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想去看看那棵经典的歪脖子树，还有伴随那句“我养你啊”而来的咸咸的海风，所以石澳村成了一个重要的目的地，感谢朋友们满足了我小小的愿望。
出发前，粗略做了一个攻略，列出了想去的地方，妈呀太多，想去黄大仙祠祈福，想去鰂鱼涌看怪兽，想去中环涂鸦墙拍照，想去庙街吃夜市，想去维多利亚港看夜景……
回望这一趟，虽然发生了一些不顺利的小插曲差点没去成，但好在，结果是圆满的，旅程是开心的，再次表白大家。
因为我们之前没做太多攻略，所以是进了地铁站才查的路线，查了最想去的石澳村，很远，需要将近两个小时，转一次地铁一次公交。
但我们没有直接去石澳，而是看了沿途会经过哪些地方，发现地铁刚巧会路过黄大仙祠，而彩虹邨刚好又在黄大仙祠隔壁，而从彩虹邨去石澳村又会路过鰂鱼涌。
所以大致把路线规划为 黄 大仙 祠——彩虹邨——鰂鱼涌——石澳村——购物——坐轮渡看夜景 。
第一站 黄大仙祠
黄大仙祠是香港最著名的庙宇之一，常年香火鼎盛，相传祠内所供奉的黄大仙是“有求必应”的，十分灵验。据说这也是香港唯一一所可以举行道教婚礼的道教庙宇。
很多男男女女去月老庙祈福，据说两个人按照规则拿着红绳到月老面前虔诚祈福，可以保一世相爱。
这是一座黄砖绿瓦的园林式庙宇，贯达的连廊，层次高低的庭宇，各色的锦鲤，微风徐徐，别有一番韵味，虽然也免不了满池子硬币的俗套。
人很多，我们没有去烧香拜佛，只坐在亭子里休息了一会就被蚊子赶出来了。
第二站 彩虹邨
隔壁的彩虹邨是香港早期建的公共屋邨之一，因为建筑立面颜色酷似彩虹而得名，七彩建筑，满足了小女生的少女心，因此也吸引了慕名而来的游客到此拍照打卡。
它还特别人性化地在一处停车楼的屋顶设计了最佳拍照地点，人不是很多， 大概只有年轻人会到这种地方了 。
不过停车楼不太好找，我们拿着地图找了好久没找到，最后还得热心的居民指路才顺利摸清方向， 嗯，好看，是我喜欢的风格 。
从黄大仙祠到彩虹邨距离不远，可以直接坐公交过去。
很喜欢香港的交通规划，公交巴士都是两层，减少了车辆占地面积，并且车速都很快，即使在公交站点这种地方也不会减速，而是加速通过，所以香港一点也不赌，交通很顺畅。
可是交通费是真的贵啊，公交一般起步价就六七块，坐到底站有时候还得十多块，比我们的地铁还贵。
第三站 鰂鱼涌
继续赶往石澳村，中间会路过鰂鱼涌，下地铁出去看看。出了地铁，肚子有点饿了，刚好马路对面像个小集市，先填饱肚子再说。
以前有人告诉我，去你不熟悉的地方玩的时候，吃东西就去居民区，那种有很多当地居民吃的馆子，味道不会太差，经过实践，这是真理。
我们去的就是居住区路边的一个小店，里面用餐的都是些大妈大爷，看他们吃得津津有味，味道应该很好，索性走进去。
点了招牌鱼蛋粉、云吞面和牛腩面，菜单上写着45一份，可老板开出来的单子总共105，吃饭也不贵嘛。
出乎意料的好吃，尤其夸赞云吞，里面两个大大的虾仁，饱满多汁，绝对良心实惠。
老板娘得知我们要去鰂鱼涌，告诉我们那是怪兽楼，在里面会听见怪兽的叫声，热心帮我们指路。
吃完饭在去鰂鱼涌的路上，偶遇叮叮车，就是香港电车，也是两层， 每一辆上的涂鸦都不相同，或简洁清新或时尚重口，各具特色。
鰂鱼涌其实就是个E字形的居民楼，庞大到据说可以容纳上万人 ，不过我对这种凹凸感的建筑立面是真挺感兴趣，佩服设计师。
这也因为作为《变形金刚4》的取景地之一而得名怪兽楼 ，我们去的时候没有听见老板娘所说的怪兽音乐，所以除了造型奇特，没看出跟怪兽有关。
很多人排队爬上台子想拍网红照片，我们就不排了，来看这个不全是为了拍照啦。
第四站 石澳村
终于要去石澳村了，这一站可以坐叮叮车去公交站，真激动。坐在二层， 还可以开窗吹风，真的港味十足 ！在车上碰到一个老奶奶，祖上江西的，几十年前移民到香港，下车前我们合了一张照。
