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斋随笔·诸葛公》译文与赏析

诸葛公

诸葛公

原文

诸葛孔明千载人[1]，其用兵行师，皆本于仁义节制，自三代以降，未之有也。盖其操心制行[2]，一出于诚，生于乱世，躬耕陇亩，使无徐庶之一言，玄德之三顾，则苟全性命，不求闻达必矣。其始见玄德，论曹操不可与争锋，孙氏可与为援而不可图，唯荆、益可以取，言如蓍龟[3]，终身不易。二十余年之间，君信之，士大夫仰之，夷夏[4]服之，敌人畏之。上有以取信于主，故玄德临终，至云：“嗣子不才，君可自取。”后主虽庸懦无立，而举国听之而不疑。下有以见信于人，故废廖立而立垂泣，废李严而严致死。后主左右奸辟侧佞[5]，充塞于中，而无一人有心害疾者。魏尽据中州，乘操、丕积威之后，猛士如林，不敢西向发一矢以临蜀，而公六出征之，使魏畏蜀如虎。司马懿案行其营垒处所，叹为天下奇才。钟会伐蜀，使人至汉川祭其庙，禁军士不得近墓樵采，是岂智力策虑所能致哉？魏延每随公出，辄欲请兵万人，与公异道会于潼关[6]，公制而不许；又欲请兵五千，循秦岭[7]而东，直取长安，以为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史臣谓公以为危计不用，是不然。公真所谓义兵不用诈谋奇计，方以数十万之众，据正道而临有罪，建旗鸣鼓，直指魏都，固将飞书告之，择日合战，岂复翳行窃步[8]，事一旦之谲[9]以规咸阳哉！司马懿年长于公四岁，懿存而公死，才五十四耳。天不祚汉，非人力也。“霸气西南歇，雄图历数屯。”杜诗尽之矣。

注释

[1]千载人：千年的伟人。[2]操心制行：思想和行为。[3]蓍（shī）龟：蓍草、龟壳，两者都是用来占卜的，此处代指占卜算卦。[4]夷夏：指少数民族和中原人。[5]佞：善辩，巧言谄媚。[6]潼关：在今陕西潼关东南。[7]秦岭：自甘肃天水至河南三门峡一段山脉。[8]翳行窃步：暗中出兵偷袭。[9]谲（jué）：欺诈的意思。

译文

诸葛亮是千百年以来的伟人，他行军用兵之道，都是以仁义之道为原则，自三代以来，从未有过像诸葛亮这样的人。他的思想和行为，出于对国家的忠诚，他出生在乱世时期，以种田为生，倘若没有徐庶的举荐，刘备的三顾茅庐，则诸葛亮必是苟且保全性命，不求扬名显达了。诸葛亮第一次遇见刘备时，就讨论不能够和曹操较量高低，可以支援孙权，但却不能对其图谋，只有荆州、益州可以夺取。这些话就像占卜算卦一样的准确，果然在他的一生中这样的形势都没有发生改变。在二十多年中，刘备信任他，士大夫仰慕他，少数民族和中原人都佩服他，敌人畏惧他。对上，他完全取得了君主的信任，所以刘备在临终时，对诸葛亮说：“如果我的儿子没有治国才能，你可以取代他自己做皇帝”。后主刘禅虽平庸懦弱，没有立国的才能，但他也敢将国家交给诸葛亮而从不对他产生怀疑。对下，他的诚信与才德威望被所有人信服，所以廖立与李严虽然都被诸葛亮弹劾免职，但听到诸葛亮病逝，廖立痛苦大哭，李严因过度伤心而亡。后主刘禅左右的奸佞之臣巧言善辩，遍及朝野，但却没有人怀有暗害诸葛亮之心。当魏国完全占领中州地区之后，还挟有曹操、曹丕父子生前的积威，军中勇猛的将士如林，却不敢向西发一支箭到蜀国，而诸葛亮却六次率领大军讨伐魏国，致使魏国上下畏惧蜀国如同畏惧老虎一般。司马懿仔细地巡查诸葛亮的营寨后，感叹他为天下奇才。钟会征讨蜀国时，曾派人到汉川祭祀诸葛亮庙，并禁止士兵在诸葛亮墓的周围砍柴，这仅仅凭借诸葛亮的高超才能与足智多谋所获得的吗？蜀国大将魏延每次随诸葛亮出征，总是请求领兵一万，从暗道走与诸葛亮在潼关会师，诸葛亮一直没有答应；魏延又请求诸葛亮给他五千精兵，他想要沿秦岭向东走，直取长安。并认为这样可以平定咸阳以西的地方。史臣认为诸葛亮觉得魏延的计策太过于危险，所以不予采纳，其实并不是这样。诸葛公是认为正义之师是不可以用诈谋奇计的，于是他便率领几十万大军，占据要道来讨伐敌军，他举起大旗，高鸣战鼓，直指魏国的都城，他本来打算派人给魏军送战书，择日交战，怎么能够暗中出兵偷袭，以欺诈之计占据咸阳呢？司马懿比诸葛亮大四岁，但司马懿活着而诸葛亮却死了，年仅五十四岁。上天不保佑庇护汉室，这不是人力所能挽回的。“霸气西南歇，雄图历数屯。”杜甫这两句诗已经把这件事说得淋漓尽致了

