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历史文化丰富,具有代表性的包括

贵州历史文化丰富，具有代表性的包括夜郎文化。

贵州历史文化丰富，具有代表性的包括夜郎文化。夜郎，是中国在西南地区由少数民族的先民建立的国家。夏商时属百濮地，《国语·郑语》云：“楚鼢冒始启濮”，又《史记正义》载："濮在楚西南"。夜郎成名问世，大约是在战国时期。

楚襄王（公元前298年一前262年）派“将军庄跃溯沉水，出且兰，以伐夜郎王”，“且兰既克，夜郎又降”。这时，人们方知西南有一夜郎国。关于夜郎的地域，说法众多，大致为贵州一代。中国西南地区古代夜郎文化。夜郎一名最早出现于战国晚期。

贵州的历史文化

“贵州”一名始于宋朝，公元974年，土着首领普贵以控制的矩州归顺，宋朝在敕书中有：“惟尔贵州，远在要荒”一语，这是以贵州之名称此地区的最早记载。明永乐十一年设置贵州承宣布政史，正式建制为省，以贵州为省名。

贵州是中国西南地区交通枢纽，长江经济带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世界知名山地旅游地。著名景点有黄果树瀑布、梵净山、织金洞等。

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册亨布依戏、侗戏、福泉阳戏、思南花灯、锦鸡舞、苗族大迁徙舞等。布依戏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之一。布依戏过去称土戏、欢戏，在布依语中称谷艺。

比如册亨县布依戏主要流传于巧马镇、丫他镇、秧坝镇、弼佑乡、八渡镇、百口乡、双江镇、者楼镇等地。侗戏流传于贵州省黎平县、榕江县、从江县，广西自治区三江侗族自治县以及湖南省通道自治县的部分侗族村寨。福泉阳戏由内坛和外坛两部分组成。内坛就是以祭祀仪式出现的二十四坛法事，具有还愿的性质。思南花灯在贵州戏剧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婉转动听的唱腔，高亢激越的花灯打击乐，优美迷人的舞蹈以及美丽独特的服饰道具，而倍受人们青睐。

贵州文化·汉文化在贵州的发展·特殊的文化孤岛—贵州的屯堡文化

你如果是个外地旅行者，途经平坝、安顺、镇宁一带，你会见到穿着青、蓝、绿各色大襟长衫的妇女，她们的长衫镶着宽边，腰中系着宽宽的丝带，头上梳着凤头笄，上插玉簪和几样银器，脚上是尖部上翘的鞋。如果你问她们是哪一族人，她们会理直气壮地告诉你，她们是汉族;问到她们的衣着，她们会异口同声地说是祖辈传下来的。她们就是这里的屯堡人，而她们的衣着打扮，仍然是明朝初年江南的妇女装束。在距离江南几千里之遥的贵州，又相隔六百多年后的今天，仍然能看到六百多年前江南一带的民风民俗，这不能不是一个奇特现象。

说到屯堡人，当然就不能不提及明初对贵州的开发及这里实行的军屯制度。明初，元代由少数民族首领担任的贵州各级宣慰司、安抚司、长官司及乌撒各部迅速归附，而云南梁王却仍奉元朝正朔，用兵云南是明初统一全国的重要军事部署，贵州便成为用兵前线。为了保证驿路和军事运输畅通，由湖南到云南的大道两侧，明 都驻兵屯守，而重心又在贵阳以西，这就是滇黔一线，卫所设置相对密集的由来。后云南平定，一部分军队也没有回中原，仍按军事建置，布置在这一带，闲时种田，战时当兵。地方志上说得好：“屯军堡子……郡民皆客籍。惟寄籍有先后，其可考据者，屯军堡子皆奉洪武调北征南。当时之官如汪可、黄寿、陈彬、郑琪作四正，领十二操屯军、安操之类，散处屯堡各乡，家口随之至黔。”(《安顺府志·风俗》)“屯堡人，一名凤头籍，多居州属之补纳、三九等枝地，相传明沐国公征南，凤阳屯军安置于此。”(《镇宁县志·风俗》)因此屯堡人决非贵州土著少数民族，而是汉族，过去将他们称为“凤头苗”是错的。妇女的凤头妆，即凤阳妆，是典型的明初安徽妇女常梳的高髻，也是南京等江南一带流行的发式。

