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将丁银并入田粮征收是哪一年

中国古代将丁银并入田粮征收是1712年。

清朝康熙时期就有“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雍正时期开始实行“摊丁入亩”。“摊丁入亩”把之前实行了2000多年的按人头征税的制度，都并入到按照田亩多少来征税。这样的制度，减轻了无地、少地农民的经济负担，推动了中国人口增长。

在耕地没有增加，生产力没有提高的情况下人口爆增带来的结果必然是生存压力加速增大，以至于清朝末期农民起义不断，当然这也不能全怪人口增长，也有别的原因。摊丁入亩唯一的好处就是清朝的国库收入增加了，又为清朝续命一百多年。

综观历代制度，赋是王朝财政的主要来源，而人民最感痛苦的则是重役的征调：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赋役的演进自应以减轻役和加重赋为主流。汉代口赋、算赋和更役、正卒、戍卒的征调，是一种人头税与重役并征的典型。以后西晋的户调以占田为依据，唐代的租庸调以授田为条件，至两税法而赋役集中于对户资、田亩的财产征课，只是额外的役无法制止。

宋代两税专以田亩为征课对象，比唐代两税又进了一步；当时各种徭役虽极繁重，然以家资列户等为派役根据，实亦向财产税转化。至明代实行一条鞭法，清代摊丁入地，这艰难曲折的赋役改革才得以完成。

埋头苦干的人：左思 苏秦 曹雪芹 贾岛

拼命硬干的人：1、愚公移山：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尚大言炎炎：子子孙孙无穷尽也。难缠的家伙。

2、夸父追日：又一个抓狂的疯子。最后因为自己的愚蠢而丧命。据说喝干了黄河，最后渴死在找水的路上。

3、精卫填海：游泳溺毙，从此迁怒于大海。灵魂化鸟，完成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4、海瑞：和所有的潜规则过不去，和腐败的大环境过不去，甚至和皇帝过不去。强硬的态度令所有官员侧目。

5、魏征：又一个直谏之臣。让李世民数次产生宰了他的念头。

6、诸葛亮：六出祁山，率疲敝之师，征讨强大的魏国。发动毫无道理的战争，只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光复汉室的理想。劳民伤财不算，还赔上了性命。

7、隋炀帝：挖运河，打朝鲜，穷兵黩武，好大喜功，自恃国力强盛，不顾民众悲苦。才气不错，胆气过足，运气不佳。毕竟国家不是玩物，老百姓玩不起。

8、王安石：改革没有错，但是用人太欠。问题出现了，倔强却不正视，认定了是旧党们在作梗。最后身败名裂，留下千古骂名。

为民请命的人：1屈原是个真正的好官为民做主，为民请命 ,不过人们更多的是关注他的文学才华。

2王书瑞——“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中为民请命的好官

3包拯（公元999-1062），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清官。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开始立志要为国家出力，“竭忠死义”。包拯仕途的起点是知县，后历任知府、转运使等地方行政长官；担任过监察御史等监察大臣、户部副史等掌理国家财政的高级官员、都部署等军事要职；当过外交使节出使辽邦；最有名的是做过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他一生严于律己，身体力行，他在端州任知州，整顿吏治，打击贪污，深受百姓欢迎，离任时当地精制一好砚相送，他都婉言谢绝，“不持一砚归”；他一生铁面无私，不避权贵，执法如山。对皇亲国戚、宦官权贵的不法行为，一律极力主张绳之以法。大力平反冤狱，是包拯生前与死后深为百姓所赞扬和称颂的主要内容。

包拯在当时和后世都享有盛名，特别在死后，作为清官的典型形象，被不同体裁的文艺作品大肆渲染，使之带有神奇色彩。随着国际上文化交流的进展，包拯这个历史人物和艺术形象还赢得了世界的声誉。虽然史料中的包拯与艺术作品中的形象相差悬殊，但包拯的一生，既能得到封建最高统治者的赏识，也受到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下层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作为清官确实是非常典型的。