中午的天气有点热，吃点甜品吧。香港的甜品店真的超多，随便进一家都很多人， 然而不太认识繁体，所以点了一个“姜汁炖奶”，吃出姜味才发现就是“姜汁炖奶”嘛。
香港的公交车是不允许超载的，这一点很好，意味着每一个人都能坐到座位，并且不挤，所以在去石澳的路上美美的睡了个午觉。
醒来的时候是在蜿蜒的上路上，远远就看见那片蓝色的海，欢喜得不得了，嗯，第一次肉眼看到这么蓝的海。
石澳位于香港南区，是一个小渔村，傍山而建，位于山脚，所以我们经过的山路其实在下山，从山上去到海边。
下车没有奔着歪脖子树去，全想着大海了，径直往海边赶，穿过层层红的绿的蓝的黄的白的小房子，终于到达海边，视野一下开阔，可以看到很远处的海岛。
沙滩上撑满了阳伞，来这儿的有很多是老外，大人或躺在椅子上晒太阳，或在水里陪小孩玩排球。小孩就欢快了，追着海浪跑也能玩得很开心。
这天，我们也像孩子一样踩着海浪，奔跑在沙滩上，欢快到忘掉了自己是个二十多岁的人了。 在海面前，没有任何包袱，也没有任何顾忌，丢掉阳伞，脱掉布鞋，踩进水里就获得了快乐， 那时候想，快乐真的很简单 。
大海、沙滩、岩石，永远无法抵抗的三样东西，带来了惬意的下午，也带来片片欢声笑语。
梦想啊，能在这样的海边小渔村，拥有一幢蓝色的小房子，我要在门前种满花，在露台上做一个木架凉棚，放上一把秋千，白天去海边玩水，晚上就坐在秋千上吹风，秋千微微荡起，一荡荡回童年的梦里。
梦醒，终于踏上寻找歪脖子树的旅程，找啊找，没找到，最后找到一个地方被拆掉了，大概看到的那棵树就是曾经那棵有故事的树吧。
有点遗憾，却觉得不那么重要了，我邂逅了那么美的一片海，做了个那么香的梦，还有什么不满足呢？
依依不舍离开，再不走，就真的回不去了。
第五站 购物
原路坐公交返回，因为港味情怀，我们决定再坐叮叮车去湾仔，到那边购物。
去之前，我把要买的东西都列好了清单，倒不多，自己要买的，和帮朋友带的。
先去Sasa，挨个找，小旭的防晒霜、自己的面膜、巧遇的水乳……，看了价格真的便宜不是一两块，连去之前说什么也不买的阿邓也动心了。
Sasa买完再去卓悦，发现卓悦更便宜，更是疯狂买买买，还好时间不太够，及时住了手。
买完小商品，又去专柜买猪妹的口红和陈狗的散粉，感觉柜姐态度都还不错嘛，不存在网上说的什么不友好。
彩妆也是真的比内陆便宜不是一两点，勤快的话，做个代购还真不错。
第六站 夜景
本来可以直接坐地铁回口岸了，但好不容易去一次不去看看夜景也蛮遗憾的。坐公交到中环码头，刚好赶在最后一分钟刷卡上了轮渡，很便宜，两块钱就可以坐到尖沙咀。
夜景很美，夜晚的风也很凉爽，然而我并不知道看到的灯光从何处亮起。
最开心的莫过于在旅程快结束的时候遇到了富豪雪糕车，我可是念叨了一路希望遇到的， 本以为遗憾收尾，没想到是个大圆满。
软雪糕很软很糯，刚好抚平了那一天因匆忙而无暇顾及却在结尾涌现的浮躁情绪。
终于踏上回程的车，奔波一天，是真累，也是真开心，这就够了。毕竟，这种机会不常有。
晚安~
文字：二 禾
排版：二 禾
图片：二禾
司徒拔在1876年10月13日出生于英格兰牛津郡牛津，在家中五名兄弟中排行最小。司徒拔的父亲威廉·斯塔卜斯（William Stubbs，1825年6月21日—1901年4月22日）是牛津大学著名的钦定讲座教授，精研现代历史，后来并曾经先后担任过车士打主教和牛津主教。至于司徒拔的母亲名叫凯瑟琳·戴勒（Catherine Dellar，生于1838年），来自尼夫斯托克（Navestock），在村庄学校任职校长。
司徒拔早年入读拉德利公学（Radley School），后来凭奖学金入读牛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在大学中，司徒拔曾在1897年的第一次古典文学考试中取得一级荣誉，至1899年取得文学士资格毕业，并同时在人文学科中取得了一级荣誉。后来在1920年，他进而取得文学硕士资格。
