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是什么意思？

“康乾盛世”，又称“康雍乾盛世”，是中国清王朝前期统治下的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同时也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盛世。起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三藩之乱，止于嘉庆元年（1796年）川陕楚白莲教起义爆发，持续时间长达115年，是清朝统治的最高峰，中国大陆、台湾等地的史学界及教科书中，将康、雍、乾时期称为康乾盛世或康雍乾盛世。西方传统史学界亦认同这种说法，或称这段时期为"High Qing"，即清朝高峰时期。在此期间社会稳定，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增长迅速，疆域辽阔。但因制度僵化，闭关锁国，使得这一局面无法长久。

康雍乾时期(1662～1795),中国封建经济高度繁荣,农业生产有较大提高,手工业、商业等也获得长足发展政治上制定了各种典章制度,矛盾相对缓合,秩序比较稳定,国力臻于鼎盛文化上承上启下,继往开来,进入了总结期军事上平定了叛乱,打击了侵略,维护了统一。统一的多民族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发展到顶峰。史称康乾盛世。    

康乾时期之所以能以盛世得名，在很大程度是因为这个时期的经济创造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奇迹：它在承受了前所未有的人口-压力(在盛世时期，中国人口从1亿增至3亿)的同时，满足了清廷日益增加的财赋需求，并使经济发达地区百姓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在康乾时期，政府财政收入在长时期内保持了较高增长，户部存银大幅度增加，像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户部存银达7182万两，为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的两倍有余。财政收入增加，使清朝得以发动多次战争消灭分裂势力，维护国家统一，抵御外来侵略，并组织大规模的文化建设工程，推动中国学术文化的繁荣。与繁荣的社会形势相适应，康乾时期的学术文化表现出全盛之世特有的恢宏气象，以考经证史为重要特色的汉学兴起，推动着学术向集大成方向发展。康乾时期古籍研究、整理所涉猎的范围异常广泛，包括经学、史学、天文、古算、地理、农学、医学等方方面面，从比较宽广的范围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当然，古籍整理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众所周知的《四库全书》。由纪昀等人在此基础上撰写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考古必衷诸是，持论务得其平”，反映了18世纪中国学术的最高水平。

“康乾盛世”最主要地表现在人口的增长上，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全国人口突破一亿，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突破三亿。 有人将此归结为清朝统治者勤政的结果；但是更主要的原因是明末引进的番薯、玉米等高产作物在全国推广的结果。文化上的标志是康熙至乾隆年间《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的编撰。同时，清朝的领土几经扩张，大大超过了前朝。在此期间，清朝统治者对外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中止了明末的西学东渐；对内大兴“文字狱”。所以有人认为，正是“康乾盛世” 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使中国落后于西方，是不值得称颂的。一种观点认为，“康乾盛世”是骗人的，是中国部分历史学者无视历史、自欺欺人的说法。在康熙年间，对俄作战后签订的《尼布楚条约》就割让领土，如果是盛世却割让领土真是匪夷所思。无独有偶，同样处于“康乾盛世”的雍正年间，也签订了割让领土的《恰克图条约》。而且在康雍乾三个皇帝在位期间，他们做了什么？制造了一波又一波的文字狱惨案，康乾数次下江南奢靡游玩，自雍正起又耗尽民脂民膏修建圆明园。而同期的西方科技文化迅速发展，鸦片战争前夕，英国侵略者已是坚船利炮，而清朝军队却仍然沿用明朝的火炮，盛世到了这个地步，真是无耻之尤。康熙年间的平民思想家唐甄在他的著作《潜书》里提到：清兴五十年来，四海之内，日益困穷，农空、工空、市空、仕空。他亲眼看到山西妇女多无裤可穿，而“吴中之民多鬻子女于北方”。而乾隆时期的英国使者马嘎尼来华期间，记载北京街头乞丐很多。许多百姓都是蓬头拓面，衣杉褴褛，因此他形容满清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中国人”正在逐步退化到“半野蛮人”时代（见马戛尔尼的中国行记）。