根据调查、查阅屯堡人的族谱，完全证实了这一点。屯堡人的来历有三种类型：一种类型是“调北征南”而来，显系屯军后裔，这种情况最多;另一种是“填南”而来，则可能是为筹集军粮而召集的商屯(商人为 幕集军粮，在贵州召外地农民屯垦，商人可得到 优待如特许运盐)农民后裔，他们自然也是客籍，这种情况也不少;第三种是充军而来的犯人及家属，在某些家谱中也有发现，如安顺七眼桥严氏便是“大明洪武充军黔”而来的，这种情况理应有相当一部分，但后裔耻于言及，一般不提起。家谱及调查资料显示，这些屯堡人祖籍有河南、安徽、江南、江西等省，但以江南应天府最多，有的细致到某街、某巷，这自然不能深究，这大约与屯军原属明中央五军都督府，都驻扎过南京，南京又是都城，以江南应天府作祖籍，自然光荣。

屯堡人的分布，以安顺为中心，东至平坝，西至镇宁，这与安顺在明初作为军事重镇有关，也与这里土地肥沃，宜于屯垦有关。据估算，今天屯堡人后裔约有二十万，一部分屯堡人进入城市，与今日汉族已无多大区别，但在他们祖居的屯堡、村落中，屯堡人仍保留着固有的文化传统，即使进入当代社会，屯堡人在语言和社会心理上仍有屯堡人的特色，这不能不是一个奇特现象。

屯堡人的文化有如下特征。

(1) 比较发达的农耕和手工业。 从物质文化层次上，屯堡人以农耕为主，百分之九十的屯堡人仍住在农村。这里的农业，与周围民族地区村寨相比，比较讲究精耕细作，修筑沟渠和堰塘、精选良种，因此明清以来安顺、平坝就是贵州主要农业区。屯堡人还善于种植经济作物，如蔬菜种植技艺很高，这是非屯堡的汉寨或苗寨、布依寨农户所不能比拟的，自然，这与屯堡在建立之初就占了这里的好田好土也是有关系的。

屯堡人的手工业很发达，这与卫所本身必须会打造武器、钉马掌、制马鞍有关。因此传统的手工门类中，铁制业很发达，在较长的历史进程中还形成了家族性传统技艺。如今天七眼桥附近的柴家、严家、翁家，都以打铁闻名。安顺出名的土特产三刀(菜刀、剪刀、皮刀)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里棉纺业也很发达，屯堡妇女人人织土布，除供家庭使用外，还用以换取日用品。安顺附近的屯堡都是闻名的土布集市，其他如四坊、五匠(形容坊、匠之多，并不限于四五种)，在安顺一带多为屯堡人后裔经营。

(2) 别具一格的屯堡布局及住宅设计。 从至今仍保留的屯堡可看到，屯堡一般分布在古驿道附近，地势高朗，在军事上往往是制高点，周围是肥沃的农田，有山林、河流。

安顺的云山屯就极富特色：周围有石墙包围，有堡门式的建筑，像城楼。大一点的屯堡内有一条主街，主街旁有支巷，支巷有巷门，巷与巷间互不相通，是所谓“死巷”，巷的两侧是住宅。寺庙等公共建筑多分布于主街两侧，一般一个屯、堡有一个以上的水井。屯堡的建筑，军事防御功能很强，是个封闭式建筑群。各户建筑也很有特点，多为一正、两厢、一照壁、一天井的三合院或两正、两厢、两天井的四合院式建筑，这种建筑布局与附近民族地区和汉族村寨的民居完全不同，应该说这是中原地区和江南地区民居的搬移。所不同的是中原地区民居多为砖木结构，而贵州多山多石，因此屯堡民居墙体多改为用石块垒砌而成。可以设想由封闭式民居联结成的封闭式的城堡，这对强化屯堡居民内在凝聚力是起了作用的。

(3) 服饰上仍保留着明代遗风。 服饰是文化的表征，这在屯堡妇女身上显得尤为突出。《安顺府志》称屯堡人“妇女以银索绾髻髻，分三绺，长簪大环，皆凤阳汉妆也。”至今这个发式仍无大改变。妇女们一般穿蓝、青色长至脚踝的大襟长袍，系长围腰，腰系布或丝质长腰带，带有穗。衣襟和袖口都镶花边，额扎白布带(老年妇女多黑色)，带银耳坠、玉或银手镯，鬓发盖耳，发挽髻上套马尾编结的发网，插银质或玉石发簪，脚穿尖头上翘的平底绣花布软靴，裹绑腿。屯堡妇女还有一个习俗，从明清以来从不缠足，所以地方志上称之为“大脚妹”，后来的研究者多认为这是随军妇女适应劳作的需要;事实上这恰恰是凤阳一带汉族妇女的遗风，明初就有淮西妇女好大脚的说法。