在1900年1月，司徒拔加入英国殖民地部的东方司，任职二级文书，负责监管海峡殖民地、马来联邦、香港和锡兰各殖民地的发展。在1907年，他升任署理一级文书，至1910年更正式出任一级文书。未几，在1910年至1911年，司徒拔出访马来亚半岛与香港，就外籍公务员薪俸水平进行调查。调查结束返国后，司徒拔复在1912年获委任为西非土地委员会委员。
在殖民地部工作期间，司徒拔曾在1906年负责编辑查尔斯·普勒斯伍德爵士（Sir Charles Prestwood）的《英国殖民地历史地理学》（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British Colonies）一书中，地中海及东方殖民地部份的第二版内容。另外，他也是《殖民地办公室名单 （1911年—1912年）》的联合编辑。
作为一位在英国本土供职的公务员，司徒拔在1913年获罕有地外调到英国的海外殖民地，到锡兰出任辅政司，期间曾数度署任总督之职。到1919年，他更意外地获委任为香港总督，接替身体状况欠佳的梅含理爵士。司徒拔在1919年9月30日正式履新，成为第16任香港总督。 ①社会发展
司徒拔上任以后就积极发展基建。其中在交通方面，随着汽车的日渐普及，司徒拔任内大力开辟马路，除了在1920年建成通往新界的青山公路外，又在1924年建成了通往石澳的石澳道，以及一条途经黄泥涌峡，通往浅水湾的浅水湾道。另外在1921年，司徒拔批准成立九巴和中巴两所巴士公司，使香港开始出现公营巴士服务。
司徒拔亦曾大力开辟香港岛的土地，并在东区以及北角七姊妹海傍进行大规模填海，但这些受到连串罢工的影响，工程未及在他任内完成。此外，司徒拔又在1923年于中环主持盛大的和平纪念碑揭幕仪式。和平纪念碑乃仿照伦敦白厅的同款纪念碑而成，以纪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阵亡将士。
其它司徒拔任内的贡献还包括在1920年1月重设教育委员会，又在同年9月为香港大学设立金额达100万港元的基金，以及在1923年10月宣布动工兴建规模庞大的城门水塘，以为九龙提供足够的食水。
②妹仔问题
香港过往不时也曾经就妹仔的问题展开讨论，但往往都是无疾而终的。惟到了1919年，一位克拉克·黑斯伍德夫人（Mrs Clara Halsewood）与其任职于海军部，驻守香港的丈夫开始就妹仔制度展开探讨，并公开认为香港的妹仔制度等同于奴隶贩卖。司徒拔认为妹仔制度乃中国传统，所以对黑斯伍德夫妇的言论感到十分不满，并罕有地对黑斯伍德夫人作出公开谴责。司徒拔另外又向海军部施压，迫使黑斯伍德调离香港。
尽管黑斯伍德夫妇因此返回英国，但事件没有因此平息。他们反而在英国展开了一连串的运动，使英国舆论也开始对香港的妹仔问题表示关注，甚至于下议院也就问题展开辩论。当时的殖民地大臣丘吉尔也感到非常不满，丘吉尔一向作风强硬，他在1922年2月向司徒拔发电报，要求港府立即采取相应行动。然而，由于司徒拔反对废除妹仔制度，而定例局内一些好像周寿臣的华人议员也对取缔妹仔表示强烈反对，结果港府对丘吉尔的指令一再拖延。丘吉尔未几在1922年10月因失去下院议席而去职，未能作出跟进，港府于是成功继续向继任的德文郡公爵采取拖延策略。
一直到1923年3月，港府才通过了法例，禁止为利益而转让妹仔，并授予总督权力对全港妹仔进行登记。惟由于定例局议员的激烈反对，法例有关登记的条款被暂缓执行，所以事实上法例并没有落实过任何实际措施解决妹仔问题。有关香港的妹仔问题，要至司徒拔卸任，金文泰爵士继任后，港府才作出进一步的行动。
③新界事务
在1923年，为限制新界农地建屋，司徒拔宣布了一项新界农地建房的补地价政策。由于港府以往没有这种限制，再加上新例有损新界居民之业权，而其中不少人更认为补地价政策与《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存在抵触，这遂引起了新界乡民的强烈反对。为使港府撤回政策，新界乡绅曾先后约见过华民政务司和定例局华人议员周寿臣等人，要求司徒拔“收回成命”，但司徒拔仍然无动于衷。
