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历史学家，黄仁宇已经是普罗大众眼里为数不多的知名学者之一。《万历十五年》畅销到什么程度呢？自八十年代在大陆出版以后，2011年我上大学计算机课，教材里某页电商界面截图中，图书热搜榜前十仍然有这本书。要知道，《万历十五年》可不是《明朝那些事儿》，黄仁宇文法典雅冷静而严密，以现代人的语文程度，按理并不好读，却仍然能畅销多年，这件事奇不奇怪？
还有另外一件可能也让人奇怪的事，即是作者居然写过小说。但比之《万历十五年》的盛名，他的长篇小说《汴京残梦》则大约只有存心买齐全集的读者才知道了。
本书首版于1997年，由台湾联经出版，2005年由新星出版社引进，我手里这本是三联2019年再版，三个版本的封面均以“清明上河图”一景为封面。因为这正是一本以主角徐承茵的视角，写这幅千古名画如何由徽宗“立项”，张择端如何选取素材又如何落笔。书里的画中人亦是书里的现世生民，画里画外，互为印刻。
徐承茵和他的两名好友原本打算考进士，但因为当时的当权者蔡京沿袭王安石新法，”废科举，兴学校”，一场甄别考试后，徐承茵入画学，他的好朋友陆澹园入算学，李功敏分别入国子监。当我们看到小说结尾，才发觉原来三人的命运在这一刻就已注定。
或许是历史学家的缘故，黄仁宇在书里写的开封风物极为生动细致，仿佛他竭力想让读者感受“清明上河图”的世俗鲜活图景。通过对书中人物起居饮食、工作学习的细节描写，本书让一千年前的北宋商业、文化甚至勾栏生活都栩栩如生起来—
以及
我能想到，黄仁宇写这本书之前一定早已将“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图景细细研读过，对北宋时的汴京城已经熟悉得仿佛已经久居。
除了文法与细景，小说讲述故事的内核仍然无法脱离一个历史学家的气质。书里写道，自神宗用王安石新法以后，忠与奸，新与旧，倏尔又更换。一会儿考科举，一会儿废科举；一时苏东坡是奸党，一时王安石又是奸党。徽宗在全书都只在书中人物的谈论中出现，从未正面出场，是否暗喻他在国家治理中的实际缺席？而茂徳帝姬和柔福帝姬为数不多的几次出场，更让我们明白即便是天潢贵胄，不论为政和个人生活，均不能自主。北宋在那样繁华的时刻骤然被外族灭国，并非毫无征兆。
在小说的后半段，因与金战事一触即发，文人出身的徐承茵自愿投戎做李纲幕僚，但朝廷首尾两端，战和不定，多次错失战机。令人无奈的是，战争的失败除了为政者的庸碌，其实普通人也并非无罪。徐的好友陆澹园自算学毕业（相当于现在的审计）后，为军营清点士兵，为了仕途与财物，明知有空饷而不报。但与金人对阵的宋朝民众都知道，金人号称十万兵就一定是十万，且是人人骁勇善战的十万。在这样的情形下，书中徐承茵的画学同事范翰笙的人生哲学很令人哑然， “凡事都向它最坏的出处想去，想到不能再坏的场合里又猛忍着再加他三四分，那就逼近实际情形了。”
“圣代即今多雨露，暂时分手莫踌躇”，这句徐承茵与柔福帝姬分别时为鼓舞她的诗句，原是高适的《送李少府贬峡中王少府贬长沙》。
可是，徽、钦二帝和所有皇亲国戚共三千多人均已被掳走，圣代雨露早已远去，这时代的洪流留给个体的还有什么呢？
今日在世的历史学家，大概没有一个人在进入学院大墙前积累有那样深厚的底层经历，也没有一个人能援引这些经历为资源，在大墙内别开生面，创获那样多而且独特的学术成果。
他（指黄仁宇）是在中国出了名的历史学家当中，唯一一个进大学以前有过漫长的，非学院生涯、底层生涯的人士。而在进了大学以后，他没有把进大学以前的记忆作为包袱，而是作为财富，点石成金，他的《我的大历史观》，他的《中国主要问题如何实现在数字化上的管理》等等，和他抗战的时候做过步兵参谋，在云南那种瘴气密布的丛林里作战，亲眼见中国的西部是如何的荒僻，如何的落后，和北京、上海这些沿海孤岛的现代化据点差距有多大的这些经历都有关系。后来他把这些经历带到了他的剑桥生涯、耶鲁生涯、哈佛生涯、点石成金，他才能写出《万历十五年》、《赫逊河畔谈历史》、《我的大历史观》以及这本刚刚出版的《黄河青山》。
"大历史"观的提出者、前不久刚刚去世的黄仁宇先生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历史随笔，用清新俊朗的文字把谨严的学识和博通的史观熔于一炉，遂使学术著作顿成大众的精神美食。黄先生开篇说："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惟其如此，才不是业余爱好者专注于"大事"的猎奇眼光，方能透过看似平静的历史海面，探询传统文化的大陆架如何突降为海床，辨析历史劫波如何起于青萍之末。
