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先生的典型事例！

1、《七子之歌》

一九二五年夏，闻一多在国外饱受洋人的白眼和欺凌，回国后又看到列强横行，北洋军阀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残酷镇压人民的现实，内心痛苦万分，夜不成寐，望着黑暗的夜空，呼唤着香港、澳门等七个地方的名字，就像呼唤自己的孩子，写下了《七子之歌》。

闻一多所呼唤的“七子”，是指香港、澳门、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旅顺大连等七个地方，当时都被西方列强霸占。

他不会想到，时隔七十多年，西方殖民统治在我国彻底结束时，人们为他的诗谱写了优美的旋律，成为迎接澳门回归的主题曲。当全国人民在同一时刻唱着同一首歌曲时，它就不再是一首普通的歌曲。

2、签真名的故事

一次，闻一多先生写了一篇声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通电，其文辞强烈，如刀如枪。闻先生写完后就让他的学生季镇准拿去请西南联大中文系的一位青年教师和他的一位朋友签名。

这两位曾受教于闻一多先生，他们看了电文，有些犹豫。签名吧，要担很大风险。不签吧，老师的面子又不好驳。想来想去最后签了个假名。

闻先生知道后，深为不满，厉声说道："要是怕死就不要签名，要签就签真名，我们不要假名。"这二位受闻一多先生光明坦荡钓襟怀和无所畏惧的斗争勇气所感动，终于签了真名。

扩展资料

人物生平——枪杀遇难

1946年7月11日，民盟负责人、著名社会教育家、当年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闻一多当即通电全国，控诉反动派的罪行。他为《学生报》的《李公朴先生死难专号》题词：“反动派！你看见一个倒下去，可也看得见千百个继起来！”

1946年7月15日，在云南大学举行的李公朴追悼大会上，主持人为了闻一多的安全，没有安排他发言。但他毫无畏惧，拍案而起，慷慨激昂地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痛斥国民党特务。

并握拳宣誓说：“我们有这个信心：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精神，我们随时准备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下午，他主持《民主周刊》社的记者招待会，进一步揭露暗杀事件的真相。散会后，闻一多在返家途中，突遭国民党特务伏击，身中十余弹，不幸遇难。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闻一多

闻一多

本世纪最有个性的诗人、学者、民主斗士。

1925年6月，闻一多从美国留学回到中国，准备在国内开展戏剧运动，并和一批热血文人创办大江会，奉行以国家强盛为本旨的国家主义，想借欧洲文艺复兴的历史经验来振兴中国。 闻一多回到北京后，和留美归来的余上沅、赵太侔联合北大教授胡适、新月派诗人徐志摩等一起筹办"北京艺术剧院"，并创办崇尚唯美的格律诗派，但终因经费无法筹齐，"北京艺术剧院"终成泡影，经徐志摩等人推荐，闻一多进入国立艺专任教务长，并教授西洋画。当时北京军阀混战，执政府滥杀抗议示威的学生，激起闻一多等人极大愤慨，又因仗义执言力请蔡元培任艺专校长，与当时校长刘百昭发生冲突，被同人诬为自己想当校长，遂拂袖而去。

1928年，闻一多和梁实秋赴青岛大学分别任文学院院长和外文学院院长，期间因支持学校开除闹学潮学生，遭学生们罢课反对，一些教授也认为青岛大学被新月派垄断，青岛大学上下同声，酿成一场驱逐闻一多、梁实秋的运动，校长杨振声辞职，闻一多和梁实秋也相继不辞而别。

1930年，闻一多赴清华大学任教授，鉴于前两次经验，闻一多力辞清�难г涸撼ぶ拔瘢�桓蹲悦�辶鞯拿�颗赏罚��畎惨菁彝ズ兔溃��胫泄�狭魃缁帷

1933年"七七事变"的炮声摧毁了闻一多清静的学者生活。闻一多随清华南迁长沙，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为长沙临时大学。不久，政府决定三校继续西迁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闻一多与几位教授一起随学生步行团，长途跋涉三千里，步行至昆明。

刚到昆明的闻一多一心研究《诗经》、古代神话，不问时事，被人戏称为"何妨一下楼先生"。日本军队攻陷郑州长沙后，继续攻打贵阳，昆明形势十分危急，闻一多对国民政府的消极抗日十分不满，开始参加学生组织的讲演会，十分善于演讲的闻一多颇受学生拥戴，并且极大鼓励了昆明的抗日热潮，闻一多也加入了改造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民主运动，极受国民党忌恨，但因云南省主席龙云支持民主运动，国民党政府也奈何不得闻一多等人。

1945年日本投降，北大、清华、南开复员北上，已经参加民主同盟的闻一多被选为昆明支部宣传部长，并主持《民主周刊》。国民党政府趁日本军队受降之机，调龙云的部队到越南河内，龙云不知有诈，国民党第五军和杜聿明的部队开进昆明，包围了省政府，逼迫龙云北上重庆调任闲职。国民党军统特务控制昆明，开始迫害要求民主的进步知名人士。