评析

诸葛亮是三国时期蜀汉丞相，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发明家、文学家。他为了匡扶蜀汉政权，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为后代宰相的楷模。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诸葛亮最大的特点是有谋略，所以鲁迅曾经评价《三国演义》把诸葛亮写得“多智而近妖”。但事实上，诸葛亮能够取得成功，更多是依靠他强大的人格魅力。人格魅力不是先天就有的，也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他是人应有的心量、雅量和气量的集中体现，是人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的结果。有第一等的胸襟、第一等学识，便有第一等的魅力。

赦放债负

赦放债负

原文

淳熙十六年二月《登极赦》:“凡民间所欠债负，不以久近多少，一切除放[1]。”遂有方出钱旬日，未得一息，而并本尽失之者，人不以为便[2]。何澹为谏大夫，尝论其事，遂令只偿本钱，小人无义[3]，几至喧噪。绍熙五年七月覃赦，乃只为蠲[4]三年以前者。按晋高祖天福六年八月，赦云：“私下债负取利及一倍者并放。”此最为得[5]。又云：“天福五年终以前，残税并放。”而今时所放官物，常是以前二年为断[6]， 已输纳，无及于惠矣。唯民间房赁欠负，则从一年以前皆免。比之区区五代，翻有所不若也。

注释

[1]除放：免除。[2]人不以为便：人们认为这个条令不合理。[3]小人无义：一些小人贪利忘义。[4]蠲：赦免。[5]得：适当，得益。[6]断：限期。

译文

宋孝宗淳熙十六年二月发布《登极赦》说：“凡是民间所欠国债，不因年代远近、数量多少，一切加以免除。”于是有刚借出去的钱还不到十天，没得到一点利息，而连本都失去了，许多人认为这个条令不合理。当时，何澹任谏议大夫，曾经议论过这件事，于是又下令只偿还本钱，一些小人贪利无义，几乎达到喧闹的地步。宋光宗绍熙五年七月，皇上再次对百姓进行赦免，但只是赦免三年以前所欠的债。按：晋高祖天福六年八月，赦令说：“私人欠债以及已经收取利息一倍的都加以免除。”此赦令颇为得体。又说：“天福五年十二月以前，过去残留的赋税一并免除。”而今天所放官物，常是以前二年为限，而百姓已经交纳给官府，百姓没有得到实惠。仅民间租赁房子所欠债，则从一年以前都加以赦免。今天和小小的五代相比，反而有所不如。

评析

许多领导在作重大决策之前，不爱搞诘难推理，不爱搞调查研究，专一偏爱拍脑袋来定夺，名曰爱民，实则害民。这种自娱自乐的工作方法，自古及今都没有绝种啊。

列子书事

列子书事

原文

《列子》书事[1]，简劲宏妙[2]，多出《庄子》之右，其言惠盎[3]见宋康王，王曰：“寡人之所说者，勇有力也，客将何以教寡人？”盎曰：“臣有道于此，使人虽勇，刺之不入，虽有力，击之弗中。”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闻也。”盎曰：“夫刺之不入，击之不中，此犹辱也。臣有道于此，使人虽有勇弗敢刺，虽有力弗敢击。夫弗敢，非无其志也。臣有道于此，使人本无其志。夫无其志也，未有爱利之心。臣有道于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欢然皆欲爱利之，此其贤于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观此一段语，宛转四反，非数百言曲而畅之不能了，而洁净粹白[4]如此，后人笔力，渠复可到耶！三不欺之义，正与此合：不入不中者，不能欺也；弗敢刺击者，不敢欺也；无其志者，不忍欺也。魏文帝论三者优劣，斯言足以蔽之[5]。