常言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黄氏在美国历史学界一直郁郁不得志，其代表作《万历十五年》出版时还颇费周折，以至他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还对此事愤愤不平，可谁曾想到，正是这本书在祖国大陆烧起了一片“野火”。
很显然，黄氏作品之所以能迅速风靡大陆读书界，而且二十几年来长盛不衰，究其原因，与其文笔风格有密切关系。……他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历史随笔，用清新俊朗的文字把谨严的学识和博通的史观熔于一炉，遂使学术著作顿成大众的精神美食。有人说，黄仁宇的文笔有一种“卡夫卡式的魔力”，这种魔力表现为叙事时特有的冷静、克制和精确。
正因为有这种积极的态度，所以，尽管作者的思索冷峻，叙述残酷的历史事件也不动声色，但他的基本观点是乐观的。不过，他的乐观，是历史学家的乐观，不是文人的乐观。文人看历史，往往滑入渔樵闲话：“古今多少事，都入笑谈中。”今日的文艺娱乐作品，以“笑谈”历史为尚，正是文人的历史观与消费时代的嫁接。黄仁宇先生写历史用文学笔墨，但他仍是严肃的谈历史。
最值得深思的，是作者纯粹以“私人学者”的身份鸟瞰历史，不是在为某个团体“做项目”。他当然有时代的眼光，有所为而发；他也不写通史，只用显微镜分析历史的剖面，有机地融合了正史和野史，读黄先生的书，我再次确信：在学术领域，个人的声音并不微弱！
考察黄仁宇的治史方法，不难发现，“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而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这一点迥异于以儒家传统为中心的正史观。而重归纳、重综合、试图从长时段看历史的研究风格也不同于美国汉学界主流的“显微镜”眼光，倒是深得法国年鉴学派的营养。
事实上，黄仁宇的读者群几乎涵盖各类职业，尤以受过高等教育的非历史专业者为主。如果不从职业而由心性划分的话，我们不妨借用北大历史系教授阎步克博士闲谈间的一种说法：无非两种。一种是本来就爱好历史的人，就象有人爱好武侠、有人爱好杂文；另一种是智者型的人，他们分布在社会的各个层面。
黄仁宇的书并不是一般的历史著作，也不只是给学者专家写的，而是写给大多数中国人看的，时代感特别强，因而能引起人们的共鸣，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改革者中，也拥有最多的读者。
黄仁宇的经验不但有中国的，也有西方的（如他对借贷经营金融资本一套之了解，在大陆史学界无人可及）；在学术上也是如此。换了别人，年青时拿枪杆子或握锄把子的经历，又与他以后的专业何干？黄仁字却几乎一点一滴都没有“浪费”，所以他的著作读来，让人不禁心向往之可以说，黄仁宇是时代的产物，他通过自己的专业和历史知识，把个体的人生发挥到了极致，同时为我们留下一大笔精神财富。今后我们只有不断地回味他的教诲，并对他追忆。
黄仁宇先生的《历史视野的放松》、《资本主义与21世纪》和《南北、古代和现代的土地》。三本书以生动的体裁系统地讲述了这个故事，解释、推理和解释。虽然我们的读者可能不熟悉文学范式，但他们只需阅读并品尝它们。
获得的最大印象是宏观历史的概念，经常出现在书中。话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涉及到引导人们走上历史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观点的问题。“伟大历史”的“伟大”当然不是与细节有关，而是与法律有关。黄光裕自己解释道：“从长远的角度重新审视历史。”我想他更接近司马的感动“当天堂里的穷人，改变旧的和现在的”。《南宋周芈》齐东芈在序中讲述了父亲是如何重压周罪。
这些都是具体的历史事实及其细节。在写三十年代中国哲学史时，建树峰友兰先生后来在新一期《中国哲学史》中重申了这一点：所写的“史书”永远不能与实际发挥的历史完全吻合，他还谈到了古代哲学家的历史事实和思想。我认为这正是历史研究没有局限性的原因；否则，世界上一定有什么东西，什么工作能炸出无尽的冷餐。历史不是一件容易被人摆布的事情。总有新的数据和新的看法出现。因此，各大学必须设立一个历史系，该研究所还设有各种历史研究所；徐和历史学家对咸县的思索无非是这个故事。
