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4月28日傍晚，在华北军区后勤部军械处任副科长的程子平正常下班回家。他家住在北京城区的东总布胡同东口牌坊胡同。这地址听着是不是挺别扭？
其实，老北京城区就是这样大胡同连着小胡同。东总布胡同是一条大胡同，就在现在北京东城区建国门北侧。胡同东口有一座牌坊，旁边有一个小胡同，程子平家就在这个胡同里。
这里简单说明一下，牌坊又叫牌楼，与胡同一样都是老北京城的重要元素。很多大一点的路口都建有牌楼，牌楼又分为两种：单牌楼和四牌楼。十字路口处建有独栋牌楼的叫做“单牌楼”， 当年，东单、西单路口各建有一座牌楼，称为“东单牌楼”“西单牌楼”，所以简称“东单”“西单”；十字路口的四个方向建有四栋牌楼的叫做“四牌楼”， 因此这里便被称为“东单牌楼”“西单牌楼”，简称“东四”“西四”。
好了，继续说程子平。他拐进小胡同，刚要进家门，忽然背后有人叫他：“程子平！”他回过头一看，是三个看着长相魁梧的男子，但并不认识。
正面一人继续问他：“你是程子平？”同时另外两人一左一右将程子平围了起来。
程子平顿时心头一紧，不过还是故作镇定地回答：“我就是，你们找我有什么事？”
正说着，其中一人迅速用一副锃亮的手铐铐住了他的双手，并宣布道：“程子平，我们是市公安局的，你被捕了！”
程子平立刻挣扎起来：“我是华北军区的，你们抓我干什么？搞错了吧？”
“错不了！抓你是报公安部罗瑞卿部长亲自批准的！”
“那肯定是抓错人了，我一个小小的副科长，怎么惊动得了罗部长！”程子平还不甘心。
“别装了，你的真名叫程斌，对吧？还记得杨司令吧？”一个公安人员打断了他的话。
程子平听到“程斌”“杨司令”的字眼，顿时浑身一震，两眼发呆，再也不挣扎了，叹了口气：“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
这里说到的杨司令就是大名鼎鼎的东北抗日联军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而程斌也就是这个化名程子平的人，曾是杨靖宇麾下头号臂膀，素有“小杨靖宇”之称。就是他的叛变投敌，导致东北抗联一路军如同遭受灭顶之灾，杨靖宇也因此而牺牲。
那么程斌是怎样由一名抗联重要将领沦为叛徒？又是怎样帮助日伪军对付杨靖宇部队的呢？后来又怎么再度混入革命队伍，怎么被发现的呢？让我们把时间表盘拨回到1935年。
这一年8月，中共满洲省委决定，以党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抗日联合军和游击队为基础，联合其他抗日武装，成立“东北抗日联军”。
这时离东三省沦陷已经过去了4年时间。当初受命不放一枪的东北军撤出后，仍然有不少有血性的正规军、警察和游击队，留在这片中国的黑土地上，继续抵抗。
但由于缺乏统一指挥，再加上战术单一，大多凭借一腔热血蛮干，很快被日军各个击破。
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共中央决定，在东北建立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东北各方力量，建立抗日联军，共同抗击日寇。杨靖宇出任抗日联军第一军军长兼政委。
杨靖宇其实只是他本人的化名，也不是东北本地人。他的真名叫马尚德，早年在河南确山领导农民革命，当时遭国民党反动派重点抓捕。为便于开展工作，他随母姓改名为张贯一，意思是牢记慈母养育之恩，“一以贯之”坚持革命不动摇。
到东北工作后，由于当时我党领导的磐石游击队遭受重创，政委杨君式负伤离队。于是组织上安排杨靖宇代理磐石游击队政委。考虑到稳定队伍情绪和当地群众基础的需要，他对外还称“杨政委”。周边一些了解情况的抗日武装知道此“杨政委”不是原来的杨政委，但出于尊崇，把他当作“南满的马占山”，称他为“杨占山”。
马占山是在“九一八”事变后，就任黑龙江省主席兼军事总指挥，打响抗日第一枪的领军人物，将杨靖宇成为“南满的马占山”，是对他极大的认可。
不过杨靖宇并不认同这个名字，自己改名叫杨金志，并慷慨陈词其含义：抗日救国之志将如真金不怕火炼，不管千难万险，坚决抗日到底志不移！
只是这个名字叫起来不够响亮，其他抗日武装还是习惯称他为杨占山，令他着实比较苦恼。
有一天，他的参谋长李红光有急事找他，由于李红光是朝鲜族人，又因为匆忙，习惯性用朝鲜族语喊他“杨政委”，他听着感觉朝鲜语的“杨政委”发音与汉语的“杨靖宇”发音非常相近，忽然觉着“杨靖宇”这个名字好：“靖宇”意思是平定宇内，如今东北正处在日寇侵略、涂炭百姓的战乱年代，可不是需要共产党人高扬抗日救国、安定宇内的旗帜吗?