其后，荃湾、粉岭和元朗等地的乡绅复在1924年8月组成了新界农工商业研究总会，继续对补地价政策提出反对，惟司徒拔始终不作让步，直到金文泰爵士继任港督以后，港府方才在补地价的事情上接受乡民的提议，收回政策。另一方面，为了挽回民心，平息新界氏族不满，司徒拔在1924年答应新界乡绅邓伯裘之请，寻找在1898年英军进占吉庆围后，被夺走的铁门之下落。经过一轮周折，铁门终在1925年5月26日由爱尔兰运回吉庆围。为郑重其事，当时司徒拔更亲临吉庆围，还主持了铁门的交还仪式。
④中国事务
在中国事务上，司徒拔曾作出过不少甚具争议性的行动。在他上任总督后不久，粤系军阀陈炯明在1920年11月率兵驱逐广州的桂系与滇系军阀，并迎接身在上海的孙中山返回广州，重组护法军政府，展开第二次护法运动。未几，护法军政府就照会驻北京的各国公使，要求将一笔来自广东，但却上缴予北洋政府的海关关余转拨护法军政府。可是，由于护法军政府当时未获国际承认，所以其要求遭到了各国公使的拒绝。
不过，司徒拔却认为，护法军政府如果得到这笔关余，就可以作为担保，向香港进行借贷。因此在受到护法军政府的提请后，司徒拔大胆向外交部建议接受孙中山的建议。然而，司徒拔的提议传至外交部后，立即引起很大的反响。时任外务大臣寇松勋爵认为，司徒拔的建议除了与英国政府一贯的立场相左外，他本身更没有资格向英国的外交事务横加干涉，结果司徒拔在关余事件不得要领。
未几，护法军政府在1921年1月单方面宣布，将于2月接管境内海关。这时司徒拔立场已变，他除了立时派出军舰保护粤海关外，又支持外交部的提议，建议对护法军政府进行封锁。面对这种强硬姿态，再加上广州局势不稳，遂迫使孙中山在之后搁置了接管境内海关的计划。
在关余事件完结后，为了获得国际承认，护法军政府在1921年4月召开“非常国会”，并选出孙中山出任“非常大总统”之职。孙中山在同年5月5日正式就职，但港府却在5月4日贴出告示，明令香港不得进行任何相关的兴祝活动，两日后，港府复表示不可在香港进行关于军政府的筹款活动。告示贴出后，广州军政府对港府做法十分不满，并向英国驻广州总领事提出抗议。至5月23日，司徒拔终就事件作出答复，他认为，由于北洋政府才是英国承认的合法政权，所以港府的做法没有不妥；司徒拔又表示，他于港府发出告示时并不在港，所以他并不知情，他本人亦仅就告示之行文有欠礼貌致歉。司徒拔的答复进一步激起护法军政府的不满，在5月24日，军政府的外交部次长伍朝枢对司徒拔的解释作出了措词严厉的批评，而英国驻广州总领事与本地英文报章亦齐声对司徒拔的行动不予赞同，在各界反对下，港府最终收回告示。
尽管司徒拔与护法军政府关系不美，但却随着军政府的混乱局面而有所转变。在1922年6月，陈炯明策动六一六事变，将孙中山驱离广州，但是在不久以后，陈炯明复在1923年1月被拥护孙中山的滇、桂军阀打倒，使得孙中山得以在是年3月返回广州。在这个时候，司徒拔选择支持了重新得势的孙中山，并郑重其事地邀请他于2月17日访问香港，其间更于2月18日与司徒拔举行午宴，以及在2月20日到香港大学发表了一次有名的公开演讲。司徒拔曾希望大力支持孙中山，他甚至因此差点被去职丢官。
可是，这种友善关系并不持续，其后更在1924年8月发生了广州商团事件。在事件中，汇丰银行在广州的华人买办陈廉伯涉嫌走私军火到广州，并企图发动兵变占领广州。但是该批私人军火却被广东政府及时发现，最终使兵变失败，陈廉伯更因此出逃香港。当时舆论普遍认为广州商团事件在背后得到英国的支持，而汇丰银行总经理更认为司徒拔至低限度对事件予以默许。不过司徒拔却对指控感到十分愤怒，并对英国背后支持的说法加以否认。尽管事件到最后仍然是扑朔迷离，但司徒拔与广州军政府的关系始终蒙上了阴影。
⑤罢工连连
