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元(ID:chaintruth)原创
焚烧金融产品
作者谢忠秀
编辑饶费霞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想要“跑、逃、走”。
“好像这个词最早是用来说出国发展的,现在已经扩展到了一切,就是不想工作,不想留在城市也可以。最近在红宝书上看到很多说‘我要干了,离开北京上海’。”一位网民说。
“润”的原因不一样。比如2021年从深圳回到成都的阿兰,他对燃财经说“我受不了互联网的加班,所以我想换一份不加班的工作,我也想摆脱互联网。但在深圳,不滚就负担不起生活成本,光房租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于是我想了想,最后还是回到了成都。”
2020年从北京回到成都的谢驴正在打工。“我是成都人,老公是江西人。在居住和舒适度方面,成都在我们看来是优于江西的。所以我们一早就有共识,总有一天一定会回成都。”
所以在2020年疫情来袭,谢毛驴长期没有工作后,他们两个考虑回成都。“就因为我老公的公司在成都有分公司,就申请了内部调动。”
回来后,我们都有自己的感受。
阿兰“真的很满足。”“我老家是成都一个郊区县城。现在回成都了,每周都可以回家看父母了。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同学,经常可以一起吃饭。虽然之前在深圳的时候收入一年不到20万,但是没有房贷和家庭的压力。只要我生活奢侈,就够了。”
谢开始犹豫了。“如果你去年问我,我的回答会很积极乐观阳光,说年轻人回到二线很好很酷。但现在我可能会重新思考。”
谢的犹豫来自于环境的变化。从去年年底开始,各大互联网公司纷纷裁员,“三金三银四”也被求职者证明是“三铜三铁四银”。一线工人苦不堪言,二线城市与一线同频共振。
“2021年,老公跳出了之前的大厂,想做点实事,加入了一家科技型创业公司。”谢说,“当时公司发展很好,拿了融资还在招很多人。但转眼间,今年情况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得不裁员20%。目前我朋友合伙的内容创业公司整体年收入也减少了三分之一左右。”
就互联网而言,成都的互联网也越来越“浩如烟海”。
最近《互联网人卷成都》一文引起了很多共鸣。2013年左右从京回深的互联网人士袁青向燃烧财经回忆,成都的互联网大概从2016、2017年开始滚动。“猜测一是从前线回成都的人多了,饕餮之徒太多,降维是打击。第二,当年成都房价开始飙升,但是工资没有跟得上,导致大家工作压力更大。”
阿兰也说,“因为我是互联网行业的,回来后也接触了成都的一些互联网行业。整体感觉很卷帙浩繁。因为成都的大型IT公司很少,但是每年大学毕业的人数非常多,导致竞争非常激烈。”
其实哪里都是生活,生活总是充满了烦恼和烦恼。回到二线并不是解决所有烦恼的“灵丹妙药”。
“我不承认我是‘跑’。”2016年从北京回到成都的杨霞直言,“因为我是思考后主动离开的,是基于自己想法的选择。如果你说‘跑’,那似乎意味着慌慌张张地逃跑,但至少我不是这样。”
不过杨霞还是建议想回二线的可以拿到offer或者带着明确的目标和计划回来。
从第一行到第二行
工作难找,工资缩水
离开的决定并不难。
“想着跳槽的那天,我刷了刷朋友圈,看到了成都朋友们丰富的业余生活,转头看看北漂的自己。我的工作和生活很单调。”杨霞是四川人。大学毕业后,她去了北京,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产品经理。
“那个时候,我开始意识到,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杨霞说,“更何况还有房价的现实问题。在北京,我无法想象我能买得起房子。2016年北京房价4-5万元/平方米,而成都高新区天府大道两侧,中轴线上,房价只有7-8千元/平方米。而我的亲戚朋友都在四川。”
于是2016年,杨霞结束北漂,回到成都。
袁青于2013年回到成都,原因很简单,“我在北京的时候,雾霾太严重了。所以两年后我回来了。但是现在北京的环境好多了。”2017年从上海回到成都的苏,在上海工作一年后陷入了焦虑症。