注释

[1]书事：记载的事情。[2]简劲宏妙：简洁明快，精准巧妙。劲：笔法遒劲。[3]惠盎（àng）：宋国（今河南商丘）人，惠施的近支族人。宋康王治国谋臣，战国时政治家、辩客和哲学家。[4]洁净粹白：干净利落。[5]足以蔽之：足以概括。蔽：概括。

译文

《列子》记载的事情，简洁明快，精准巧妙，胜过《庄子》。它记载了惠盎见宋康王时所说的一段话，康王说：“我所喜欢的人是既勇敢又有力气的那种，你打算展示什么本事给我看呢？”惠盎说：“臣有办法，可以让勇敢的人刺之不入，有力气的人击之而不中。”康王说：“好，这个本事我倒想要听听你怎么说。”惠盎说：“刺之不入，击之不中，也这是一件令人耻辱的事情。臣有办法，可以让那些有勇气的人，不敢刺，有力气的人，不敢击。不敢，并不是没有刺人、击人的想法。臣所有的办法，是要使有勇气有力气的人没有刺人、击人的想法。没有这种想法，也就是没有追逐利益的想法。臣有办法，可以使天下男女没有不高兴的并都想要为他效力，这些都比你所说的勇而有力的人强得多，并在上面所说的四个层次之上。”看了这一段话，宛转四个层次，并非一般人用几百句就能将其意思表达清楚了。但《列子》中的论述干脆利落，后人所写的文章中还有谁能达到这种程度的呢？这段话与三不欺之义正好相合。刺不入，击不中，不能欺；不敢刺，不敢击，不敢欺；无其志者，不忍欺。魏文帝曾评论这三者的优劣，其实这段话就足以概括了。

评析

洪迈认为《列子》记载的事情，简劲宏妙，胜过《庄子》，并从《列子》中摘录惠盎见宋康王之事证明其观点。文中写道惠盎了解到宋康王喜欢有勇有力之人，便顺其喜好提出“使人虽勇，刺之不入，虽有力，击之弗中”的方法，由此引起宋康王的好奇心。之后说出“非无其志”的方法，因此说服了宋康王。惠盎善于运用谈话技巧，善于因势利导，使得深奥的道理变得通俗易懂，所以能够成功说服宋康王。洪迈认为惠盎说服宋康王的这一段话，“宛转四反，而洁净粹白如此”并非是“百言曲而畅”才可以达到的，后人也是很难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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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全宋笔记 第五编 六

作者：洪迈

出版年份：2012-1

页数：510

内容简介：

《全宋笔记(第5编)6》内容包括：容斋三笔、容斋四笔、容斋五笔。讲述王右将军逸少，晋、宋问第一流人也。遗情轩冕，摆落世故，盖其生平雅怀。自去会稽内史，遂不肯复出。自誓于父母墓下，词致确苦。予味其言而深悲之。又读所与谢万石书云：坐而获逸，遂其宿心。比尝与安石东游山海，颐养闲暇之余，欲与亲故时共欢宴，衔杯引满，语田里所行，故以为抚掌之资，其为得意，可胜言邪。常依依陆贾、班嗣之处世，老夫志愿尽于此也。

