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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中国近代史
作者：蒋廷黻
豆瓣评分：85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6-6
页数：288
内容简介：1840年鸦片战争以降，中国进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1937年开始第二次中日战争，中华民族经历战火淬炼，迎来新生。百年之中，中华民族从“中古”状态的“老大帝国”，蹒跚前进、趔趄前行，逐渐转型成为“近代化的民族国家”。这个艰难而曲折的过程，便记录于蒋廷黻先生的这本《中国近代史》之中。
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中国近代史，以六万多字的篇幅，简要而深刻地讲述了中华民族“走出中古”的历程。凭着强大的综合能力，蒋廷黻先生摒弃了繁琐的考证和史料堆砌，为读者梳理出了近代中国发展的清晰脉络，论述生动，观点深刻，好读而耐读；第二部分为附录，包括《琦善与鸦片战争》《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及多篇时论，首次完整展现蒋廷黻先生的史学观点和个人见解。
作者简介：蒋廷黻，著名历史学家、政治家，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曾任中华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驻美大使等。
身兼历史学家和政治家双重身份，使其既具有历史学家的深邃视野，又具有政治学家对局势的深刻洞见。相比于单纯的历史学家，蒋廷黻先生对历史的解读，少了一些书生气，而能深入“历史现场”，对历史事件进行切身而深入的解读，尤为一般史家所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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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中国近代史》被誉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全书从鸦片战争讲起，一直叙述到其时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将近百年的史事浓缩在短短五万余字的篇幅里，主题鲜明，史论兼具，反映了蒋廷黻先生十多年对中国近代史的整体性思考，对今天的读者也不无启发作用。七十多年来，这本书在海峡两岸风行不辍，不愧为一个时代的经典。沈渭滨先生说：“这本被他称为‘初步报告’的著作，篇幅虽小，学术含量却很高……近百年的史事写得深入浅出，好读耐看。”
1、蒋廷黻拼音：[jiǎng tíng fú]。
2、蒋廷黻(fú)(1895年12月7日－1965年10月9日)，字绶章，笔名清泉。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外交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湖南邵阳（今邵东）人，1911年赴美求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
3、1923年回国任南开大学第一任历史系主任，与梁启超成为南开大学史学的奠基者；1929调入清华大学任历史系主任，在任期间改革清华大学历史系，建立起全国一流的史学阵营；1935年受到蒋介石的赏识，弃学从政，任国民党行政院政务处长，1945年被任命为中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1961年任台湾驻美“大使”兼“驻联合国代表”；被誉为国民党官员中“最知外交的人”；1965年10月9日在纽约去世，享年70岁。