从一线回到二线,多是为了生活。但坦白说,人总是离不开工作的。现实情况是,即使他们回到二线,工作还是很麻烦,甚至更有问题。燃财经在社交平台上看到,很多人提到在二线城市找工作很难。“最近打算从上海回成都,但是读了一段时间,确实没有理想的工作。”
2021年从上海回南昌的那个夏天,我告诉燃财经,“回南昌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当时虽然找了个好工作然后回来了,但是因为工作不好找,还是勉强接受了唯一一份进入面试的工作。现在很难换工作,能交五险一金双休的工作更少了。”
这似乎是二线城市的通病。“我回到银川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小私企。当时它连劳动合同都没给我。合同签订后,一式两份交给了公司。而且私企基本没交过公积金,五险是最低标准。”2018年从深圳回到银川的李放说。
编译《更香》。“相比互联网公司聚集的北京,外企聚集的上海,成都的工作机会有限。去过成都的同学,有一半是体制内的。”小红书的一些用户直言不讳。
其他二线城市的情况也差不多。李放目前就职于一家央企的子公司,月薪税前12000元。“银川是公务员和国企员工工资最高的,当地人平均收入四五千元。”
对于互联网,二线城市的部门和岗位与一线城市有一定差距。《财经》看到,腾讯、阿里、华为、JD.COM、字节跳动、美团等互联网大公司都在成都有自己的布局。但就工作岗位而言,“高质量的工作大多是一线大型企业的成都分公司,工作岗位主要是科技行业的RD和客服岗位,产品和设计较少。”杨霞说。
这也导致了“技术岗在成都更容易找到机会,大公司内部转岗容易拿平工资;但是对于营销和运营来说,在降薪的基础上找一个靠谱的坑,真的是难了n倍。”上述小红书用户说。
与这一判断相一致的是,开发大数据平台的艾伦在找工作时并没有遇到困难。“我回到成都后,因为没有经济压力,休息了10个月。2021年10月11月才开始找工作。可能因为我项目经验比较多,工作好找,拿到了八九个offer,但是我不想去,就没接。”
“最后一个猎头找到我,给了我一个外企的IT职位。工作时间和工资都还可以,我就接受了。”阿兰说。
然而,产品经理李放就没那么幸运了。“回银川之前,我在网上找了一段时间招聘,没看到合适的。但因为当时接触的是自媒体,手头有一些积蓄,所以去了裸辞。就算找不到工作,我也可以回去做一段时间。”
折腾了半年,由于媒体没有太大起色,李放的经济压力也上来了,于是先找了份工作。“本来是一家私企,只干了三个月,但是因为团队的技术水平和氛围太差,加上朋友推荐去了另一家更好的公司,我就在即将成为正式员工的时候离开了。”
除了找工作难,回到二线还得接受降薪。从北京回到成都,工资减少了三分之一。”杨霞说道。阿兰还告诉燃烧财经,“现在我一个月大概拿1.6-1.7万。不到深圳的三分之二。“李放的工资也比以前缩水了很多。
回到二线改变人生
对于从一线回到二线,更大的愿望是换一种生活。
“在北京,一切都以工作为中心,生活要给工作让路。如果要在晚上或者周末见朋友,晚上八点之前是聚不到的,因为北京太大了。但是在成都,我们经常约好一起吃饭喝咖啡。即使工作日吃午饭,下午喝咖啡,也能轻松认识朋友。”杨霞说。
5月31日中午,燃财联系谢驴时,谢驴也告诉燃财,“等一下,我准备做个光子回春。这也是我回成都的一个原因,因为成都是医美之都。”
一线买房问题也解决了。“我回成都的第二年就买了房子,还是100多平米的大房子。这在北京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如果我没有离开北京,我应该还在北京租着老房子。”杨霞说。
“目前在银川感觉挺好的。我在一家央企的子公司做产品。虽然我的收入比之前在深圳工作时打了折扣,税前12000元/月,还买了比当地均价高两三千元/平米的所谓‘豪宅’。唯一的差距可能就是当地的RD制度和处事方法还是不如一线城市。但是其他的就没有区别了。深圳有,银川也有。”李放也说道。
燃财经注意到,在过去的概念里,北上广深是年轻人追梦的地方,值得去争取。到了定居成家,就要考虑实际问题,于是开始回老家的省城。这似乎是真的。从一线城市回到二线城市的年轻人中,30岁左右的居多。