论韩公文

论韩公文

原文

刘梦得、李习之、皇甫持正、李汉[1]，皆称诵韩公之文，各极其挚。刘之语云：“高山无穷，太华削成。人文无穷，夫子挺生。鸾凤一鸣，蜩螗[2]革音。手持文柄，高视寰海。权衡低昂，瞻我所在。三十余年，声名塞天。”习之云：“建武以还，文卑质丧。气萎体败，剽剥不让。拔去其华，得其本根。包刘越嬴，并武同殷。六经之风，绝而复新。学者有归，大变于文。”又云：“公每以为自杨雄之后，作者不出，其所为文，未尝效前人之言而固与之并，后进之士有志于古文者，莫不视以为法。”皇甫云：“先生之作，无圆无方，主是归工，抉经之心，执圣之权，尚友作者，跂邪炫异，以扶孔子，存皇之极。茹古涵今，无有端涯。鲸铿春丽，惊耀天下，栗密窈眇，章妥句适，精能之至，鬼入神出，姬氏以来，一人而已。”又云：“属文意语天出，业孔子、孟轲而侈其文，焯焯烈烈，为唐文章”。又云：“如长江秋注，千里一道，然施于灌激，或爽于用。”此论以为不知公者。汉之语云：“诡然而蛟龙翔，蔚然而虎凤跃，锵然而韶钧鸣，日光玉洁，周情孔思，千态万貌，卒泽于道德仁义，炳如也。”是四人者，所以推高韩公，可谓尽矣。及东坡之碑一出，而后众说尽废，其略云：“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是皆有以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历唐贞观开元而不能救，独公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岂非参天地而独存者乎？”骑龙白云之诗，蹈厉发越，直到《雅》、《颂》，所谓若捕龙蛇、搏虎豹者，大哉言乎！

注释

[1]刘梦得：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汉族，唐朝彭城人，祖籍洛阳，唐朝文学家，哲学家，自称是汉中山靖王后裔，曾任监察御史，是王叔文政治改革集团的一员。唐代中晚期着名诗人，有“诗豪”之称。[2]蜩螗（tiáotánɡ）革音：蜩螗，比喻喧闹、纷扰不宁；革，改变。

译文

刘禹锡、李习之、皇甫持正、李汉，都极为真诚地称赞韩愈的文章。刘禹锡称赞说：“无计其数的高山，唯华山险要峻削。人文才子层出不穷，诞生了韩夫子。鸾凤一声长鸣，蜩螗便改变了声音。你手持文权，俯视海内九州。你评论高下，一举一动令世人瞻仰。三十余年间，你的声名已经充满天地之间。”李习之称赞说：“自东汉光武帝建武以来，文风卑弱、文质丧失、文气萎靡，文体败落。剽窃吞剥之风大作。而文公你拔其精华，得其本根，上循商、周、秦、汉，使六经朴实的文风绝而复新。天下学文的人也有所遵循，从而大大变革了文风。”李习之又说：“韩文公常以为自杨雄以后，就没有真正的作家出现。他所作的文章也从来没有模仿过前人，却总是能和前贤并驾齐驱。后来人有志学习古文的，没有不把他的文章看做楷模的。”皇甫持正称赞韩愈的文章：“先生所作的文章，无论形式和内容，都十分高妙。他深入钻研六经的精髓，掌握圣人权衡事物的观点，与天下作家为友，坚决抵制异端邪说并与之斗争，来扶助孔子，以保卫伟大的儒家思想标准。他的思想包古含今、无边无际。他的文章笔力雄健、辞藻华丽，震惊天下，内容充实缜密，章句妥帖美妙，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从周代以来，也只有他一人而已。”他又说：“先生作的文章，立意、语言都像是自天而降。他学习孔子、孟子并以文章发扬他们的思想，鲜明壮美，是唐代散文的新篇章。”又说：“先生的文章，就像长江秋水的洪流，一泻千里，气势宏伟，而如用于灌溉，可能就是大材小用了。”这一点似乎是不太了解韩愈。李汉评论韩愈的文章说：“韩文公的文章奇诡如同蛟龙在飞翔，文采如同是虎凤在跳跃，语言铿锵有力如同韶乐在鸣奏，文章如同日光般玉洁，表现出周代六经中的感情，孔子的思想，千姿万态，最终还是对道德、仁义的润泽和表现，这是非常明显的。”这四个人对韩愈文章的评价可谓是淋漓尽致了。当苏东坡的《韩文公庙碑》一问世，所有的赞美语都显得苍白无力了。苏东坡说：“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却能成为百代宗师，说出一句话就能成为天下人效法的准则，这都是因为他的成就可以和天地的化育万物相提并论，和国家命运的盛衰有密切的关系。自东汉以来，儒道衰丧，文风败坏，经过唐朝贞观、开元两个兴盛时期也未能挽救，只有韩文公自己谈笑着挥斥邪说，天下的人都疯狂地追随他，使思想和文风重新回到正道上来。他的文章使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八代以来衰败的文风得到振兴，他宣扬儒道，把天下人从沉溺中拯救出来，这难道不是赞助天地、关系盛衰、浩大独立的正气吗？”后来，苏东坡又写了一首骑龙邀游白云乡的诗，慷慨激越，一直追随《诗经》中雅、颂的风格，这就像捕龙蛇、搏虎豹一样的宏大啊！

