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是什么派的军阀

皖系

皖系军阀，北洋军阀派系之一。以其首领段祺瑞为安徽(简称皖)人而得名。主要人物有徐树铮、靳云鹏、段芝贵、傅良佐、倪嗣冲等。

奉系

奉系军阀是北洋军阀主要派系之一。因首领张作霖是奉天人，故称奉系。奉天即现在的辽宁省，省会沈阳亦称奉天。1907年，清政府将东北地区改建奉天、吉林、黑龙江三个行省，称“东三省”，徐世昌为总督，调北洋新军一部分分驻各省。驻奉天省新军为第二混成协，奉天省原有旧军八路四十营，1909年改为中、前、左、右、后五路，统由巡防营务处节制，张作霖任中、前两路统领。后巡防营中、前两路改编为第二十七师，张作霖任该师师长。如果因此以为张作霖是个行伍出身的军人，那就错了，对于他的身世和发迹，还须细细道来。

直系

民国

初年北洋军阀派系之一，直系军阀的省称。先后以

冯国璋

、

曹锟

、

吴佩孚

为首领。因

冯国璋

为

河北

人，

河北省

旧名

直隶省

，故称此派系为直系。

直系军阀是民国军阀中北洋军阀派系之一，曾长期控制北京政权代表人物为冯国璋、曹锟、吴佩孚、孙传芳等人。其中曹锟在1923年通过有争议的选举成为中华民国大总统。直系基本上都受到英美的支持。1916年袁世凯死后，由北洋军阀分裂而成。因首领冯国璋是直隶（今河北）人，故称直系。

皖系军阀，北洋军阀派系之一。以其首领段祺瑞为安徽(简称皖)人而得名。主要人物有徐树铮﹑靳云鹏﹑段芝贵﹑傅良佐﹑倪嗣冲等。

奉系军阀是北洋军阀主要派系之一。因首领张作霖是奉天人，故称奉系。奉天即现在的辽宁省，省会沈阳亦称奉天。1907年，清政府将东北地区改建奉天、吉林、黑龙江三个行省，称“东三省”，徐世昌为总督，调北洋新军一部分分驻各省。驻奉天省新军为第二混成协，奉天省原有旧军八路四十营，1909年改为中、前、左、右、后五路，统由巡防营务处节制，张作霖任中、前两路统领。后巡防营中、前两路改编为第二十七师，张作霖任该师师长。

晋系军阀，为民国时期军阀派系之一，主要占据山西地盘。20世纪上半叶，晋系军阀集团统治山西38年之久。于其他军阀类似，和当时的北洋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代表人物阎锡山就曾拥戴袁世凯称帝。

以阎锡山为首，以晋绥地缘为特征的晋系军阀集团，屡屡与其他政治力量逐鹿中原，一度占有晋绥冀察四省和平津二市，其首领阎锡山甚至一度自立为“国家元首”。在1930年的中原大战，冯玉祥、阎锡山失败，晋系军阀集团实力、地位大为下降，但仍保持了较为完整的体系，直至1949年4月太原解放，晋系军阀集团方才土崩瓦解。

晋系军阀集团萌芽于辛亥革命，发轫于北洋时期，二三十年代逐步膨胀，至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前实力达到顶峰。纵观中国近现代史，晋系军阀集团是存在时间最长、实力最为雄厚的派系。其主要赖以能较为系统和持之以恒的进行官兵教育和培训，有稳定的领导层，在山西省内积极建立军事和民用企业，发展经济。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腐败的清政府无力再维护其统治，末代皇帝溥仪在袁世凯的胁迫下被迫退位，袁世凯成功的窃取了革命果实，当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但是袁世凯一直有着一颗当皇帝的心，在杨度等人的串谋下，宣布恢复帝制，称帝这一举措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在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声中，袁世凯忧愤成疾而亡。

袁世凯死后，他一手建立的北洋军则陷入了分裂，分成了皖系，直系，奉系等多个派别，再加上盘踞在广西的桂系军阀，控制着山西的晋系军阀等，中国进入了军阀混战的时代。在众多军阀中，盘踞在东三省，张作霖控制的奉系军阀最具有代表意义。奉系军阀发源于东三省，因为张作霖出生在奉天的缘故，所以就被称为奉系，在巅峰时期，不仅仅北方的东三省，热河，山东，河北在奉系军阀的管辖范围之内，连南方的河南，江苏，安徽等省份都在奉系军阀的势力范围之内，控制这么大的一块地盘，必须要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为支撑，那么在这个时期奉系到底有多少兵力呢，奉系又是如何崛起的呢？

