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秦始皇统一了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王朝 —— 秦朝。在秦朝建立之前的历史时期是战国，那时候虽然是分裂的，但是我们的民族名称叫华夏族。秦始皇统一之后，建立了多民族的国家，至此叫法应当适当的改一下，就像新中国建立之后我们的民族不再局限于汉族，满族这一局限名称而是叫中华民族。那么为什么在秦始皇统一之后我们族名不是以秦命名，而是以秦之后的汉命名呢!?
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秦始皇只是完成了疆域上的统一但并未打破疆域上的限制。在秦始皇统一之后，很多人都是以原国家名称来称呼自己，比如楚国人，魏国人，赵国人等等。至此秦国的统一只能算是上层建筑层次方面的统一，而在基层人民却并不服气。而汉朝则打破了疆域的限制，不管是谁都自称汉人。
二、统一之后，秦始皇依旧赋税严重，并未有短暂的休养生息。在战国时期，已经有了相当长时间的战争，在统一之后应当进行几年的休养生息，恢复生产。但是秦始皇依旧是增加赋税，好大喜功，苦了人民。致使人民群众并不认可秦朝这一王朝。而汉朝在初期经历了文景之治，休养生息，人民富足，人民比较认可汉朝这个王朝。
三、秦始皇文化思想上统一的不彻底。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进行了一系列文化举措，比如统一文字。但是自始至终，秦朝上下并没有一套统一的思想意识。虽然秦始皇依旧奉行的是法家思想，严刑酷吏，但是民众并不认可这一套。而汉朝则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上下一心。
四、秦朝对于文化历史的不尊重。这一点小侯认为是最重要的原因。秦始皇为了”愚民“，进行了焚书坑儒，致使先秦时期的好多著作典籍毁于一旦。这些著作，还是多亏了在汉朝建立之后，刘邦邀请那些老先生凭借记忆手写，刀刻记录下来的。而在此之后的2000多年，我们的文化从来就没有断过。
以上就是小侯总结出来的我们不叫秦族，而叫汉族的原因。正是因为汉族不止是在疆域上进行了继承与开拓，还在文化思想上进行了统一与发展，至此造就了汉族在中国历史上的绝对的强势，以致同化了很多异族，比如鲜卑族，沙陀族，甚至在世界上文化信仰顽固的犹太族。
当“赳赳老秦，共赴国难”这句话脍炙人口的时候，很多人其实已经忽视了它本身不是一句秦国当时的话语，而是出自于电视剧《大秦帝国之裂变》的主题曲歌词，而其内核，则来自于孙皓晖先生的同名小说《大秦帝国》，然而，在历史小说与电视剧让无数读者与观众为之热血沸腾、气冲牛斗的时候，关于秦族起源的问题，仍然克制而冷静地固守着自己学术的底线，“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有一份证据说一句话”，据笔者简单地归纳，这一秦族起源问题目前主要有“西来说”和“东来说”两种观点，而这两种截然相对的观点各自在传世文献和考古文献中都能找到支撑材料，因此逐渐形成为一大学术悬案。
电视剧《大秦帝国》系列是根据孙皓晖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历史剧。
与秦基本同时代的世界历史地理大环境。
一、“西来说”——这一堆后生是戎狄洗白的。秦族起源“西来说”认为秦族源于西北的戎狄族群，属于“西戎”的一支，其文化性质从根本上属于西方戎狄文化。
王国维《秦都邑考》一文认为：“秦之祖先，起于戎狄。”随后，蒙文通、翦伯赞等学者先后阐发了秦从“羌族中分化出来”的观点，虽与西戎传统说法有些微差别，但也属于广义的“西来说”范畴——其实，这里的羌族与西戎本身就与后世的概念不同，
历任北大历史系、考古系讲师、副教授、教授，后又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俞伟超教授认为“秦人（至少其主体）是西戎的一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伟超教授进而并提出了辨别秦文化特征的三项重要依据：
盛行蜷曲特甚的屈肢葬、使用“铲形袋足鬲”、流行洞室墓。