有些高学历的女性，她们有能力养活自己，可不知为什么，在丈夫爱上他人后，她们就是不愿意离婚，还一心想挽留。古时候的女子是迫于无奈，民国时期的女子也是如此，比如说她，和丈夫共同患难25年，丈夫爱上朋友发妻，她一怒之下将丈夫告上联合国。
1895年，蒋廷黻出生于一个中等农村家庭，家人从小就告诉他，读书是唯一的出路，所以蒋廷黻学习刻苦，再加上天资聪颖，从小到大成绩一直都很好，并在1911年获得了去美国留学的机会。在哥伦比亚留学期间，他邂逅了出身名门的唐玉瑞。
唐玉瑞出生于1895年，她毕业于清华，因为成绩好，获得了清华奖学金，成为了清华第一批留美女大学生。但是在上船前却出了意外，唐玉瑞摔伤了腿，只能推迟。1918年，唐玉瑞终于进入了史密斯学院，之后又转学到了哥伦比亚，遇到了才华横溢的蒋廷黻。
两人同样优秀的人，自然互相吸引，蒋廷黻在老家已经订下了一门不错的婚事，但是为了唐玉瑞，他不惜退掉。不久后，两人便在一起了，同样是名校毕业，引得众人羡慕不已。1923年，蒋廷黻收到了南开大学的聘书，他觉得也是时候了，于是回国。
这时唐玉瑞已经毕业，并获得了社会学硕士学位，蒋廷黻在走之前给她写了一封信，如果她愿意嫁给自己，那就回国，我会在码头等你。唐玉瑞收到这封信后没有犹豫，直接坐上了回国了轮船，一下岸，就和蒋廷黻举行了婚礼，当时两人的婚礼是如此浪漫。
两人结婚之后非常幸福，蒋廷黻的事业蒸蒸日上，唐玉瑞则专心做起了蒋太太，负责照顾他的生活起居，并为他生下了两儿两女。1934年，蒋廷黻受蒋介石任命，走访苏联、德国、英国等地，开始从事外交事务，成为了一名外交官，春风得意。
1945年，蒋廷黻被任命为中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唐玉瑞为丈夫感到高兴，殊不知正是在这一年，两人23年的婚姻破灭了。当时他们住在国外，蒋廷黻喜欢上了打桥牌，并且是个高手，他的同事沈维泰和太太沈恩钦都很喜欢打桥牌，于是四个人没事就坐在牌桌上。
沈恩钦长相漂亮，青春活泼，最善于交际，一来二去就和蒋廷黻建立了很好的关系。这时唐玉瑞的孩子生病了，于是她带着孩子到处看病，牌桌上就只剩下了沈维泰这个多余的人。为了支开他，蒋廷黻利用自己的关系将他外调，于是两人顺理成章的走到了一起。
蒋廷黻在热恋期间答应她离婚，和她在一起，没想到沈恩钦当真了，于1946年和丈夫离婚，这件事情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所以蒋廷黻也向妻子提出了离婚。唐玉瑞当然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但她就是不同意，蒋廷黻不理会，公然和沈恩钦同居，并将她带在身边，出席活动，但不管怎样，她就是不同意。
直到1947年，蒋廷黻暂代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代表，他钻了法律的空子，请了一个西班牙律师办理离婚，之后将文件发给了唐玉瑞。1948年，蒋廷黻和沈恩钦结为夫妻。唐玉瑞知道后非常愤怒，一气之下将他告上联合国，但是并没有什么用，因为联合国不解决私事。后来蒋廷黻如愿以偿的和沈恩钦在一起，但晚年他觉得愧疚，因此分了一半遗产给唐玉瑞。
蒋廷黻的妻子叫蒋慕容，她是一位深受尊敬的贤妻良母。她在家庭里照顾孩子，和蒋廷黻一起经营家庭，给孩子们提供温馨的环境，教育孩子们做正直、勤奋的人。她经常参加社会活动，参加义工活动，为社会做出贡献。她的孩子们也都是优秀的，都在学习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他们也经常参加体育活动，在社会上有良好的影响。蒋慕容也经常把空闲时间用在书法、绘画上，培养自己的美术素养，获得过很多殊荣。
《中国近代史》写于1938年。
全书虽然才5万多字，但正如著名学者、复旦大学教授沈渭滨所言：“篇幅虽小，学术含量却很高。
想法: 想知道学术含量如何高。
全书从鸦片战争写到抗日战争前夕
内容上没有拘泥于事件过程和细节的铺陈；方法上从总体把握演变趋势，显示了作者沉潜思辨的写作风格。
想法：暂时没体会到
从外交内政的关系入手
全书共分四章，梳理了四种救国救民方案。第一章讲外患；第二章讲内忧。这是后面救国救民方案产生的背景，说明不学习西方，不进行变革，中国就没有前途了；第三章讲自强运动（即洋务运动），这也是第一种方案；第四章讲了三种方案，即变法运动、义和团运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如此谋篇布局，形成第一、二章为因，第三、四章为果的因果关系。