4况钟（公元1383-1442），字伯律，号如愚，明朝江西靖安县龙冈州人。况钟一生出色政绩在苏州知府任上，他直接减轻官粮，实行折征的办法减轻百姓负担，稳定和发展经济。同时，整肃吏治、端正风气，注意清理冤狱，为民伸冤。他排了一个日程表，每天勘问一个县的案，周而复始，从不间断。在刚到任的八个月中，就清理了1500多件案子。经他审理过的案子，无论大小，都能基本做到百姓不叫冤枉，土豪不敢再为非作歹。现在，只要一提起况钟，人们立即就会想到《十五贯》故事里那位甘冒风险、敢于伸张正义、为民伸冤的清官。除此之外，他还做了兴修水利、举办学校、推荐贤才等造福一方的好事。况钟任职十三年间，三次离任三次留任，替苏州百姓办了不少实事，最后积劳成疾，病逝于苏州任上。当地百姓为纪念况钟，在他死后，苏州和七个县都建立了祠堂。

5海瑞（公元1514-1587），字汝贤，海南琼山县人。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明王朝由盛及衰的转折时期。表面一片升平，其时危机四伏。海瑞年青时，便对社会问题表现了极大的关注。在户部供职时，出于对国家财力的忧虑，为进谏迷信道教、一心求仙而纵容各地大兴土木修建庙坛道观的嘉靖帝，以六品小官身份抱着必死决心毅然上疏。这次他呈上的奏疏便是有名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后人称为《治安疏》。奏疏递上后，海瑞即被入狱，好在不久嘉靖病逝、新帝在丞相徐阶的劝说之下，才得以获赦，官复原职，并逐步升至应天十府巡抚等职。之后，他为匡正时弊，严肃法纪，主持制定了贪污满“八十贯绞”等严刑。他铁面无私，对一直有恩于他的老丞相徐阶也毫不留情，将徐家仗势多占的40万亩良田退还原主，将欺压良民的徐阶的两个儿子及20多个家人依律问罪。纵观海瑞为官，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多次冒死进谏，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根本利益，但他严于执法，除暴安良，生活清廉，同情百姓，招抚流亡，注意发展生产，兴修水利，限制大地主无止境的盘剥，改革落后的风俗习惯，等，得到了百姓的广泛拥护，其行为具有不可否认的历史进步作用。

6汤斌（公元1627-1687），字孔伯，别号荆岘，晚又号潜庵，祖籍保南睢州（今睢县）。主要政绩在康熙朝，官至内阁学士、江宁巡抚、礼部尚书等。汤斌为官一生，除著书立说，发展理学学说外，几乎所有精力都集中在河务和漕运的治理上，并注意为百姓减轻负担、赈灾救施、兴利除害，从而始终躬身实践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民本”思想，为变“满目榛荒，人丁稀少”为“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做出了一定贡献，其为官清廉，至死仅遗俸银八两，连买棺材的钱都不够，真正可谓是一代清官。

舍身求法的人：商鞅 ，唐三藏， 康有为，梁启超 戊戌变法

1造成中国人口的暴增

2改变了过去按照人丁收税的赋税制度

3强化了中国的精工细作的小农经济

4一定程度上造成中国发展缓慢,迟迟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

摊丁入亩，是中国封建 社会 后期赋役制度的最重要改革，是清政府将以前延续的丁银并入田赋征收的赋税制度改革，标志着中国实行了两千多年人头税（丁税）的彻底废除，是康熙“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的进一步改革和发展。

摊丁入亩的实施，导致中国人口爆炸性增长，从乾隆六年（公元1740年）人口突破1亿，到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突破3亿，到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全国人口突破4亿（经常说的四万万同胞），占世界人口超40%（1830年全世界人口约为10亿）。

雍正元年(1723)九月，直隶巡抚李维钧的建议得到了朝廷批准，决定从第二年起在全国实行摊丁入政策。摊丁入亩，又称“地丁合一”“丁随地起”，雍正朝开始向全国推行，旨在改变丁税征收方法，即将丁银摊入地亩一起征收。