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拖累，香港战后的经济受到一定的困扰，而战后的通货膨胀，百物腾贵，更使社会上的低下阶层深受困扰。比如在1919年，由于南亚地区稻米失收，触发香港米粮短缺，米价甚至急升10倍之多，并引起抢米风潮；后来司徒拔入市平抑米价，实行价格管制，情况才有所改善。不过，港府一直没有措施改善低下阶层，尤其是工人的生活，结果就酿成一连串的大型工潮。在1920年4月，受生活所迫，香港华人机器会率先要求资方增加工资40%，资方初时拒绝，遂使9,000名工人愤而返回内地，最终资方迫于无奈下，加薪32.5%，事件才得以解决。
受到香港华人机器会罢功成功的鼓励，新的工会在此后接踵成立。至1922年1月，香港海员工会更仿效华人机器会，发动海员大罢工，要求渣甸和太古一类的外资船务公司增加华籍海员薪酬30%，好让华籍海员与外籍海员得到同等待遇。由于没有得到资方的答复，工会遂如期在1月22日正式开始罢工。
海员大罢工最初只有1,500人参加，可是在各大小工会的加入下，罢工人数很快就上升至12万人，而且数以万计的工人更相约返回内地，使香港上百只轮船滞留，各行各业渐渐陷于停顿，甚至港督府也只余下2名华籍佣工，亦使后来韦尔斯亲王在4月访港的行程安排遭到打乱。在事件中，司徒拔的态度十分强硬，他除了发出戒严令外，又下令关闭香港海员工会，并限制工人离开香港时所携带的金额数量。及至3月4日，一批正离开香港的工人途经沙田时遭到军警开枪，造成6名工人死亡，史称“沙田惨案”。惨案发生后，民情更为沸腾，司徒拔始作出让步，答应取消取缔工会，并对沙田惨案死者家属赔偿。同时，资方又承诺加薪15至30%，并且补发工人在罢工期间的薪金，罢工始正式告终。
在1925年，香港发生了另一次大罢工，这次罢工史称「省港大罢工」，规模比海员大罢工更大，也是香港开埠以来最大型的罢工。省港大罢工始肇因于1925年的五卅惨案，当日一批上海学生在公共租界游行示威，抗议日本棉纱厂非法开除及殴打工人，惟游行进行期间，有英籍巡捕开枪射杀学生，造成多人死伤。惨案发生后，遂立即促使中国各地出现反帝国主义和反英的浪潮。至同年6月19日，在共产党的带动下，香港即出现了大罢工，到6月21日，沙面英租界的华工也响应罢工，使罢工范围进一步扩大。其后在6月23日，广州更发生了沙基惨案，有工人和学生游行至沙基时遭英兵和法兵开枪镇压，造成了50多人死亡，百多人受伤。
司徒拔之港督任期原本在1925年6月底届满，但省港大罢工发生后，他立即自告奋勇，提出要求延长任期，直至罢工完满解决为止。一如1922年的海员大罢工，司徒拔在这次大罢工也坚拒不退让，并立即宣布戒严，勒令华籍警员缴械，并封锁广州政府，阻止广州政府支持工人。但同时间，在工会的号召下，踏入7月初，香港罢工返回内地的工人数目已上升至25万人，银行更在7月5日出现挤提情况，社会上各行各业基本陷于停顿状态，市面秩序更陷于混乱，而不少的基本服务则十分依赖英军作有限度的维持。
司徒拔坚信大罢工背后由共产党指挥，所以他极力主张英国应该出兵，推翻有共党人士参与的广州政府，不过司徒拔之建议未获外交部所接受；此后，他复建议英政府出钱300万元贿赂北洋政府，以设法结束广州的反英运动，但建议仍为英政府所否决。在失望的情况下，司徒拔甚至曾秘密地动用为数5万元的信托基金，暗中指令东华医院在广州策动兵变，不过事败。以上事件后来得到曝光，使社会舆论对司徒拔陷于一遍哗然，但其时司徒拔已经卸任离港。
由于司徒拔的态度强硬，又不愿与广州政府展开对话，结果使大罢工陷于胶着状态。至同年10月，英方因司徒拔过于强硬，遂决定以熟知中国文化的金文泰爵士接任港督。司徒拔在1925年10月31日离开香港，正式卸任港督一职。尽管司徒拔离开香港之时，罢工高潮已经过去，但罢工则一直持续至翌年10月才正式结束。后来根据《泰晤士报》在1927年4月作的估计，虽然省港大罢工对香港的长远经济损失有限，但仍然造成了1亿英镑之经济损失。
