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岩三杰”的由来

张楚，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生人，10岁那年第一次离家出走，17岁考入大学，后又辍学，87年只身来到北京，1988年录制了早期作品《西出阳关》，《bopomofo》等歌，1991年参加《中国火I》的录音，唱出那首广为流传的《姐姐》。1994年，囊括张楚、窦唯、何勇的“魔岩三杰”横空出世；那一年，一场名为“中国摇滚新势力”的大型演唱会势不可挡地袭击了香港红袋，狠狠地抽了流行文化一个大嘴巴；那一年，被称“中国新音乐的春天”。1994年，这场属于“中国摇滚“的豪门盛宴，如高潮般，来得艰辛迟缓，过程美妙至极，但是转瞬即逝显然由张楚，这个亲自书写历史的人，来回忆、讲述、感慨，是再合适不过的了，虽然过程有些恍如隔世的艰难，但回忆已如泉涌般汹涌澎湃，细节历历在目、清晰可见。 关于“魔岩三杰” “唱片发行量，达到了百万张。这是一个很大的数量” “魔岩三杰”——中国摇滚音乐史上不得不提的名字，这个称呼曾经响彻了大江南北。虽然这也许仅仅只是唱片公司一次商业操作的得逞，但是他们那妄图颠覆这个充满了腐败气息的世界的无尽热情，感动的灵魂又何止千千万万？ “魔岩”的概念来源于台湾滚石公司的下属机构——魔岩唱片，而窦唯、张楚、何勇正是该唱片旗下三位至关重要的签约艺人。“ 中国火音乐制作”1994年春天同时推出三张专辑，有窦唯的《黑梦》、何勇的《垃圾场》和张楚的《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一时间，叱咤风云，笑傲摇滚江湖。虽然之后的他们沉寂的沉寂，疯癫的疯癫，但音乐本身是持久永恒、永不褪色的。 南都周刊：你和何勇、窦唯是在签魔岩以前就认识，记得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吗？ 张楚：我们很早就认识了，大家一起玩音乐，只是在不同的乐队。第一次见面不记得了，但是对他们最初的印象就是两人都挺意气风发、朝气蓬勃的。当时觉得他们挺好玩的，挺有想法的，还有作为音乐人的理想。 南都周刊：你们三个签约魔岩的时候，公司开出的条件如何？ 张楚：别人我不知道。签我的时候条件不错，有唱片保底的。那时候的公司给保底的相当少。但是保底数量并不多，大概就是几十张吧。 南都周刊：当时公司把你们绑在一块儿的时候，你们三个没有提出异议吗？ 张楚：都没问过我们，就直接这样做了。三张唱片出了以后，宣传文案里面写的就是“魔岩三杰”。当时如果公司问我们的话，估计这件事情就成不了。因为做音乐的人都比较自我。 南都周刊：那你们反感“魔岩三杰”这个称号吗？ 张楚：“魔岩三杰”已经是我们身上的符号了，这辈子我们都将带着这个符号。不管我们认可还是不认可，都是没有办法的，这是一个历史，是没有办法抹杀的。 南都周刊：当初你和窦唯剪掉了长发，一度被人质疑。那当时玩摇滚的人都是什么样的呢？ 张楚:都是大长发，那是当时玩“摇滚”的标志。还有就是故意穿得破破烂烂，不讲究。开始有了一些视觉系的装扮，比如穿那种很闪亮的衣服，头发做点造型。 南都周刊：“魔岩三杰”时期也是中国摇滚乐比较好的一段时间，你觉得这个“好”字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张楚：被人认可和接受的空间多吧，音乐的传播比较广，喜欢这样音乐的人开始多起来了。唱片的发行量，也开始出现了百万这种数量词，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数目。 南都周刊：你属于第二批玩摇滚的人，崔健是第一批，你觉得两批摇滚乐手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张楚：他们有些是从稳定的国家单位出来的，接触社会比我们多，对生活对摇滚的理解更为深刻，比我们更扎实。而第二批多是像我们这种从学校里出来的，有点不安分，有点叛逆，有点愤世嫉俗的小青年。 南都周刊：让你回忆“魔岩三杰”时期，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张楚：魔岩三杰时期是中国摇滚乐比较好的时期，魔岩以前签了好多乐队，比如周韧啊，高旗啊，大家做音乐都比较自信，都可以表达自己的个性，把自己的想法放在音乐里，能发挥得出来，像铁风筝，他做演出，想要做成一个什么样子，什么风格，公司就会帮助他们完成自己的想法，都任由我们自由地释放自己。我觉得那段时间是很快乐的。