存其文而原其人，不以其人的政治立场而抹杀其学术的成就，也不因今天的需要而去涂改前人的文字。
想法：此话为陈旭麓在岳麓书社版前言所说 。
然而到了十九世纪，我民族何以遇着空前的难关呢？第一，是因为我们的科学不及人。人与人的竞争，民族与民族的竞争，最足以决胜负的，莫过于知识的高低。
想法：常以设问形式发问，罗列式作答（第一、第二…… ）
西洋在中古的政治局面很像中国的春秋时代，文艺复兴以后的局面很像我们的战国时代。在列强争雄的生活中，西洋人养成了热烈的爱国心、深刻的民族观念。我们则死守着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
当我们的康熙年间，俄国幸而出了一个大彼得，他以专制皇帝的至尊，变名改姓，微服到西欧去学造船，学炼钢。后来他又请了许多西欧的技术家到俄国去，帮助他搞维新。那时许多的俄国人反对他，尤其是首都莫斯科的国粹党。他不顾一切，奋斗到底，甚至迁都到一个偏僻的、但是滨海的涅瓦河旁，因为他想靠海就容易与近代文化发源地的西欧往来。
想法：彼得大帝变法决心之强
我们要注意帝国主义如何压迫我们。我们要仔细研究每一个时期内的抵抗方案。我们尤其要分析每一个方案成败的程度和原因。我们如果能找出中国近代史的教训，我们对于抗战建国就更能有所贡献了。
想法：读完这本书理解了近代史的重要性。再灿烂强盛的中国古代也已经是过去，如何从艰难困苦的近代史中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更为重要。
这个体统问题、仪式问题就成为邦交的大阻碍，“天朝”是绝不肯通融的。
想法：古代中国不承认别国的平等，各国使节如果来，必尊中国为上国并以藩属自居。
那时中国不知道有外交，只知道“剿夷与抚夷”。
那时的通商制度也特别，西洋的商人都限于广州一口。
在广州，外人也是不自由的，夏秋两季是买卖季，他们可以住在广州的十三行；买卖完了，他们必须到澳门去过冬。十三行是中国政府指定的十三家可以与外国人做买卖的。十三行的行总是十三行的领袖，也是政府的交涉员。所有广州官吏的命令都由行总传给外商，外商上给官吏的呈文也由行总转递。
海关税则原来很轻，平均不过百分之四，清政府并不看重那笔海关收入，但是官吏所加的陋规极其繁重，大概连正税要收货价的百分之二十。
外人每次纳税都经过一种讲价式的交涉，因此很不耐烦。
中国那时对于法权并不看重。
想法：在“ 治外法权” 以前，清政府就不愿处理外国人的案件。因此，在“ 治外法权” 后，清政府并不觉得国家主权被侵害，清政府觉得赔款和五口通商更可恶，一则加重财政负担，二则使得洋人遍地，对洋人的入侵更加防不胜防了。
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
主政者应该负责指导舆论。如不指导，或指导不生效，这就是政治家的失败。
奕䜣与文祥绝不转头回看，留恋那已去不复回的闭关时代。他们大着胆向前进，到国际生活中去找新出路。我们研究近代史的人所痛心的就是这种新精神不能出现于鸦片战争以后，而出现于二十年后的咸末同初。一寸光阴一寸金，个人如此，民族更如此。
想法：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是无动于衷的，并不觉得自己差在哪里，什么地方要改进，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恰逢太平天国运动时，清政府这些官员才认识到船舰利炮的厉害，在距离第一次鸦片战争二十年后，才想起要改革。
在近代史上外交虽然要紧，内政究竟是决定国家强弱的根本要素。
譬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德国的外交失败了，所以战争也失败了。然而因为德国内政健全，战后尚不出二十年，他又恢复他的地位了，这就是自力更生。
想法：如何德国的外交失败了？