另值得一提的是，司徒拔卸任当日乃取道新落成的皇后码头离开香港。他是第一位使用码头的总督，也是第一位从皇后码头离开香港的总督。 退任港督以后，司徒拔在1926年4月26日转到牙买加出任总督，并同时取得都督（Captain General）军衔。司徒拔在这个英国于安的列斯群岛最大的殖民地当了6年总督，任内他主张牙买加以理性的步伐，慢慢地引入新宪法，以及实施全民普选，结果拖慢了当地的独立步伐，并引来本地民族主义者的不满。
至1932年10月29日，司徒拔转到塞浦路斯出任总督约一年多的时间。期间，塞浦路斯正值希腊合并运动的兴起，当地的塞浦路斯希腊人热切希望与希腊合并，但塞浦路斯土耳其人和英国人则齐声表示反对。由于塞浦路斯希腊人曾为此多次发动动乱，甚至在1931年将总督府烧毁，因此司徒拔任内大抵沿行前任的政策，对支持合并者加以镇压，并通过了法律以增加塞浦路斯总督的权力。
在1933年12月23日，司徒拔复派到锡兰出任总督。在任内，他多次拒绝锡兰国务会议的锡兰裔议员提出修订《多诺莫尔宪法》（Donoughmore Constitution）之建议，并认为将宪法修政成为完全的责任制政府，是一个不成熟的做法。司徒拔的做法获得到锡兰泰米尔人和穆斯林社团的支持。因为这个在1931年生效的《多诺莫尔宪法》让锡兰各个民族与农场主均可以在政治上达到均衡参与，故此他们担心宪法一旦修订，会使锡兰人一派独大，并诱发派系冲突。
此外，白人农场场主与本地锡兰人的不和亦在司徒拔任内不断加深，后来在1937年更爆发了“布雷斯格德尔事件”（Bracegirdle Incident）。马克·布雷斯格德尔是一位澳洲的左派份子，他于1936年前往锡兰，为当地的农场工人提供协助，并不时对农场场主提供的不合理待遇作猛烈批评。当时很多锡兰的农场场主都对布雷斯格德尔感到十分讨厌，并认为他身为白人，却出卖了白人的利益。结果在农场场主施加压力下，司徒拔决定在1937年4月22日下令将布雷斯格德尔递解出境。
递解令发出以后，布雷斯格德尔立即匿藏起来，而他所属的兰卡平等社会党（Lanka Sama Samaja Party）更发动民众上街示威抗议，并高呼“我们要布雷斯格德尔，递解司徒拔”的口号，要求司徒拔下台。一如以往，司徒拔作风强硬，对示威不作理会，亦拒绝收回递解令。至同年5月5日，锡兰国务会议以34票对7票通过动议，谴责司徒拔在未经咨询内政部长的情况下发出递解令。而同日亦有达50,000人示威声援布雷斯格德尔，期间，布雷斯格德尔更曾经突然现身，但由于在场警察所持的逮捕令过期，因此无法将他拘捕。
数天以后，警察成功逮捕布雷斯格德尔，并向他提出起诉。但同时间，兰卡平等社会党则入禀最高法院，对司徒拔发出的递解令效力提出质疑。有关案件同年在5月18日审结，主审的首席大法官悉尼·亚伯拉罕斯爵士（Sir Sidney Abrahams）认为司徒拔不可因为有人行使其言论自由，而将之递解出境，因此他裁定布雷斯格德尔胜诉，并宣布递解令无效。在布雷斯格德尔事件发生后不久，司徒拔在6月30日正式退休，返回英国，结束其18年的殖民地生涯。 退休以后，司徒拔退居于英格兰肯特郡比尔斯特德（Bearsted），但仍然十分热心于公共事务。在1938年，司徒拔曾获委任到西印度皇家委员会出任副主席，该委员会后来通过成立西印度福利基金（West Indian Welfare Fund），每年发放一百万英镑的拨款，并同时设立行政部门，以活化区内的社会与经济发展。
司徒拔晚年获委任为肯特郡太平绅士，并在1941年担任北区拒服兵役者上诉审裁处（Northern Division Appellate Tribunal for Conscientious Objectors）主席。司徒拔在1947年12月7日因心脏衰竭在比尔斯特德去世，终年71岁。其遗产在1948年3月23日进行估值，结果共值34,558英镑3仙令10便士。