明朝时期，有官员十分清楚徭役制的弊病，并在自己控制区进行改革。明末，陕西户县（今西安市鄠邑区）实行并丁于粮的方式，即归丁银入田粮征收，不再按人头纳税。崇祯八年(1635年)，汉中府城固县也实现“丁随粮行”新法，顺治十三年(1656年)，南郑县也推行此法。

康熙年间，农民以造反方式反对以丁派役。浙江宁波府民间提出“随地派丁”主张，富户纷纷反对。杭州府人王之臣向上级报告生产的东西少，丁役多，负担不起。钱塘、仁和两县，把有产业的称为“乡丁”，无产业的称为“市丁”，或称之“门面光丁”，外来流民称“赤脚光丁”，各自承担丁役，光丁无产应役，承受不起，要求“从田起丁，人不纳丁！”。布政使赵申乔不答应，贫民愿望落空，阶级矛盾加剧。

这种情况下，一些开明官僚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丁役问题的严重性，主张改变役法。

曾王孙主张丁随粮行。这样可以除掉3个弊端，收到3个好处。他说:

1 实行丁差，应该不停编审，即使如此，也得不到人丁实情，老人为丁，强壮为黄小的弊病不断出现；

2 人丁本应人死除名，但官吏舞弊，使人多之家不任丁役，贫苦人无定而有丁徭；

3 穷人负担不起，有的逃亡，有的拖欠，官府什么好处都得不到，还害得里甲赔累，官员被惩。

他认为实行丁陆粮办有三个好处：

1 买田的人增加田赋随着增添丁役，则卖田的粮去丁也去，没有包赔的痛苦；

2以粮派丁，官吏不能放去富户，只差遣贫户，使吏治澄清；

3无税粮的人口不再受丁银的拖累而四处逃窜，可以免去担心在乡从业。

学官盛枫明确提出丁课均入田税的意见，他说：把一县的丁银平均分摊到全县田亩中，每一市增加有限，不是大问题，而贫民则免除供输，会使国库有保障，官员考成无问题，这是“穷变通久之道”。

对丁随粮办持反对意见的官僚也很多。邱家穗讲出两条理由： 是丁并于粮，将使游手好闲之人无所管羁，二是穷人富人都是人，都应有役，并丁入粮，使贫者躲过，让富人代赔他们丁银，也是不公。他为富人着想，坚持丁、粮分担。

康熙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后，丁役的问题更突出了。康熙宣布按照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人丁数为标准征收丁银，以后不管增添多少人丁，也只收那些丁银，不再加税。这是我国赋役史上的重大改变，固定了人口税，对于后世日益增加的人丁来讲，减少了丁银负担，有利于劳动力的增加。当初的丁、粮分别征发，丁役不均的现象并未改变，而且出现征收方法的新问题。

人口总在不断变化，有的户口有人员死亡，有的户口有人员增加。这项政策实施后，在具体的民户中如何除掉旧的丁银、增添新的丁银就变得复杂得多。死亡和新增人丁数目绝不等，往往新增的多，这就不能用某一个新丁替代已死人丁的差徭。不仅如此，随着人丁增加，也要减少原有人丁负担，这就要求必须重新计算个人的丁银数量，还需要随着人丁的变化不断计算，而这难度也很大。所以随同新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的实行，应该寻求落实人丁丁银的具体办法。

御史董之燧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已注意到这个问题，从而建议把丁银总数统计清楚，平均摊入到田亩中，按亩征收。户部对他的建议进行商讨，认为那样改变丁、粮分别征收的老办法，变化很大，不能实行，但是他提出的问题又必须处理，就让广东和四川两省试行。因此在四川实行“以粮载丁”，于征粮赋中带收丁银，广东丁银按地亩分摊。这时，河南的太康、汝阳等十一州县也实行“丁随地派”。浙江常山知县张德纯曾实行“均丁于地”，达到了“民困以苏”的效果。

这时，反对人也很多。以福州人李光坡为代表，该地官员议论实行按田派丁，李极力反对，他认为用滋生人丁永不加派政策固定丁银，官吏不能放富差贫，如果根据田地亩数派人丁，而各地田数不同，不能平均，若依田粮派丁，则税粮轻重不同，不能不出现偏差。他还认为丁并于粮，长时间实行，有的人会认为有粮赋而没有丁银，会添设丁课，形成加赋问题。他提出了实行丁并于粮可能会随时遇到的棘手问题。

