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陵县隶属株洲市，位于湖南东部。
茶陵县位于株洲市长条形行政区域图的中部，处湘赣边界、罗霄山脉西麓。北抵长沙，南通广州，西接衡郴、东邻江西。境内有醴茶、衡茶吉两条铁路，衡炎、茶常、武深、泉南四条高速公路，泉南高速公路纵贯县境南北、平汝高速公路横穿县境东西。
G106、G322两条国道，融通湘赣闽、连贯湘桂粤，是全市唯一既有铁路客运站，又有铁路货运站的县。茶陵县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个以茶命名的行政县。因地处“茶山之阴”，炎帝神农氏“崩葬于茶乡之尾”而得名。又因南宋县令刘子迈铸铁犀镇河妖而有“犀城”之美誉。
茶陵县土地资源和矿产资源丰富。
在多种自然资源中，土地资源和矿产资源是茶陵县最丰富的资源。茶陵县土地利用以林地和耕地为主。县域各土地利用类型中，以林地和耕地面积最大，分别达到156446.40公顷和38876.00公顷，分别占土地总面积的62.40%和15.51%，合计占茶陵县土地总面积的77.91%。
除此之外，茶陵县的矿产资源也十分丰富。近年来根据官方统计，茶陵县的钽铌矿储量居亚洲第二。铁矿石储量近亿吨，煤矿储量1100万吨，铅储量8700吨，钨储量28000吨，还有铜、锡、锌、花岗石等20余种矿产资源的储量和品位均占相当优势。
茶陵县位于湖南东部，地处东经113度20分--113度65分，北纬26度30分--27度7分之间，隶属株洲市，北抵长沙，南通广州，西接衡郴、东邻江西。面积2507平方公里，辖12个镇、13个乡、1个国有农场，359个行政村。人口58.41万，有汉、苗、土家、壮、回等16个民族。水陆交通便捷，是湘赣边境地区交通枢纽，京广、京九铁路侧翼东西，醴茶铁路、106国道、三南（闽南、赣南、湘南）公路交汇于此，米水河环城而流。境域属热带季风湿润气候，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冬寒期短，无霜期286天，年平均气温17.9摄氏度，降雨量1500毫米，日照时间1718小时，气候类型多样，立体气候明显。茶陵，因中华民族始祖炎帝神农氏“崩葬于茶乡之尾”而得名，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置县。地处湖南东部，隶属株州市，北抵长沙，南通广东，西屏衡阳，东邻吉安。面积2500平方公里，人口57万，辖25个乡镇、农场。茶陵是湘赣边境地区交通枢纽，京广、京九铁路侧翼东西，醴茶铁路、106国道，三南公路交汇于此，周边县（市）物资多在此集散。茶陵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冬寒期短，无霜期286天。年平均气温17.9摄氏度，降雨量1370毫米，日照时间1718小时。
茶陵，因中华民族始祖炎帝神农氏“崩葬于茶乡之尾”而得名，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置县。地处湖南东部，隶属株洲市，北抵长沙，南通广东，西屏衡阳，东邻吉安。面积2500平方公里，人口57万，辖25个乡镇、农场。茶陵是湘赣边境地区交通枢纽，京广、京九铁路侧翼东西，醴茶铁路、106国道，三南公路交汇于此，周边县（市）物资多在此集散。茶陵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冬寒期短，无霜期286天。年平均气温17.9摄氏度，降雨量1370毫米，日照时间1718小时。茶陵资源丰富。有耕地43.1万亩，水域7.9万亩，山丘172万亩，草场90万亩。主要矿厂资源有铁、钨、锡、铅、锌、钽铌、金、煤、石灰石、萤石、花岗岩等20余种。农产品主要有稻谷、棉花、柑桔、苎麻、生姜、大蒜、白芷、菜油、烤烟、茶叶和生猪、菜牛、黑山羊等，是全国商品粮生产基地、茶叶生产基地和瘦肉型牲猪生产基地。林业资源有松树、杉树、楠竹、油茶等，全县森林活立木蓄积量223万立方米。水电能蕴藏量达14.3万千瓦，可开发利用量9.6万千瓦。茶陵风景秀丽，名胜甚多，有“好山千迭翠，流水一江清”之称。古迹名胜主要有南宋绍定年间铸造的“南浦铁犀”和“秦人古洞”、“灵岩夜月”等“茶陵八景”。位于城郊的云阳森林公园方圆70公里，神农曾在此种五谷、尝百草，传说又是南岳圣帝的避暑行宫，山寺终年香火绵绵、钟声不断，被称为“可以长生、可以避世”的福地。茶陵距井冈山、炎帝陵、南岳旅游胜地仅数十公里，且为必经之路。茶陵工商业较为发达。拥有各类综合专业市场20个，商业公司60余家，县内商贾云集，物畅其流，是湘赣边境地区的商业中心，全县有采掘、冶炼、铸造、电力、机械、化工、建材、轻工等20多个工业门类数百个产品，其中采掘、建材、冶炼、铸造已成为四大支柱产业。茶陵基础设施日趋完善。电力已并入湘中电网，并有大小水电站16座，其中青年电站装机总量12600千瓦。邮电大楼配备10000门数字式程控电话交换机，可直拨国内外各地，并开通了国际、国内图文传真、移动电话、自动无线寻呼、邮政速递特快业务。所辖各乡镇均开通了程控电话。云阳开发区、龙下工业小区和各具特色的商贸小区设施齐全，功能配套，为外商投资置业提供了理想场所。茶陵的土地是红色的，是用3万多名被杀害的革命群众，5000多名先烈的鲜血染红的。茶陵的土地的神圣的，它留下了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谭震林、毛泽覃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辉足迹，培育了谭家述、刘道生、周仁杰、刘转连、刘培善等一大批优秀人才。历史悠久的茶陵，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有较大的影响。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农民运动席卷全县。