红色摇滚版国际歌

歌曲：国际歌

歌手：唐朝 专辑：梦回唐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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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RC歌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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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从来就没有什麽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让思想冲破牢笼

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趁热打铁才能成功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吃尽了我们的血肉

一旦把他们消灭乾净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纪录片曝“魔岩三杰”现状:何勇张楚都神经病了

1990年，当台湾音乐制作人张培仁第一次看着老崔蒙着双眼唱着《一块红布》时，他抱着柱子失声痛哭。他本以为，这个民族可能会掉在原来软绵绵、年轻人没有自主性的文化里头的时候，突然在北京，在一无所有的环境里，年轻人在做这件事。

此后10年，成了张培仁口中的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理想主义十年，这是崔健、窦唯、何勇、张楚等一批人的年代。然而，在火了3年之后，这拨人迅

速地销声匿迹了，中国摇滚乐从一无所有，到冷暖自知，再到悲伤的梦，似乎快进了它的轮回。2008年，当盛志民拿着摄像机重新找到了这拨人，拍了纪录片

《再见，乌托邦》，摇滚果儿们才明白，那拨人也许永远回不来了。

时隔两年的2012年岁末，盛志民带着《再见，乌托邦》再次抵沪，影片作为万语清影举办的纪录片年终放映，12月23日在创智天地放映，现场挤满了人。观众中一半以上是冲着摇滚乐来的，而放映次日崔健便在上海开唱。

记录那场难以复制的集体回忆很有必要

上海寒潮的这几天，盛志民上台的第一句话是：“上海真冷。”客气的观众回应说：“这么多年了，看到当年这些画面，虽然天冷，心里还是热的。”不

客气的观众也会说：“这并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摇滚乐纪录片，摇滚主义的热血画面集体缺席，取而代之的是失落、失语、反省、商业文化、产业、互联网经济、

全球化等关键词，社会价值已随社会发展变迁，理想主义已逝，摇滚年代不再。”

显然，《再见，乌托邦》中文片名名不副实。那拨人的当年，只言片语，那拨人的现在，更多踌躇不前，不敢触碰。不见理想国，何勇嘴里的“没钱怎么活啊”甚至让观众发笑。盛志民承认，自己更喜欢英译名——《Night of an Era》，翻译过来就是《时代的晚上》。

那个时代虽已落幕，但盛志民认为，记录那场难以复制的集体回忆，这是很有必要的，但一定要时过境迁之后，再重新来看，才能看出它的价值。

《再见，乌托邦》用了三条线讲述了那个时代的那拨人。去世的吴珂，曾经的“做梦”乐队的吉他手，是那个漂亮吉他男孩，飞机头，浓眼线，连张楚都

嫉妒地说：“当年唯一的日系风格，很洋气。”1996年前后，他神秘消失了。盛志民希望通过寻找吴珂，为那些摇滚乐中的无名者立碑。

影片另一条线是“魔岩三杰”。何勇长期服药，精神状况不稳定，时不时仍需要入院就医，前一年他总共只有3场演出，他想找滚石要点钱；张楚从

1997年出版《造飞机的工厂》之后自闭8年，这几年渐渐恢复，觉得自然而然是最好的；窦唯不接受访问，他只给了盛志民他的影像和音乐，认为在当下的环境

下不适合用任何语言阐述自己的态度和认识。

该片第三条线是在何勇录音棚打工的男孩小畅，和当年那拨人一样十六七岁的年纪。面对镜头，他已经完全可以把商业环境讲得头头是道，他的理想是能够学习到他们的精神，做更主流的东西。

不想把话说明白也说不明白

除“魔岩三杰”外，崔健、音乐制作人张培仁、电台DJ张有待分别从音乐人、制作人、媒体人的视角，谈论对中国摇滚乐和那个时代的看法。“我不想把话说明白，我也说不明白，我只想拍变化。”盛志民强调说。

“2008年，年近40岁，经历一些事情和变化，而且当时何勇出了状况，并且情况越来越严重，觉得应该去拍，这其实也是梳理一下自己，自己是怎么从一个摇滚青年走过来的，看这帮朋友是怎么一路走过来的。”盛志民这样介绍自己拍摄这部影片的初衷。