康熙时，改变役法与维护旧法的主张不停争论，把事情就这样拖了下来，雍正继位就面临着这个问题。

第一个触及这个问题的是山东巡抚黄炳。他在雍正元年(1723年)六月奏请按地摊丁，来缓解人民困苦。他与曾王外、盛枫等人不一样，身任封疆大克，更认识到丁、粮分征下贫民逃亡问题的严重性。他认为有地则纳丁银，无地则去丁银，平均贫富负担，才是良好的盛世气象，因此他主张丁银入亩。雍正认为“摊丁之议，关系甚重”，不是可以容易决定的，不但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反而责备他“冒味渎陈”，告诉他把一省的刑名钱谷办理好是正事，这时谈改革不合时宜。

一个月后，直隶巡抚李维钧认为实行此策对贫民有利，奏请摊丁入亩，他深知富有之家不同意这种做法，可能会出现反对，而户部只知墨守陈规，也不会同意，因此要求雍正乾纲独断，批准他推行。雍正对待他不像对黄炳那样，把他的奏章交户部讨论，同时指出：“比事尚可稍缓，更张成例，似宜于丰年瑕像民安物阜之时，以便熟筹利醉，期尽善尽美之效。”

九月，户部复议，同意李维钓土张。雍正还是担心，命九卿詹事科道共议。诸臣提出几个问题:

一是与李光坡有同样看法，亩有大小，按亩分摊，并不平均；

二是有人卖田，必然会首先卖掉好田，留下次田，那么完成丁银的征收不免就有些困难；

三是有人卖田而代买主纳钱粮，这就还要代纳丁银。

雍正命李维钧针对这些问题详细研究，一定做到无损税收，对百姓有益，让人挑不出毛病。李维钩回称准备把地分为上中下三等，丁银按地亩等级摊入，这样就能做到平均。雍正称赞他“筹度极当”，同意他于雍正二年(1724年)开始实行。但李维钧担心雍正反悔，于十一月又奏称他遭到“权势嫌怨”，感到孤立。雍正明白此意，告诉他：“蓦直做去，坦然勿虑，若信不得自己，即信不得联矣。朕之耳目岂易为人荧感耶！”

丁归田粮的问题，从黄炳在六月提出，到十一月雍正决心实施，经历了半年之久。这场纷争，从康熙年间发起到现在终于有了决断。就雍正正态度变化看，是因为他有着为政务实精神，采纳臣僚的正确意见，作出果断的定。以此而论，雍正在丁归田粮上起了决定性作用。

摊丁入亩，取消了人口税，减弱了对人身的束缚，使中国人口大爆炸，从千万级向亿级突破起了决定性作用。

雍正，是中国 历史 了不起的帝王，为清王朝续命做下了彪炳史册的贡献！

不在以人头数征收赋税的制度叫什么摊丁入亩。

摊丁入亩，又称作摊丁入地、地丁合一，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赋役制度的一次重要改革，是清朝政府将历代相沿的丁银并入田赋征收的一种赋税制度，标志着中国实行两千多年人头税（丁税）的废除。

是康熙皇帝“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的进一步改革和发展。雍正时期开始实行。这一制度的实行，减轻了无地、少地农民的经济负担，促进了人口增长。劳动者有了较大的人身自由，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赋税规则的简化减少了官府打马虎眼任意加税的可能。

摊丁入亩的实施，直接导致中国人口的爆炸性增长，从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人口突破1亿，到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突破3亿，再到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全国人口突破4亿，占世界人口超40%（1830年全世界人口为10亿），奠定了中国人口大国的基础。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政府规定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人丁数作为征收丁税的固定数，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废除了新生人口的人头税。雍正元年（1723年）开始普遍推行“摊丁入亩”，把固定下来的丁税平均摊入田赋中，征收统一的地丁银，不再以人为对象征收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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