(4) 仍保留原徙地的语言特征。 屯堡人的语言与语调与贵州其他地方汉族的语言、语调有明显区别，称之为“堡子声”。堡子声语调高亢，抑扬顿挫，有明显的卷舌音和“儿”化音。如屯堡人“吃”的发音有浓厚的卷舌，“一”至“十”读阴平，这与江淮口音多有相似之处，显然系由屯堡人所居村落相对稳定，人口流动和社会变动较城镇少，变化幅度不大而形成的。

(5) 习俗与信仰上与原徙地的相同。 民间节日上，屯堡人与当地汉族居民无多大区别，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元、中秋、重阳等风习基本一致，这进一步证明屯堡文化与汉文化母体的依存关系。信仰上，比较突出的是各屯堡普遍有关帝庙，这显然因为关羽同时被称为“武圣”，军屯既是军事组织，信奉关公是必然的。比较费解的是屯堡人多有信奉汪公习俗，且极隆重。汪公何许人相传姓汪名华，安徽歙州休宁县人，隋末唐初，汪公随李渊征南讨北，为统一全国立下战功，封为越国公。汪公是谁在这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神是安徽人，屯堡人中祖籍安徽的占了不少比重(特别是军官，凤阳人较多)，汪公一生事迹又与初来贵州的屯堡人经历相似，因此汪公便成为屯堡人共同的祖神。屯堡人希望有一位来自故土，又战功显赫的神灵来寄托他们的共同愿望。除信奉汪公外，屯堡人神坛中最盛大的无过于“庆五显坛”。每到祭日，扎火炖、做法事，很是热闹。五显坛神所供奉的就是五显神，而五显神又恰是宋至明江南一带民间信仰中最常见的神，“民间家祀户祝，饮食必祭”，屯军从江南一带来，也将这一信仰带来贵州是情理中之事。

(6) 民间戏剧中保留的军事色彩。 至今，安顺一带最流行的民间戏剧是地戏，它是一种傩，而且是一种军傩，即流行于军队中的傩。这具体表现在：一、地戏剧目多为历史上的军事故事，如《瓦岗英雄投唐》《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薛刚反唐》《五虎平西》《五虎平南》《精忠传》《岳云扫北》等。二、演员全为男性承担;三、地戏演出时一般在正月或七月，这时农事较闲，地戏演出既有酬神娱乐的意图，更有借戏操练武艺及教育屯民不忘战事之意。

总的说，贵州安顺一带的屯堡文化是一种中原或江南文化在贵州的搬移，它植入的地区在明代是少数民族地区，大环境是“夷多汉少”，但原迁徙地的地域文化特征不仅没有被同化，而且保留下来，一直流传至今，这一“文化孤岛”现象的产生至少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屯堡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屯堡人的身份加强了屯堡人的内部凝聚力。屯堡人最初是以军事占领者身份进入贵州的，屯堡分布在交通沿线，又占据了大片好田土，这样就必然与原住民(大多为少数民族)产生矛盾。据史料记载，明代屯堡与周边民族争斗不断，大多是为争夺土地，屯堡人的身份决定了他们总是胜利者。为了防止周边民族的袭击，不仅屯堡间依靠方便的驿道相互支持，各屯堡内部从组织到建筑都适应了这一需要。至今保存下来的屯堡名称如郑官屯、蔡官屯便是以军官的姓命名的，即使是民屯(屯田户聚居的)，也往往一姓一家或数姓、数家族屯居一地，今天的吴屯、雷屯便是。