奉系的扩张之路

张作霖是土匪出身，因护送时任盛京将军的增祺家属有功而被增祺赏识，张作霖被洗白，摇身一变，从匪首变成了清朝地方军官，后来又因在东北剿匪有功，仕途上一路高升。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袁世凯任大总统，东北三省之一的奉天省（奉天省也就是现在的辽宁省）军队被编制成27师和28师，张作霖任27师师长，张作霖的结拜兄弟冯德麟 任28师师长，张作霖和冯德麟先设计搞走了奉天督军段芝贵，后来冯德麟又因支持张勋复辟而入狱，张作霖因此独揽奉天大权。

独揽奉天大权之后，主导北京政府的段祺瑞为了拉拢张作霖，任命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成为东三省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之后张作霖又通过军事，政治手段赶走和自己向来不和的吉林督军孟恩远，夺去了吉林政权，控制了黑龙江，张作霖成了真正的”东北王”。

成为“东北王”之后，张作霖又想向中原进发，但是当时的中原是直皖两系控制的区域，因此，张作霖首先联合直系对抗皖系，在赶走段祺瑞政府之后，直奉两系进驻北京。

直奉两系共同控制北京之后，在组织内阁方面产生矛盾，直接导致了第一次直奉战争，第一次直奉战争以直系的胜出而告终，张作霖被迫退到关外。4年之后，韬光养晦的奉系卷土重来，由于冯玉祥“西北军”的加入等原因，奉系取得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的胜利，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除了东三省之外，江苏，安徽，山东等地也处在奉系的控制范围之内。

第二次直奉战争之中，奉系取得大胜，借此扩大地盘，奉系不仅囊括东三省，同时控制了河北、山东、安徽、江苏等广大地带，成为中国最大的实力派，此为奉系军阀的巅峰时刻，这时候奉系的军力也是最强的。

东北陆军：20个师，40多旅，骑兵10多旅，炮兵2旅，工辎各1团，总兵力达35万。

东北海军：拥有21艘舰艇，实力也不可小觑

东北空军：拥有200多架飞机，是当时的中国是最强的空中力量。

除了这些奉系的嫡系部队之外，攻占安徽，江苏等地时，还有一些当地小军阀投靠的仆从部队，这部分战力也不可小觑。

因此，在奉系的巅峰时刻，奉系军阀的实力是相当强大了，除了将近40万的陆军之外，奉系军阀还拥有全国实力最为强大的海军和空军，奉系拥有如此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当时东北地区军工实力是分不开的，除了工业实力之外，东北地区同时也是中国重要的产粮地区，强大的农产品生产水平能够给奉系提供一个很好的后勤保障，这也是张作霖能够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之后快速卷土重来，成为中国最强大的实力派的根本原因。

奉系的名字由来是辽宁省在的清朝的称呼“奉天”。东北兵在北洋军中结成奉系军阀。相应还有直系（河北直隶省），主要有曹锟等；还有皖系（安徽）主要是段祺瑞。军阀的几大头头是这些省份的人，带的兵也以这些地方征召的为主。所以军阀派系主要按地缘划分。还有冯玉祥这些不是北洋军出生，属于倾向南京革命政府的“军阀”。

奉系军阀是北洋军阀主要派系之一。因首领张作霖是奉天人，故称奉系。奉天即现在的辽宁省，省会沈阳亦称奉于。1907年，清政府将东北地区改建奉天、吉林、黑龙江三个行省，称“东三省”，徐世昌为总督，调北洋新军一部分分驻各省。驻奉天省新军为第二混成协，奉天省原有旧军八路四十营，1909年改为中、前、左、右、后五路，统由巡防营务处节制，张作霖任中、前两路统领。后巡防营中、前两路改编为第二十七师，张作霖任该师师长。如果因此以为张作霖是个行伍出身的军人，那就错了，对于他的身世和发迹，还须细细道来。

张作霖，字雨亭，1875年生天奉天海城一个小商之家。其父张有财嗜赌，在张作霖十四岁时，在赌场与人结仇，被人打死。父亲死后，张作霖投奔外祖父家。由于他好吃懒做，不务正业，且嗜赌如命，结果一事无成。他读过几天书，做过卖货郎，当过流浪儿，也曾入清兵营当过兵。二十岁时，有幸娶了赵家庙地主赵占元之女，住到了岳父家。婚后过了一段时间，张作霖又禁不住赌瘾，便去弄钱参赌，结果输多赢少，还结下不少仇家，最后只好串联了十几个散兵游勇和地痞无赖，结为一帮，当起土匪来。不到半年，张作霖手下已扩充到四、五十人。另一匪首金寿山，势力比张作霖大，想把他的一帮招收归己，但张作霖不干。金寿山便突袭张作霖，张作霖狼狈逃往八角台，八角台的匪首张景惠接纳了他，因赏识他的才干，还把第一把交椅让给了他。不久，张作霖与另一匪首汤玉麟结成绿林伙伴，势力不断扩充，成了辽西一霸。