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圈套，演来演去，就是圣贤也无法脱逃。那时的人一方面不知利用科学节制生育；另一方面又不知利用科学增加生产。在大乱之后，大治之初，人口减少，有荒可垦，故人民安居乐业，生活水平略为提高。这是老百姓心目中的黄金时代。后来人口一天多过一天，荒地则一天减少一天，而且新垦的地不是土质不好，就是水源不足，于是每人耕地的面积减少，生活程度降低。老百姓莫名其妙，只好烧香拜佛，嗟叹自己的命运不好。
中国历史还有一个循环套。每朝的开国君主及元勋大部分起自民间，自俸极薄，心目中的奢侈标准是很低的，而且比较能体恤民间的疾苦，办事亦比较认真，这是内政昌明吏治澄清的时代。后来慢慢地统治阶级的欲望提高，奢侈标准随之提高，因此官吏的贪污亦大大地长进。
以后他成了大事，并不是因为清政府和官僚自动地把政权交给他，是因为他们的失败迫着他们求曾国藩出来任事，迫着他们给他一个做事的机会和权利。
想法：机会总是自己争取来的。
此外湘军既充满了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兵士只知道有直接上级长官，不知道有最高统帅，更不知道有国家。
某次，曾国荃回家乡去招兵，把原有的部队交曾国藩暂时管带，这些部队就不守规矩。国藩没有法子，只好催国荃赶快回营。所以湘军是私有军队的开始。
想法：只知直接上级长官，而不知最高统帅。
无事则斥外国之利器为奇技*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
苏子瞻曰：“言之于无事之时，足以为名，而恒苦于不信；言之于有事之时，足以见信，而已苦于无及。”
想法：在没发生什么事的时候说出来，足以作为一种说法，但总是苦于难以让人相信。在事情已经发生的时候说出来，足以让人相信，但问题是已经来不及了。
近代化的军队第一，需要近代化的军器，所以有江南及天津两个机械制造厂的设立。那两个厂实际大部分是兵工厂。第二，新式军器必须有技术人才去驾使，所以设武备学堂和派遣军官出洋留学。第三，近代化的军队必须有近代化的交通，所以有造船厂和电报局的设立，及铁路的建筑。第四，新式的国防比旧式的费用要高几倍。以中古的生产来负担近代的国防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李鸿章要办招商局来经营沿江沿海的运输，创立制布厂来挽回权利，开煤矿金矿来增加收入。
想法: 一环扣一环。
自强运动的领袖们并不是事前预料到各种需要而订一个建设计划，他们起初只知道国防近代化的必要。但是他们在这条路上前进一步以后，就发现必须再进一步；再进一步以后，又必须更进一步。其实必须走到尽头然后能生效。
想法: 彼时，洋务运动并没有一个全盘的计划，不过是各地方官员认识到要学习西方的技术，于是走出了一步……学习、做事其实也是如此，或许没有认识，但走出去了，开始了，剩下的就水到渠成，万事开头难。
曾国藩及其他自强运动的领袖虽走的路线不错，然而他们不能救国救民族。此其故何在？在于他们的不彻底。他们为什么不彻底呢？一部分因为他们自己不要彻底，大部分因为时代不容许他们彻底。
想法: 洋务运动的领袖对西洋的认识便不彻底。一没有到外国读过书，到过国外的更是少数。二则他们是佩服西洋的科学的，知道科学是机械的基础，但他们自己毫无科学机械的常识。三则只知技术，不知西洋的制度，事实上他们的建设事业就遭到了旧的制度和旧的精神的阻碍。
但是倘若当时的领袖人物更新，更要进一步地接受西洋文化，社会能容许他们吗？社会一定要给他们更大的阻碍。他们所行的那种不彻底的改革已遭一般人的反对，若再进一步，反对一定更大。
想法: 民众未觉醒。
今不以不如人为耻，而独以学其人为耻
想法: 恭亲王说
他的这些超时代的议论，引起了全国士大夫的谩骂。他们说郭嵩焘是个汉奸，“有二心于英国”。
想法: 超时代的议论常人无法理解，无法理解自然也不会支持，像王安石的那些超时代的聚财政策，其法其人遭到谩骂。
严格说来，民众的迷信是我民族近代接受西洋文化的大阻碍之一。
同治共在位十三年，从一八六二年到一八七四年。在这个时期内，德意志统一了，意大利统一了，美国的中央政府也把南方的独立运动消灭，恢复而又加强美国的统一了。那个时期是民族主义在西洋大成功的时期。这些国家统一了以后，随着就是国内的大建设和经济的大发展。在同治以前，列强在国外行帝国主义的，仅英、俄、法三国。同治以后，加了美、德、意三国。
关系可以说有三层：第一，资本主义的国家贪图在外国投资。
凡是国际投资有政治作用的就是侵略的、帝国主义的。