评析

韩愈的文章在他生活的时代就产生了巨大影响。苏轼对韩愈作了定论性的评价，并且景仰之情溢于言表，以苏轼的雄才，能让他如此佩服的有几人呢？应该说韩愈是影响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人物，对后世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他承前启后，开创了新的一代文风。

诸家经学兴废

诸家经学兴废

原文

稚子[1]问汉儒所传授诸经，各名其家，而今或存或不存，请书其本末为《四笔》一则。乃为采摭[2]班史及陆德明《经典释文》并他书，删取纲要，详载于此。《周易》[3]传自商瞿始，至汉初，田何以之颛门[4]。其后为施仇、孟喜、梁丘贺之学，又有京房、费直、高相三家。至后汉，高氏已微，晋永嘉之乱[5]，梁丘之《易》亡。孟、京、费氏人无传者，唯郑康成、王弼所注行于世。江左中兴，欲置郑《易》博士，不果立，而弼犹为世所重。韩康伯等十人并注《系辞》，今唯韩传。《尚书》自汉文帝时伏生得二十九篇，其后为大小夏侯之学[6]。古文者，武帝时出于孔壁，凡五十九篇，诏孔安国作传，遭巫蛊事，不获以闻，遂不列于学官，其本殆绝，是以马、郑、杜预之徒皆谓之《逸书》。王肃尝为注解，至晋元帝时，《孔传》始出，而亡《舜典》一篇，乃取肃所注《尧典》，分以续之，学徒遂盛。及唐以来，马、郑、王注遂废，今以孔氏为正云。《诗》[7]自子夏之后，至汉兴，分而为四，鲁申公曰《鲁诗》，齐辕固生曰《齐诗》，燕韩婴曰《韩诗》，皆列博士。《毛诗》者出于河间人大毛公，为之故训，以授小毛公，为献王博士，以不在汉朝，不列于学，郑众、贾逵、马融皆作《诗》注，及郑康成作笺，三家遂废。《齐诗》久亡，《鲁诗》不过江东，《韩诗》虽在，人无传者，唯《毛诗》郑笺独立国学，今所遵用。汉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即今之《仪礼》也。《古礼经》五十六篇，后苍传十七篇，曰《后氏曲台记》，所余三十九篇名为《逸礼》。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戴圣又删为四十九篇，谓之《小戴礼》。马融、卢植考诸家异同，附戴圣篇章，去其烦重及所缺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礼记》也。王莽时，刘歆[8]始建立《周官经》，以为《周礼》[9]，在《三礼》中最为晚出。左氏为《春秋传》，又有公羊、谷梁、邹氏、夹氏。邹氏无师，夹氏无书。《公羊》兴于景帝时，《谷梁》盛于宣帝时，而《左氏》终西汉不显。迨章帝乃令贾逵作训沽，自是《左氏》大兴，二传渐微矣。《古文孝经》二十二章，世不复行，只用郑注十八章本。《论语》三家：《鲁论语》者，鲁人所传，即今所行篇次是也；《齐论语》者，齐人所传，凡二十二篇；《古论语》者，出自孔壁，凡二十一篇。各有章句[10]。魏何晏集诸家之说为《集解》，今盛行于世。

注释

[1]稚子：幼子，小孩。[2]采摭（zhí）：采集摘录。[3]《周易》：我国古哲学书籍，是建立在阴阳二元论基础上对事物运行规律加以论证和描述的书籍，其对于天地万物进行性状归类，天干地支五行论，甚至精确到可以对事物的未来发展做出较为准确的预测。[4]颛（zhuān）门：谓独立门户，自成一家。颛，通“专”。[5]永嘉之乱：永嘉五年，匈奴攻陷洛阳、掳走怀帝的乱事。[6]大小夏侯之学：夏侯胜开创的“大夏侯学”和夏侯建开创的“小夏侯学”。[7]《诗》：即《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8]刘歆，字子骏，西汉后期的着名学者。他不仅在儒学上很有造诣，而且在目录校勘学、天文历法学、史学、诗等方面都堪称大家。[9]《周礼》是儒家经典，今从其思想内容分析，则说明儒家思想发展到战国后期，融合道、法、阴阳等家思想，与春秋孔子时思想发生极大变化。[10]章句：剖章析句。经学家解说经义的一种方式。亦泛指书籍注释。