第二，屯堡人比起周边原居民，文化层次较高，这样更加强了屯堡人的向心力。屯堡人有发达的农业、手工业，为方便子弟读书，一般屯堡都设立学校，地位较高的屯堡人后裔更参加科举，因此屯堡人后裔不乏簪缨世家，如平坝白云陈氏，始祖陈旺，原籍扬州府江都县太平桥，明洪武年间任百户从傅友德征云南，云南平定后，以平坝卫左所百户准世袭身份，落籍平坝。陈氏家族，科举连绵，成为平坝著名的书香世家。这仅是一个典型例子，就一般人而言，屯堡人普遍文化水平高，在旧时代，要维持特权也就要维护这一群体的文化，形成一种向心力，外地迁来汉户(含民屯居民)，往往以加入屯堡人队伍为荣，这样更强化了屯堡文化。

第三，屯堡社区的封闭性，加强了固有屯堡文化。屯堡内部，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特别强烈，较少与周边居民发生横向联系。屯堡人特别重视家系，各家族普遍有祠堂、公共墓地(特别是始祖墓地)，定期举行全家族的祀祭活动;屯堡人一般不与周边汉族通婚，通常屯堡人与屯堡人结亲，有的家族为维系本族纯洁，连收继外姓为养子也不允许，社区的封闭性必然带来文化的封闭性，这样即便经过多年，屯堡文化仍与周边少数民族文化能够并行不悖地存在于同一地区。

第四，从心理特征的角度看，屯堡人有一种优越感。屯堡人主要成份是屯军，他们世代相传是“征南”而来，是征服者、开拓者，不仅高于汉族民屯户(“填南”而来者)和充军而来者，更高于其他少数民族，这种优越感，使屯堡人更以自己族群的文化为荣，维护自己文化。

不可否认，历经六百余年的历史变迁，屯堡人虽有意无意地在力图保持自己特有的文化，但文化上的交流与融合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屯堡文化本身也在发生一些变化。如屯堡人建房多用石块垒墙，这固然可解释为因地制宜，但原居民中的布依族是以石建房的高手，在建房技术上，不可能不受布依族影响，同样屯堡人发达的农业和手工技术也不可能不被周边少数民族吸收。