张作霖虽然当上了匪首，但也深知难成大气候，所以他也时时寻找招安的机会，企望将来能在军界政坛一展鸿图。1902年，机会终于到来，清朝将军增琪家眷路过八角台回奉天，张作霖与汤玉麟商议，将增琪老婆一行中途劫夺，押解到新立屯，好生招待。增琪老婆大惑不解，只求饶命，张作霖却下跪道：“张作霖冒犯夫人，你老多多海涵。我们是八角台的大团，是保境安民的，夫人有何吩咐，在下愿为效命。”增琪老婆安下心来，说：“只要你能保证我们一行平安到奉天，我一定向增琪将军建议收编你们。”张作霖立即称谢，第二天派人护送增琪老婆上路，平安到达奉天。增琪老婆将此事告之，增琪亦为之动容，奏明朝廷，将张作霖的部众收编入省巡防营，张作霖任新民府游击马队管带。从此，张作霖由匪首变成了清朝地方军官和堂堂营官。

1909年，奉天军队改为中、前、左、右、后五路，张作霖升任中、前两路统领。1912年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张作霖所部改编为陆军第二十七师，张作霖升任该师中将师长。除二十七师外，当时奉天还有冯德麟的二十八师，而奉天督军则是段芝贵。

张作霖早就想独霸奉天，第一步，他要想办法赶走督军段芝贵。1916年，袁世凯称帝，遭到全国人民的声讨。段芝贵是帝制的积极支持者。张作霖与冯德麟密商，彼此配合，用威逼恐吓手段将段芝贵赶走。冯德麟先让军队在夜间在城内放枪，然后张作霖亲自跑到督军府告诉段芝贵说，冯德麟把二十八师开过来，要惩办帝制祸首。段芝贵吓得浑身发抖，恳求张作霖想办法。张作霖劝他出走。段芝贵立即电请中央到天津养病，并从银行取出公款200万及军伙若干，调专车离奉。张作霖即致电冯德麟，让他派兵拦截段芝贵的专车，没收其公款及军火。段芝贵到北京后，大骂冯德麟是土匪，当即向袁世凯提出辞职，并推荐张作霖作奉天督军。于是，袁世凯发布命令，任张作霖为奉天督军，任冯德麟为军务督办。

驱段是张作霖和冯德麟共同密商行动的，冯德麟还出了大力，皆因他唱黑脸，张作霖唱白脸，结果督军一职让张作霖捞去，冯德麟当然不甘心，两人又开始了明争暗斗。1917年7月，张勋在北京搞起复辟。张作霖得知后，便与谋士袁金铠商量，决定让冯德麟以奉天全权代表身份前往北京与张勋接洽。张作霖的打算是，若复辟成功，自己是有功之臣；倘若失败，便把责任推到冯德麟身上，正好除去一个心腹之患。冯德麟不知是计，欣然前往。结果，张勋复辟失败，张作霖马上发电拥护共和，而冯德麟在京则以“背叛共和罪”被免职罢官。张作霖假意为他说情，替他在北京谋了个总统府军事顾问的闲职。冯德麟的二十八师被张作霖控制，张作霖独揽奉天的大权。

张作霖独揽奉天大权后，加紧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与段祺瑞相勾结，1918年9月，段祺瑞任命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使他的权力又提高了一步。吉林督军孟恩远，素与张作霖不和，张作霖为了达到由奉系统一全东北的目的，千方百计促使北京段祺瑞政府罢黜孟恩远。1919年7月6日，北京政府下令调孟恩远赴京供职。孟恩远拒不服从调动。张作霖以武力相威胁，派军队分四路讨伐吉林。孟恩远的部将、吉林督军总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高士傧等军官，坚决抵制北京政府的命令的张作霖的军事进攻，率吉军万余人集结在长春、农安、伊通一带与奉军对抗。7月19日，日本驻军故意在吉军驻地宽城子挑起武装冲突，双方互有伤亡。事件发生后，日军即以此为借口，要吉军撤离长春三十里以外。吉军被迫撤出长春。接着，日本公使又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段祺瑞立即下令将孟恩远、高士傧免职。高士傧还想继续抵抗，但吉军中许多官兵已被奉系收买，整个事军陷于崩溃状态。孟恩远、高士傧不得不先后卸职，离开吉林。宽城子事件是日本帝国主义支持奉系军阀张作霖称霸东北的一个重大事件。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助下，张作霖不战而胜，赶走了孟恩远，夺取了吉林的政权，进而控制黑龙江，完成了称霸东北的事业，成了名副其实的“东北王”。