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茶陵作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六县之一，中国第一个县级工农兵政府诞生地、湘赣省的重点县、模范县彪炳于世。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这片土地上艰苦征战、力挽狂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有“茶陵牛”之誉的茶陵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前仆后继，浴血奋战，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史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全县有3万多人为革命献身，占当时全县人口七分之一，其中，解放后被正式追认在册的革命烈士有5270名，数量之多在湖南省县（市）中列居第三。1955年至1964年，被中央军委授予将军军衔的有25名，其中中将5名，少将20名，将军人数之多在全国排名十二，位居湖南省第三，株洲市第一，有“将军之乡”之誉。茶陵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主要体现在稻作文化、耕读文化、红色文化三个方面：稻作文化
1981年在茶陵县尧水乡艾里村湖里发现的、1983年经南方13省水稻专家鉴定的“茶陵野生稻”，和1986、1996年在茶陵县独岭坳（即茶陵县枣市镇虎形村境内）发掘的大溪文化遗址，证实了茶陵是中国乃至世界稻作文化重要发祥地之一。尤其从约600平方米遗址中遗存的稻粒考古发现，早在约7000年以前，茶陵的先民已人工栽培水稻，开创了稻作文化之先河。晚于茶陵稻作起源时期约1000年的时候，氏族部落首领炎帝神农氏带着一批臣民来到茶陵，开创了茶陵稻作文化的新时代。他“制耒耒吕，教民种五谷”；尝百草，为民治病疗疾。“种五谷”（主要指传授先进技术）和“尝百草”的传说与“灵迹”，现保存较多，并广为流传。“立春送火把”定耕等稻作文化的民俗至今沿袭。
耕读文化
稻作文化是茶陵上古时期人们生存与安全的需求，而耕读文化则是茶陵唐宋以来人们的高层次需求。茶陵地处“吴头楚尾”，境内“好山千叠翠、流水一江清”，农业生产条件较好，加上地处偏僻，战争相对较少，因而不少北人南迁于此，是北人南迁的重要门户之一从69个姓氏《族谱》中发现，宋、元、明三代南迁于此的姓氏有47个。他们定居后，兴办私塾、书院，希望通过勤耕、苦读来提高家族地位，进入上层社会。耕读文化由此形成，历久不衰。曾培育了122名进士，而刘三吾、李东阳、张治、彭维新等四大学士是其中的佼佼者。以私塾、书院为表现形式的耕读文化的强化，使贫寒农家子弟走上仕途，成为官宦之家、书香门庭。明代大学士张治少年时，只能靠父亲替人做长工及亲友资助才维持学业，只能住在茶陵州城的偏僻西郊旌忠庵发愤苦读，于正德十六年（1521）一举成名，中会元、进士，后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进入社会上层。华盖殿大学士李东阳受茶陵耕读文化的影响，开创了“茶陵诗派”，写出了大量的现实主义作品，对中国历史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耕读文化的强化，不仅养成了勤奋好学的风气，也促进了尊师重教的良好美德。私塾在茶陵各村均有兴办，有的村办有2~3所。书院自宋至清代共办有32所，在湖南名列前茅。元代李祁在《学校记》中称：“茶陵学校于湖南为盛”，宋代居湖南第三、元代居第二、清代居首位。茶陵书院在清代有22所。清代状元肖锦忠先在洣江书院就学，后辞官又在洣江书院主讲。榜眼曹诒孙先后在县内白沙书院和长沙岳麓书院就读，后来为官休假时主讲洣江书院。茶陵自唐天复元年（901）至清光绪三十年（1904）间，中进士者绝大多数曾就读于书院，中进士后他们又返哺社会，兴办书院。明翰林学士刘三吾和进士王廷爵、罗鉴与清进士兰卓焕，分别在县内创办明道、云崖、西畴与范乐等书院。
红色文化
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勤于耕、士勤于学”的耕读文化越来越不适应大多数劳动人民的需求。“农”、“士”对立，“体”、“脑”分离，加上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迫使劳动人民走上反抗道路。位于湘东边陲、井冈西麓的茶陵，是毛泽东创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好地方。素以“其性决烈劲直”的茶陵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轰轰烈烈地开展农民运动，为抗击地主武装的血腥镇压建立了革命武装和红色政权（即工农兵政府）。这块烈士染红的土地是井冈山根据地六县之一，湘赣苏区的重点县、模范县。于是红色文化在茶陵形成，并影响深远。大革命时期，茶陵苏区有各类小学47所，其中列宁高小1所，列宁初小20所，平民夜校23所，半日学校2所、女子职业学校1所。茶陵县立列宁高级小学校于1931年12月在秩堂雩江书院（也称毗塘书院）开办，县委书记贺碧如兼任校长，招收学员60~100人，分甲、乙、丙三个班级，设有国语、算术、社会发展史、革命常识、自然、地理等课程，以“为工农服务，为革命战争服务，为阶级斗争服务”为办学宗旨，虽时间不足两年，却为苏维埃政府和红军部队输送干部、战士200多人。学校开展的各类革命竞赛运动和革命宣传活动，深深地吸引和影响全县人民；开展的体育、文化、歌咏比赛，有力地冲击着旧的文化教育制度。这种红色文化乃是新中国建立后的现代文化教育的雏型，为新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