贵州是中国古人类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 春秋以前，贵州为荆州西南裔，属于“荆楚”或“南蛮”的一部分，境内部族林立，著名的有徉何国，其政治中心叫夜郎邑。战国后期，夜郎取代徉何国，逐步发展成为西南地区的大国之一。秦代、汉代，在夜郎地区设郡县、置官吏，推行郡县制。公元前２５年，夜郎国灭，郡县制在夜郎地区基本建立。唐代，在贵州地区推行经制州羁縻州并行的制度，乌江以北多属经制州，由中内派谴官吏治理；乌江以南则有数十个羁縻州，由各地土著首领统治。宋开宝七年（公元９７４年）土著首领普贵以所领矩州归顺中内政权。土语“矩”与“贵”同音，朝廷顺其所语，敕书称“维尔贵州，远在要荒”，“贵州”名称始见于文献。元代，贵州行政建置渐归统一。明代是贵州历史上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明朝支持水西女土司奢香修筑了贵州至云南、四川的驿道，促进了贵州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为贵州行省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明永乐十一年（公元１４１３年），中央设置贵州布政使司。从此，贵州正式成为省一级的行政单位。清雍正５年（公元１７２７年），朝廷将四川属遵义府，广西属荔波及红水河，南盘江以北地区、湖广属平溪、天柱划归贵州管理辖，将贵州属永宁州划为四川管理辖。至此，贵州现今的行政区划基本确定。辛亥革命后，清末设置的府、厅、州一律改为县，更易地名；１９３５年国民党政府在贵州省下设１１个行政督察区，分管各县，到１９４８年，全省设１个直辖区，６个行政督察区，１个市、７７个县。中国工农红军进入贵州期间，曾先后在贵州建立黔东特区、遵义县革命委员会，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等革命政权。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１５日贵阳市解放，１２月２６日贵州省人民政府成立。从此，贵州进入了历史新纪元。 悠久的历史，造就了灿烂的文化。贵州文化古迹类型较多，分布较广。全省具有一定价值的不可移动的文物有４０００多处，特别是遵义会议会址，镇远青龙洞、息烽集中营旧址、从江增冲鼓楼、普定穿洞遗址、大方奢香墓、毕节大屯土司庄园、遵义杨粲墓、盘县大洞遗址等充分凸现出贵州源远流长和浓厚深沉的文化氛围。（右图为古建筑群） 贵州在漫长的地质年代中经历了复杂的古地理和古环境的变化。古脊椎动特化石“贵州龙”、侏罗纪时代恐龙化石及其他古生物化石的发现，使贵州成为重要的进行古生物研究的地方。 在贵州的古遗址中，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最为珍贵，其中，“观音洞文化”的观音洞旧石器遗址和“桐梓人”、“水城人”、“兴义人”等的人类化石，在中国考古史上占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一席之地。 贵州的古墓葬和历史人物墓具有很高的考古价值，在赫章可乐等地已发现多处战国至两汉的墓群，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对研究古夜郎国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历史人物墓中，主要有杨粲墓、奢香夫人墓、明十八先生墓、何腾蛟墓、郑珍墓、墓友芝墓、黎庶昌墓。 贵州的古建筑及历史纪念建筑物分布很广，具有强列的地方色彩，从中可以看到多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的脉络。著名的有安顺文庙、贵阳甲秀楼（左图所示）、修文阳明洞、镇远青龙洞、黄平飞云崖、大方大渡河桥、贵阳黔灵山弘福寺、毕节大屯土司庄园、黎平地坪风雨桥、黎平纪堂鼓楼等。 在贵州古文化遗址中，还有数十处摩崖、石刻和崖壁画，位于关岭县城东２５千米处的红岩石刻，享有“红崖天书”之美誉，令不少中外有志之士心驰神往、费心考证。 贵州的现代革命史文物十分丰富并在全国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尤以遵义会议会址（右图所示为遵义会议会址夜景）和息烽集中营旧址最具有代表性，是贵州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基地。 贵州有遵义和镇远两座国务院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 贵州少数民族讲礼仪，重情感，强调人际关系的和睦与相互尊重，沿袭着许多古朴优良的风俗习惯。 １、礼俗 贵州少数民族热情好客，以各种礼节表示对宾客的欢迎。如苗族的敬牛角酒、"转转酒"，侗族的"拦 路歌"，布依族、水族的敬酒歌等等。 ２、婚俗 贵州少数民族都是一夫一妻制，男女社交公开，自由恋爱。通过"游方"（苗族）、"踩月亮"（苗族）、"赶表"（布依族）、"行歌坐月"（侗族）、对歌（各少数民族）等形式相互认识并建立爱情。一般还要求父母同意，也有托媒说亲的，如土家族、水族等。 ３、饮食 贵州少数民族以大米、玉米为主食。许多地区喜爱糯食和吃"酸"，逢年过节，迎送宾客，便以糯米粑和酸腌肉、酸汤菜招待客人，或全家共餐，以示节日喜庆。回民禁忌食猪肉，禁忌食一切动物的血，禁忌食自死之物。 ４、居住 贵州少数民族大多靠山或依山傍水居住。他们就地取材，搭建住房。如黔东南一带的杉皮房、吊脚楼，基本全是木质结构，也称"干栏式"房屋。其特点是用木桩搭楼，上面住人，下面饲养家畜、家禽和放置农具。安顺地区的少数民族则以石头为主盖房建屋，如黄果树瀑布旁的石头寨就颇为国内外游客所注视。侗族建族很有特色，最突出的是鼓楼和风雨桥，为建筑界所重视。

贵州文化·并存共生，各呈异彩—贵州地域文化的特点·文化的多元一体

中外无论哪一位文化人类学家都承认文化与地域的联系。各地的自然和地理条件，都是该地文化生存的环境。如果说生活在辽阔的中国土地上的各民族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总格局，那么中华文化也必然是多元一体的。同样，贵州作为多民族聚居的省份，它的地域文化也必然是多元一体的。

贵州的地域文化很明显地形成了多元的特征。这是因为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特有的传统文化，每个民族都是靠其特有的传统文化维系起来的人类共同体。民族中的每个成员，既要受该民族文化的规约，又依赖于该文化而获得自己生存的条件。文化对于它所属的民族来说，既是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工具，又是该民族赖以凝聚的基础，同时还是该民族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动力。在贵州，无论是原居民族还是外来民族，经过几千年的历史变迁，都形成了能表现本民族特色的文化，它包括从生产工具、内部组织到风俗习惯、语言服饰等各个方面，使外界一眼就能辨别。但同时，贵州境内各个民族又共同生活在贵州这块土地上，贵州的自然地理环境必然对这里所有民族产生巨大影响和制约，因此文化上的一体即共性特征也非常明显。在具体的文化层面上，一体包含着多元，多元又体现着一体。这里我们以贵州几种主要民族：汉、布依、侗族的农耕文化试作一分析。