译文

我的幼子问我，汉代儒家所传授的各种经典，各有不同的版本，而如今有的保存了下来，有的已经散失。请我将诸经的源流本末写成一文收于《四笔》之中。于是我采集摘录班固的《汉书》、陆德明的《经典释文》以及其他的史书的记载，删删减减提取纲要，详尽的记载在这里。《周易》从春秋商瞿时期开始流传，一直到西汉初期，田何将其发展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其后分为施仇、孟喜、梁丘贺之学，继而又有京房、费直、高相三家之说。到了东汉，高氏之说已经衰败。西晋永嘉之乱时，梁丘贺所撰写的《周易》已经失传。孟喜、京房、费直的学说也没能相传下去，只有郑玄、王弼所作的注释本流传于世。东晋中兴，将要设置郑玄注《易》学博士，结果没有成立，而王弼所注释的《易》学更为世人所重视。韩康伯等十人都曾经为《系辞》作过注释，但现在只有韩康伯的注释的《系辞》流传了下来。今文《尚书》一书最早由西汉文帝时的伏生传授，一共有二十九篇，之后又有夏氏开创的“大夏侯学”和“小夏侯学”之学。古文《尚书》是汉武帝时期从孔子住宅夹壁中发现的，共有五十九篇，武帝曾诏令孔安国作注释，因为之后发生了巫蛊之祸，孔安国为《尚书》所作的注释也从来没有见到过，于是也就没能将古文《尚书》列于官学，这本古书几乎绝世了，因此马融、郑玄、杜预等人都称古文《尚书》为《逸书》。王肃也曾为该书作过注解。到东晋元帝时，古文尚书的《孔传》本开始出现，但失传了《舜典》一篇，于是摘录王肃所注的《尧典》加以补续，于是学习《孔传》的人逐渐变多了。等到唐朝的时候，马融、郑玄、王肃为古书《尚书》作的注传就不再使用了，现在以孔氏本为正本传习。《诗经》自子夏之后，一直到汉朝时期，出现了四家传习者。鲁国申公所传称为《鲁诗》，齐国辕固生所传的称《齐诗》，燕国韩婴所传的称《韩诗》，这些人都是西汉时设立的博士，他们专门对其进行研究、讲授。《毛诗》则出于河间人大毛公，因为他专门为此书作注释，所以这样称呼他。他又把所传的《毛诗》传授给了小毛公。大毛公曾任河间献王的博士，由于不在汉朝，所以没有被列入官学。郑众、贾逵、马融都为《诗经》作了注解，但是等到郑玄的笺注出现后，他们三家的注释就废而不用。《齐诗》不久就失传了，《鲁诗》没有在江东一带流传，《韩诗》虽然保存下来，却无传授之人。只有郑玄笺注的《毛诗》被国学单独采用，一直沿用到现在。汉代高堂生所传《士礼》十七篇，就是现在的《仪礼》。《古礼经》共有五十六篇，后苍传下十七篇，称为《后氏曲台记》，其余的三十九篇称为《逸礼》。戴德曾将《古礼》的二百零四篇删减为八十五篇，叫做《大戴礼》，戴圣又将其删减为四十九篇，称为《小戴礼》。马融、卢植辨析诸家的异同，主要是以戴圣《小戴礼》中的篇章为主，删去此书繁琐、重复部分并且补足缺略的部分，之后此书就流传于世，这就是现在的《礼记》。西汉王莽执政时期，刘歆开始创立《周官经》学，也称为《周礼》，在《三礼》中此书是最晚出现的。左氏作《春秋传》，除此还有公羊、谷梁、邹氏、夹氏四家。邹氏没有后人传授，夹氏之书不传于世。《公羊》学起兴于汉景帝时期，《谷梁》学在汉宣帝时期流传兴盛，但《左氏》学一直到西汉末年也不为世所重。等到东汉章帝时期，才诏令贾逵为《左氏春秋》作注解，自此以后，《左氏春秋》流传兴盛起来，而《公羊》、《谷梁》学逐渐衰微。《古文孝经》共二十二章，已经不流传于世，现在用的是郑注释的十八章本。《论语》有三家：有《鲁论语》，这是由鲁国人传授，就是现在所流行的版本；有《齐论语》二十二篇，这是齐国人所传授的；还有从孔子住宅墙壁中发现的《古论语》，共二十一篇。这三家传本都有章句解释。曹魏时期何晏汇集诸家之说撰为《集解》，今天盛行于世。