这里的“大”，黄石是以英语的“宏”为基础的，不仅是他裹脸的宽度和大小，更是他跨越的深度和距离。而经过明清三个阶段的历史，几乎是一脉相承的，它是在先秦诸侯破裂后建立起来的。三个阶段的经济和金融状况基本上是“内向”和“非竞争”；企业繁荣，政策举措发生变化，社会结构没有发生变化；尽管王安石的新法律获得通过，但由于缺乏“低级机构”的支持，而不仅仅是因为政治反对派，它没有发挥作用。欧洲中世纪反动的历史，从文艺复兴时期打破封建社会结构，建设“分层”，繁荣的工商业革命发展到现在。
我看黄仁宇的“大历史观”
黄仁宇以其深厚的历史功底、独特的视角以及流畅的运笔，撰写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史学著作，主要有《十六世纪中国明代的财政及税收》、《万历十五年》、《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地北天南叙古今》、《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中国大历史》以及《放宽历史的，视界》等。他的书内容丰富，有趣味，少说教，可读性强，尤其是他所阐述的大历史观，让许多读者感到新鲜并受到启示。
为什么称为“大历史”用黄仁宇的话说就是：“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引入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中国大历史》中文版自序这样写道：“作为人师，在美国学子面前讲解中国历史，深觉得不能照教科书朗诵，尤其每次复习与考试之后，不免扪心自问：他们或她们须要理解井田制到何种程度与他们日后立身处世有何用场难道他们或她们必须知道与Han Fei Tzu(韩非子)同受业者有Li Ssu(李斯) 其人，他曾鼓励Shih-huang ti(秦始皇)焚书，后又为宦官Chao kao(赵高)所构杀Empress Wu(女皇武则天)的一生事迹仅是‘秽乱春宫’对我的学生讲， 除了用与沙俄的Catherine the Great(凯瑟琳二世)比较，或与清朝的Empress Dowager(慈禧太后)比较，这段知识尚有何实用之处”黄仁宇的思考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历史典籍浩如烟海，常使初学者不得其门而入，而且，在目前注重实用的教育体制中，历史作为一门基础学科，从学以致用的角度讲，是否真的有必要事无巨细、通盘接受这样做的效果又如何呢我想，学习历史的目的并不专恃记忆，它本身也是对学者思维方法的训练与养成。
对于“大历史观”，有学者将其归纳为两种切入历史的取径：一种系以宏观历史之思，从历史的纵横总体联系上把握微观的历史研究对象，即“把握”是宏观的，研究仍是微观的。另一种强调从较长的时段来观察历史，注重历史的结构性变动和长期发展趋势。黄仁宇的研究显系后者。在黄仁宇“大历史”的范畴内，分析因果关系及其历史的合理性是主要的，对其他细端末节，不过分重视，甚至每个历史人物的贤愚得失，都认作次要。对此，他解释说：“纵使事实之衍化对我们个人不能如意，或者在短时看来为荒谬不合理，可是把这些情事前后连贯，又从超过人身经验的角度看去，则它们有其意义；最低限度，这些事迹使我们知道我们生命旅途之原委。”尤其对于学习历史的人来说，重要的并不是历史应当或不应当如何展开，因为它一经展开就具有客观性和不可逆转性，无须人们从主观上加以想象或构造，人们应当思考的问题是历史何以如是展开。以“天地不为尧舜而存，也不因桀纣而亡”的客观态度，放宽历史的视界，探寻事件的前因后果，正是黄仁宇“大历史”所提倡的学习方法。那么人们也许会有这样的疑问：是不是凡有一件重要事件的发生必有后面的背景，只要它能与以前或以后的人与事相互印证，就取得它在长期历史上的合理性存在就一定合理么这是否又陷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套路对此，黄仁宇的解答是：“大历史着重大众的集体智慧、勇敢和道德，……目的是勾画一个历史的大纲，着重东西的汇合。”其实“大历史”强调用较长时段来观察历史，注重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只是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一个新的视角，重要的还在于我们如何将其作为一种工具加以掌握和运用。就像在历史研究中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和人口决定论一样，它们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绝不能究其一点而不及其他。
