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在他的诗集《北方》的序言中说:“我爱朴素。这个爱好让我的感情赤裸裸，赤裸裸的感情让我很开心。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诗。”这短短几个字的真挚告白，是理解这首长诗乃至艾青人生诗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提示。《北方》这首诗最鲜明的艺术特色是朴实无华，不掩饰情感。记得半个世纪前，我第一次读这首诗的时候，这首以前四行为引语的诗吸引了我，我觉得很亲切，很自然。那是炙热的，贴近我未开化的心灵:“有一天/科尔沁草原上的诗人/对我说:/‘北方难过’。”“这四行诗仿佛轻轻地打开了一扇门，踏进了我日夜思念的无边广阔的北方世界，唤醒了我所有与诗接近的沉睡情感。我很快就写出了《鄂尔多斯草原》，《北方》激起了我写诗的热情。我当然不知道这个“科尔沁草原上的诗人”就是段本。对他来说，北方无疑是最熟悉的，他深情的话语用血泪道出了北方的灵魂。不过艾青把写小说的端木蕻良称为诗人也是有意义的。真的，当年能说“北悲”就应该被尊为诗人。端木和艾青说“北悲”是一种深沉而真实的境界。至少在我当时的感觉里，不仅仅是指大自然的荒凉景象，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悲伤”和“北方”是两个普通的词，但这两个词一旦命运地联系在一起，就变成了深情的呼唤，有着可感的历史深度。这是生活的自然语言，也只能这么简单。一首诗写得如此亲切自然，在五四以来的新诗史上还是第一次吗？“这是诗歌的语言吗？”当年就有人提出了这个批评。“是/北方难过”。用诗人亲切的口语写出这首诗，与他不加掩饰地表达内心感受的意图是一致的。他只能这样做，即使是以挑战的态度。拒绝华丽的矫饰，摒弃空孔的说教语言，采用清新、弹性、流动的语言和语气，是现代诗歌应该具备的艺术元素。这对于当年学写诗的年轻人来说，是最吸引人、最有启发的事情。它引领了一代人写出如此具有散文美的自由诗。艾青的自由诗并没有离开诗歌，而是更生动地体现了诗歌。当我们读到这首《北方》的时候，我们就能理解诗人为什么会这样分叉了:“北方悲凉/还有千里黄河/汹涌的浊浪/向辽阔的北方倾泻灾难和不幸/；/和那个年代的风霜/刻/辽阔的北方/贫穷和饥饿。”你只能一口气读下去，不能呼吸，不能停顿。读者的心只能随着诗人真诚的感情而跳动。这首诗的语调缓慢而有力。不仅感觉不像树枝，读着读着还深深体会到这些起伏的线条是起伏的情绪的节奏。没有韵，更没有那些国外学院派的“头韵”“腰韵”。但在读艾青的诗(不仅仅是北方的)时，我们仍然可以带着激越感自然地读出它深沉的韵律。艾青的自由诗其实是控制度很高的诗。他们的自由是不马虎的。他们要有真情实感，要有艺术个性，要有诗人创造的诗情画意。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呈现出天衣无缝的融合，让读者沉浸其中，呼吸其广阔的境界。艾青为什么坚持在“北方”的形势下写诗，在创作中“唤起快感”？一方面说明艺术创作本身就有创造一种奇特境界的快感，但我认为艾青当时还有一种接近于挑战者的快感，就是冲出了当年的流行观念，得到了解脱，这也是一种快感。那些年(30年代末40年代初)，有些诗没有真情实感，只靠空孔的呐喊来制服读者。还有其他的诗，有病呻吟，有病呻吟。他们写优美的诗来孤独地自慰。艾青的诗没有一首呻吟，尽管有如此深重的悲伤(民族的和个人的)。难过却不呻吟，一定是性格坚强(艾青的性格也有倔强坚定的特质)。无论是空洞的呐喊，还是空洞的呻吟声，毫无疑问都是观念的抽象非诗意的生产。健康的诗歌永远是简单的，它绝对不需要用庄严的概念和优美的文字来装饰。所以，当年写简单的诗，也是美学领域非常敏感的一场战役。艾青在诗中多次谈到这一点。读艾青的诗，尤其是这首《北方》和他在北方写的短诗，我们感受不到诗人和他的诗与读者之间有任何隔阂或心理距离，从而形成一种直接的感情交流。比如写北方的自然风光，不是浮夸，也不是想象，读者真的有一种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受，感受到民族的深重苦难和唤醒灵魂的土地的沉重。诗人最后的几十首诗把悲伤升华为巨大的力量，有着深刻的哲学思想:“我爱这片悲伤的土地，/它的辽阔贫瘠的土地/它带给我们简单的话语/宽广的手势，/我相信这些话语和手势/牢牢地活在大地上/永远不会灭亡；/我爱这片悲伤的土地，/古老的土地/-这片土地/养育了我所爱的世界上最艰难/最古老的种族。”这些粗线条道出了艾青的胸怀和气质。“北方”的语言和情境，以及它宽广的姿态，是悲伤而古老的国家和种族赋予了诗人这首诗的灵魂。《北方》能牵动一代年轻人的心，完全可以理解。这是一首充满爱国情怀的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