2012年9月16日，香港中文大学的一场晚宴上高朋满座，校长沈祖尧正与他"小学时课本故事里的人物"——本场晚宴的主角寿星杨振宁同桌吃饭。2012年10月1日是杨振宁90岁生日。
着粉色衣裙的翁帆和丈夫携手切着蛋糕，她已经36岁了，微卷的长发透着成熟风韵。90岁的杨振宁则一身黑西装，内着白衬衣，配上一条绛红色的领带，精神矍铄。
杨振宁夫妇的两段生活短片在晚宴上播放出来。一段场景在北京清华园，桃花盛开：另一段在香港石澳滩头，海天一色。片中翁帆问杨振宁： "Darling,你今天快乐吗？"杨振宁回答： "我很快乐。"
9年前的冬天，杨振宁的夫人杜致礼去世，杨振宁从美国返回北京，重回清华大学校园，担任高等研究中心主任，开始丧妻后的晚年生活。
1、 "逃难"式婚姻
给中国的大一新生上课，是杨振宁一直的心愿，但给清华2004级新生第一学期的课未及讲完，他便"被迫"提前结束了。因为他要结婚了。
杨振宁与翁帆是2004年11月通过电话订的婚。订婚一个月后，消息对外公布，迅速引起轰动。
杨振宁赶忙从北京致电广东，担心翁帆承受不住舆论压力。那时翁帆正与朋友在一家咖啡厅聊天，她有些调皮地对杨振宁说，自己正在"逃难".
消息公布的第二天，翁帆攻读硕士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就被海内外媒体包围。翁帆一位同班好友忍不住发了言："你们不要再打扰她了，今天一天，她为了躲避媒体用尽心机，网上有很多不公正言论，令她伤心欲绝，我都替她难过。"
杨振宁也需要"逃难".接送杨振宁上课的奥迪A6停在了距离教室20米处，一帮扛着摄像机的台湾记者拥上去，争先恐后地追着下车的杨振宁提问。
2004年12月24日，杨振宁和翁帆在汕头登记结婚。杨振宁的传记作者江才健说，正是由于媒体的紧密追踪，原本还有些顾虑的杨振宁决定立即和翁帆结婚。
登记当天，新娘翁帆直言，与杨振宁的婚事让她倍感压力。
2005年年初，杨振宁接受了央视《面对面》专访，这是他婚后首次面对媒体。记者问： "翁小姐那么年轻，您不担心她把您给骗了？"杨振宁答道： "是。我想是有人这样想，但我想是不是还有更多的人觉得我做了不道德的事情，骗了一个年轻的女孩子。"
2、质疑挥之不去
2005年春节，翁帆跟随杨振宁出席香港中文大学的茶话会，这是杨振宁夫妇首次公开亮相。杨振宁特别请翁帆用粤语替自己做了一次讲话，翁帆播放了一盘丈夫精编的录像带，里面有两人相识、相爱的一些照片。
翁帆在台上称赞先生身体健康： "10年后重逢，我曾担心杨先生是不是需要别人扶着走路，见面后才发现，原来杨先生走路的速度比我还快。现在我们经常一起看影碟，但我发现，杨先生其实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聪明，有时候他对剧情的理解比我还慢……"
一年多后，杨振宁在新加坡接受电视采访时说： "你们现在见我走得很快，可我今天跟10年前走路有一个很大的分别。我现在知道老年人为什么走得慢，因为如果他走得太快，出问题时，他反应会不够快。
而现在，我有了翁帆，我跟她走路时，会拉着她的手，这给了我很大的安全感。事实上，因为翁帆来了，我的整个人生观都有了很大的转变。"
那一次，不再教书的杨振宁携翁帆南下的一个重要目的是筹款。由杨振宁担纲的清华高等研究中心为吸纳世界一流学者，亦需世界一流的资金支持。孰料知名如诺贝尔奖获得者，在钱面前，也曾铩羽而归。
让杨振宁烦心的还有外界对他婚事的质疑，久久挥之不去。2006年年初，《亚洲周刊》一篇署名平路的女作家的文章就让杨氏夫妇动了气。
"对于老夫少妻这件事情她非常不赞成，这个我还可以理解，可是她却指名道姓，用非常尖刻的话骂我们。所以我们商量了一下，写了一篇文章。"杨振宁说。
不久，杨振宁夫妇二人共同署名，也在《亚洲周刊》上发文，认为平路的文章"嘲笑和辱骂了老年人身体不好的窘态，用了多种语言描述老夫少妻婚姻有‘解决不了的孤独’".夫妻二人在文中称，他们没有孤独，只有快乐，他们的婚姻是"天作之合".
