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11日，老蒋在南京主持召开绝密的“最高国防会议”，中心议题是下一步对日战略。会议最后作出如下决议:对华东日军采取“打头阵”的策略，以沉船和火力封锁江阴要塞，以阻止日本海军从淞沪江进攻南京，并在南京及九江、武汉、宜昌等上游码头拦截所有日军船只，彻底歼灭驻沪日军海军陆战队。
这一军事部署是基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对日军侵华步骤的战略预测，即在华北大打一仗后，日军很可能进攻松湖地区，因为在1936年日军参谋本部拟定的对华作战计划中， 已经制定了作战计划:“五个师(分为两个军)分别在上海市区和杭州湾登陆，两个军对南京作战，以占领和稳固上海、南京、杭州三角地带。
由于日本大规模战争动员尚未完成，其主要现役部队正在向华北投入，卢沟桥事变一个月后，淞沪地区仍相对平静，但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中国一方面担心驻沪日本海军陆战队成为“内线”，以迎接日军主力在淞沪登陆；另一方面，正是因为南京政府最高层的泄密，上海日军非常担心被中国军队主动进攻，所以上海当时处于一个非常微妙的时期，表面平静之下，其实暗流涌动。
引爆淞沪会战的两个关键人物是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和兵部第二部长陈诚。张治中曾率部参加过1932年淞沪抗战，对上海的作战环境和日军的情况比较了解。他在华东极力主张对日“先发制人”，将中国抗战分为三个时期:“一是他打我，我不还手(指九一八事变)；二是他打我我才还手(指1932年淞沪抗战)；第三，如果我判断他要打我，我就先打他”！
也就是说，既然确定了日军迟早要在松湖动武，就应该第一步干掉作为内力的海军陆战队。有鉴于此，在老蒋的默许下，张治中已经开始提前做准备了。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一周内，派出正规军补充第二旅一个团，化装成保安队潜入上海，秘密进入虹桥机场和龙华垣淞沪警备司令部地区。与此同时，87师和88师奉命从南京和江阴的原驻地向前推进，准备增援淞沪。
当然，这当然引起了日本人的警惕和怀疑，于是在8月9日，两名日本海军陆战队员(一名下级军官和一名士兵)强攻虹桥机场，实际上是想强行刺探中国军队的番号和编制。结果被2旅的士兵当场击毙，也就是著名的“虹桥事件”。事件爆发后，日本海军开始态度强硬，要求南京政府赔偿损失，接受日方“查证”。同时派大量军舰和陆战队员进入黄浦江作为军事威慑。
另一个对日强硬派是陈诚，他当时已经手握“民”军集团，地位上升，言论开始增多。1937年7月15日，陈诚视察华北战事后，向南京发来紧急电报，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如敌派兵扰乱长江，我国应发动全战役，首先消灭租界和驻扎在全国各地的海军。理由:我国对日作战的唯一优势是出其不意地打击敌机，消灭其驻军，巩固我腹地”！
陈诚的意思和张治中差不多，就是宁沪杭地区是国民政府的基础。日军一旦出现打两个胜仗的症状，就应该毫不犹豫地先发制人，打击上海之敌。与此同时，军委高级官员蒋百里也在8月初提出开辟第二战场的建议，理由是华北战局不好。虽然津浦铁路上的日军推进缓慢，但平汉铁路上的日军攻势凌厉，刘志军明显疲惫。日军可能会沿着平汉铁路直逼武汉。如果九省通衢的武汉过早沦陷，那就麻烦大了。
各种建议叠加的结果是，老蒋最终下定决心要打淞沪，于是就有了8月11日开始的“最高国防会议”。不幸的是，参加会议的行政院秘书长黄浚是一个叛徒，所以这次会议的所有内容都被日本方面发现了。不仅长江中上游的船只全部及时逃往上海(武汉的海军陆战队全部跑回上海)，东京的日本内阁和军部也几乎同时做出了向上海增兵的决定。时间是8月12日中午。
日军总参谋部的计划是:“上海将派兵以第11师团和第3师团为基础组建军队，8月15日为动员第一天”。到了这个时候，由于中日双方都决定增兵上海，大打出手，上海淞沪之战的爆发也就不可避免了。
但由于距离较短，中国军队进入上海较早，于是在8月11日夜，张治中离开苏州指挥所，率两弓箭手全速前进。到12日上午，它已经占领了预定阵地，由于老蒋改变主意，进攻时间推迟了一天。此时，日本海军陆战队也进入了全面戒备状态，准备在陆军援军到来之前保卫虹口的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大楼及其周边。
1937年8月13日下午，孙88师先头部队一个营向八字桥方向搜索推进。该师主力跟进，目标是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得知陆军援军将于8月18日登船的日本海军陆战队，胆子大了一点，派出一个旅进行延长保护。下午3点，双方两个营级部队突然在八字桥头相遇。
88师先锋营营长易进命令部队开火，淞沪会战(八·一三事变)正式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