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资料整理
《战国策》简介
《战国策》是一部战国时代的史料汇编,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的纵横家的政治主张和策略,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
作者无可考,流传到现在的本子是经西汉刘向整理过的,分为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燕、宋、卫、中山十二策。共33篇,起于战国初期到六国灭亡,共240年间(前460—前220)。《战国策》的“策”同“册”,古代没有纸,写在竹片或木片上,单个的称为“简”,编在一起的称为“策”。《战国策》是以记载战国时期策士言行为主要内容的史籍。所谓“策士”即指那些游说各国或相互辩论时提出政治主张和策略的能言善辩的政治活动家。该书在写作上,多运用夸张、比喻、排比等手法。语言生动,人物形象鲜明,并以雄辩的词锋、辛辣的笔调构成它独特的风格,对后世的文学有很大的影响。
作者简介
《战国策》的编订者刘向(约前77—前6年),本名更生,字子政,西汉沛(现在江苏省沛县)人,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是高祖第楚元王(刘交)四世孙。主要活动在元帝、成帝时代。他屡次上书弹劾宦官,两次下狱。汉成帝时,更名向,任光禄大夫,受命收阅整理经传诸子诗赋为书籍,写成《别录》一书,为我国最早的分类目录。另外著有《新序》、《说苑》、《烈女传》等书。
《战国策》评价
《战国策》是我国古代记载战国时期政治斗争的一部最完整的著作。它实际上是当时纵横家游说之辞的汇编,而当时七国的风云变幻,合纵连横,战争绵延,政权更迭,都与谋士献策、智士论辩有关,因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该书文辞优美,语言生动,富于雄辩与运筹的机智,描写人物绘声绘色,在我国古典文学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
《战国策》一书反映了战国时代的社会风貌,当时士人的精神风采,不仅是一部历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好的历史散文。它作为一部反映战国历史的历史资料,比较客观地记录了当时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是战国历史的生动写照。它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纵横家的言论和事迹,展示了这些人的精神风貌和思想才干,另外也记录了一些义勇志士的人生风采。
《战国策》的文学成就也非常突出,在中国文学史上,它标志着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一个新时期,文学性非常突出,尤其在人物形象地刻画,语言文字的运用,寓言故事等方面具有非常鲜明的艺术特色。
《战国策》的思想内容比较复杂,主体上体现了纵横家的思想倾向,同时也反映出了战国时期思想活跃,文化多元的历史特点。《战国策》的政治观比较进步,最突出的是体现了重视人才的政治思想。
《战国策》一书对司马迁的《史记》的纪传体的形成,具有很大影响。《战国策》历来为研究者称赞其文学价值,但是对它的思想却是众说纷纭。这是由于该书与后世的儒家思想不符,过于追逐名利。而且过于夸大纵横家的历史作用,降低了史学价值。
《战国策》简介
《战国策》是汇编而成的历史著作,作者不明。其中所包含的资料,主要出于战国时代,包括策士的著作和史臣的记载,汇集成书,当在秦统一以后。原来的书名不确定,西汉刘向考订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策》。总共三十三篇,按国别记述,计有东周一、西周一、秦五、齐六、楚四、赵四、魏四、韩三、燕三、宋、卫合为一、中山一。记事年代大致上接《春秋》,下迄秦统一。以策士的游说活动为中心,反映出这一时期各国政治、外交的情状。全书没有系统完整的体例,都是相互独立的单篇。
虽然习惯上把《战国策》归为历史著作,但它的情况与《左传》、《国语》等有很大不同。有许多记载,作为史实来看是不可信的。如《魏策》中著名的“唐且劫秦王”,写唐且在秦廷中挺剑胁逼秦王嬴政(即秦始皇),就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一类内容,与其说是历史,还不如说是故事。《战国策》的思想观念,就其主流来说,与《左传》等史书也有截然不同之处。刘向序说:“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战国时代,是春秋以后更激烈的大兼并时代,过去还勉强作为虚饰的仁义礼信之说,在这时已完全被打破。国与国之间,如今讲的是以势相争,以智谋相夺。那些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策士,也只是以自己的才智向合适的买主换取功名利禄,朝秦暮楚,毫不为怪。如苏秦始以连横之策劝说秦王并吞天下,后又以合纵之说劝赵王联合六国抗秦。他游秦失败归来时,受到全家人的蔑视;后富贵还乡,父母妻嫂都无比恭敬。于是他感慨道:
嗟夫,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
作者以欣赏的笔调,描绘了苏秦踌躇满志的神情。这些在今天看来也许是不值得赞赏,但在当日的历史条件下,原本受贵族压抑的平民的心理就是如此,这样写比虚假的说教更富于真实性。
另一方面,由于策士以一种比较自由、可以择君而辅之的身份,在当时的政治与外交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战国策》又主要取材于策士著作,故书中对士的个人尊严和个人作用,给予强有力的肯定。《齐策》中记颜斶见齐宣王,王呼:
书中记载了西周、东周及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各国之事,以及战国时期的游说之士的政治主张和言行策略。
《战国策》所收文章为叙事文,是以纵横家为主的士人的说辞、书信的汇编;《战国策》是汇编而成的历史著作,作者不明。其中所包含的资料,主要出于战国时代,包括策士的著作和史臣的记载,汇集成书,当在秦统一以后。原来的书名不确定,西汉刘向考订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策》。