1946年，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师生大部分复员北上，昆明警备司令霍揆彰为讨好蒋介石，密拟黑名单，经国防部长陈诚同意后于七月十一日暗杀知名人士李公朴，昆明城里人心惶惶，许多人都力劝闻一多不要再在公众面前演讲，已知悉内情的朋友也告诉黑名单上排在李公朴后面的就是闻一多，闻一多明知有险，仍毫不畏惧，主持召开李公朴的追悼会，并当场怒斥捣乱的军统特务，发表了有名的"最后一次讲演"。

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在回家途中距离家门口仅十步之遥的府甬道被一群特务射杀，护送父亲回家的大儿子闻立鹤扑上去用身体护住父亲，被射成重伤。

全国各党派均十分愤怒，纷纷谴责这种暗杀行为。 诗人生活不是一首诗，时代与社会的苦难已代替了闻一多原有的诗的情趣。

他额上的皱纹如年华的符号，说明他将近五十，但他的胃病、近视眼疾、佝偻 的身腰，更加显出超越常人的老态。 他虽出身于世家，但入清华求学以至考取官费赴美留学，都完全靠自己。他归国二十年来，过的是清苦生涯，只有抗战前转入北平清华任教时，才得到一两年的舒适和安定。但是，自随校迁到昆明后，滇池的风月于他无份，晴明的云彩也逗不起他的诗情，他为家庭的重累而奔忙着。教授的收入是微薄的，月薪不到二十万元，他的家用却需要三倍。他不昧良心 牟利，又不伸手向人要钱，在那高物价重压之下，他只好乞灵于自己了。

衰微的晨光中，他爬起床，准备好功课去教别人，课罢回家，花一小时午睡。下午的时间大多化在接应青年朋友和出外应酬上，晚上才是他写文读书的时间，也是他代人刻图章取得生活资料的时候。

别人为了慕名，他却为了生活。他以抑郁的心情接受许多人委托他代刻图章：有象牙的，有石质的……每一个象牙章雕刻费可获六千元，石质的少一倍。他常以三五小时的辛劳换取一点弥补家用的经济收入。他往往在午夜后两小时，仍在暗淡的灯光下从事这种"手工业"。夜深沉，他已目眩腰痛，外面传来凄厉的风声，他透过发光的眼镜，偷看已经入梦的妻儿，再看自己身上披着历经补缀的蓝布长衫，禁不住流下热泪。 闻一多是诗人，但诗人的气质却不重。

闻立雕是他的二儿子，在他身边受着十余年的教养。立雕说："我父亲就是一个尊重孩童自由个性的人。他教育我们时，不大采用厉声斥责，用的是解说方式。在吃饭和温习功课时，他常以温和态度谈到兄弟姐妹们所犯的错误，他也听取我们的解释。"立雕又说："他的脾气是急躁的，对坏人，他抱的是不两立主义。"

闻一多在写作时，常爱叫家人把书室的门锁起来，让他安静地在里面写上几小时。对青年，他常循循善诱，抱的是学习态度。

他自从归国后，即脱下西服，改穿蓝布长衫，二十年来如一日。他由长沙西撤时留了胡子，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剃去长髯。有人赠他一袭虽旧而不破的长衫，他未及穿就遇刺了。

闻一多尽管是布衣淡食，却不改孜孜研究之乐，这是学人的本色。 他对中国文学有高深的造诣，他以新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发掘一切。

闻一多的道路是积极的，宽阔的，千万后继者会追随他的足印而走向民主自由的远方。 “前脚踏出门，后脚就准备不再回来！”

闻一多生平

闻一多（1899年11月24日—1946年7月15日），本名闻家骅（huá），号友三，著名诗人、学者、爱国民主战士。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家传渊源，自幼爱好古典诗词和美术。

1912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喜读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史书、笔记等。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总称《二月庐漫记》。同时创作旧体诗。1919年五四运动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曾代表学校出席全国学联会议（上海）。

1920年4月，发表第一篇白话文《旅客式的学生》。同年9月，发表第一首新诗《西岸》。

1921年11月与梁实秋等人发起成立清华文学社，次年3月，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系统地研究新诗格律化理论。

1922年7月赶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年底出版与梁实秋合著的《冬夜草儿评论》，代表了闻一多早期对新诗的看法。1923年出版第一部诗集《红烛》，把反帝爱国的主题和唯美主义的形式典范地结合在一起。1925年5月回国后，历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更名为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任文学院首任院长并设计校徽）、青岛大学、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政治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曾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外文系主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长、青岛大学文学院长。