张作霖虽已成为独霸东三省的大帅，然而他还心犹未足，他还想进取中原，主政北京，只不过在当时，直、皖两大军阀正在激烈争斗，而以他为首的奉系军阀，暂时还只能充当配角。张作霖原来是追随皖系段祺瑞的，后来皖系声名狼藉，张作霖也见风使舵，加入反皖的行列。尤其是1919年6月徐树铮出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控制了西北地区以后，对奉系构成了直接的威胁。于是，1919年底到1920年初，张作霖与曹锟组织了北方八省反皖同盟。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日本帝国主义看到皖系已声名狼藉，便抛弃皖系，大力扶持奉系，指使奉系联直倒皖。7月13日，张作霖以张景惠为关内奉军司令，自己亲率大军入关，并发布《讨伐段祺瑞檄》，指责段“排除异己，把握政权”，“弄权卖国，残民黩武”，“穷其罪状，罄竹难书”。7月14日，战争正式爆发。7月17日，直军吴佩孚在西路涿州一带大获全胜，俘虏皖军西路指挥曲同丰。同日，张作霖指挥奉军第二十七师、第二十八师分驻马厂和军粮城一带配合直军作战，皖军东路指挥徐树铮不战而逃。7月19日，段祺瑞被迫通电辞职。7月23日，直奉两军进驻京都。张作霖终于实现了入主北京的愿望，与直系曹锟共同把持了北洋军阀政府。

张作霖在直皖战争中联直倒皖，奉系乘机派兵入关，把势力扩张到京山铁路沿线和内蒙古等地。直皖战争结束后，直奉两系共同把持了北京政权。但是，这个北京政权实际上是英美日三国的共同侵略工具。由于帝国主义相互间的矛盾，又迅速导致了直奉两系的矛盾和斗争。双方为了争夺更多的势力范围，各不相让。长江流域各省，是两系争夺的焦点。争夺的结果，是奉系的扩张计划屡遭失败，直系势力日益膨胀。

1926年6月，吴佩孚、张作霖以黄土铺地的仪式进入北京，直奉合作，把持了中央政权。吴佩孚、张作霖互换兰谱，结为兄弟。但是，就在此时，广东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很快攻克湖南，直指湖北，吴佩孚不得不于3月22日乘车兼程南下，指挥堵击北伐军。

北伐军在两湖和浙赣节节胜利，吴佩孚退入河南，孙传芳又重新投靠张作霖，与张作霖化敌为盟友。1926年11月，孙传芳亲到天津见张作霖，并与张宗昌等提议，为了便于对抗北伐军，宜组织一支统一的军队，由张作霖出任最高军事首领。于是，12月1日，张作霖出任安国军总司令，张宗昌、孙传芳为副司令，杨宇霆为总参议。12月27日，张作霖再次以黄土铺地的仪式进入北京。他想以“临时总统”或“大元帅”的名义于元旦在北京主政，迫不及待地尝一尝当“元首”的滋味。但杨宇霆却极力反对，劝他在军事上没有把握之前，不要过早行事，以免到处树敌。张作霖听从了劝导，但心有不甘，说：“我终究非干一次不可。”

1927年4月，冯玉祥部及阎锡山部亦改称国民革命军，和北伐军一起夹击奉军，张作霖的统治已摇摇欲坠。然而，张作霖还未忘实现自己的“元首”美梦。1927年6月，孙传芳、张宗昌等人按张作霖的意图，推戴张作霖为“大元帅”。6月18日，张作霖在怀仁堂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就职仪式冷冷清清。张作霖有气无力地念了就职“誓词”后，孙传芳、张宗昌、吴俊升、张作相等向他三鞠躬，就这样，“大元帅”就算上任了。这是北洋军阀的末代政府，称中华民国军政府。一般俗称安国军政府。在《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令》中，规定大元帅率陆海军；代表中华民国行使最高统治权；军政府置国务员辅佐大元帅政务；国务院设总理及各部总长。就这样，张作霖在行将灭亡之前，终于爬上了他梦寐以求的最高宝座。他和段祺瑞一样，虽无“大总统”之名，而行“大总统”之实。只不过，张作霖的末日高升，只是一阵回光返照而已。

6月20日，内阁组成：潘复为总理、王荫泰为外交部总长、何丰林为军事部总长、沈瑞麟为内政部总长，阎泽溥为财政部总长，姚震为司法部总长，张景惠为实业部总长，刘向清为农工部总长，刘哲为教育部总长，潘复兼任交通部总长。潘复内阁是中华民国北京政府第四十六届内阁，也是最后一届内阁，同时，也是张作霖统治时期唯一的一届内阁。

