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立宪派是不是就是清末新政

不是。

立宪派是指政治意愿基本相同的人组成的派别，如：立宪派、革命派、保皇派等等等等。

而清末新政是指大清在欧风美雨的影响下，开展的一系列改革，如：颁布宪法（虽然是保皇的）；百日维新（虽然失败了），洋务运动（败的一塌涂地），废除科举（扼杀自己）

清末新政是辛亥革命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历史背景,它在客观上促进了立宪派的崛起和革命派的发展。立宪派和革命派二者不同的政治主张,取决于不同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武昌起义前后,大批立宪派加入革命阵营,既促进了推翻帝制的进程,又增加了革命的不彻底性。两派的关系,可概括为:对立—联合—再对立—再联合—再对立。二者的联合和对立的最终成果是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假共和真专制的政治体制。两派原先的民主与法制的美好理想逐步淡化,以后的立宪派已经满足于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假共和真专制的政治体制;以后的革命派也缺乏切实的革命纲领,更缺乏发动群众的办法,找不到革命的出路。

1890年前后，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明确提出了学习西方、召开国会、制定宪法、变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为君主立宪制度等政治主张。1895年5月2日，康有为率领各省进京应试举人1300多人，发动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地请愿，请求光绪皇帝实行“变法”。在维新派的推动下，光绪皇帝经过几年的酝酿和准备，于1898年6月11日，毅然颁布了“明定国是”的诏令，实行维新变法（史称“戊戌变法”），进行改革。不幸的是，同年9月21日，慈西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斩杀谭嗣同等6位维新派人士，废止了变法。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是，变法和反变法的尖锐斗争，激发起了中国人关心国事的政治热情，强烈要求变法的思想迅速蔓延开来，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各个阶层。戊戌变法的主要倡导者康有为和梁启超逃亡日本后，依然宣传他们的主张，与国内遥相呼应，紧密配合，继续推进立宪运动。康、梁及其追随者所积极进行的思想启蒙活动，培养、教育和影响了那个时代的众多知识分子，其中的一些志士仁人从而成长为辛亥革命的骨干。

1904年，日俄战争在我国的领土上爆发，以俄国失败和日本获胜而结束，此战对中国政局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当时，许多朝野人士一致认为，沙皇俄国败就败在实行专制制度上，日本胜则胜在实行立宪制度上；小国战胜大国的实质是：立宪制度战胜了专制制度。很多有识之士意识到，中国应该引以为鉴，尽快实行立宪制度。一时间，全国上下关于立宪的呼声日益高涨，就连王公大臣也纷纷相继奏请朝廷“变更政体，实行立宪”。例如，驻法公使孙宝琦、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先后奏请皇帝，要求实行立宪。

1906年9月1日，清政府颁布了预备立宪的诏书。不论其动机如何，在客观上则促使立宪运动愈演愈烈。各地请愿活动频频发生，纷纷要求尽快召开国会，制定宪法。

清政府迫于压力，于1908年9月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1909年10月，各省咨议局宣告成立，清政府设立的资政院也同时开院。各省设立的咨议局，是以官僚、士绅及社会名流为代表的地方民意机关，选出来的议长如江苏省张謇、湖北省汤化龙、湖南省谭延闓、四川省蒲殿俊等人，大多是立宪派的代表人物。各省咨议局的成立，使立宪派获得了进行合法斗争的场所。各省咨议局随即又联合起来，组建了“国会请愿同志会”，有组织、有计划地派出一批又一批的代表到北京请愿，要求清政府立即召开国会。资政院则是一个中央咨询机关，其议员的产生，既有各省咨议局推选出来的，也有皇帝指派的。由各省咨议局推选的资政院议员，又组织了一个全国性的团体“宪友会”；这个全国性的团体在各省咨议局都相应地成立了“宪友会支部”，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立宪派组织网络，承担起组织、协调和指挥全国的立宪运动。因此说，“宪友会”才是第一个在近代中国出现的全国性政党（尽管它还处于雏形状态）。

1910年冬，立宪运动在中国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历史洪流，连资政院和各省督抚也都被卷了进来，纷纷加入敦促清政府立即召开国会的行列。

1911年4月，清政府被迫宣布设置立宪形式的内阁。这个内阁的总理大臣奕劻却是皇室成员；内阁的13位成员有7位来自皇族，掌握着军政、民政和财政的大权；四位汉族成员仅仅是个点缀。对此，立宪派迅速作出反应，强烈要求予以变更。立宪派的请求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绝和斥责，在以宣统皇帝名义颁布的“上谕”里竟然宣称：“组阁为皇帝特权，非议员所能干预”！这清楚地表明，清政府根本不准备真正实行立宪制度，全国性的立宪运动已经走到了尽头。立宪派对清政府的倒行逆施，已经到了一忍再