评析

本文是作者为教育幼子而编写的儒学典籍发展流变的历史，对学习国学的入门者有一定的帮助。经学原本是泛指各家学说要义的学问，但在汉代独尊儒术后为特指研究儒家经典，解释其字面意义、阐明其蕴含义理的学问。经学是我国古代学术的主体，仅《四库全书》经部就收录了经学着作1773部，两万多卷。经学中蕴藏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史料，是儒家学说的核心组成部分。西汉时将《诗》《书》《礼》《易》《春秋》定为五经，唐代将《礼》拆为《仪礼》《周礼》与《礼记》,《春秋》拆做《左传》《公羊传》与《谷梁传》，到北宋时陆续添加《尔雅》《论语》《孝经》和《孟子》，合做十三经。儒家经典最为着名的编订方式是朱熹所定，将五经加上《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就是“四书五经”。

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

原文

司马公[1]修《资治通鉴》[2]，辟范梦得为官属，尝以手帖论缵[3]述之要，大抵欲如《左传》叙事之体。又云：“凡年号皆以后来者为定。如武德元年，则从正月，便为唐高祖，更不称隋义宁二年，梁开平元年正月，便不称唐天祐四年。”故此书用以为法。然究其所穷、颇有窒而不通之处。公意正以《春秋》定公为例，于未即位，即书正月为其元年。然昭公以去年十二月薨，则次年之事，不得复系于昭。故定虽未立，自当追书。兼经文至简，不过一二十字，一览可以了解。若《通鉴》则不侔[4]，隋炀帝大业十三年，便以为恭皇帝上，直至下卷之末，恭帝立，始改义宁，后一卷，则为唐高祖。盖凡涉历三卷，而炀帝固存，方书其在江都时事。明皇后卷之首，标为肃宗至德元载，至一卷之半，方书太子即位。代宗下卷云：“上方励精求治，不次用人。”乃是德宗也。庄宗同光四年，便系于天成，以为明宗，而卷内书命李嗣源讨邺，至次卷首，庄宗方殂。潞王清泰三年，便标为晋高祖，而卷内书石敬瑭反，至卷末始为晋天福。凡此之类，殊费分说[5]。此外，如晋、宋诸胡僭[6]国，所封建王公，及除拜卿相，纤悉必书[7]，有至二百字者。又如西秦丞相南川宣公出连乞都卒，魏都坐大官章安侯封懿、天部大人白马文正公崔宏、宜都文成王穆观、镇远将军平舒侯燕凤、平昌宣王和其奴卒，皆无关于社稷治乱。而周勃薨，乃不书。及书汉章帝行幸[8]长安，进幸槐里、岐山，又幸长平，御池阳宫，东至高陵，十二月丁亥还宫；又乙未幸东阿，北登太行山，至天井关，夏四月乙卯还宫。又书魏主七月戊子如[9]鱼池，登青冈原，甲午还宫；八月己亥如弥泽，甲寅登牛头山，甲子还宫。如此行役，无岁无之[10]，皆可省也。

注释

[1]司马光：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初字公实，更字君实，号迂夫，晚号迂叟，司马池之子。汉族，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原籍陕州夏县（今属山西夏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2]《资治通鉴》：简称“通鉴”，是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告成。[3]缵述：编辑。[4]不侔：不能同等看待。侔，相等，齐。[5]殊费分说：解释起来非常费力。殊，很。分说，解释，注解。[6]僭：僭越，超越本分，多指地位低下者冒用上主的名义或礼仪、器物。[7]纤悉必书：连细枝末节都详尽记述。[8]幸：帝王到达某个地方称幸或者临幸。[9]如：到达。[10]无岁无之：没有哪一岁没有，意即每年都有。