1928年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在颓废中表现出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此后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四大古籍的整理研究，被郭沫若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1937年抗战开始，他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抗战八年中，他留了一把胡子，发誓不取得抗战的胜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

在西南联大时期，特别是1943年以后，闻一多在中国***的影响和领导下，积极投身于反对国民党政权的独裁统治、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的洪流。 1944年，参加西南文化研究会，随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从此，他以民主教授和民盟云南省支部***的身份，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成为广大革命青年衷心 爱戴和无比尊敬的良师益友。

在“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中，闻一多始终站在广大爱国学生一边，指导和鼓舞他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为“一二一”运动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闻一多1945年为中国民主同盟会委员兼云南省负责人、昆明《民主周刊》社长。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当天下午即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21日，西南联大校友会召开一多先生追悼会，朱自清出席并讲了话。他一开头便愤激地说：闻一多先生在昆明惨遭暗杀，激起全国的悲愤。这是民主主义运动的大损失，又是中国学术的大损失。

接着，他详细地叙说了闻一多在学术上的巨大贡献。首先告诉人们，闻一多是中国抗战前“唯一的爱国新诗人”，“也是创造诗的新格律的人”，“他创造自己的诗的语言，并且创造自己的散文的语言”。又详尽地介绍闻一多对神话、《楚辞》、《周易》、《诗经》等各方面研究的成就。他突出强调闻一多在学术上的伟大功绩，目的就在告诉人们国民党反动派残杀了一个多么有价值的学者，摧残了中国学术界不可多得的人才！激起了人们对敌人更大的愤恨。最后他悲愤地说：他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常跟我们说要活到80岁，现在还不满48岁，竟惨死在那卑鄙恶毒的枪下！有个学生曾瞻仰他的遗体，见他“遍身血迹，双手抱头，全身痉挛”。唉！他是不甘心的，我们也是不甘心的！

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把闻一多的全部遗著整理出版，这是对敌斗争的一种方法。他在给学生王瑶写信说：一多先生之死，令人悲愤。其遗稿拟由研究所同人合力编成，设法付印。后编成《闻一多全集》四卷。

朱自清曾写诗歌颂闻一多：

你是一团火，照彻了深渊；指示着青年，失望中抓住自我。你是一团火，照明了古代；歌舞和竞赛，有力猛如虎。你是一团火，照亮了魔鬼；烧毁了自己！遗烬里爆出个新中国！

闻一多的两次转向：

1由狂放归于沉静

1912年，年仅13岁的闻一多从湖北乡间一户富裕人家来到北京清华学校，开始接触到西方文化。1922年他赴美留学专攻美术。从考入清华到1925年留美归来这十余年间，闻一多基本是沉浸在艺术与文学之间，对政治只是偶有所涉。

在回国近两年的时间里，闻一多耳闻目睹的都是阴谋、战争、屠杀，面对民族的巨大灾难，他再也难抑悲愤，发表了《贡献》、《罪过》、《收回》、《你指着太阳 起誓》、《心跳》、《一句话》等充满爱国激情和痛挞社会现实的诗歌。但火山喷发之后，他又备感无奈，最终走了一条文人的传统老路，躲进书斋，钻入故纸堆， 成了对世事过问无多仅求独善其身的冷静学者。

2由“自由学者”转为斗士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闻一多等学院派知识分子的处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从北京到昆明的大转移中，闻一多参加了历时两个多月、横跨湘黔滇三省共三千余华里的 步行团。对社会下层生活的真切了解，埋下了他思想变化的契机。同时他本人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迅速贫困化，使他观察问题的角度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变化。

闻一多的变化，是从1943年春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在昆明发售开始的。蒋介石在这本书中公开宣扬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他不仅反 对共产主义，连自由主义也不能容忍，认为二者都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这是一向信仰民主自由的人们所难以接受的。闻一多这样写 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 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不久，闻一多偶然读到了延安诗人田间的几首诗，深为其中的战斗精神所震惊，立即写了《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一文公开发表，在大后方引起了一阵波动。 随后他又写了一系列针对现实的杂文，开始呐喊。同时他急切地阅读各种左倾书籍，详细了解***的各种情况。赵超构的《延安一月》中关于全延安只有“四个警 察”的记述使他印象极为深刻，认为“只有在那样的新社会秩序下，青年人才可以毫无阻碍地接受民主的教育。”

具有诗人浪漫气质的闻一多的转变是迅猛彻底的。他于1944年夏在罗隆基、吴晗的介绍下秘密加入民盟，并表示“将来一定请求加入***”。从此，他在共产 党的秘密领导下全身心地投入到争民主的运动中去。当然在内心深处他对学术并不能完全忘怀，曾多次对人说自己感到有些空虚，希望实现政治民主之后便回到书房 好好读十年、二十年书。但这已无法实现了，1946年7月15日，他在勇敢地作了《最后一次演讲》后，便被暗杀于昆明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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