1927年4月以后，国民党右派实行“清党”，另外，蒋介石与汪精卫、李宗仁、胡汉民等派系争权夺利，阻滞了北代的进程，给北洋军阀尤其是奉系军阀以喘息的机会。1927年秋冬，冯玉祥、阎锡山联合讨奉，遭到奉系的有力还击。尤其是奉军张学良与晋军傅作义的涿州争夺战，双方动用了坦克、飞机、毒气等各种武器，激战了三个多月，其强攻固守闻名全国，成为张学良和傅作义的成名之作。冯玉祥、阎锡山面临张作霖的沉重压力，为解北方之危，呼吁国民党各军共进声援，全力讨奉。

1928年1月，蒋、冯、阎、桂四派为了共同完成对奉系军阀的北伐，暂时取得妥协。2月，蒋介石将其嫡系部队改编为第一集团军，自兼总司令；改国民革命联军为第二集团军，冯玉祥为总司令；改北方国民革命军为第三集团军，阎锡山为总司令；将两湖各军改为第四集团军，李宗仁为总司令，准备共同北伐。对此，张作霖也作了部署：决定对京汉、津浦路采取攻势防御；对正太路、鲁西大名一带采取攻势。任张宗昌为津浦路总指挥，孙传芳为鲁西大名方面总指挥，张学良为正太、京汉方面总指挥，张作相为京绥路总指挥，出动兵力约六十万人对抗国民革命军七十万之众。

4月9日，蒋介石下达总攻击令，国民革命军与奉军展开激战。不久，张宗昌军与孙传芳军即遭受重创，损失了山东大部。4月30日，张宗昌、孙传芳弃济南而逃。当北代军进占济南，准备继续北进时，日本政府决定进行武装干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北伐军对日采取妥协让步方针，决定绕道北进。5月中、下旬，张作霖丢失了邯鄣、保定、石家庄、大同、张家口等地。张作霖不得已向南京方面发出“息争议和”通电，蒋介石也有心与张作霖妥协，因冯玉祥坚决反对，只得作罢。张作霖又想勾结英美，以取得支持。但英美等见张作霖大势已去，不愿与之交往，就连长期与张作霖勾结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也准备除掉张作霖，以乘乱进占东北。

6月1日，北伐部队占领沧州、河间后，分三路由津浦、京汉、京绥等线大举向京津全面推进，逼近北京郊区。张作霖见大势已去，6月3日，命张学良留守北京，当夜带着吴俊升等乘专车离开北京，同时下达总退却命令。6月4日五时三十分，张作霖乘坐的专车行至沈阳附近的皇姑屯时，被日军埋设的炸药炸毁。吴俊升当场被炸死。张作霖受重伤，被急救回帅府，于上午九时三十分死去。这就是震动中外的皇姑屯事件。

皇姑屯事件发生时，张学良正与南京政府的代表在北京举行和平谈判，接到奉天督署“立即返奉”的电报后，即化装乘车驰返沈阳。6月19日，在奉军元老的推戴下，张学良出任奉天军务督办。7月4日，张学良出任东三省保安司令，兼东三省巡阅使，年仅二十七岁的陆军上将张学良，从此开始主政东北，人称“少帅”。

张作霖被炸死后，奉军全线向东北撤退，集结于滦河以东，东北局势一片混乱。自张学良回东北以后，东北局势初步得到稳定。但东北地区何去何从，则是摆在张学良面前的一件必须立即解决的大事。张学良鉴于皇姑屯事件的教训，国耻家仇集于一身，他决定不顾日本的军事、政治、经济的压力，通电宣布与南京方面停止军事行动，谋求国家统一。

日本帝国主义原本企图乘皇姑屯事件后的混乱之机，攫取东北更多利益，谁料张学良竟能平静无事地继续大业，稳定局势。日本见无机可乘，便改变手法，引诱张学良在东北建立一个独立的政权，与南京政府对抗，但遭到张学良的断然拒绝。张学良派出王树翰、邢士廉、徐燕谋为代表与蒋方联络，于是南京和沈阳之间信使往来。日本力图阻止中国南北统一，干涉东北易帜，派出原驻华公使林权助赴沈阳向张学良施加压力，声言“如东三省蔑视日本警告，率行易帜，日本将采取自由行动。”张学良义正词严加以驳斥，不管日本威逼利诱，均未动摇他易帜和统一的决心。

东北易帜，不仅外受日本阻挠，奉军内部也不一致。老派的张作相，新派的杨宇霆等，都担心易帜后，日本会进行武力干涉；奉军也会受南京政府吞并，失去自主地位。张学良苦口婆心，晓以大义，取得内部的一致。