译文

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时，聘请范祖禹一起参加编撰工作，司马光常常通过书写的方式向他讲明编纂的要点，大致想要像《左传》的编年叙事体一样。又对他说：“凡是出现两个在同一年的年号，都要以后来那个继承皇位的年号为准。如唐高祖武德元年，同时又是隋恭帝义宁二年，则从正月起便是唐高祖，不可以称之为隋义宁二年。五代梁开平元年正月，就不能称之为唐天祐四年。”所以这部书凡是遇到同一年内出现两个年号的都采用这种办法解决。然而仔细研究一下它的道理，就会发现其有不通的地方。司马光的本意是想用《春秋》鲁定公为例，在他没有即位时，就记正月是他的元年。但昭公于去年十二月去世，那么第二年的事就不能再放到昭公名下进行记述了，所以虽然鲁定公还没有即位，自然也应当把发生在第二年的全部事情记在他的名下。况且《春秋》内容十分简单，超不过一二十字，看一遍就知道全部的内容了。但《资治通鉴》就不能同等看待。比如，隋炀帝大业十三年，便标题为隋恭皇帝上卷，但直至下卷末尾，恭帝即位，才改元义宁，紧接着便是唐高祖武德元年。这里前后共涉及三卷，而这时候隋炀帝还在世，其中还说到隋炀帝在江都（今江苏扬州）做过的事情。唐明皇后卷的开头，标明为唐肃宗至德元年，编撰一卷的一半时，才写到太子即位的事情。唐代宗下卷又写道：“皇上正在振奋精神努力治国，不断破格使用人才。”而这说的却是唐德宗在位的事。唐庄宗同光四年，便记载到明宗纪年中，而卷内却记载皇帝命李嗣源（明宗本名）去征讨邺郡（今河南安阳一带），到下一卷开始，庄宗才驾崩。潞王清泰三年，便标题为晋高祖，而卷内却记载了石敬瑭（晋高祖本名）叛乱一事，一直到卷末才写到晋天福的年号。诸如此类的内容，很难解释清楚。此外，还有晋、宋等这样不属正统的少数民族，他们封的王公位，以及任命的大臣、宰相，记的十分详尽，甚至有的记到二百字之多。再比如西秦丞相南川宣公出连乞都去世，还有魏国的章安侯封懿，天部大人白马文正公崔宏，宜都文成王穆观、镇远将军平舒侯燕凤，平昌宣王和他的奴仆等人去世，都是与国家政权和社会安定无关的人。而周勃之死，却没有记载。还记载了汉章帝出游长安（今陕西西安），并游槐里，岐山，又游玩到了长平，住进池阳宫，往东到高陵（以上各地均在今陕西省），十二月丁亥才返回皇宫；又记载了乙未游行东阿，北登太行山，到天井关，夏天四月回到宫里。又记有魏王七月到鱼池、游览青冈原，甲午回宫；八月又到弥泽、牛头山游览，甲子回宫等。像这些游览的事情，每年就不可能不出现的，这都是可以省略不记的。

评析

《资治通鉴》，简称“通鉴”，是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告成。它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写起，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征淮南停笔，涵盖十六朝一千三百余年的历史，在我国官修史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司马光是以为君亲政、贤明之道为出发点编写《资治通鉴》的，所谓“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书名的意思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叫《资治通鉴》。其中隋唐五代占全书40%，史料价值最高。他多次着墨在其中的贤明政治时期，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

《资治通鉴》具有强烈的正统立场，在分裂时代，如三国，魏有《纪》而吴蜀无《纪》；南北朝时期，南朝有《纪》，北朝无《纪》；五代有《纪》，而十国无《纪》。又如记载魏明帝太和五年：“（诸葛）亮帅诸军入寇，围祁山，以木牛运。”对此朱熹曾表达他的不满：“三国当以蜀汉为正，而温公乃云，某年某月‘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训？”《资治通鉴》虽被誉为“体例严谨，脉络清晰，网罗宏大，体大思精，史料充实，考证稽详，叙事详明，繁简得宜”，但本身也有不少错误。明代严衍熟读《资治通鉴》，着有《资治通鉴补》，列举通鉴有“漏、复、紊、杂、误、执、诬”七病。朱熹则直接批评：“温公修书，凡与己意不合者，即节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鉴》之类多矣。”洪迈在文中提到的年号划分上的失误以及对君主游幸过分的记述，也是《资治通鉴》的两个毛病，而且比其他人提到的问题要小得多。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资治通鉴》并非司马光全力写成，作为主编，他还要分心于其他工作。而这部史书的编写有给皇帝当教材的目的，在史论上就不太容易持平。可见，研究学问，如果不全身心投入，不抛弃功利的目的，就容易出现错误，遭受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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