黄仁宇曾在《我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一文中述及“写历史的人也像游山水的一样，要是溯江而下，看清了河流入海的过程，回顾上游的山脉形势，则对其组织结构，更多了解。”历史上很多事情的意义，都要多年之后静眼冷观方看得明白。如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兼并和增税的认识。由于封建国家向全部编户齐民提出财政上的要求，基于这种财政上的考虑，中央政府就竭尽其力扶植无数的小自耕农。一到土地兼并盛行，政府的财源被阻塞，就引起政局不稳甚至朝代倾覆，而小自耕农更是入不敷出，痛苦万状。增税也总是让百姓怨声载道。因此，从古至今，反对兼并和增税之声，不绝于耳，均视其为祸源。降低税收、与民休息也总是作为历史上治世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有了数千年历史的纵深，黄仁宇指出：“既不兼并由私人组织，又不增税让政府组织，只好让所有服务性质的事业都没有人做。其平等的悲剧，也就是长时期有系统地在历史上制造全面贫困。”这个见解显然有其独到之处。在较大的时空范围内梳理历史发展的脉络，揭示历史表象之下更深层次的运动，就把我们的研究带入了新的境界。对于其“大历史”，黄仁宇还有这样一个比喻：我们长日坐在地球上，就觉得天是圆的，地是方的，天是动的，地是静的。“大历史”有似天文学家之望远镜，用之观测其他星球之相对位置才能体会到我们自身运转之程度与速率。用“大历史”的望远镜来观察历史，需要把历史的基点推后一个时期，只有这样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与历史的发展过于接近，反而不容易了解它变动的真谛。也因此，他研究的对象，动辄牵扯一个世纪或一个朝代。那么，研究的跨度稍短一点如何黄仁宇解释说：“这大历史有如宏观经济(macro—economic)。宏观经济不能统计失业就业的人数，不能分析物价，不能讲解物价指数。较详细分析仍待微观的工作。……我只希望治史者不要忘记后面一个大前提，不要忽略我们所处的一个非常时代罢了。”可见，作者自身很清楚其“大历史”的定位。不论宏观和微观都是研究的不同领域和侧面，强调一点并不等于另一点可以废弃不顾。黄之“大历史观”在当前学术界普遍重视微观研究和繁琐考据的风气下，为历史研究打开了另一扇窗户，注入了新鲜空气。历史研究者看清历史之大，也能更加客观， 摒弃狭隘观念，用事实发掘真正的关系。这样，“大历史”就不仅代表着一种治史的眼界，也提倡着一种历史研究者应当具有的胸怀。
黄仁宇研究历史，用的是归纳法而不是演绎法，重综合而不重分析。他广泛利用归纳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然后在与欧美史比较的基础上加以研究，使历史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史料的庞杂与晦涩，因此，他笔下的通史也与一般意义上的中国通史不同。在注重历史发展逻辑之余，各朝代已不再是可以拿来互相比较的单位，而是前后一贯，具有因果关系。这样的研究与写作对于初学者以及非专业人士的历史常识普及均有很大的益处，也对史学工作者以新视角整体把握历史，提纲挈领，并提出新的研究课题提供借鉴。当然，归纳和综合也是建立在扎实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可贵之处在于他运用了开阔的视野，从而言人所未言，实践了他的大历史，观。