1928年10月，张学良代表邢士廉第三次赴宁，终于与南京方面达成四点协议：（一）东北设边防司令长官公署，以张学良为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为副司令长官。（二）设置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人选须经中央同意。（三）东三省及热河省委员人选，由张学良推荐，中央明令任命。（四）易帜不能待至民国十八年元旦，应提前数日办理。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与张作相、万福麟联名通电，宣布服从南京国民政府，东三省、热河省同时“改旗易帜”，即将过去时东北悬挂的五色旗取消，改悬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12月30日，南京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为副司令长官。奉军改编为东北边防军，简称东北军。翟文选、张作相、常荫槐、汤玉麟分别出任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省政府主席。不久，将奉天省改称辽宁省，省会奉天改称沈阳，全国出现了统一的局面。

东北易帜虽然实现了，但是东北集团的内部并不完全统一，特别是张学良与杨宇霆的矛盾，积渐已久。杨宇霆，1886年生，奉天法库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历任奉军参谋长、东北陆军训练总监、奉军军团长、安国军总参议等要职，是张作霖的“智囊”及左右手，奉军新派首领。由于他所处地位的特殊，养成了专断跋扈、盛气凌人的作风，对张学良也全不放在眼里。在张作霖被炸前后，杨宇霆与常荫槐结成死党，私自扩编自己的武装实力，并有意驾空张学良，反对东北易帜。1929年1月10日下午，杨宇霆、常荫槐一同见张学良，要求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以常荫槐为督办。张学良认为此事涉及外交，要慎重处理。杨宇霆不但不听，反而逼张学良马上签字。张学良痛下决心，要芟除杨、常，以稳定东北政权。于是，借口晚饭后再谈。晚上，当杨、常再次来见张学良时，被早已做好准备的卫士双双击毙在大帅府老虎厅。杨常事件后，张学良的权力更集中，并树起了少帅的威严，提高了声望，巩固了易帜后的东北政局。

张学良虽然易帜，服从中央政府，但蒋介石仍担心张学良的势力日渐强大，不受指挥，于是有意煽动张学良强制接收由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挑起与苏联的火并，使张学良陷于困境，不得不依赖南京政府。而张学良不知是计，果然于5月间派兵搜查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逮捕三十九名苏联人。7月又下令解除中东路苏方局长、副局长以及各处处长职务，并驱逐回国，以武力回收中东路。7月14日，苏联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恢复中东路现状。张学良不予理睬。7月18日，苏联宣布与中国绝交。7月20日，兵分三路向中国军队发起攻击，东北军惨遭失败，伤亡严重，被俘八千多人，旅长韩光第等战死，张学良被迫派代表与苏联政府谈判，12月22日签署《伯力会议草约》，两国息争，恢复冲突以前状态。

中东路事件使张学良吃了一亏长一智，此后，他致力于发展中东的经济，振兴实业，同时，大力发展教育、科学和文化事业，亲自兼任东北大学校长一职。

1930年5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开始，张学良严守中立，力主和平，极力避免东北军卷入这场内战。但交战双方都把张学良看作决定胜负的筹码，极力进行拉拢。而事实上，东北军倒向那一方，则意味着那方取胜。最后，张学良认为倒向蒋介石一边，有利于国内统一。于是，1930年9月，张学良率十余万东北军入关，9月21日占领天津，9月26日进驻北平。至此，平津、河北的政权遂被东北军全部接收。10月9日，张学良在沈阳宣布接受蒋介石委任的中华民国海陆空军副总司令一职。为了“感激”张学良参战助已赢了这场战争，蒋介石于11月特邀张学良及夫人于凤至到南京。蒋介石以最隆重的仪式和规格接待张学良夫妇，并亲自陪他们谒中山陵，游览汤山。于凤至拜宋母为干娘，与宋霭龄、宋美龄以姐妹相称。蒋介石又推张学良为国府委员，并授张学良以节制奉、吉、黑、晋、冀、察、热、绥八省区军队之全权，并将北平、天津、青岛三市及河北、察哈尔两省划归张学良管辖。大批奉系人物进入南京政府当高官，如张作相、王树翰出任国府委员，张景惠任中政委兼军事参议院院长，刘尚清任中政委兼内政部长，鲍文樾任参谋部次长等。蒋介石的“盛情”及“信任”也感动了张学良，他表示“誓尽精诚，以拥护中央”。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进行侵略活动，多次在东北借机寻畔。如6月初，日本参谋本部派遣军事间谍中村震太郎大尉等到中国东北兴安岭地区进行军事侦察，被中国屯垦军逮捕并处死。日本帝国主义以“中村事件”为借口，反诬中国官兵“对日本皇军进攻”，是对日本帝国“闻所未闻的侮辱”。蒋介石多次电令张学良：“无论日本军以后在东北如何挑畔，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9月上旬，南京政府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将中国屯垦军第三团团长关玉衡关押审判，借以平息事端。然而，十天后，九一八事变即爆发。