“康乾盛世”，又称“康雍乾盛世”，是清王朝前期统治下盛世之治。康乾盛世开始于康熙二十年(1681)平三藩之乱，止于嘉庆元年(1796)川陕楚白莲教起义爆发，持续了长达115年。

康乾盛世，是清朝国力达到鼎盛的时期。这一时期，农业、手工业、商业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农业。在清朝统治的前期，农业生产就一直在持续发展，耕地面积更是大量增加，有大量的荒地被开垦。到了康熙六十一年（1722），更是突破了明代最高耕地统计记录。农业种植方法的进步和政策的扶植，都是农业发展的原因。种植方法的更新使作物产量大大增加。而北京郊区的菜农更是学会了利用“火室”“地窖”等设备，在冬季栽培韭黄、黄瓜等新鲜蔬菜，拿到市场上卖，增加收入和土地利用率。

手工业。清朝初年，手工业因战乱的影响，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随着社会的稳定，手工业于康熙统治中期，再次恢复并发展起来。在清代的手工业中，丝织业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当时江宁、苏州、杭州、佛山、广州等地的丝织业都很发达。虽然清朝统治者在江宁、苏、杭设有织造衙门，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江南丝织业的正常发展，但清代民间丝织业仍发展很快。如江宁的织机在乾、嘉时达到3万余张，而且比过去有许多改进，“织缎之机，名目百余”，所产丝织品畅销全国。即使在偏远的贵州，丝织业也得到很大发展。道光时，贵州遵义绸“竟与吴绫、蜀锦争价于中州”，招致了秦、晋、闽、粤各省客商购买贩运。

在丝织业异常发达的同时，棉织业也随之发达起来，尤其在江南的一些地方。这一时期，棉纺织工具得到了很大的改进。如上海的纺纱脚车，可“一手三纱，以足运轮（名脚车），人劳而工敏”。织布机也有一些改进和革新。当时的棉布生产，无论数量或质量都比以前有很大提高。

同时更值得一提的就是制瓷业。当时江西的景德镇仍是全国制瓷业的最大中心。到乾隆和嘉庆时期，单“民窑二三百区，终岁烟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余万”。同时其他地区，如直隶武清、山东临清、江苏宜兴、福建德化、广东潮州等地的窑场，也都有很大的规模，所产瓷器色彩鲜艳，精美异常。

手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和繁荣。清朝前期，商业贸易就已经十分繁盛，有各种商品出口远销，国内商品互通也十分密切。广东佛山镇的各种铁器，行销全国，当时有“佛山之冶遍天下”的说法，其他如苏州的丝、棉织品，南京的绸缎，景德镇的瓷器，广东、台湾的蔗糖，安徽、福建、湖南的茶，也都行销各地。特别是江南丝织品，清代比明代有更广大的国内外市场。

清代绘画《康熙帝万寿图》

康乾盛世，严格地说是从清朝康熙元年（公元1662），到乾隆六十年(公元1796年)，也就是说从17世纪晚期到18世纪末这134年的时间。

为什么把这134年称之为康乾盛世呢？关键就在于这段时期中国有多项成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熠熠生辉，主要包括六个方面：

首先，到了清朝康雍乾时期，终于实现了稳定的国家大一统局面，奠定了今天中国的版图。这个成就来之不易，堪称超越千古。

第二，人口突破3亿，达到历史上的最离峰值。在半个世纪里人口总数翻了一番，这在中国人口史上是空前的。

第三，经济发展，城镇繁荣，在世界经济格局中中国经济总量长期处于领先地位。

第四，国家财政储备雄厚，盛世巅峰期户部银库所存白银常年在六七千万两上下。

第五，《四库全书》等著名的大型文化工程的完成。

最后，康雍乾时代的中国，不仅在周边各国而且在整个世界都拥有很高的地位、良好的形象。

总之，康乾盛世是清代268年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也是中国古代最后一个盛世。这最后的盛世已处于世界大势发生了空前巨变的大背景下，因此具有比以往盛世更丰富的历史内涵。