《战国策》全书没有系统完整的体例,都是相互独立的单篇。虽然习惯上把《战国策》归为历史著作,但它的情况与《左传》、《国语》等有很大不同。有许多记载,作为史实来看是不可信的。
《战国策》曾被斥之为“邪说”、“离经叛道之书”。“《战国策》基本上自成一家。其道德哲学观多取道家,社会政治观接近法家,独与儒家抵牾不合,因而为后世学者所诟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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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的思想观念,就其主流来说,与《左传》等史书也有截然不同之处。刘向序说:“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
战国时代,是春秋以后更激烈的大兼并时代,过去还勉强作为虚饰的仁义礼信之说,在这时已完全被打破。国与国之间,如今讲的是以势相争,以智谋相夺。那些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策士,也只是以自己的才智向合适的买主换取功名利禄,朝秦暮楚,毫不为怪。
《战国策》善于述事明理,大量运用寓言、譬喻,语言生动,富于文采。虽然书中所记史实和说辞不可尽信,但其仍是研究战国社会的重要史料。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战国策
《战国策》是中国古代的史学名著。由汉朝刘向编订,但此书的原作者不详。刘向因此书所记的多是东周后期时诸国混战,纵横家为其君王拟定的政治主张和外交策略,因此定名为《战国策》,而该时期亦因此被史家称为战国时代。
《战国策》为国别体,全书按东周国、西周国、秦国、齐国、楚国、赵国、魏国、韩国、燕国、宋国、卫国、中山国依次分国编写,共三十三卷,约十二万字。
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的说客们言行,更包括了不少纵横家的政治策略与辩论技巧,也可说是合纵与连横的实战演习手册。本书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在四库全书之中为史部。
西汉刘向编定。
作者并非一人,成书并非一时,书中文章作者大多不知是谁。西汉刘向编定为三十三篇,书名亦为刘向所拟定。宋时已有缺失,由曾巩作了订补。有东汉高诱注,今残缺。
宋鲍彪改变原书次序,作新注。吴师道作《战国策校注》,近代人金正炜有《战国策补释》,今人缪文远有《战国策新校注》。
《战国策》是一部国别体史学著作,又称《国策》。书中记载了西周、东周及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各国之事。
记事年代起于战国初年,止于秦灭六国,约有240年的历史。《战国策》分为12策,33卷,共497篇,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的游说之士的政治主张和言行策略,也可说是游说之士的实战演习手册。
该书亦展示了东周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战国策》一书的思想倾向,因其与儒家正统思想相悖,受到历代学者的贬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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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的思想观念,就其主流来说,与《左传》等史书也有截然不同之处。刘向序说:“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
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战国时代,是春秋以后更激烈的大兼并时代,过去还勉强作为虚饰的仁义礼信之说,在这时已完全被打破。
国与国之间,如今讲的是以势相争,以智谋相夺。那些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策士,也只是以自己的才智向合适的买主换取功名利禄,朝秦暮楚,毫不为怪。
人物介绍:
刘向(约公元前77—公元前6) ,原名更生,字子政,祖籍沛郡(今属江苏徐州)人。刘向是著名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其整理编辑的《战国策》对后世的影响很大。
刘向的散文主要是秦疏和校雠古书的“叙录”,较有名的有《谏营昌陵疏》和《战国策叙录》,叙事简约,理论畅达、舒缓平易是其主要特色。
同时,曾校阅皇家藏书,撰成中国最早的目录学著作《别录》。另外著有《新序》、《说苑》、《列女传》等。
刘向、刘歆父子在当时经学独尊的情况下,大力倡导研究诸子之学,对削弱官方学术思想的统治、解放思想是有积极意义的。
刘向早年得《枕中鸿宝苑秘书》,“书中言神仙使鬼物为金之术及邹衍重道延命方”,深受神秘思想的影响。继又参与石渠阁的五经讲论,濡染于今文经学活动。
他后来论历代兴革、国政得失,就拿出了今文学者的派头,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作为论证的依据。元帝时,他上封事。
论舜及文武周公时的祥瑞和幽厉以后春秋时期的灾异而归结于“灾异未有稠如今者也”。上文引成帝时上封事,论宗周以来大臣操持国柄之危国,借“王氏外祖坟墓在济南者。
其梓柱生枝叶、扶疏上出屋”之异,申言“事势不两大,王氏与刘氏亦且不并立”。这表明刘向的历史观是神学的历史观。他这种思想反映了西汉晚年大权旁落、皇族失势的悲观情绪。
刘向虽相信“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但认为“明者起福于无形,销患于未然”,可以“刘氏长安,不失社稷”。
这就等于说天命还是可以人力为转移,或至少可以多延一些时期。在刘歆的遗文里,就看不到这样的说法了。依《汉书·律历志》所保存下来《三统历谱》的材料来看。
历代的兴衰是按着五行相生的顺序进行的。按照这样的顺序,王莽以土德继汉的火德,就应该是当然的。王莽在死到临头时就还这样说:“天生德于予,汉兵有如予何!”
当刘向校订皇家藏书的时候,却很少运用这种神学历史观,而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人文主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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