当年，盛志民和何勇、张楚、窦唯都是很好的哥们，自己也是从摇滚乐开始走上所谓的艺术创作道路。上世纪80年代末，资源不平等，不能共享，首都

北京是唯一能够看到或者听到不一样的东西的地儿，对于盛志民他们来说，不管听的是Beatles还是Bon

Jovi，20岁的年轻人一下子就撒了欢儿了。

“原来生活是可以这样的，那时候不像互联网时代资源共享，这拨人可能更快地对生活有了一个新的认识，重新要改变你的生活，当你改变了你的生活方

式，你的道路可能就延伸到另一头去了，我原来是学建筑的，于是就迅速抛开了长辈给我安排的生活，一定要过一个独立自主的生活。”盛志民说。

北京著名电台DJ张有待见证了这拨人的成长，他在片中说：“这些人都是很自然出现的，他们就是自然组合，自然状态。如果他自然生长，自然消失，

都是一种自然现象。但强制性地出现一个外力，把他推向一个机制，在体制又没办法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就改变了他正常的发展和生长。”

吴珂的消失像那个年代的倒塌一样成谜

“当然，摇滚的圈子里死了很多人。知名的有张炬（唐朝乐队创始人之一，于1995年5月11日遇车祸去世），不知名的还有很多，吴珂是不知名

的，但是他很闪光，很有女孩缘。”直到现在，盛志民和他的朋友们提起吴珂，情绪上还是难以名状。关于他的下落有很多说法，有人说他死了，也有人说他还活

着。

吴珂的父亲曾是中国录音总公司的音乐编辑，崔健《一无所有》的磁带就是其负责出版的。吴珂耳濡目染，1989年夏，16岁的吴珂在八王坟哭着恳

求父亲，要搞摇滚乐。父亲答应了，给他找了吉他老师，最后因为吸毒，吴珂还是走了。吴珂的父亲在采访中自责地说：“还是我害了他”，吴珂母亲至今还记得那

个日子——1996年9月7日，“24岁，本命年，还差几个月。”这一天，她从自己的录像店回到家，儿子已经吞服了过量的镇静剂“曲马多”。

影片之所以用“寻找吴珂”作为一个起点，盛志民解释说，吴珂当时是个谜，谁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还在，所以想深入去了解。于是辗转找到了他的父母，

说服他们说出了当年的情况。吴珂跟张炬不一样，张炬去世，是中国摇滚史上一个重要的印记，而吴珂却没人知道，他也代表了很多摇滚乐的无名者。其实那个年

代，吴珂在摇滚圈里很是个人物，他很出挑，很有才华，所以在这部片里，他不该被忘记。

吴珂是怎么消失的，就像那个年代如何轰然倒塌的原因一样，很少有乐手能说清楚。何勇和张楚都认为，没人懂这个，不知道该怎么弄，完全是懵的。

“那时候谁知道唱片业是什么样的？都不知道。只有你进来了才知道那里头的沟沟坎坎。这是个过程，也得有点牺牲。”吴珂的朋友、乐手马培说，“小珂是这样的牺牲吗？不知道。”

“当年最牛的是搞摇滚乐的，然后是搞**的，最后才是画画的，现在整个倒了过来。”马培说，“我们可能是最后一代受理想主义教育的，艺术肯定是建立在理想主义上的，当理想主义没有了的时候，那艺术他妈的就没有了。”

摇滚乐的审美根本不被接受

在那拨人中，现在只有崔健还有举办个唱的号召力。2008年秋，崔健在北京工体的演出，现场变成了怀旧歌曲大联唱。之后，他频频出现在各大音乐节和拼盘演出中，人们都说崔健变了。

可盛志民却并不这样认为：“崔健没变，他一直很清楚自己的位置。虽然他的新歌里他要说的话，已经没有人要听，但他搞真唱运动就是是拐着弯地说自己想说的话。”

这位“中国摇滚乐教父”在片中愤愤地说：“说白了，在中国，摇滚乐的审美根本就不被接受，批判在中国的历史里边就不是美。”崔健说，“这是几百亿中国人——不是一代人——的文化思维方式。”

而曾经带着这拨人征服香港红磡的张培仁感叹，他们在过去有很多压抑的情绪，在爆发时没有虚佞的商业主义阻挡。上世纪90年代的精神没有延续下去，“很可惜，那是中国人绝无仅有的历史上理想主义十年。”

何勇是片中镜头最多的，他不再是那个穿着海魂衫在台上大喊“姑娘漂亮”的年轻小伙，他也演出，但一年也就三场，他还唱“姑娘漂亮”，但已经喊不动了，因为他变成了发福的中年怪叔叔。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片中张有待和何勇吃饭时的一段谈话显然有着更强的说服力。