伟超教授的说法对学界影响很大，他对秦文化突出特征的认识至今仍然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的刘庆柱教授认为秦文化源于辛店文化——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当时以首次发现地命名，然而出土地本来的地名是辛甸，因为同音翻译错误，正式出版物中的中文写作辛店，之后遂约定俗成不再改变——指出“通过对秦的葬俗、图腾和陶器组合及其纹饰三方面与相关考古学文化的分析对比，使我们基本了解了秦之渊源变化。用考古学文化表示从早到晚秦之发展的文化序列就是：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辛店文化——春秋秦文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叶小燕研究员亦断言
秦之先起于西北，最早活动在今甘肃省东部，后来逐渐东徙，和周人发生频繁接触。
叶先生进而认为：
春秋战国时期的关中秦墓是最赋有秦文化本色的墓葬了。在这些秦墓中，引人瞩目的是它独特的屈肢葬式。死者仰身或侧身，头向西为主，可能寓意他们是来自我国西部。
秦孝公重用卫鞅（即商鞅）实行变法，奖励耕战，并迁都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自此国力日盛。
商鞅辅佐秦孝公，积极实行变法，使秦国成为富裕强大的国家。
二、“东来说”——降虏洗心革面另投新主相比上述诸位专家而言，持“东来说”的学者人数可谓极为众多，其中包括傅斯年、卫聚贤、顾颉刚、钱穆、杨宽、郭沫若、范文澜、黄文弼、李亚农、徐旭生、徐中舒、马非百、林剑鸣、王玉哲、邹衡、段连勤、何清谷、伍士谦、何汉文、黄灼耀、赵化成、韩伟、尚志儒、牛世山、张天恩、刘军社、刘明科、祝中熹、孙新周、李学勤、梁云等等，可谓“星斗璀璨”，阵容无比豪华强大。
主张秦族“东来说”的学者内部观点虽然存在大小差异，但他们大都认为秦族源于古代山东及其附近地区的东夷族群，属于东夷之一支；秦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种种原因，或积极主动或消极被动地向西方关陇区域迁移，其主体力量最终主要活动于甘肃东部的天水、陇南一带，因为长期与戎狄杂居，所以渐染戎风；在周王室衰微之后，秦人遂取得诸侯地位，得到王室的奖掖，逐渐向东发展，进而东灭六国，建立了大一统中央集权的秦王朝。
范雎是魏国人，战国时期著名政治家、军事谋略家，秦国宰相。
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四川大学历史系徐中舒教授认定《师酉簋》铭文中提及的“秦夷”，就是秦人中的嬴秦宗族成员，他们属于商周之际被迫西迁的殷遗民。傅斯年《夷夏东西说》一文认为：
秦、赵以西方之国，而用东方之姓者，盖商代向西拓土，嬴姓东夷在商人旗帜下入于西戎。
这里明确指出嬴秦原本属于东夷，伴随着殷商势力的西向拓展而来到了西戎生活区域。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得王国维等亲炙的卫聚贤先生就指出：
秦民族发源于山东，至山西、陕西、甘肃，然后再向东发展。
这句话虽然简单直白，没有其它更多的阐释生发，但毕竟开创性地对秦人族源和迁徙路线提出了新的看法，即使以今日学术眼光回望，总体上还是符合历史实际情况。徐旭生将我国古代部族及其分布划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其中嬴秦族群被归入东夷集团，他指出：“东夷集团中有一支异军突出，从东方跋涉山川，跑到西方，在那里‘保世滋大’，渐成大国。这就是曾服役于商纣，及纣败后辗转西走的蜚廉的后裔，秦。秦人嬴姓，自认为出于少皞，与徐、赵同祖。”黄文弼直接反驳蒙文通的“秦为戎狄说”，坚决主张“秦为东方民族说”。
林剑鸣认为“可以断定秦人的祖先与殷人祖先，最早可能同属一个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既然殷人早期活动于我国东方已成不疑之论，那么秦人的祖先最早也应生活在我国东海之滨，大约在今山东境内，这也是可以肯定的。”段连勤对于嬴秦源于东夷的观点作了全面细致地申述和论证，他明确指出：“秦的祖先起源于我国东方，是夏商之际西迁关中的东夷族的一支。”这一观点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可和继承。韩伟认为：屈肢葬、铲形袋足鬲、洞室墓不是秦人自身的文化传统，它们属于“西戎”文化因素，是随着甘青后进民族成员大批被俘获，而逐渐融入到了关中地区的秦文化之中，秦文化与殷周文化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而与戎人文化距离较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