汉族、布依族、侗族，至今还是以农耕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民族。贵州温暖的气候和丰富的水资源，使水稻种植成为农耕最重要的方面，在这一点上，各民族都是共同的，从表面上看，各族农民都在种稻，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但仔细区分，就有差别。汉族由于多居住坝区，地势平坦，交通方便，水利灌溉条件好，这里稻作基本是成片的，易于精耕细作，产量较高，可发展以稻作为主、兼营农副产品加工的经济(产品容易外销);布依族农田多分布小坝区，水稻种植方式大致与汉区相似，但因周围有大山阻隔，交通不便，水稻仅能食用，鲜少能作商品;侗族稻作区多分布于河谷，稻田之间有明显的高度差异，稻田不能连片，只能开辟成条带形梯田，由于温差大，所种水稻品种较多，产量更不能形成批量，但周围多山多树林，很早以来侗族人民就将林粮结合的经济作为主导的经济模式。我们知道以农耕为主的民族其节日往往与农业季节有密切关系，稻作区分布不一，经济模式的差异，也就造成了各族与农事有关的节日时间上和形式上的不同。这个例子反映了在一体(都是稻作文化)下的多元特征。

文化上的多元，并不妨碍经过长期交往，各民族形成了共同认可的文化心理与道德准则。如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认同;对民族压迫和不公正待遇的同情和反抗;各民族间友好往来的向往与参与等等。这种例子在贵州历史上是举不胜举的。例如明末东南沿海反抗倭寇侵略的斗争中，由贵州各族组成的“苗兵”起了很大作用;鸦片战争中，清 曾征调由贵州各族人民组成的军队，前往广东抗击英国侵略者;在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中，贵州各族健儿组成的抗日军队在山东、河南、江苏战场英勇杀敌。对国内封建统治者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贵州各族人民也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进行反抗的，最突出的事例是太平天国时期，延续二十多年的贵州各民族大起义中，许多民族起义队伍中都有汉族人员参加，共同高奏了一曲民族团结的赞歌。因此贵州的汉文化与各少数民族文化既有一体的共性又有在同一地域中同时并存，平行发展的多元特征，呈现了贵州地域文化万紫千红各放异彩的特点。

贵州文化·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节日风情

贵州各少数民族的节日，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各民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历史传统和心理感情，是各民族在一个很长历史时期中形成的文化积淀。

贵州各民族节日首先与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有关。由于他们大多为农耕民族，水稻的种植与生活息息相关，节日就与生产季节和周期(主要是水稻生产周期)有关。

黔东南镇远地区的侗族将农历三月三称为播种节，届时侗族姑娘用笆篓放入葱蒜，送给心上人，提醒小伙子们，播种季节到了，碧绿的葱蒜象征秧苗，在这之后，一应歌会等等都要停止，姑娘、小伙们要忙于农活了。在普定居住的仡佬族将三月三日定为祭神树节，这里各村寨都有“神树”，关系一寨的风水，保一寨平安，在播秧前祭神树，有保佑五谷丰登之意。贵阳乌当地区的布依族则将三月三日称为地蚕会节，地蚕是一种吞食庄稼的害虫，届时当地布依族民众将炒好的包谷花带到坡上祭地蚕，意即地蚕吃了包米花就不吞食庄稼了。

农在四月八日，贵州各民族都普遍有庆祝活动，黔西南布依族称为开秧节或牛王节，因为此时水稻正发稞分蘖，又值插秧之前，犁田、耙田离不开水牛劳作，为使牛能精力充沛地在农忙时发挥作用，要给牛吃糯米饭，用枫叶泡水给牛洗澡。仡佬族也有牛王节，不过在农历十月初一，届时要给一年辛勤劳作的牛挂红戴花。

六月六，贵州各地少数民族节日都与生产活动有关，布依族居住的各地都要大规模举行祭祀社神、山神活动，称“过小年”，有的地方还要祭田，都有祈求丰收之意。仡佬族居住区也有相同节日。

待到稻谷成熟，苗族、布依族、侗族、仡佬族都要过吃新节。意即经过一年劳作，新谷登场，理应庆祝。苗寨小伙子们将挂在墙上四个月的芦笙重新吹起(据说在水稻生长期间吹了芦笙，丰收年景就要吹掉)。各寨到处是欢歌笑语，斗牛、斗雀比赛也多在这时举行。一般芦笙大会也在这时开始。