于是，拍着他的参谋长肩膀说：“谢谢你，给我送来一个有意义的名字，那我就叫杨靖宇吧！”随后还在一个正式场合对外宣布了自己的名字。
从此，“杨靖宇”这一响亮的名字伴随着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辉煌，成为日本关东军的一个噩梦。杨靖宇与之前“东北抗日义勇军”以阵地战为主的打法完全不同，指挥作战极其灵活多变，擅长“敌进我退，敌乱我打”的游击战术，沉重打击了日伪军。仅1936年，抗联就袭击南满日伪军多达12280次，严重威胁着日本在东北的殖民统治。
为此，从1938年开始，日本关东军司令部调集了6万人的军警部队，专门对杨靖宇的抗联一路军进行“大讨伐”。当时的抗联一路军总共也不过5000人。当时的“讨伐”策略是：看到抗联和其他队伍，其他放过，只打抗联；看到抗联队伍里有杨靖宇的队伍，其他放过，只打杨靖宇的队伍。只要发现是杨靖宇的队伍，就紧紧咬住跟着打，一刻也不放松，逼迫我军不断分兵突围，越打越小。
在疯狂讨伐、围剿的同时，日寇还加紧实施“归屯并户”政策，就是把散居各地的民户强行集中在一处，建立“集团部落”，一个“部落”通常100至300多户不等。
在“部落”周围修筑两丈左右高的围墙，建有岗楼、壕沟、铁丝网。内部驻扎警备队，还组织青壮年成立“自卫团”，老百姓进出都要登记、搜查，不得携带多余食物和衣物；来客人要办“居留证”，出门串亲戚得办“行路证”， 连上山砍柴、下河抓鱼都必须有证。客观上断绝了抗联和当地百姓的一切联系。
抗联打的主要是游击战，没有后方、没有政府支持，全靠人民群众的帮助。当遍地都是“集团部落”后，根据地、游击区就变成了“无人区”，敌占区又戒备森严、进出困难，抗联队伍就像鱼儿离开了水，陷入了极端困难的境地，饿死冻死的比战死的还多。
不过在杨靖宇的领导下，抗联仍然继续坚持了下来，创造了东北抗战的奇迹。
然而，更致命的问题出现了。日寇在军事进攻的同时，加大了招降纳叛的力度，一改以前的滥杀政策，大力优待投降的抗联叛变分子，同时组建“长岛工作班”等特务组织，对抗日军民特别是领导干部进行策反、瓦解。
据杨靖宇的警卫员黄生发回忆： “当年敌人的宣传攻势很厉害！在山林里到处可以捡到敌人的传单，有一张是宣传杨司令原来的警卫员吴瘸子，印着他叛变后披红戴花，‘喜宴喝酒’‘洞房之夜’等糜烂生活的照片。”
在抗联队伍生存环境日趋恶劣的情况下，日军这种策反、分化、瓦解的手段取得了军事行动难以得到的“战果”：抗联第一军军需部长兼一师政治部主任胡国臣被俘叛变；第一军参谋长安光勋作战负伤投敌；中共柳河县委书记冯剑英被捕后叛变……
叛徒的杀伤力，永远都是惊人的。在一连串的投敌事件影响下，一个对杨靖宇本人及其部队有着至关重要影响的人物也叛变了。他就是前文提到的程斌。
程斌是东北吉林人，“九一八”事变后，他在磐石县参加了抗日救国会，并参加了义勇军。1932年加入中共。1934年任柳河县游击队政治部主任。1934年秋，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1935年秋任抗联第一军第一师师长。
抗联一师是一军的主力师，前身是杨靖宇亲手创建的“独立师”。程斌有文化，打仗很有一手，深得杨靖宇信任，所以把一师交给了程斌指挥。程斌曾带领一师同日寇进行了顽强的斗争，给敌人以严重的打击。
叛变的胡国臣、安光勋曾是程斌的战友，日寇就指使他俩对程斌和一师进行劝降。胡、安二人向日寇献策：程斌是个孝子，对母亲十分孝顺，可以秘密将程母逮捕，逼程斌投降。
