乘之作。问题在于把这两者处理恰当并不容易。魏晋名士的诗歌作品中自然有以理入诗,淡乎寡味,写得差的,但就总体而言,并非如此。只要我们翻翻他们的诗歌作品就可以知道。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看法呢?我想这同当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道家的态度有关。在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其主导思想一直是儒学,道家思想从来都不入流。魏晋时期看起来似乎是老庄以“玄学”形式占据了统治地位,其实不然。热衷玄学,信奉玄学,以老庄的“道”为了旨归的,只是部分知识分子,意识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依然是儒家。所谓“理过其词,淡乎寡味”的批评,就反映了占据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学对老庄之学的偏见。

魏晋名士的个性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如果我们不了解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和具体环境,不了解他们各自的经历和生活道路,如果我们没有进入他们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就无法理解他们的各种举措和许多日常行为。盲目效仿,就会贻笑众人。

最近报载一则“奇文”:广州一男子与自己“结婚”。这位中年男子抱着一张身着女装的自己的大照片,声称是自己的“新娘”,在婚宴上向来宾频频敬酒。参加宴会的居然有100多人。对此活动,该男子声称自己并不是同性恋,只是有些自恋。之所以选择这种方式,是想借此表达自己对现实的不满。这位男子未必知道魏晋名士,谈不上刻意效仿。但他此项举措确实惊世骇俗。怎样对待这类现象呢?

我想起一个真实的故事:1972年四月十四日——中美建交前夕——周恩来总理接见美国乒乓球队。球队中一个叫科恩的青年向周总理提出了一个问题:“总理先生,我想知道您对美国嬉皮士的看法。”周恩来总理对在场的美国客人语重心长地说:“世界的青年们对现状不满,正在寻找真理。在思想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在这种变化成型以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事物。这些变化也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可以容许的。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曾经为寻求真理尝试过各种各样的途径。”说完这些,周总理又把目光投向科恩,亲切的反问:“要是经过自己做了以后,发现这样做不正确,那就应该改变。你说是么?”科恩耸耸肩,友好而诚恳地笑着点了点头。科恩的母亲是从媒体上得到这一信息的。为了答谢周恩来总理对她儿子科恩的教诲,她从美国加州威斯沃德托人通过香港,将一束鲜红的玫瑰花送给周总理。(陈敦德《 ?尼克松在1972》昆仑出版社第116—117页1989年5月北京)

在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社会,应该有怎样的个性,难道不能从中得到某种启示吗?

二、 魏晋时代的名士

(一) 建安七子

1.建安七子的提出

建安七子最初是由曹丕提出的“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期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录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③这七人大体上代表了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而外的优秀作者,所以"七子"之说,得到后世的普遍承认

2.代表人物:孔融

孔融为曹操手下一名大将,但事实上,他与曹操的政治态度并不相同孔融被曹操所杀,或许是因为政治态度不一,但也可能是孔融反对曹操的政治主张

(二)正始名士

正始名士对我来讲是个非主流的群体,他们处于一种文明异化期,他们因为有思想而觉得苦闷,所以他们服五石散来消除苦闷,五石散是什么呢五石散其实是一种药,但是正始名士服用的五石散,我认为是现在的摇头丸事实也说明他们服用五石散是为了缓解内心的苦闷与对政治的不满对于对正始名士的评价,我只能说,他们只是时代一种背景的产物

(三)竹林七贤

1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指的是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

2代表人物:嵇康

(1)嵇康的生平:

嵇康,字叔夜,魏末著名的思想家、诗人与音乐家他本是一位相貌堂堂的天生美男子,却毫不注意修饰,还把自己弄成一副落拓模样,他自述: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不能沐也④他身上还长了很多虱子,痒了就不拘场合乱摸乱搔他还很喜欢在家门外的柳树下打铁为乐,这种表现,其实就是以土木形骸的方式,来表示他们超脱俗情、藐视功名的心志

嵇康是玄学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与阮藉、向秀、山涛、刘伶、阮咸、王戎等人号称“竹林七贤” 他生活的年代,正是封建社会秩序经过东汉末年黄巾农民起义的打击而一度遭到破坏之后当时魏、蜀、吴三国鼎立,社会处于长期分裂和动荡不安的状态,人民流离失所,痛苦不堪

(2)嵇康的性格:

意趣疏远,心性放达:嵇康人缘极好,王戎说与他交往二十年,未见其有不好的脸色他喜欢在家门外的柳树下打铁,他家境贫困,按现在的状况,就是个非主流的音乐家,不唱通俗,也不唱歌剧,所以不赚钱但是像这么不赚钱的活儿他也专心的做下去,可想而知,他有多么喜欢音乐,还好还有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让他在这音乐的道路上寂寞但并不孤独我在中学上语文课时,也听过嵇康的故事,在我的印象里,嵇康应该是个美男子,长得帅气,现在想来就是非主流男生凡世族之人,皆以清谈、服食、放纵、任情为生活的主要内容,每天香茗数盏、美酒盈樽、口谈玄奥、言如珠玑、轻裘缓带、宽衣著体、手执麈尾、不鞋而屐,看起来很飘逸的样子,这已成为名士的必备行头和特征现在的说法就是小资可是这个帅气的嵇康就是不爱干净,蓬头垢面因为他不喜欢“小资”他藐视功名利禄

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贵公子钟会有才善辨,但嵇康瞧不起他的为人一日,钟会前来拜访,嵇康没理睬他,只是低头干活,钟会呆了良久,怏怏欲离,这时嵇康发话了:“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⑤钟会没好气地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说完就拂视袖而去,后来钟会深恨嵇康,常在司马昭面前说他的坏话他的名篇《与山巨源绝交书》及对《广陵散》的喜爱便是他愤世嫉俗、桀傲不驯的性格的表现,而蔑视司马昭,进而遭致杀身之祸更是这种刚正不阿的显例以我这个现代人的眼光看,嵇康真是太我行我素了,不要说在古代这个有很多小人谄媚的朝代,就是在现代,也是十分不好混的但这就是他的魅力

(3)嵇康的与众不同:

思想的先进:古代的信息通讯远远没有现代发达,想法相对闭塞,总是有些思想是根深蒂固的,无论是谁,这种思想总是他们的标准然而嵇康不同,他有他自己的想法,鲁迅曾指出:“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⑥

文人侠客:他是文人侠客,因为他对自己看不惯的思想不是回避与沉默,而是直言,所以我在他身上感觉到了侠客的气息,这也是他与种不同的地方然而这样的侠气也必然会引来杀身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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