9月18日夜间，日本关东军在板垣征四郎等将领的策划下，故意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诬称是中国军队破坏，遂炮击沈阳，并向驻守北大营的中国军队王以哲旅进攻。这就是日本侵华的九一八事变，亦称柳条湖事件。事变之夜，张学良、万福麟在北平，张作相在锦州。其时，张学良正偕夫人于凤至及赵四**等在前门外中和戏院看梅兰芳演出的《宇宙锋》，在沈阳主持工作的东北军参谋长荣臻急电张学良，张学良亦急电南京政府请求对策，蒋介石竟下令“绝对不抵抗”。张学良只好命令在东北的军队撤往关内。9月19日，日军占领沈阳。随后，日军分兵占领东北各地。至1932年1月，仅三个月一百天，中国东三省完全陷入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

东北沦陷，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人民纷纷要求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各报界把一切罪过都推到张学良身上，使他成了丢失东北的“罪魁祸首”。张学良忍辱代蒋受过，为了表示对东北问题负责，特向南京政府引咎辞职。12月，他被罢免了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职务，改任北平绥靖主任。

当时，在东北尤其在黑龙江省尚有一部分中国军队。1931年10月10日，张学良电令部属黑河警备司令兼步兵第二旅旅长马占山（吉林怀德人）为黑龙江省代理省主席兼军事总指挥。马占山受命后，没有执行蒋介石“不予抵抗”的命令，毅然组织了嫩江桥的阻击战，中国官兵在劣势条件下与日军浴血奋战，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1932年2月，日军以允许黑龙江自治为条件，诱使马占山赴沈阳参加伪满洲国“建国”筹备会议，出任伪黑龙江省省长职。马占山从沈阳到长春后，了解到日军扶植傀儡的真相，遂于4月2日潜回黑河，重整旧部，组织保卫团和民众义勇军，成立黑龙江抗日救国军总司令部。5月14日，马占山在黑河召开出征誓师大会，随后部队南下，于5月28日到达海伦，与北犯的日军展开激战，但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马占山率领少数人马退入苏联境内。

民国初期，脱胎于北洋系的直系和奉系在三年之间，爆发了两场大战。一样的对手，类似的战场，相当的实力，结果却南辕北辙，偏居东三省的奉系，知耻后勇，后来居上。

奉系靠什么取得战争的逆袭呢？

上图_ 第一次直奉战争(1922年4月9日 6月18日)

战争是军事的艺术，奉系初战失利后，体会到了艺术的价值。第一次直奉战争，张作霖调集12万人马，出关作战。仅仅七天，奉军战死2万余人，受伤逃亡1万余人，缴械投降4万余人，军官死伤百余人，战损率近七成，军费损耗3000余万元，张作霖被直系掌握的北京政府撤销一切职务，可以说，当时奉系在军事和政治上遭遇了双重打击。

败局注定之后，张作霖改变思路，着力整军。 陆军是奉军的主力，他成立“东三省陆军整理处”，孙烈臣任统监，张作相、姜登选为副监，张学良任参谋长，负责部队整编、人事任命、部队调派和日常训练等事宜。

上图_ 奉系军阀

一支军队光有顶层设计是不够的，还需要军官和士兵素质的提升。奉军规定： “各师旅的参谋长和各团掌管教育的中校团副全部改由军校出身的人充任。” 照此规定，杨宇霆、韩麟春、郭松龄等一大批军校出身的军官，担任起奉军的重要军职。对于士兵而言，东三省陆军整理处提出了士兵的素质要求，以及量化训练指标。这些措施的实行，对提升奉军的战斗力起到了积极作用。

整军之后，奉军拥有3个师，27个混成旅和5个骑兵连，总兵力超过17万人。

在装备上，张作霖煞费苦心。他创办的东三省兵工厂，有枪弹厂、枪厂、炮弹厂、炮厂、药厂、铸造厂、火具厂、兵器厂等八个分厂，在规模上，连日本人都称其为“东方第一”。工厂生产仿毛瑟枪和日本三八式步、骑枪，枪弹每日产量达10万发，满足了奉军日常训练和对外作战的需要。此外，奉军在1924年拥有飞机50余架，空军初具雏形，以食品加工、军需运输、医疗设施等一系列后勤硬件也逐步完善。

就军事力量而言，奉军在与直系再次开撕之前，实力早已突飞猛进了。

上图_ 张作霖（1875年－1928年），字雨亭，奉天省海城县北小洼村人，北洋军奉系首领

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直系一方面利用执掌权柄之机，摆出 “民国法统”、“孙（中山）吴（佩孚）合作” 等伪善姿态，另一方面大肆媚外卖国、制造“二·七惨案”以及组织“曹锟贿选”。政治成为“皇帝的新装”，直系撕下了最后一块遮羞布，使全国上下看清了自己的真面目。在舆论的一致攻击和反对下，直系的政治生态陷入孤立状态。