日本主子深以为然，就派胡国臣带路，去程斌老家吉林伊通县抓住了程母张氏和程斌的哥哥程恩，并将二人的照片印在传单上到处张贴，要挟程斌投降。
程斌从传单上得知母亲和哥哥被抓，不禁焦急万分，乱了阵脚，加上斗争环境日趋险恶、残酷，与杨靖宇军部也失去了联系，一师处于孤军奋战的境地，部队经常断粮，干部战士士气低落。这一切，使得程斌对抗日前途产生了怀疑和动摇，失败、悲观的情绪逐渐在他头脑中占了上风。
不久，哨兵来报，说山下来了两个人，其中一个自称是他的哥哥。程斌说：“让他们上来”。
来人果然是他的哥哥程恩，程斌上前给哥哥行了个礼。程恩是受日军指派而来劝降的，程斌一开始还有点犹豫，说：“自古忠孝难以两全……”
程恩立刻打断了他的话，厉声喝道：“你是要抗战，还是要妈？”说完便蹲下身子大哭了起来。其实程恩已经被日军收买投降了，在这上演苦肉计呢！
程斌本就处于左右为难的动摇之际，抗日斗志已经很是薄弱了，程恩这计立刻使他心里最后一丝防线崩塌了：“我，我要妈……”
就这样，程斌带着他的部下115人向日寇投降了。值得一提的是，程斌带领的一师官兵并未全部投降，虽然程斌在该师颇有威望，还是有不少人与他决裂，离开了一师，继续抗击日寇，后来大部分壮烈牺牲。
程斌投降后，日寇将他们编入伪通化警务厅警察大队，组建“程斌挺进队”，就是他带领的这支“挺进队”，把一手将他培养起来的杨靖宇逼入了绝境。
程斌跟随杨靖宇多年，对他的风格特点了如指掌，对抗联部队的活动规律和军需供应秘密也十分清楚。程斌对杨靖宇了解到什么程度呢？据抗联老战士回忆，程斌只要一听枪声，就知道是不是杨靖宇了。
程斌常常凭猜测就能知道杨靖宇的大致去向。过去日军不敢在山里过夜，所以抗联部队白天再苦再累，晚上都可以休整、转移。但是程斌叛变后，却带人晚上连续追击，使得抗联处境格外艰难，部队不断被打散，战斗力大减。
更为致命的是，程斌凭借着他掌握的信息，将抗联一军的70多个密营一一找到并摧毁。密营是杨靖宇独创的军需补给方式，储存着粮食、布匹、枪弹、药品等生存物资，是抗联在深山老林的补给生命线和秘密宿营地，更是抗联能对抗日寇多年不败的重要原因。
密营被破坏后，杨靖宇顿时陷入了弹尽粮绝的困境。
曾当过杨靖宇身边警卫战士的黄生发老人回忆道：
在程斌指引下，日伪军各路讨伐队多次将杨靖宇部队合围、打散，最终杨靖宇只带着警卫员朱文范、聂东华逃出重围。而朱、聂二人不久下山买粮食被发现牺牲。而杨靖宇于1940年2月23日下午在濛江县保安村三道崴子，只身被日伪军包围，这是近4个月来第55次被敌发现并交火。此时，杨靖宇已经几天没吃到一粒粮食了，都是以草根、棉絮充饥。
杨靖宇强忍着饥饿和伤痛，双手持枪，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巧妙地和敌人周旋。最后，他被逼到山谷中，完全被围困。
“快投降吧！有你的大官当！”日伪军冲他喊话。回应敌人的只有枪声。领头的日军军官西谷恼羞成怒，下令“干掉他！”机枪手张奚若扣动扳机，一个点射，击中了杨靖宇的胸膛……
虽然程斌本人没来得及参加最后一次“围剿”杨靖宇的行动，但是最终开火击中杨靖宇的那个张奚若，正是当时随程斌投降的一师师部机枪连机枪手，后来也是编入了程斌的“讨伐队”。
杨靖宇壮烈牺牲后，伪通化警务厅长、讨伐本部指挥长岸古隆一郎还特地将程斌叫来，让他鉴别被打死的是否杨靖宇。
