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最繁荣的地方:博爱路和中山南路
穿行于街巷之中，不经意地抬头，一个个路名牌上，就有许许多多的故事。
“在台北市，也有武昌街、汉口街。”这是2007年中国国民党副主席江丙坤访问武汉时说的一番话。不仅仅是武汉，全国很多城市的人们如果到台北，都能找到以自己家乡命名的街道。
在台北市的中心地带，到处是以中国各地城市命名的街道，并且街道的位置大致按照城市在全国所处方位。从东北的吉林路、锦州街到南边的广州街，从西北的敦煌路到西南的西藏路、大理街，长沙路、南昌路在中间，开封街不远是洛阳街，梧州街紧邻着桂林路……活脱脱一幅中国地图。
命名街道的不仅是省会城市或大城市，也有很多街道以中小城市命名，比如临沂街、永康街、康定路、哈密路等等。台北如此，台湾其他的城市也是如此。
走在这样的街道上，不时会看见这样的情景：一所学校叫做“长春国小”、一个街心公园叫做“吉林公园”、一家店铺大大的招牌上写着“某某武昌店”，让人恍惚不知身处何处。
另外一些路名，比如察哈尔街、归绥街，作为省份或城市的名称它们已经成为历史，但在这里他们仍然现实地存在着。走进这样的街道，就像是走入了一段消逝的历史。
还有一些路名，台湾和内地不约而同地在使用着，也许你的家门口就有一条同样名字的街道。博爱路和中山南路曾经见证过海口和琼山的商贸繁华，而这两条路在今天的台北仍然是市中心最繁荣的街区。
更有民族路、民权路、民生路、三民路、中山路等纪念始创共和的革命先辈路名，为台湾和内地的很多城市共同拥有。而像以英勇抗日的张自忠、佟麟阁、赵登禹等国民党人命名的道路，除了台湾有，也凝固在北京、武汉等内地城市的历史中。
眷村：乡愁最多的地方
最近，台湾有一部戏剧大师赖声川制作的新话剧《宝岛一村》受到热捧，讲述的是眷村的故事。
我曾经走访过一个眷村。在高雄市左营军营附近，有好些个住宅区，村里弯弯窄窄的道路，路边立着“自强新村”、“自勉新村”之类的村名牌，极不整齐、五花八门的房屋，却有着绿树、甚至小块的菜园，在村中就能听见不远处高墙里军队操练的口号声。台湾的朋友告诉我，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眷村。
眷村，即台湾“军眷住宅”的通称。上世纪50年代初，从大陆撤退到台湾上百万国民党官兵和他们的眷属需要居所，于是在军营附近兴建房舍安排军人居住。更多的下层官兵则是自己动手，一砖一瓦的在空地上搭建起栖身之地，渐渐形成眷村。
走过一遍村中窄窄的道路就发现，这里的房屋从形状、结构到材料全都各式各样，几乎没有两间是相同的。在很多房子上面，还有用铁皮、石棉瓦搭建的部分，显露出建筑过程的艰辛。据说，最早的村民正是住在这些材料搭建的临时建筑里，建材中甚至还有四面透风的竹篱笆。而竹篱笆也成为台湾眷村的代名词。
艰苦与奋斗、温暖与亲情，这是台湾人自己对眷村文化的评价。
“你会说四川话噻？”眷村里一位大叔听说我来自内地，用略带一点四川口音的“国语”打招呼。他说，他的父亲是四川人，母亲是说闽南语的当地人，他生在台湾，从没去过四川，也就跟父亲学了这麽一点四川话。他的家庭正是眷村最典型的家庭结构。
老人们用不同的方言打着招呼。台湾的报章上说，眷村是台湾能听到最多各地方言的地方，所有方言汇集在一起才成为眷村的语言。眷村也是台湾乡愁最多的地方，唯有在这里来自各地的人都是老乡，相濡以沫。
村里的老人们喜欢坐在村中的长椅上聊天，这些曾经的兄弟已经风烛残年。朋友指着一个院落说，这位老兵一辈子孤身一人等着大陆的妻子，但始终也没有找到，就这样孤零零地去世了，是周围的眷村第二代为他送的终。
夕阳西下，军营里传来收操的号声。朋友说，这片村落将会拆掉，而且现在眷村的第二代都陆续搬出，整个眷村冷清了不少。这大概也是台湾其他眷村必然的命运。
但是走出眷村的人似乎仍无法忘怀这里，才会有《宝岛一村》这样的话剧，而这部剧的主创和演员很多也都生长于眷村。但愿这样的戏剧也能在内地上演，因为有台湾学者说过，眷村是台湾社会最重要的次文化之一，读懂了眷村，才能读懂台湾“外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