可以说，康乾盛世是打开清史大门的一把钥匙，也是观照中国今天和明天的一面镜子。

然而，让人无比痛心的是，通过比较中国和整个世界特别是欧美国家发展的进程来看，康乾盛世却堪称是“中国失去的134年”。

考量康乾盛世又不能像看唐朝开元盛世那样，只考察周边民族和国家就行了，还要把眼光放开看整个世界。自己国家和自己国家比已经不行了，重要的是，必须和地球上那些发展最迅猛的国家比，不管这类国家是否与你天各一方。

如果过去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的话，那么，17世纪末的中国则如逆水行舟，沉船自不必说，就是停滞不进，或是比别人稍慢一点，也要迅速被甩到后面。

当时，世界形势业已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正从传统社会迈向近代门槛而矛盾丛生、困难重重的时候，当最需要国家决策符合形势的发展和实际需要的时候，却由于清王朝闭关锁国、皇权极度膨胀等因素，致使重大决策的一再失误，结果竟一次又一次地失去了从衰落的颓势中振作起来的宝贵机遇。

清王朝的迅速衰落，不仅是以往历代王朝荣枯盛衰的重演，而且暴露出植根于农业社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缺陷。

与此形成强烈对照的是，世界格局在英国工业革命、北美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推动下正发生着剧烈变动，欧美西方列强日新月异地迅猛发展。

但清王朝统治者恪守“以祖宗之心为心，以祖宗之政为政”的“家法”，因循保守，不思变革，对日益迫近的西方列强的武装侵略麻木不仁。

这使得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后，开始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失去了近代转型的历史机遇和主动地位。由于康乾盛世潜伏的隐患全部发作，更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的疯狂侵略，历史注定中华民族首先要做出巨大的牺牲。

从另一方面来看，康乾盛世的出现，是极端君主专制下的产物。高度的中央集权或极端的个人独裁，在调配全国物资与人力上具有一定的优势，因而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可以创造出一定的辉煌业绩。然而一切专制制度都是轻视“人”的，压抑人性，限制人的创造力，无所不用其极。从长远来看，封建专制主义对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极大的束缚，不能令社会有一个持续发展的动力。

与康乾盛世大约同时的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却令社会日新月异，所取得的成就更是有目共睹，英、法、葡等资本主义国家能够后来居上就不足为奇了。

康乾盛世之后，中国逐渐丧失了昔日的辉煌，一步一步沦为列强刀俎上的鱼肉，任人瓜分，就是封建专制主义所造成的恶果。

康乾盛世的效果恰如郑子产“以其乘舆济人于捧箱”，只能给后人留下一段美好的追忆，而难以将一种精神或先进的价值观作为遗产传于后世。也就是说，这一盛世并没有搭起一座桥梁通向未来，除了勤政治国之外，它并没有给后人留下更多可供借鉴的东西。

举例来说，美利坚合众国的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与中国皇帝乾隆卒于同一年，可以说是同一世纪中人。华盛顿主持制定的美国联邦宪法，塑造了美国精神，为美国的富强搭了桥、铺了路。

乾隆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呢？众多名胜古迹中的碑刻乾隆御笔，或许可以勉强算作江山一景；其风流韵事则成为现代影视艺术中“戏说”无尽的渊蔽而方兴未艾，徒然提供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

专制政权可以使专制者在众星拱月、唯我独尊中丧失清醒地判断事务的能力，这就是当内阁学士尹壮图于乾隆五十五年奏陈吏治腐败，反而遭到乾隆“护短”式的训斥并予以打击的原因。

专制政体导致了中国在闭关自守中似乎永远盘桓于“一治一乱”或“合久必分”的怪圈之中而难以跳出。

纵观世界科技及工业发展史就不难看出，康乾盛世的134年间，世界科技快速发展，工业革命极大的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新式武器、轮船等现代工业产品开始大量生产，启蒙运动造就了理性、平等、民主等思想观念的普及。

由于狭隘自私的统治观念作祟，当时的清朝皇帝却千方百计割断与外界的联系，扼杀民众独立思考的能力，使全国上下处于闭眼傲骄的自满心理和情绪中，失去了奋起直追的勇气和活力。

这个昏昏然的盛世大梦做到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火惊醒了有识之士，才开启百年抗争奋斗的自强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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