何勇：有Landy（张培仁）的消息吗？

张有待：没有。怎么了？你想见他？

何勇：我想通过他，让他跟滚石要点钱啊。这么多年唱片一直卖着，彩铃这个那个的，十多年了一分钱没给过。

张有待：你们当时签的合同里有彩铃这一项么？

……

何勇：我其实现在最想在云南大理、或者北京郊区、青岛海边……有个小院，养只狗，看看书。我不是说永远过这样的生活，只是想现在过过这样的日子……

张有待：（笑）现在又回到了这个问题上，是交个女朋友，还是养条狗？最终是养狗？

何勇：养狗，但是你想这样的话，除非我把现在的房子租出去，否则我根本没有钱……你知道也花不了多少钱……

张有待：你这是废话，你说的这种生活方式，你去问马路上每一个人，几乎每个人都会说我想这样，我想找一个海边，养条狗……这么过日子，你这也太小资了。

何勇：……我其实就是觉得，如果那样的话我心里的东西没准儿能出来。

张有待：那样就更出不来了。

无论出现或毁灭是自然规律

《再见，乌托邦》素材有130多个小时，最后剪成了90分钟。“我拍了他们每个人的不同的态度，某种程度上它又和摇滚乐没了关系，反映的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他们的生命、精神、肉体、理想，也在这些年中逐渐被消解掉。”

当年的“魔岩三杰”对这部片子有着不同程度的回避。何勇根本没看这片子，盛志民说，“他看了也许会生气”。张楚只看了自己的那部分。窦唯只看了

张培仁采访的那部分，而片中他的那部分都是由他自己拍摄提供给盛志民的。“虽然他不接受采访，但他给了我他的影像和音乐，这也是他的态度。”盛志民说。

再次看过影片，盛志民告诉早报记者，“两年前，我还认为1980年代是无法替代的，现在我不这么认为了，无论它出现或是毁灭，这个是自然规律。”

早报记者追问“是否相信会有下一个轮回”，盛志民连连点头。

影片最终在一群农村青年齐声高唱Beyond的《真的爱你》的歌声中结束。而那些昨晚在崔健的小号声响起时热泪盈眶的“摇滚果儿们”，他们心中的十年，也许还是无法替代，而所有与之相关的词：生命、理想、精神、肉身……

想必，不思量，自难忘。

窦唯《高级动物》、《噢乖》、《悲伤的梦》、《黑色梦中》，张楚《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上苍保佑吃完了饭的人民》、《厕所和床》、《蚂蚁蚂蚁》，何勇《姑娘漂亮》、《垃圾场》、《非洲梦》、《钟鼓楼》。唐朝乐队是受邀嘉宾演唱了《飞翔鸟》、《选择》。（PS：这只是现在能在视频上看的，是魔岩公司出版的一张碟，他们当时还演唱了自己的其他曲目不过现在看不到，碟里没收录，可以在此视频最后看出有窦唯的《明天更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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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是台湾隶属于滚石下面的一间唱片公司

1990 年代初，崔健引爆中国摇滚的时代狂潮后，中国摇滚经历了一个短暂的黄金期，以台湾摇滚制作班底推出了唐朝乐队和“魔岩三杰”，以及后来的大批乐队。台湾人张培仁(磨岩唱片创始人)、方龙骧和香港人陈健添(Beyond 的第一个经理人)、刘卓辉(Beyond作品的主要词作者， 著名乐评人)是结束摇滚音乐人游走在酒吧后门的地下状态的绝对力量。

方龙骧想象着大陆可能还有十多个像崔健这样的人物，想以此冲击沉闷的台湾音乐圈，他签下了黑豹乐队。张培仁在北京同唐朝四个长发彪形大汉初见便心生仰慕的美谈已随着滚石的倒掉变得只能叫人唏嘘。随后他又签下张楚，因为他在天寒地冻的北京听《姐姐》的小样听到泪水夺眶而出。陈健添在刘卓辉的协助下创办了“红星”。

“魔岩三杰”的鼎盛时期在1994 年香港红馆中国摇滚乐势力音乐会上随着何勇那一声“四大天王除张学友外都是小丑” 的呐喊而结束。按窦唯的说法：“港台这些人过来，脸上带着笑，但笑里藏的是什么？他们真的是过来发展本土音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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