凡是国际投资无政治作用的就是纯洁的，投资者与受资者两方均能受益。所以我们对于外国的资本应采取的态度如同对水一样，有的时候、有的地方，在某种条件之下，我们应该掘井取水，或开河引水；在别的时候、地方和条件之下，我们则必须筑堤防水。
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第二层关系是商业的推销。
工厂规模愈大出品愈多，得利就更厚。困难在市场。各国竞争市场原可以专凭商品之精与价格之廉，不必靠武力的侵略或政治的压力。但在十九世纪末年，国际贸易的自由一天少一天。各国不但提高本国的关税，并且提高属地的关税。这样一来，商业的发展随着政权的发展。争市场等于争属地。被压迫的国家，一旦丧失关税自主，就永无发展工业的可能。
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第三层关系是原料的寻求。
想法: 帝国主义者，为找工业的原料，就会大肆侵略。
据我们所知，历史上各种政体，君主也好，民主也好；各种社会经济制度，资本主义也好，封建主义也好，都有行帝国主义的可能。
想法: 归根结底，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区别就是是否对他国进行了政治干预。
我们的版图除本部以外，还包括缅甸、暹罗、越南、琉球、高丽、蒙古等。这些地方可以分为两类：蒙古等属于第一类，归理藩部管，中国派有大臣驻扎其地。第二类即高丽、越南等属国，实际中国与他们的关系很浅，他们不过按期朝贡，新王即位须受中国皇帝的册封。此外我们并不派代表常驻其国都，也不干涉他们的内政。在经济方面，我们也十分消极。我们不移民，也不鼓励通商，简直是得不偿失。
今年遣参议伊藤博文赴欧洲考察民政，复遣有栖川亲王赴俄，又分遣使聘意大利，驻奥匈帝国，冠盖联翩，相望于道，其注意在树交植党。西人亦乐其倾心亲附，每遇中、日交涉事件，往往意存袒护。该国洋债既多，设有危急，西人为自保财利起见，或且隐助而护持之。
想法: 李鸿章说。日本利用外债以存续国家。
夫未有谋人之具，而先露谋人之形者，兵家所忌。
袁世凯这时候尚不满三十，忽当大事，因电报不通无法请示，只好便宜行事。他敢大胆地负起责任，制止对方的阴谋。难怪李鸿章从此看重他，派他做驻高丽的总代表。
想法: 敢于负责，这是担当大事的表现。
国际的关系不比私人间的关系，是不讲理、不论情的。国家都是自私自利的，利害相同就结合为友，为联盟；利害冲突就成为对敌。各国的外交家都是精于打算盘的。
等到《马关条约》一签字，俄、德、法三国就联合起来强迫日本退还辽东半岛，包括旅顺、大连在内。主动是俄国，德、法不过附和。当时俄国财政部长威特（Witte）正赶修西伯利亚铁路，他发现东边的一段，如绕黑龙江的北岸，路线太长，工程太困难；如横过我们的东三省，路线可缩短，工程也容易得多。同时海参崴太偏北，冬季结冰，不便航行。如果俄国能得大连、旅顺，俄国在远东就能有完善的军港和商港。完成西伯利亚铁路及得一个不冰冻的海口，这是威特想要乘机而达到的目的。法国当时联俄以对德，俄要法帮忙，法不敢拒绝，何况法国也有野心想乘机向远东发展呢？德国的算盘打得更精。他想附和俄国，一则可以使俄国知道德国是俄国的朋友，俄国不必联络法国；二则俄国如向远东发展，在欧洲不会多事，德国正好顺水推舟；三则德国也可以向我们索取援助的代价。这是三国干涉《马关条约》实在的动机。
想法: 利益
士大夫阶级都以为法制是祖宗的法制，先圣先贤的法制，历代相传，绝不可变更的。康有为知道非先打破这个思想的难关，变法就无从下手。所以在甲午以前，他写了一篇《孔子改制考》。他说孔子根本是个改革家，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就是要改革法制。
这两件大新政，在我们今日看起来，都是应该早办的，但在戊戌年间，虽然国难那样严重，反对的人居大多数。为什么呢？一句话，打破了他们的饭碗。人人都知道废八股，提倡实学，但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全国的读书人都觉得前功尽弃。他们费了多少心血，想从之乎者也里面升官发财。一旦废八股，他们绝望了。难怪他们要骂康有为为洋奴汉奸。至于被裁的官员，更不要说，无不切齿痛恨。