人们历来都有这样一种观点资产阶级革命派与立宪派是相互对立，水火不相容的派别。革命党与立宪派的论争，差不多所有关于辛亥革命的史著都曾谈到并有所论列，无可否认革命党与立宪派的论争，除了宣传鼓动上的意义之外，确实促进了中国的先进分子更加深人地了解民主宪政的相关知识和理论，并更加深人地思考在中国如何建立民主宪政的问题，但也人为错误地扩大了两者之间的差别。

立宪派与革命派的根本目标一致性

各种政治派别无不代表一定的阶级或阶层的利益，无不把本阶级的利益反映在各种政治纲领和政治活动之中。因此，要正确理解立宪派和革命派的关系，首先必须弄清楚他们的阶级属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20世纪初的十年，革命派、立宪派和清政府成为主要的三种政治势力。革命派与清政府势不两立立宪派则处于两者间，与两者都有联系，但又都不获信赖。尽管孙中山为首的兴中会已经举行过广州起义和惠州起义，但仍和改良派（后来的立宪派）首领及中坚人物保持着按触，举行讨论联合的会议。这表明双方在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这一点上具有共同语言。从二十世纪初年到辛亥革命前夕，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之间的关系逐渐破裂，进而两派尖锐对立，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进行了大规模论战。但这种对立和斗争，并不是两个敌对阶级在根本利益冲突的基础上的矛盾，而是同一阶级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矛盾。

一派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主要代表中国中下层资产阶级的利益。另一派是立宪派，国外以梁为代表，国内以张窖、汤化龙、汤寿潜、谭延凯为代表。立宪派大都由官僚、地主和商人转化而来的大资本家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组成，其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立宪派人主要以经营工厂、商业、银行等形式来进行剥削，这种经济关系，显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同时又由于立宪派大都由拥有若干企业的大资本家所组成，这种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属于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立宪派和革命派一样属于民族资产阶级范畴。

作为同一阶级的两个派别，在其根本利益上，又不可能不具有共同性。两派在辛亥革命时期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斗争，就是这种共同性的具体表现。两者都主张建立适合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制度，改变腐朽社会，挽救民族危亡。

立宪派与革命派合作的原因

主要原因在于清廷的倒行逆施，这是立宪派与革命派合作的推动力。张朋园认为立宪派是一群笃信君主宪政救国论的结合，他们大都是受过传统教育的绅士，一儒家的思想为正宗。但是其中也有曾经留学日本或进过新式学堂或多或少具备了一些时代的知识与观念。他们大都家道殷富，是社会的中坚势力。他们的年龄平均在四十岁上下，正是有为之时。他们认为君主立宪是当前救国之道，更认为宪政是可以实行的。他们要求早日召开国会，实现君民共治的理想。立宪派既受儒家传统观念与西方新知的影响，如忠君观念要求士绅拥护朝廷。而新知使他们看到传统之不足，必须求变，此二者不相容。立宪派无意中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

从1909年起至1910年10月，又相继举行了三次国会请愿活动，这些请愿的声势很大，请愿的人数多，涉及的省份广，不仅仅有立宪派的参与，而且也得到了一些地方督抚大员的支持，这都给了清廷以较大的压力。但清廷毕竟无意分权于资产阶级，宪政实行期遥遥无望，三次国会请愿运动惨遭镇压，皇族内阁曝光天下，更使立宪派灰心绝望。当辛亥革命爆发时，资产阶级立宪派大都附从革命，走上推翻清王朝的道路。

立宪派与革命派的联合

对封建专制制度认识的一致性，使得立宪派和革命派在辛亥革命时期出现了联合斗争。在革命派积极进行反清的斗争中，立宪派领导了收回利权运动，起到了推动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四川保路运动，立宪派人蒲殿俊、罗纶为正副会长的“四川保路同志会”的领导下，揭露了清政府的卖国行径，引发了群众争路运动的高潮。四川总督赵尔丰对蒲罗等人的被捕和“川人自保商榷书”的发现，使得和平的争路变成流血的斗争，革命派与立宪派无形中联合起来了。如同盟会员龙鸣剑、等人采取“外以同志会之名，内行革命之事”的形式参加了四川保路运动。

武昌起义后，两派联合斗争的情形更加明朗化了。在革命派夺取上海的战斗中，立宪派人士上海总商会负责人支持革命，使得革命派陈其美能够借助上海商团的武装，取得夺取上海的胜利。在脱离清王朝宣布独立过程中，浙江汤寿潜在革命派的拥戴下宣布独立，就任都督。湖南立宪派人首领谭延凯在就任湖南都督后安定地方，积极援助湖北的革命军，是武昌起义的有力支持者。而广西的独立，更是革命派与立宪派合作的重大成就，两派说服巡抚沈秉坤和巡防营统带王芝祥宣布独立。江浙立宪派是清末立宪运动的主导力量，代表大部分立宪派人士的政治趋向。因此，武昌起义后，其与革命派的关系，更值得关注。

指的是清末朝廷里的两大派系。立宪派主张制定宪法，建立西方议会制度，当时主要代表新生资产阶级利益，以梁启超及民间的张謇等人为首。旧官僚指朝廷的官僚，不愿变法，怕影响到自身利益，主要以皇族为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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