程斌的叛变是杨靖宇将军牺牲的重要因素。投敌之后的程斌与其大哥一同回家，来见当初被用来要挟他的母亲。而他的母亲却颇有民族气节，始终拒绝和他们见面。
程斌的外婆更是被其活活的气死。临死之前还特别交代说：“生不用贼养，死不用贼葬。”
而此时的程斌已经完全沦为日本人的走狗，丝毫没有半点悔过的意思，反而更加变本加厉地为祸一方。
1940年4月，程斌大队被调往牡丹江一带“讨伐”我抗联部队。1941年8月程斌大队又奉调到热河省配合日寇扫荡，帮助日寇“归屯并户”，实行“三光”政策，杀害百姓，烧毁民房，制造无人区。
1942年程斌又调任热河省警察大队长，率3个中队驻在鹰首营子一带集团部落，封锁八路军游击区，并经常带队扫荡我松树岭、将军关、兴城镇等地区，围攻我抗日部队。
1945年8月，程斌从收音机里听到日本战败投降的消息后，立刻伙同一干手下发动哗变，将警察大队内80多个日本人全部逮捕处死，而后严密控制队伍，静观其变。
程斌在权衡今后出路的问题上，几经琢磨，考虑到这些年来与中共的队伍仇怨太深，而且当时国民党是正统，最后决定投靠国民党，以图名正言顺、光宗耀祖。
1945年9月程斌率部投靠国民党军，被改编为东北行辕直属三纵队，程斌任副总司令，受命驻守遵化县，抵御八路军，为国民党军向东北运兵抢夺胜利果实争取时间。
程斌在遵化负隅顽抗达4个月之久，其中一次作战就致我军伤亡一个营之多，还搜捕杀害我党留在遵化城内的干部及革命群众20余人。
我军攻克遵化后，程斌率残部逃至唐山，被国民党委任为上校副师长。此时国民党中央军已经运抵东北，程斌遂带兵协助进犯我东北解放区。
后因侵占辽宁法库县，并杀害我方工作人员有功，被提升为少将，继续为虎作伥，干了不少危害解放区的坏事。
1948年11月，沈阳解放，三大战役之一的辽沈战役落下帷幕。程斌知道国民党政权大势已去，于是带着家人逃往北平。
不久，随着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北平也宣告解放。程斌以他灵活的头脑和丰富的经验，化名程子平，隐瞒罪恶 历史 ，伪装进步，乘着北平和平起义，借大批国民党部队改编为解放军之机，混入我华北军区后勤部军械处。
由于程斌有文化，又比较会来事，很快骗取了上级的信任，不久被提拔为副科长。这个将杨靖宇将军陷入绝境的叛徒，居然在再度混入革命队伍之后，又混得风生水起了。
然后，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就在程斌陶醉在自我编织的美梦中时，他碰到了一个熟人。
1951年2月的一天，程斌因公外出办事，行至半路，天下起了雨。说来也怪，早春的北京很少有雨，这一天却罕见地下了大雨。程斌无奈找了个门洞避雨。
此时的路上行人不多，也都纷纷找地方躲避。这时，一个中年汉子飞奔过来，也躲到这个门洞里来避雨。
两人一打照面，顿时愣了。
“师座！？”来人惊喜地叫道。
“刘其昌？你怎么在这儿？”程斌也是大吃一惊。
原来，此人是程斌原先的手下，当过他的警卫员，所以两人关系还不错。看着刘其昌落魄的样子，程斌得意地告诉他现在自己在军区里当干部，还把自己的住址告知了刘，让他有空时可以到家里坐坐。寒暄了一会儿，雨停了，两人就告别分头走了。
不想，到了3月份，刘其昌东窗事发，被北京市公安局第二处捕获。在押审问过程中，刘其昌颤颤巍巍地问道：“我全坦白，我知道当年出卖杨靖宇司令的人下落，能否宽大处理？”
“老实交代！政府会酌情考虑！”
