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火生气,壮火食气”之中医解读
“少火生气,壮火食气”,语出《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其曰:壮火之气衰,少火之气壮;壮火食气,气食少火;壮火散气,少火生气。历代医家对《内经》此段论述的看法不尽相同,一种意见认为“少火”是指气味温和、能养人身正气的药物,如人参、黄芪之属;“壮火”则是气味纯阳刚烈之品,久服能消蚀人之正气,如乌头、硫黄之类。另一种意见认为“少火”是温和的阳气,属生理之火;“壮火”是亢烈之阳,属病理之火。生理之火,人身不可须臾失之,是生命原动力和活力的象征;病理之火则必然戕害人体,消耗正气,是疾病活动的表现。
任何功能活动,都需要物质补给,在消耗物质的同时又应该生成新的物质以补充消耗者。人身阳气是其功能活动的综合体现,但必需以阴精作为其活动的物质基础,故《阴阳应象大论》谓“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阳气是机体生化代谢的原动力,也是脏腑机能活动的集中反映。明代医家张介宾就明确指出:“生化之权,皆由阳气。”他认为自然界之有芸芸众生者,是阳光普照大地的缘故;人之所以有生,只此一息真阳为其大宝而已。人身阳气和平,则生化不息,阴精充长,此即《内经》“阳生阴长”、“阳化气阴成形”之理。反之,无论阳气之衰减抑或亢害,皆可使人生化失常而罹病。因此,“少火之气壮”、“气食(饲)少火”、“少火生气”,是为人体正常生化的过程;“壮火之气衰”、“壮火食气”、“壮火散气”,则是阳气过亢而伤人正气的病理状态。从“少火”而为“壮火”,由生化而致病变,反映了物极必反的辨证观。
《内经》“少火生气,壮火食气”的观点在临床上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它不仅为后世“气火失调”的病机理论奠定了基石,在养生学及临床治疗上也为正确应用温补、温热药提供了理论依据。从发病学观点看,情志失调、烦劳过度、外感六*之邪均可诱发少火转化为壮火。比如《素问·生气通天论》在分析“煎厥”(泛指耳鸣耳聋、目盲昏暗、甚至突然昏厥的一类病证)病机时,就明确指出这种疾病是因为烦扰阳气,导致阳气亢盛,耗损阴精,复因暑热之邪煎迫而发。在我国古代,自秦皇赢政始求不老方药起,许多帝王显贵为了长命登仙皆服饵所诮“仙丹”,其中金石纯阳刚燥之品耗人阴津,久服之后不仅无所补益,反致夭折。这些纯阳之药,不
也是“壮火食气”的例证之一吗
后世许多医学家根据《内经》“气火”理论,结合其临床经验,发展成许多独特的医学流派。金元医家李杲在这一理论的启迪下创立了脾胃内伤学说。他提出百病皆由脾胃内伤引起,而其病机的关键是“阴火”。凡饮食、劳倦、情志所伤,都可使“阴火”内盛。而“阴火”又有虚实之分,其中因脾胃气虚,阴血津液亏乏而致者属虚火;谷气下流,酿为湿热者则属虚中挟实;七情引起心火亢盛则多属实证。总之,内伤热中证的病机是气火失调,人体元气不足时,“阴火”亢盛;人体元气充足则“阴火”自敛。所以他说:“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脾胃论·饮食劳倦所伤始为热中论》)在治疗上,他主要运用补中气的方法来平“阴火”,创制了如补中益气汤、调中益气汤等著名的方剂,形成了中医学术史上的“脾胃学派”。朱震亨提出“相火论”。他认为世间万物内部都存在动与静两种状态,而“动”是主要的,是万物生存、发展的根源,人体内部生化的动力就是“相火”,“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格致余论·相火论》)同时,朱震亨又强调不能忽视“静”的作用,如果动而无静,是为妄动,妄动则反而导致病变。他认为引起相火妄动的原因可以多种多样,如情志过极、劳倦过度、饮食厚味等。他的相火理论对养生防病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如他积极提倡晚婚,婚后性生活要有节制,“动而中节”以养阴抑阳,防止“相火”亢盛;对于老年摄生,他不但反对服用乌头、附子、金石仙丹等纯阳之品,还反对饮食过于肥美,主张饮食清淡。
由此可见,《内经》关于“少火生气,壮火食气”的观点,对中医学术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哲理和医理为临床治疗、理论研究提供了思路和方法。
一般来说，气，就是指人体的正气。因而，这句话可以理解为：壮火可以让正气衰减；少火可以让正气增强。由于火有热的意思，因而，“(气)厚则发热”，这就说明壮火、少火是由药食之气所生。之所以有少火、壮火的区别，是由于药用量过多或过少，应用时间是长还是短的原因。用药量多，时间长，就会热蓄积而生壮火，由于生热过多，超出机体的需求，就会造成“壮火散气”“壮火食气”的不良后果。反之，如果药食之气所应用的时间、量适合，所生之热正好满足机体的需求，就少火。一般来说，少火对机体有益无害，即所说的“气生形”“气食少火”“少火生气”。
“壮火散气”“壮火食气”“气食少火”“少火生气”这一理论精辟地阐述了气火之间，在正常时相互转化，在异常时相因为病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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