黄仁宇“大历史”还有突出一点即是强调地理因素对历史发展进程的重要影响。在其《中国大历史》中指出：“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候风，和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它们直接或间接地促使中国要采取中央集权式的农业形态的官僚体系。”又如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气候不利的时候，“马背上的剽窃者就不由自主地打算袭取种田人，后者通常有半年的积蓄。”也因此造成了“中国的农民和塞外的牧民连亘了两千多年的斗争记录”。我们在说他们是安定生活的迫害者时也应当看到他们同时是自然环境的受害者。这些都是在“大历史”视野下研究长期历史因果关系的典范。至于“十五英寸的同雨量线”，“数目字管理”，“潜水艇夹面包型的社会结构”等新名词以及他对某些历史现象的重新定位和解释，则为我们在“大历史”下如何研究提供了借鉴。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方法，为史学研究注入了新鲜空气。同时也应当看到，它只是史学研究的一种方法，也有其侧重和局限，只有恰当驾驭这一工具方能促进史学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
万历十五年本来是一个普通的年份，但却因为黄仁宇的一本书成为了一种现象的代名词。
当试图解决问题的制度以及靠这个制度为生的人成为了更大的问题，这是从这本书中读到的关于怎么定义“万历十五年”时刻的最精准的检测手段。对于大明朝，指的是道德高于法律的执政纲领以及在实践中只懂得辩是非的文官集团。而对于已经占据了市场中最有油水的那块蛋糕的大企业，则是在企业战略管理中最具话语权的业务部门。
然而这只是一个表象，一个症状而非病因。看万历十五年，我感受最深的是其中的角色无论哪一个，都应了那句俗话，”人无远忧，必有近虑“。大明朝的目标只是让百姓在荒年不冻死饿死，在丰年能吃饱。围绕着这一个看起来很容易目标而搭建的制度，必然导致技术的问题不看重，而若是你连这么一个低的目标都达不到，那么一定是你的道德问题了。书中反复提到人都有阳的和阴的一面，也指出通过礼仪和道德的教化去调节人的自私与合作的两种冲动是多么的不切实际。现代社会面临同样的问题，而解决方法是通过确立一个大的目标，让人们以为在臣服于自己私欲的同时无意的推动团体的进步。
有研究表明，当人们觉得自己是为了一个道德的目标而工作的时候，这个人的工作效率会显著的提升。这很好理解，当我们做事的时候不想着自己的得失成败，忘我的境界会提升我们的创造力，我们也许也有过类似的经验，当我们觉得我们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我们会提高对自己的要求，不会轻易的放弃或者喊累。然而如果唯一的目标躺着就能摸着，如果评价的时候看得不是你摘了几颗果子，而是看你摘的是谁家的果子，摘果子的姿势，那么即使将上述的这些千百遍的表演为道德，那也无法起到激励的效果。
道德的对人的影响力只能来自于自身的要求。而评价道德需要的是超越一个个由具体的仪式和规矩定义的“道德部落”的通用货币。能够在不同亚文化群落间通吃的只有“效用”，也就是你能够给予对方的心流体验和知识。道德要求我们注重事实，对自己和他人提出同样的要求，同时警惕带有偏见的公平。权利不是好的论据，但却能终止辩论，同时埋下日后反抗的种子。（说张居正）面对道德争议，首先要听的是道德直觉，但不要完全照办。（评海瑞）
既然没有一个大的远的目标，但目标又总是要有的，那就只有去定那些小的目标，去关注细节上的改进，从存量中去做减法。这就在事实上制约了从零到一式的创新，即限制了公司的转型，也使得争执变得琐碎和低俗，使得不同的党派变得水火不容，为了须弥小事弄得整个舞台一地鸡毛。
这么做不止是为了做精神上的体操，还有些实际的作用。如果我们在做一个大项目之前，先能召集所有相关的参与者，头脑风暴式的想想这个项目什么时候会遇到“万历十五年时刻”，为什么会遇到，是怎样一步步走到失败或者静滞的状态的。我们若是假想了一个场景，又明确的去问，那么那些潜在的怀疑者就可以大胆的说出自己的明知不那么受欢迎的反对意见。这也是我觉得如果穿越会万历十五年，讲清楚失败的根源比做出改变是一个更有效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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