“是是是，我交代！他就是程斌，不，现在叫程子平，在部队上工作，当年就是他把杨司令逼入了绝境……”
北京公安局当即派人去华北军区保卫处调查程子平，摸清情况后，向军区后勤部领导作了汇报，领导表示：同意逮捕，严惩不贷！
事关重大，北京公安局又向公安部作了汇报，并经罗瑞卿部长批准，签发了对程斌的逮捕令。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那一幕。
程斌被捕后，热河省公安厅提议将他交给热河处置，理由是程斌曾在热河省犯下滔天罪行（前文介绍过程斌在热河制造过“无人区”），必须要接受热河人民的审判。
1951年5月12日，罪大恶极的程斌被热河省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死刑，处决于承德市，终于可以告慰一下杨靖宇将军在天之灵了。
程斌曾是杨靖宇最亲密的战友、最得力的助手，虽然早年有过不少功绩，然而在真正面对困难和亲情时，他怯懦和不坚定的一面暴露无遗，失去了情操，失去了大义，失去了尊严，最终失去了所有，永远被钉在了 历史 的耻辱柱上……
反观杨靖宇，在东北抗战形势极为恶劣、难以看到胜利希望情况下，仍然坚持抗争到底。在讨论抗联一路军是否撤往苏联的问题上，杨靖宇却没有丝毫动摇：“我们不能走！我们要是都走了，老百姓怎么办？群众会怎么想？他们就会对抗日复国失去希望了。尤其是我，更不能走！只要有我在，东北抗联的旗帜就不能倒，老百姓抗日复国的念想就活泛！”这种在尚有逃生机会的时刻自断后路、以生命为代价燃起光明之烛的精神，就是真正革命者的本色。
春天的雨，是生机勃勃的体现。“雨后春笋”，正是最好的证明。你瞧，春天里的一场雨后，山中特别清新，就连不爱出门的春笋也探出了脑袋，钻出了泥土，呼吸着新鲜空气……多么惬意！“春风放胆来梳柳，夜雨满人去润花”，寥寥数笔，虽是简单，却勾勒出春雨“润物细无声”的特点。这不正是我们可亲可敬的老师们的象征吗？他们默默无闻地教我们知识和做人的道理。夏天的雨，总是倾盆而下，伴随着轰隆隆的雷声和闪闪电光，一齐来到人间。“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这雨，是如此豪放，如此洒脱！雨，引得我浮想联翩：我想到了一生轰轰烈烈的英雄烈士：董存瑞、杨靖宇……又想到了宋代豪放派的苏轼、辛弃疾……夏雨，清洗了大地一番，霎时间，清凉了许多。
秋天的雨潇潇瑟瑟，总会带给人一种凄凉的感觉。“梧桐叶上潇潇雨”，一句诗，七个字，却将一幅秋雨图描绘了出来。读了这句诗，一种凄凉的感觉油然而生。秋雨潇潇，洗去夏天的炎热。秋雨并不一定代表着凄凉，还有着丰收。你看，秋雨中，果实成熟了，瓜果飘香；稻田里，金色的海浪翻着，白菜、黄瓜……都成熟了。秋雨，亦使我想到了婉约派的李清照、“白衣卿相”柳永……
冬日，很少再下雨了，几乎是凤毛麟角，倒是西湖之雨有些韵味。
在“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里，苏轼感叹“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显现出西湖雨的奇妙。在雨中，远出的山像蒙上了一层轻纱，蒙蒙胧胧，迷迷茫茫，隐隐约约……多美的意境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