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爱国者，钱学森应该是近代最崇拜的人。20世纪40年代，钱学森成为力学和核物理的权威，也是现代航空空和火箭技术的先驱。在美国，钱学森可以过上富裕的中产阶级生活，然而，钱学森始终牵挂着大洋彼岸的祖国。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钱学森觉得是时候回到祖国了。美国当局知道钱学森要回国后，自然不想放他走，因为钱学森太了解最新最前沿的技术了。经过客服的种种阻挠，钱学森终于回到了一片废墟中的新中国。从成功指导设计中国第一枚液体探针空导弹发射，到成功研制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从组织领导运载火箭、洲际导弹的研发，到设计制造中国第一艘动力核潜艇、成功发射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他始终站在新中国科技事业的最前沿，突破了无数科研难题，为新中国的航天事业做出了许多标志性贡献。钱学森不仅业务精通，而且视金钱如粪土。上世纪50年代，他慷慨捐助1万元帮助贫困学生。20世纪80年代，他将自己在《论系统工程》中的那份报酬捐献出来作为研究经费。晚年，他先后获得两项100万港元的科学奖，全部捐赠。他钟情于祖国的西部，习惯于沙漠治理。面对国防部第五研究所所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这样强大的官衔，他没有向任何人伸手，而是主动放手。即使美国多次邀请钱学森访美，并授予他美国科学院院士和美国工程院院士的称号，他仍然被拒之门外，被冷落。他说:“如果中国人民说我钱学森为国家和民族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最高的奖励。我不要国外的荣誉。”他曾说:“我姓钱，但我不爱钱。”他曾说:“我是搞科技的，那些大官的待遇不管怎么样，我都不要。”这是我们这一代大科学家的金钱观、权力观、名利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