严格说来，拳民运动可说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三个救国救民族的方案，不过这个方案是反对西洋化、近代化的，与第一、第二两个方案是背道而驰的。拳民的惨败是极自然的。惨败代价之大足证中华民族要图生存绝不可以开倒车。
武昌起义以后，一个月之内，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安徽、江苏、贵州、浙江、广西、福建、广东、山东十三省相继宣布独立，并且没有一个地方发生激烈的战争。清政府的灭亡，不是革命军以军力打倒的，是清朝自己瓦解的。各独立省选派代表，制定临时约法，并公举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的临时总统。我们这个古老的帝国，忽然变为民国了。
想法: 失去民众信任的清政府，不是革命军以军力打倒的，是清朝自己瓦解的。
我们老百姓的国民程度是很低的。他们当兵原来不是要保卫国家，是要解决个人生计问题的。如不加以训练，他们不知道大忠，那就是忠于国家和忠于主义，只知道小忠，忠于给他们衣食的官长和忠于他们同乡或同族的领袖。
留学生分散到各国各校各学派，回国以后，他们把万国的学说都带回来了，五花八门，彼此争辩，于是军阀的割据之上又加了思想的分裂。
实际在政府方面，明朝海外事业的动机就是太监的私利。
但是在朝廷方面——无论是明还是清——外国传教士的地位是一种技术专家的地位。朝廷所以用他们，不过因为他们能改良历法及制造佛郎机炮及红衣炮。
我们从乾嘉道咸时代的艺术著作里能找出多少西洋科学方法及科学知识的痕迹呢？十七世纪的传教事业虽然带了不少英雄的风味，终究未在中国引起一种精神运动，中国的文化依然保留了旧观。
想法: 艺术著作确能反应历史
自十七世纪起，欧人分两路侵略亚洲。一路自海洋而来，由南而北，其侵略者是西洋海权国；一路自陆地而来，由北而南，其侵略者是俄罗斯。两路的侵略，合起来，形成剪刀式的割裂。全亚洲，连中国在内，都在这把剪刀口内。这是亚洲近代的基本形势，诚数千年未有的变局。
何以康熙帝独于此时放弃“一统无外，万邦来朝”的态度呢？
想法：我们曾是有给别人平等的外交的。康熙帝博学多识，能识得西洋文字，亲自主持编纂科技书籍。
中国外交史上的大成绩是由平等对待及自由贸易中得到的，不是从独自尊大、闭关自守的传统中得来的。
康熙二十三年（1684），圣祖下明诏开海禁。这个谕旨虽准许了国人下海，并没有明文许外人进口，但是事实上无论哪国人要到广州、厦门、福州、宁波来通商，中国一视同仁。
英人费尽了心力要表现平等者的相敬，通事反把琉球、安南的口气加在这信上。当时的通事不能也不敢实译，而当时的官吏之所以禁止外人学习中文及用中文移书往来，一部分就占这个纸上的便宜。这种外交是幼稚而又滑稽的。
马氏的外交失败是由于中西的邦交观念之不相容。我们抱定“天朝统驭万国”的观念，不承认有所谓“国际”者存在；西方在近代则步步地推演出国际生活及其所需的惯例和公法。马氏的失败证明中国绝不愿意自动地或和平地放弃这种传统观念。
英国这次所送的浑天仪实属十八世纪西洋科学及工艺的最精品。何以国人（满汉均在内）没有发生一点觉悟呢？马氏文化使命的失败，足证中国绝不会自动地接受西洋的科学和工艺。
嘉庆二十一年（1816），罗尔美都（Lord Amherst，阿美士德勋爵）的来使简直是个大惨败。因跪拜问题，仁宗竟下逐客之令。由北京返广州的时候，沿途的官吏多以白眼相待。西洋人从此知道，要变更中国的通商制度和与中国建立平等的邦交，和平交涉这条路走不通。
日本及欧美的报纸则无所忌讳，他们说苏俄军队实际入中国境者不满三千人；中国军队除一旅外，毫无抵抗能力。在满洲里及海拉尔，中国军队不但没有抵抗，且于奔逃之前，大肆抢掠，冲突的结果是屈服于俄国的条件。最近英国舆论界领袖库得斯氏（Lione Curtis）发表一部《大问题的中国》，其论中俄冲突与“九一八事变”的关系，颇值得我们的注意。他说：“日本从此事件得了一个结论，就是中国的军队，若以迅速的强有力的行动临之，无不崩溃。中央及地方的关系是如此疏远，外国可以以武力对付满洲的地方政府而不必对中国宣战。”
想法：国家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会对后来产生影响。