"我108岁时翁帆54岁"
2006年杨振宁、翁帆接受新加坡电视采访时，主持人曾月丽直言，在公众场合，杨振宁落落大方，自然流露着对妻子的疼惜之情，而翁帆则似乎还在学习应对不同环境。
翁帆欠身一笑，说： "可以说现在比较适应了，不过有时候还是不习惯，比如说，有好多记者围着我们……以前我是一个学生，环境非常简单，就是在学校里头。可是现在我们经常要旅行，要参加一些活动，要开会。"
婚后几年，陆续有翁帆怀孕的传闻。谣言散布者在网上说： "翁帆怀孕3个月，杨振宁向媒体证实。"另有虚假报道称： "杨先生高兴之情溢于言表，头骄傲地高高昂起。而翁小姐也在旁边娇羞证实，孩子的确是杨先生的。"
来自全世界的恭喜电话在不同年份打至杨家。这让杨振宁夫妇哭笑不得，按网上不同时间不同版本的假消息，翁帆都生了好几个孩子了。
翁帆闺中密友孙颖在征得杨振宁夫妇同意后，委托博客独家辟谣，称此类消息就像每隔一两年就要传出"王菲要复出了"一样……
201 2年春季，杨振宁在广东与妻子翁帆十指相扣，同游大学校园的照片走红网络。
照片上的杨振宁穿着粉色衬衫，力展年轻姿态，倒是36岁的妻子穿着黑色连衣裙，与8年前的少女模样大不相同了。
有记者此前在采访手记中写道，在他们婚姻进入第七个年头时，翁帆明显成熟了，在公众面前更加舒展，可以开怀大笑，一反过去一露面就微蹙眉头的样子。
杨振宁说自己查过资料，美国88岁的男人一般可再活5年。"这几年翁帆把我照顾得很好，我相信自己可以活得更久。"杨振宁2010年88岁"米寿"时称， "我要活到‘茶寿’108岁，翁帆那时54岁，风韵犹存。"
扩展资料：
杨振宁以超越世俗的勇气告诉我们，这样做绝非“道德上有问题”，恰恰是人格完全的一种表现：爱可以超越年龄，科学的理性与科学家的感性是并行不悖的。
科学家也有常人的爱，从这个角度看，一个充满感性的杨振宁比纯粹学术意义的杨振宁更让人尊敬，因为我们从感性的他身上触摸到了人性的温度。
谈到这段忘年之恋时，杨振宁表示：青春并不只和年纪有关，也和精神有关。他虽然岁数上已经年老，但精神上还是保持年轻，这也是翁帆觉得他有吸引力的部分原因——在爱情被许多世俗的东西玷污的当下，这份纯净尤其让我感到震撼。
2008年5月5日，杨振宁先生携夫人翁帆访问汕头大学，当晚在校大礼堂作题为《一九五七年宇称不守恒在物理界所引起的震荡》的演讲。
2009年9月9日，杨振宁以求是科技基金会顾问、执行委员的名义，携爱妻翁帆一起参加了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向重庆大学捐赠“查济民、刘璧如奖学金”的仪式活动。
91岁杨振宁携妻子翁帆现身“邵逸夫先生追思会”。
2010年，广州亚运会会歌选定为《重逢》，英文歌词由杨振宁翁帆夫妇翻译。
参考资料来源：
百度百科-杨振宇
百度百科-翁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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