另有一种节日，本身虽与生产有关，但又加进了对本民族首领的纪念内容。如贵阳附近苗族的四月八节，是为了纪念曾在这里开垦土地、繁衍后代的苗族老人格波绿的，他被另一部族头人在四月初八打死。还有一种传说，说的是一位叫亚努的苗族首领也在四月初八日英勇牺牲，他的墓地就在今贵阳市喷水池附近，所以每逢四月初八，贵阳附近的苗族都云集贵阳，围绕喷水池唱歌跳舞，以表示对民族英雄的怀念。还有贵州的瑶族在农历五月二十九日要过盘古王节(又称达努节)或称瑶年，是为了纪念盘古王(弥洛陀)的。

贵州境内少数民族还有一些妇女、儿童的特殊节日。以清水江地区苗族的姊妹饭节和水族的“苏念喜”(儿童节)最有名。姊妹饭节来自苗族妇女婚姻自主的传说，时间为春季，鸟语花香的农历二月十五日。届时苗族姑娘们要做五彩糯米饭给前来的小伙子们食用。水族的“苏念喜”在水历四月(农历十二月)第一个丑日。届时有儿童的水家都要给儿童穿上新衣、新帽，挂上银铃，孩子们要吃红糯米饭、红鸡蛋，有祝福儿童健康成长的意念。

贵州境内各民族都过“年”，但具体而言哪一天为新年，不仅各民族不尽相同，即是同一民族因居住地方不同也大有区别。

苗族地区的新年，明代记载是“岁首以冬三月，各尚其一。”(郭子章：《黔记》)即指农历十月、十一月(冬月)、十二月(腊月)。清江地区(剑河一带)多在十月，松桃一带多在十一月，八寨(今丹寨)多在十二月。布依族地区也有类似情形。从苗族、布依族的新年时间来看，这些民族与商、周时期，整个华夏民族的岁首是一致的，(周代以十一月为岁首，商代以十二月为岁首)。每逢各民族的新年，村村寨寨都沉浸在喜庆热闹气氛中，家家打糯米粑、煮酒、杀猪宰羊，烹鸡煎鱼，祭祀祖先，走亲访友。苗族新年中，最吸引人的是芦笙会，一般举行三天，芦笙会上，姑娘们都精心打扮，绣花的衣裙，亮闪闪的银饰，随着芦笙节拍翩翩起舞，形成一片花的海洋。另外还有斗牛、赛马等活动。布依族过年则盛行击铜鼓，欢迎天上神仙下来吃年饭，共度佳节。

贵州境内各民族节日有相互影响、渗透的迹象，像过年，除少数地区布依族、苗族还过自己的年外，大多数地区已与汉族一样，过汉族的春节了。但内容上还保留了自己的民族特色。此外汉族过的清明、端午、中元(七月十五)、中秋等节日，也为许多少数民族所接受，这也是在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地理环境中，民族习俗与文化相互渗透的象征。

当前，贵州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传承和发展民族文化，倡导“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的人文精神，坚定文化自觉，加快文化改革发展，建设多彩贵州民族文化强省。

贵州旅游资源丰富，大部分旅游景点既有旖旎的自然风光又有独特的民俗文化。在第一阶段建设中，应以文化旅游业为核心，实现文化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协调发展。

贵州尽管有独特的文化瑰宝，但是由于开发水平不高，经济发展落后，人才缺乏，技术和资金缺口大等因素的制约，文化产业发展水平较低。因此，有必要引入战略投资者进入本地与企业合作，从而扭转资金、技术、人才等劣势，获取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所必备的基础条件。

贵州的资源优势：

1、自然资源。贵州又称“喀斯特王国”，多种喀斯特地形在不同地域的差异化组合，造就了神奇而迷人的风光。贵州有1000多处具有较高价值的旅游景点。

2、历史文化资源。贵州的历史源远流长，这里是中国古人类的发祥地和古文化的发源地之一，黔西观音洞文化遗址与北京周口店文化同为我国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典型代表。

3、民族文化。贵州省内主要的世居少数民族有17个，少数民族人口约占全省总人口的38%。民族的多样性带来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民俗，民族文化的原生态带来珍贵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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