我们近几年来朝野所共造的空气，一句话，就是虚骄自负。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不问自己的能力是否与欲望同时长进，不权衡事件的轻重缓急，好像我们的敌人愈多愈好。自己让自己的口号标语麻醉了，而美其名曰，这是“革命的外交”。等到“九一八事变”一发生，前日我们口号标语中所要打倒的，我们厚起面皮来，求他们同情和帮助。
我们不要白过“九一八”的忌日而不去追究我们的当局和我们自己的责任。
想法：纪念的意义除了事情本身，除了英烈，还有铭记，铭记挨打的教训，铭记不易。
原来现代的外交不是在占便宜，是在调和国际的利益。我们外交的出路也不是在危害外人的利益来促进我们的利益，是在设法使中外的利益共同长进，最低限度，要使我们的利益不受外人的侵害。
民族的进步不能靠少数领袖的号召，也不能靠一个万能的药方。实际的进步还是靠无数人，不动声色的、努力于他们日常的工作。
文治派与武人的不同，不过是文治派主张战前应有充分的内政与外交的预备，战后应守分寸，所希望者不可超越局势所许可者。
第二，中俄复交，我们应当看为一个外交的种子，要多费力气来培养它，使它将来能结好好的果子。我们外交的大毛病是在只图收获，不事培植。私人的交情尚须时日，何况邦交？
想法：即使外交是利益当先，也应该注意培植与他国的关系。
总之，目前论中国的内情及国际形势，我们都谈不到收复失地。目前我们的工作唯有在国内造成有收复失地的能力和资格，在国际上造成有收复失地的可能形势。
内政与外交好像左右两腿：左腿向前进一步，右腿必须跟上，不然，全体就不能有进步。内政办得有起色，外交因之容易办；外交应付得宜，内政的进步亦因之更加顺利。
我带一支枪，你也带一支：我疑你的枪是对付我的，你疑我的枪是对付你的；为先发制人，战争就爆发了。我怕你的枪比我的厉害，你也怕我的比你的好，于是你我都节衣缩食以求枪杆——军备——的精良。有一天，我想我的努力得到了相当的成绩，我相信我的枪实在比你的好，我就趁早向你开放起来。上次世界大战就是这样打起来的。你我现在不带枪，不各自图安全，因为我们有“公安局”。上次大战只有战败者，没有战胜者，因为就是号称战胜的英法在战后的富庶和安乐不但不及战前，并且十五年的努力尚不足以复元。拿现在的军器来演第二次大战，其结果不是人类的末日，也会是文化的末日。所以战后许多有远见的人——在大国的不少于在小国的——一致地主张组织一个国联，一个世界的“公安局”。
想法：当时反对“萨德”和朝鲜制核武器的原因。
就中国说，我们所患的不是国联盟约之不利于我们，而是国联的力量薄弱。那么，我们运用国联的第一个方法就是要培养国联的力量。别国不信任国联的时候，我们要特别信任它。别国事事处处要破坏国联威信的时候，我们一举一动都要尊崇，要提高国联的威信。别国的人如说国联盟约是废纸，我们就要说盟约是天经地义。别国的人如说国联只能管欧洲的事，我们就要说国联是全世界的仲裁者。别国的国联同志会会员如有三百万，我们就应该有三千万。别国如把国联作为外交专门研究的题目，我们就应把国联的历史、组织、目的作为中小学的必须课。无论国联提倡什么，我们都竭力合作。无论国联召集什么会，我们必派代表出席，且派国内最有资望的人去。日本退出国联了，我们在国联活动的机会也就到了。在会员国之中，中国最有代表亚洲的资格。国联为维持他的世界性起见，从此以后，再将欢迎中国的合作。
通商的国家唯恐中国自己不富强，因为中国一富强，他们的商业就可以进步。
在外交上，有所施于人然后可以有所求于人。
一切严重的国难都是国家和民族的试金石。我们若要知道一国人民的知识程度、组织能力、习尚与人生观，最好的法子就是看这民族如何处置一个严重的国难。至于政府及军队，更用不着说，在国难之下，其强弱优劣都自然而然地暴露出来了。
世人常怪政府的不和不战；殊不知和则政府必被推倒于内，战则政府必被推倒于外。要政府宣布或和或战者，其志并不在和，更不在战，不过欲借和战问题以倒政府而已。一般人民，为感情所冲动，不知此中的作用，遂随声附和，在野领袖既以政客手段对政府，政府亦只好以政客手段回答。
十三 民族复兴的一个条件
在中国做官可以；做官而要同时做事，很困难；做事而又认真，很危险；认真而且有计划，那简直不可能。”为做官而做官的，只要人人敷衍、事事通融，反得久于其位，步步高升。官场最不可缺的品格是圆滑，最宝贵的技术是应付。这种自然的淘汰是淘汰民族中之强者、有能力者，保留民族中之弱者、庸碌无能者。
