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宋元以来我国海外交通的发展为郑和航海奠定了基础
郑和下西洋这一历史壮举，发生在世界变革“序幕”尚未到来的十五世纪上半叶，发生在位于世界东方的中国，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它与宋以前我国海外交通的发展，特别是宋元以来我国海外交通事业的发展，有着必然的联系。
如果说，唐以前的对外交通已陆路为主，那么入宋以后，特别是到南宋，就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以海外交通为主了。元代又开创了对外交通史上的新局面。这是由于以下几个因素形成的。
第一，全国经济重心南移，江南及东南沿海地区经济日益发达，为发展海外交通提供了物质前提。唐中叶安史之乱以后，北方经济由于战争的破坏，萧条已极。而南方经济，由于相对安定，却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经过“五代十国”到北宋，尤其是在宋室南渡以后，全国经济、文化重心已从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江南与东南沿海地区经济成为全国的经济命脉。
第二，科学技术上的成就，造船工艺的进步，尤其是罗盘针指南应用于航海，为发展海外交通提供了技术保证。指南针的应用，使船行速度加快，而且较前安全，这就大大推动了我国海外交通的发展。宋船性能比唐舶大有改进，宋船在当时处于世界船只的前列。
第三，陆海交通比重发生了变化，推动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同时也使中外交通产生了明显的变化。南宋偏安江左以后，中西陆路交通几乎完全断绝，海路交通空前发达，市舶收入已成为国家重要财源。元朝政府先后在泉州、广州、温州、杭州、庆元（宁波）、上海、澉浦等七个港口设置市舶提举司，管理海外贸易。 总之，由于海陆交通比重的变化，宋元时期，中国通过南洋地区、印度洋直达阿拉伯地区的海路已经畅通，商船往来频繁。东西海路的畅通，正是后来郑和航海到阿拉伯世界以至东非的基础。
2、明初国内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及明成祖时期和平友好的对外开放政策
经过明初三十余年的苦心经营，人民的辛勤劳动，在洪武末年时已称：“三十余年之间仓廪充积，天下太平”。明初社会由洪武初年的荒凉面貌逐步恢复和发展，到永乐时代已达极盛时期。故其时，“郑和七次下西洋，费用浩繁，国库还能应付”。由此可见，郑和下西洋是以国内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基础的，没有这种物质条件，那样大规模下西洋是不可想象的。
国内政策是决定国外政策的基础，而国外政策又是国内政策的继续。明洪武时期对外的总原则是：“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
明成祖在外交上积极推行对外开放的睦邻友好政策。除了坚持“厚往薄来”的精神外，永乐一朝是积极推行“宣德化而柔远人”的和平友好外交政策的。其目的是不仅要将中华民族文明远播于海外，并吸收了外来文化的有益成分，所谓“恒遣使敷宣教化于海外诸国，导以礼义”，加强与海外各国的文化联系。
在经济上发展朝贡贸易。与此同时，为推行对外开放的政策，还采取了重要措施，恢复并正式建立了市舶司制度。
明成祖继位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初步控制了全国政权，安定了民心，稳定了内部。但在国外仍不安宁。洪武末年以来，因流逋、海盗对海路的阻塞，各国朝贡不至，中外联系减弱，明朝在海外诸国中的威望降低。明政权的更换，海外诸国还不了解，需要遣使诏谕。所以明成祖在基本上稳定了内部以后，便开始了他的外交活动。永乐初期频繁的外交活动和东南洋各国的朝贡，加强了我国与海外各国的联系，为郑和下西洋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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