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业救国论在19世纪末已开始出现，到了辛亥革命（1911）前后成了一种颇为流行的论调。甲午战争 （1894～1895） 后，陈炽宣称：今后中国的存亡兴废，“皆以劝工一言为旋转乾坤之枢纽”（《续富国策·劝工强国说》），这可说是中国近代实业救国论的滥觞。
20世纪初，张謇极力宣扬实业救国论，认为：“救国为目前之急，……譬之树然，教育犹花，海陆军犹果也，而其根本则在实业”（《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对于储金救国之感言》）。张謇是中国近代实业救国论的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实业救国论经他提倡而在资产阶级上层人物中风行一时。
相关内容：
实业救国第一人张謇创办有纱厂、面粉厂，兴办学校，以他为首的“实业救国”论者企图实现以实业所得来资助教育，用教育来改进实业，两者为国家“富强之大本”。
其时的中国“官吏提倡于上，绅商响应于下，收回利权之声洋溢国内。风起云涌，朝野咸有振作之精神。此时中国之实业，如红日初升，前途希望正复无穷”。
民国初年，主流的报刊竞相宣传“实业救国”，并提出国家振兴实业的道路，这使得“实业救国”论以比较完整的形式出现。
适逢乱世，民国资本家从根基上就已然不再仅仅是为逐利而起，超越资本的理想让他们身上有了更为动人的光芒。
在内有顽固的封建势力，外有强国的资本和技术优势的情况下，民国年间，新兴的民族资本家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最后这一理论归于失败。
实业救国论在19世纪末已开始出现，到了辛亥革命（1911）前后成了一种颇为流行的论调。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放宽了对民间设厂的限制，并于1903年设立商部，由此社会上兴起了一股实业救国的热潮，涌现出张謇，荣宗敬等一批实业家。
实业救国思潮的发展历程
在洋务运动时期，郑观应兴办实业，提倡“商战”，他认为发展商业能够富国，富国就能御侮，从而达到救国的目的。张之洞虽然主张“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但认为发展实业可以强国强民。他积极地创办铁厂、兵工厂，并筹办铁路。
中日甲午战争后，民族资本家和爱国人士纷纷设厂救国。张謇创办有纱厂、面粉厂等多种企业，兴办学校，企图实现以实业所得来资助教育，用教育来改进实业，凭实业发展而救国的目标。他认为，实业和教育是国家“富强之大本”。
辛亥革命时期，报刊竞相宣传“实业救国”，并提出国家振兴实业“要道”5条：改良各种行政机关、调整和统一度量货币、疏通货物流通渠道、收集才智之民归实业界、制定特别保护奖励法规；提出要扩大出口贸易、实行关税保护政策等具体办法，从而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实业救国”论。
在五四运动前后，“实业救国”论盛行不衰。民族资本家大力提倡国货，抵制外国的经济掠夺，维护民族利益。他们的共同口号是：“振兴实业，挽回权利。”哲学家张东荪也曾鼓吹“实业救国”。他认为，中国既然有贫乏病，那么开发实业就成为唯一的要求；在开发实业的要求下，资本主义、机器生产与日俱增，形成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要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要增强国力，要增强国力就必须开发实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在中国都是行不通的。
近代实业家张謇等人和张东荪提倡“实业救国”的动机是不同的。前者反映了实业界和开明人士发展民族资本主义，自强救国的进步要求。他们兴办实业，对发展社会生产力有一定作用，但是这种主张没有抓住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后者则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反对中国实行革命与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种托辞。
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实业救国的活动与主张反映了其阶级利益和要求。这一思潮的根本目的是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建立资产阶级专政，与“民主共和”成为当时两大社会思潮。民族资产阶级企图通过发展实业来挽救民族危亡，具有爱国主义的进步意义。在“实业救国”的思潮影响下，民族工商业有了进一步发展，有利于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为中国政治变革与思想革新提供了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促进无产阶级队伍壮大，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起了抵制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