若以报纸所载的为根据，中国人的理想大学是这样的：对教职员无论如何不裁人；对学生不收学费，津贴愈多愈好，按期发文凭。其实在我国的学术早已化成资格的造就。科举虽废了，科举的心理尚存在。
三十几年以前，中俄合办中东铁路的时候，俄国要保存合办名而实行独办，于是把位高禄厚无事的督办位置给中国人做；我们以为占了便宜，于是心满意足。近代在所谓中外合办的事业上，外人利用我民族这种弱点者还不仅俄国。
革除地位的人生观，抱定事业的人生观。这是我民族复兴的先决条件。
印度在现代史的前几幕就亡国了，我们可以置之不论，余有四国可资比较，即中国、日本、俄国、土耳其。这四国的经验有紧要的共同点，四国现代化都是自上而下的。
想法：横向对比四国的改革。
在中、俄、日、土四国之中，现代化即是自上而下，并且常违反民意，改革的推动不能不赖政权的集中。从这四国现代化的过程，我们可以得着一个共同结论：政权愈集中的国家，其推行现代化的成绩愈好。所谓好，就是改革的程度愈彻底、愈快速，没有大彼得的横暴——不仅专制——旧马斯哥的守旧势力是不能被打倒的，俄国或要保存鞑靼的、东欧的文化直到拿破仑大战的狂风暴雨，十八世纪的宝贵光阴将整个地空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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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中国近代史常识：一本引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权威著作
豆瓣评分:84
作者:蒋廷黻
出版社: 台海出版社
副标题: 一本引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权威著作
出版年: 2019-5
页数: 320
内容简介：
《中国近代史常识》以中国的近代化为线索，讲述了从鸦片战争开始到抗日战争前的，中国近百年的近代史。作者在讲述中国近代史时，总结出“中国人能否近代化将关系国家兴亡”。阐述在面对世界大变局时，中国人民所做出的自强不息的改变，并分析这些改变失败的原因。本书引领着近代史研究的风潮，为史学界公认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山之作。
作者简介：
蒋廷黻（1895-1965），著名历史学家、民国外交家，湖南邵阳人。1911年赴美求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23年回国，担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与梁启超共同成为南开大学史学的奠基者；后聘入清华大学，改革清华大学历史系，建立起全国一流的史学阵营。1935年受到蒋介石的赏识，弃学从政，以“知外交”闻名于世。1965年病逝于纽约，享年70岁。
1、蒋廷黻拼音：[jiǎngtíngfú]。
2、蒋廷黻(fú)(1895年12月7日－1965年10月9日)，字绶章，笔名清泉。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外交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湖南邵阳（今邵东）人，1911年赴美求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
3、1923年回国任南开大学第一任历史系主任，与梁启超成为南开大学史学的奠基者；1929调入清华大学任历史系主任，在任期间改革清华大学历史系，建立起全国一流的史学阵营；1935年受到蒋介石的赏识，弃学从政，任国民党行政院政务处长，1945年被任命为中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1961年任台湾驻美“大使”兼“驻联合国代表”；被誉为国民党官员中“最知外交的人”；1965年10月9日在纽约去世，享年7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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