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人性，在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有的朋友我们渐渐的相处久了，依然觉得他很好，可有的朋友却在我们心灵深处造成了伤害。追随作者一起去探索深不见底的人性规律吧1、米尔格拉姆服从实验
心理学家米尔格拉姆曾做过一个服从实验，发现多数人会在权威的指示和命令下伤害无辜的陌生人。
在实验开始之前，米尔格拉姆对周围的同事和学生进行了调查，让大家预测有多少人会在实验中屈服于权威，选择用高电压“杀死”一个陌生人。
而大家的看法基本上认为只有不超过10%的人会这样做，但实验结果是让人惊讶的，即使实验中，陌生人夸张的发出惨痛的叫声和求饶声，还是有65%的人会坚持电击下去，直到被假的大学老师告知实验完成了才选择松手。
2、津巴多监狱实验
心理学津巴多曾做过一个监狱实验，证明了环境可以逐渐改变一个人的性格，而情境可以立刻改变一个人的行为。
一个彬彬有礼又谦让的人，可能在某些情境下会变成一个残暴、凶狠的“野兽”。
在津巴多监狱实验中，扮演囚犯和扮演狱卒的人原本都是没有违法行为、心智健康的学生，而在扮演的过程中，狱卒开始变得暴虐，他们开始做出虐待囚犯的事情，用各种残暴龌龊的方式折磨囚犯。
而实验的主导者也沉浸于此，丝毫没有意识到有什么问题，直到一名前来参观的博士看到犯人遭受非人般的虐待，感到非常震惊，才让主导者清醒过来，终止了实验。
这个实验说明：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善人，也没有绝对的恶人。
当一个人处于社会秩序良好的环境下，恶的成分会被掩藏，但当一个人处在极端或没有限制的情境下，身体内的恶容易被激发出来。人是动物，所以身上有动物性；人是人，所以身上也有人性。所以善，不是人性的全部，同理，恶也不是。
至善的世界是天堂，至恶的存在是地狱，活人是看不到这些的，这也就意味着在天堂和地狱之间，一定存在着第三种善恶交织的状态，那就是人间。
人性亦是如此，所以如无必要，不要轻易考验人性，因为大多数时候，我们是选择做一个好人，而不是本性如此。
对于人性，极古就有贤哲讨论人性的形成、属性。至今仍有人怀疑人性的善恶、性质。纵观人类文明之所以对人性的本质如此在意，是因为道德的支撑就是其本质的解释与理解。人性的不同理解有着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世界观产生不同的社会与文明。
纵目现有的社会文明，古今与发展，人性的理解无非是道德天生，以及人性本恶道德是后天形成两种言论，但不管两种说法是什么，他们的起点都是人性始于一切的情感，道德之上，把人性托上了一切道德伦常的上端，把一切的道德伦常能够实施运行的功劳归结为人性，把人性当成了道德的始点，并认为源流不会改变。但这种说法很难去解释人性是什么。所以，这里就简单的理解——只把人性当做名词，因而得到对人性的解释是：人性是文明对自身体制下的一切道德，情感，信仰，法则所表现出来的种种总结后的印象称谓。并把人性放在了道德情感的未流，把人性当成了道德情感的总结——因为是总结，所以随着文明给出的不同条件，原有的人性的定义也在不断的变迁。
所以人性在这里并不能做为道德的始点和支撑，源流与信仰。它作为印象称谓与总结，只能当做人们道德观的参考或借鉴。或者，只是个人道德观的参考或借鉴。
来源于网文——情感始源假想论，社会规则之人性与道德，新解起缘~平易年华
中国古代人性论的现代借鉴意义内容摘要：中国古代人性思想有着丰富的内容，其精彩纷呈的人性学理论，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关于义利观、“天人合一”等都体现了中国古代人性思想的优秀成分，古代人性思想关于人性的认识及实现途径对现代的人的价值引导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关键词：人性 义利观 天人合一 人性塑造 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人性的学说可谓是各有特色，对人性的剖析可谓是入木三分。他们围绕人性的善恶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的局面时常出现，但他们异中有同，形成了中国人性理论的总体特征。其中虽然有很多思想与我们现在的思想不相协调，也不乏值得我们借鉴的有益思想。 一、中国古代对人性的界定及其局限性中国古代思想家的人性论之所以能一脉相承，相互借鉴，最重要的是他们对人性的界定有着一致的看法，尽管有一些思想家存有异议，并不影响主流的看法。自孔子开始，各家开始研究关于人性的问题，对其中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争，然而对人性的界定是他们争论的焦点。孔子曾言：“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阳货》开始了关于人性的论述，由于他论述过于零散，也无加以深入探究，才留给后人广阔的空间，这也是孔子的高明之处，无人对他的人性论加以批判。告子是继孔子之后开始论述人性的第一人，可是他留后人的作品很少，关于他的思想只有在《孟子》一书中有所涉及，关于人性他是这样论述的：“生之谓性”《孟子·告子》第一次把人性归结为先天的，人天生就具有一种本性，即人性，不仅告子这样论述，孟子也认为人具有先天的禀赋、道德素质，是其后天德行的基础。他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持性恶论的荀子也认为“生之谓性”， 荀子也说：“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正名篇》同时在性恶论中这样说：“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性恶篇》汉代的董仲舒也认为“生之谓性”，他说道：“生之自然之资谓之性。”《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认为人性也是天生的，自然的本性。其他各代思想家关于人性片面界定有其局限性。“作为一个整体的人所包含的属性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由于身体的生长发展而形成的自然属性，另一类是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由于学习和社会影响而形成的社会属性。”①中国古代的人性观，对现代人们的思想的影响是深远的，现在社会还相信一个形而上学的、虚设的上天审视着人间的一切，有“人算不如天算”的思想，这可以看出中国古代人性观的片面强调自然属性这一方面。 二、中国古代人性的实然与应然关系及其借鉴 人性问题既然是关涉到人的，所以必然要跟人的本质相关。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他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②既然人的本质与后天影响是密切相关，那么人性也就不单单具有自然属性，还应该包括社会属性。