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二线城市。燃财在从外地回到成都的200人左右的小群体中做了一个调查。参与调查的13人中,30岁及以上的有5人,27岁和28岁的有2人,25岁及以下的有6人。
比如袁青24岁回成都,苏25岁回成都,去年夏天从上海去南昌才26岁。
来源/燃烧金融研究
绘制/燃烧财经
从城市来看,成都似乎是“退居二线”的甜区。
南方周末城市(区域)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指出,2021年,全国人口增长迎来大幅放缓,北上广深呈缓慢增长趋势,2021年增速不到0.4%;杭州等沿海新一线城市增速明显放缓,增速较往年回落1%左右;中西部城市在前,接过领跑的接力棒,武汉、成都、南昌、郑州等城市增加值都在10万以上。
成都更热。在小红书平台上,有5800多篇关于“从一线城市回成都”的笔记。另一方面,“从一线城市回武汉”只有4200+注,“从一线城市回南昌”200+注,“从一线城市回郑州”2000+注。
一个北漂说:“我是河北的。离开北京后,想去成都或者江浙。因为我是设计师,在河北没有合适的发展机会。”回到成都的杨霞也成立了一个交流群,帮助那些和他一样从国内外回到成都,有信息需求的人。"总共有一两千人加入了这个团体。"
对于回二线,大部分人的选择结合了地域接近和就业考虑。川渝一直是外出打工的主力军。四川省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年末全省户籍人口9094.5万人,年末常住人口8372万人。简单算一下,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有722.5万的剪刀差。
至于就业,成都的就业选择也不错。“TMT,金融,地产,成都都有。”杨霞说。
除了就业,天府之国的美誉和成都的网络名人标签也是吸引川渝人或外地人来成都的原因。燃烧财经在小红书平台上看到的,有用户说,“论城市化程度,时尚度,品味,(成都)绝对是国内TOP5,但是房价大概1万/m2,2万/m2,或者3万/m2,连TOP15都进不去。”
中国研究院百城房价指数显示,2022年5月,成都新房样本均价为12628元/平方米,远低于二线城市中的北京(44447元/平方米)、上海(51534元/平方米)、深圳(54350元/平方米)等一线城市,相比武汉(13263元/平方米)。
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成都似乎是年轻人回归二线的“香饽饽”,但成都并不是唯一的,很多年轻人选择回到离他们更近的武汉、长沙、郑州、宁波、南昌等地。
一线城市,曾经承诺给年轻人的地方,正在变得高不可攀。“就目前的一线城市而言,一个稍微普通的家庭根本无法支撑个人买房定居,除非个人能力非常突出,或者赶上风口,年薪百万。”阿兰强调,“靠自己真的太辛苦了。”
离开了前线,逃不出内卷
但离开了“压力山大”的一线,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烦恼都没有了,尤其是这几年。
不管是一线城市还是二线城市,都是共享一个大环境。谢驴直言,“二线城市也在感受这两年环境的变化。2022年,除了我老公的团队有20%的淘汰率,我自己的创业经历也很明显。”
“2020年直接离开北京,因为回成都后要先办婚礼。婚礼期间,我试着在招聘网站上找工作,但是找不到适合我的职位。要知道我应该是北京某S级项目的总导演也没问题。”谢说。
后来,谢的驴有了“好运气”。一个做KOL的朋友想转型做视频博主,于是两人一拍即合,成立了合伙公司。“一开始一切都很好。我们做的内容是平台要求的优质内容,所以平台和我们有300万左右的合同合作,还可以收广告。但今年,平台合同的收入减少了100万元。”
“自媒体其实是产业链最下游的职业。”谢衍直言,上游平台、品牌的收入减少,预算减少就不打广告了,这自然会体现在自媒体运营上。“现在其实商家也是卷帙浩繁,所有广告都直接看ROI(投资回报率)。你能卖给我多少产品,而不是单纯的做品牌推广?”