面对直系的“踩雷”，奉系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排雷”措施。张作霖组织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反直舆论攻势。1923年10月，他撤回东三省议员，以示对贿选的不满，同时，旗帜鲜明地宣布： “凡害民病国，结党营私，乱政干政，剽劫国帮者，均视为和平统一之障碍物，愿即执投前躯，与众共弃。” 表达了强硬的反直立场。这番言论取得了 社会 各界的支持。

张作霖的第二步是拉拢各股力量，形成反直统一战线。 他迅速响应孙中山提出的“联络段祺瑞，特别是关外实力派(张作霖)，三方合作声讨曹(锟)、吴(佩孚)”的建议，两人为此多次会面，就政治上的反直立场达成共识。1923年，奉、粤、皖结成“反直三角同盟”。一番政治运作后，奉系不但“师出有名”， 掌握了战略主动权，还对直系造成南北夹击之势。

上图_ 第二次直奉战争，从1924年9月15日到11月3日，一共打了50多天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战争也不例外。1924年，直系的财政状况并不乐观。《民国日报》直言： 直系“度日之资，年不敷一亿二千一百万，财政债七亿二千三百万，交部债尚不在内，加之，关税会议召集无期，‘颠覆’之祸迫在眉睫。” 直系的政治劣势，导致财政上“外债无源，内债难举”。

首尝败绩的张作霖对东北经济下了两副猛药。首先加强“造血”功能。张作霖任命王永江为奉天省财政厅厅长，推行经济改革。第二次直奉战争开始前夕，奉天一省以农业为税源的统税，从2831275元增长到7524687元，年均增长2072%，东北经济低开高走。其次注重“输血”功能。1922年至1924年11月，张作霖大举向日本借款6次。有了经济作后盾，张作霖向奉军宣布： “各部队人员必须足额，军队吃空饷者严厉处罚。” 奉军官兵士气为之一振。

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奉系军费筹集了5000万元军费， “奉天省自担五分之三，其余二千万，吉黑两省各认一半，不但奉军所需已足，且可接济广东军队。” 张作霖通过退出政坛的段祺瑞，向断饷六个月的直系冯玉祥赠款三百万，“用以分化、瓦解直军”。张作霖用经济包裹的“银弹”，对直系发起了致命攻击。

上图_ 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天津的直系士兵

民国初期，外强纷纷借助军阀势力，充当其利益“代理人”。直系有英美撑腰。1921年，直系曹锟从意大利采购了4011吨军火，这批军火除了常规炮弹之外，还有新式菲亚特机关炮。1922年，直系又从德法两国进口飞机和大炮等军火，武器质量进一步得到提升，为打赢第一次直奉战争奠定了基础。

日本一直是奉系的后台老板。 第一次直奉战争时，正值华盛顿会议结束，日本的海外扩张势头受阻。奉系战败后，多次派人赴日接洽军火采购事宜。1923年开始，大批日本军火陆续抵达东北，采购大量步枪、手枪、机关枪以及弹药之外，“购入飞机十二架，载量八百吨”，“助给大炮十五尊”，“炮弹皆日本电气赶造”。

上图_ 第二次直奉战争,1925年，天津街头的国民军，冯玉祥并彻底控制复杂的京津局势

1924年，直奉再次开打。日本不但提供情报支持，还派出大量军官协助奉军作战，数量占下级军官总数的1/4。即便如此，战事仍然一度焦灼，奉军弹药供应困难。张学良曾坦言，如果弹药无以为继， “只有去内蒙索伦当土匪了” 。关键时候，日本向一、三联军运送了大量急需的弹药。奉军得到弹药续命，顺利打破僵局，成了战场胜负的分水岭。外交的助力，无疑给奉系取胜增加了重要砝码。

1924年9月3日，张作霖出动奉军6个军，共计15万人，兵分三路出关作战。直系曹锟组织了近20万人进行防御作战。10月22日，冯玉祥临阵倒戈，直系首尾难顾。10月31日，吴佩孚率残兵2000余人，由塘沽坐船撤退，其余部队难逃全灭或投降的命运，奉系取得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完胜。

参考资料：

1娄向哲 《第二次直奉战争与日本的关系》

2苑毓翔 《解析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胜利的原因》

3丛曙光 《两次直奉战争结果迥异之剖析》

4陆坤鹏 《北洋军阀三大派系的力量对比分析》

5郭春修 《奉系集团军事现代化的演变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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