“对人性问题的思考，固然是人反思人之为人的本质，其实更重要的是在吾人心中明确一种人之为人的理想。从而超越现实经验层面的小我，即经验层面上实然之人性，实现未来理想层面的大我，即理想层面上应然之性。”③中国古代关于人性的思想也有实现了实然与应然的统一。 在人性还没有成为关注的问题时，关于人性的论述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是尧对舜的劝言，“人心唯危”说明了人性在实然状态的情况，所以要进行预防。“道心惟微”说明人性应然的状态，要以道心来治理人心，这样才能处理好事情，可见这样关于人性的分析是符合人性的，只是后人各执一词，把他们片面化。从人性的关注点到探索人性的道德即善恶问题，古代思想家们只好面对应然与实然的关系，他们总是凭个人主观想法认为社会的实质，其实际情况恰恰是与他们的想法是相违背的。孟子的性善论讲到“人之性善，犹水之就下，人无有不关善，水无有不下。”他又说“仁，人心；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弗求，哀哉。”他一方面承认人有先天的善良本性，强调要通过反思自身来保存这种本性，另一方面他又承认人有“食、色”的本能欲望，应尽量克制各种欲望，把丧失的善良道德再次找到并保存下来，可见孟子在强调性善时，也承认性性恶的因素，也是把人性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结合起来。谈到荀子，他主张性恶论，这是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想联系的，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他只是把人性的现实性无限夸大，导致性恶论。荀子关于性恶论说道“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性恶篇》他又说“古者圣王以人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始皆出于治，合于道者也。今人之化师法，积文学，道礼义者为君子；纵性情，安恣孳，而违礼义者为小人。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性恶篇》从上面看出，荀子认为人的自然本性是“生而好利”、“有疾恶”，这些都是反道德本性的，应当加以约束，创造礼仪道德规范，让人们弃恶从善，既然他为人性设定了一个善的目标，说明人性有善的方面，他认为圣人在道德方面先天是善的，他是制定法度的人，必定是善的。可见，荀子在人性方向也遵循着应然与实然的辩证关系。以后历代的思想家都是以先贤的模式，在人性的应然和实然方面各有侧重的发挥。从人性的实然和应然的关系来看，古代的思想家们试图使自己的理论达到一种理想化的境界，带有绝对的色彩，比如孟子希望人都是具有善良品质，他的初衷是美好的，但是现实中是不会出现那么理想的状况。现实的人不仅有行为的善恶，还有观念的善恶之分，即使我们能从行为上杜绝人们的恶行，也很难从观念上改变人的思想。因此，我们在社会生活中即要看到自己的有限性，又要看到自己的无限的创造性，我们要追求一种有限度的自由，即要遵守社会的道德规范和合理的制度，又要在其限度内发展自己，完善自己，使自己的个性得到应然与实然的统一，这样才能形成比较健康的人性。三、中国古代人性的实现途径及现代意义 通过对人的有限性和创造性的论述，怎样实现有限性和无限性的统一，古代思想家关于人性的论述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首先，他们注重自身修养对塑造完美人性的作用。中国古代思想家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荀子主张“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中庸》里也说“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 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可见他们都把自己的人性的提升同环境因素结合起来，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来达到自身内部的和谐。而道家追求效法自然，反朴归真，强调真正的人性是不为物累，不为己役，摆脱一切束缚，看起来太过消极，但是体现他们追求自身修养的重要性。“传统思想强调个人的自我管理，即个人自我道德的提升和完善，亦即自觉性和自律。因此，严于律己已成为中国社会最推崇的美德之一。”④ 其次，他们注重外部环境、教育对人性提升的作用。“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劝学篇》人性的形成与环境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人在环境中生活，人性的发展必然会受到环境影响，特别是社会人文环境的影响。因此，加强社会和人文环境的改善，对提高人性的修养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古代实现人性的途径来看，对我们当代社会提供借鉴的榜样，我们应该从中吸取精华为自己利用。（一）“天人合一”思想中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思想。现代文明给我们带来了改造自然的能力，人的主体性得到了极大的高昂，在人类改造自然界的同时，也造成了自然的破坏，自然向人类亮起了红灯，一系列环境问题的出现，人类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来应对自然的惩罚。而“儒家认为，整个宇宙是由天、地、人三方组成的。这三方共同形成了宇宙的和谐。任何一方的破坏都会破坏宇宙的生命，破坏宇宙的完美。因此，人与自然要协调发展，既要‘尽人之性’，又要‘尽物之性’”⑤这“天人合一”的思想与可持续发展战略不谋而合。（二）中国古代的义利观对于目前社会价值扭曲起到改善的作用。现代社会经济观念的加强，功利色彩的浓厚，加之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个人主义思想的蔓延，使得中国社会在转型时期出现了道德沦丧的现象，损人利己的行为的大量出现。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加以注意的，而中国古代关于义利的论述，对平衡当前的价值取向有着重要的作用，“君子成人之美”、“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通过对中国古代的义利观辩证的吸收，对于提高我们的道德水平具有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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