“不能说都是负面的。”为了缓和气氛,谢驴补充道,“我们身边也有赚钱的例子,就是我们合作的一个法律博主登陆了律所,业务量增长得很好。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下,很多企业需要做破产清算。”但这似乎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现实的困难。
至于互联网,由于整体环境不佳,人才涌入,越来越“浩如烟海”。“2013年和2014年从北京回成都的时候,我找了份工作,然后回来了。当时机会一般,但不是这样的。”袁说。
成都的大学很多,有四川大学和电子科技大学,两所985和211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和西南交通大学两所211大学,还有包括这四所大学在内的八所一流大学。除了大量的大学生,泽平宏观和智联招聘数据还显示,2021年,成都应届毕业生流入率为4.7%,仅次于北京,硕士及以上学历毕业生流入率为4.2%,位居全国第四。
从2017年开始,成都也开始了强有力的人才吸引政策。根据2011-2021年成都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8年之前,成都市常住人口基本维持在10万人左右(2015年除外),但2018年、2019年、2021年保持了20万人以上的增长(2020年由于人口普查,数据大幅增长)。
在《2017年成都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成都也提到“出台人才新政十二条,超过11万名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青年人才落户。”
资料来源/2011-2021年成都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绘制/燃烧财经
在不被看好却拥有大量人才的“供需关系”下,虽然成都的互联网产业在不断壮大,比如成都高新区培育了17家独角兽/潜在独角兽企业,9家科技创新板上市企业。互联网聚集的天府软件园也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企业。
但总体而言,“能提供的高端工作岗位还是有限的。一旦有好的工作机会空出来,清北毕业、有海外留学背景的人就会蜂拥而至。”杨霞说。
不过,杨霞也指出,“成都的成交量主要集中在IT行业和RD就业岗位上。”这可能与互联网的本质属性有关。“互联网无限完善、平行多个项目、抢占市场的行业特点,很容易卷起来。简单来说,就是产品一直在运行,服务器一年四季不停机。那个人怎么可能停下来?”
另外,“职场文化也有关系。就是不敢按时下班,还要在领导面前挣业绩。”杨霞说。目前,杨霞已经从互联网转到了金融行业。“我是2018年转行的,因为那时候在成都的互联网公司,工资达到预期就要加班,不加班就妥协。”
对此,杨霞也很满意。“现在我平均每天只需要工作6个小时,每周工作4-5天。因为我的工作主要看我的表现,所以我不考核我的工作,所以我通常比较自由。比在互联网行业轻松多了,也比以前在北京生活休息的时间多了。”
阿兰也从互联网行业转到了零售业。“我问了我在Xi安从事互联网行业的朋友,他们告诉我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问题。但是有一个离开深圳去宁波的人告诉我,宁波不是很大。但总体来说,互联网是相当浩繁的,行业决定。"
生活不仅在一线,在二线城市也是如此。但是生活总是充满挑战。回到二线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烦恼和问题都消失了。很多已经退二线的人也表示,建议拿到offer再回来,否则会很被动。
参考资料:
《57城人口增长榜2021:一线城市换挡减速内陆省份将领跑》,数据来源:南方周末城市(区域)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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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中,阿兰、杨霞、、、、谢驴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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