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师夷长技以制夷”这句话是1843年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魏源不仅主张从西洋购买船炮，而且更强调引进西方的先进工业技术，由自己制造船炮。所谓“制夷”，即抵抗侵略、克敌制胜。
2、“自强求富”是洋务运动的口号。自强是洋务派早期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创建军事企业时的口号，意欲增强国力，尤其军事力量；求富是后期七十阀代中后期在军事企业面临燃料资金等问题的情况下，创办民用企业时提出的。
扩展资料：
洋务运动的消极历史作用：
一、在不触动腐朽的封建制度的前提下，洋务派试图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长处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这种手段和基础的矛盾，使洋务运动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同时，洋务运动处处受到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从而加大了洋务运动开展的阻力。
二、洋务派本身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他们既是近代工业的创办者和经营者，也是其摧残者和破坏者，其封建衙门和官僚式的体制，必定导致洋务企业的失败。
三、洋务运动的目的之一是抵御外侮，但洋务派在主持外交活动中，坚持“外须和戎”，对外妥协投降，他们所创办的近代企业有抵御外侮和“稍分洋人之利”作用，但却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甲午战争，洋务派标榜的“求强”“求富”目标未能实现，洋务运动基本失败。
“师夷长技以制夷”是魏源在他的《海国图志》中提出来的。通过学习西方的先进军事技术寻求御侮强国之道，后来指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来抵制西方——以彼之道，还之彼身。
所谓“师夷”主要是指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军事技术上的一套长处，而“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魏源不仅主张从西洋购买船炮，而且更强调引进西方的先进工业技术，由自己制造船炮。所谓“制夷”，即抵抗侵略、克敌制胜。在这个主张里，师夷是手段，制夷是目的。
通过“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魏源明确地把是否学习西方国家“长技”提高到能否战胜外国侵略者的高度来认识，他强调指出，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这个主张表现出了一种光辉的爱国主义思想，向处于巨大变故中的人民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新课题。这一思想后来成为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源头，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师夷长技以制夷，原指通过学习西方的先进军事技术寻求御侮强国之道，后来指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来抵制西方。这句话最早是由魏源在他编写的《海国图志》中提出来的，魏源从反侵略立场出发，以师夷为手段，以制夷为目的，阐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原文为：“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
师夷长技以制夷，是魏源在他的《海国图志》中提出来的。通过学习西方的先进军事技术寻求御侮强国之道，后来指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来抵制西方——以彼之道，还之彼身。
师为动词，即以某某为师，向某某学习；夷，即蛮夷，古时候，中原的汉族对边疆的少数民族的蔑称，这里特指西方的洋人。长技，即先进的技术，当时的中国人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等都比国外要好，唯一不如他们的就是坚船利炮，这里主要指学习西方的武器制造技术。制即制约、制服。整句话的意思就是：向洋人学习先进军事技术，用以抵抗洋人的侵略。
词汇演变
所谓“师夷”，就是向西方学习，在今天看来，这是非常普通的主张，没有人会对此提出异议，但在魏源生活的时代，这可是石破天惊之论。因为当时中国古老而沉重的国门刚刚被打开，人们满脑子装的都是传统的“天朝上国”、“华尊夷卑”观念，只主张“以夏变夷”，对“以夷变夏”是想都不敢想的。为了说服人们接受自己的“师夷”主张，魏源不得不对中国历史上的土“夷”与如今来自欧美的洋“夷”作一番区分。
他写道：所谓“蛮狄羌夷之名”，指的是那些居住在中国周边而未知“王化”的少数民族，而不是来自欧美的具有高度文明的外国人。我们虽然顺从习惯，将来自欧美的外国人称为“夷”，但实际上他们与中国历史上的土“夷”是不同的，他们“明礼行义，上通天像，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串古今”，是天下的“奇士”、域内的“良友”，值得我们学习。他还批评那些坚持“华尊夷卑”的传统观念、反对“师夷”亦即向西方学习的人，是株守一偶、夜郎自大的“夏虫井底之蛙”。
在魏源看来，“师夷”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制夷”。所谓“制夷”，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战胜和制止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从而使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如果说“师夷”体现的是魏源思想的开放性，那么，“制夷”体现的则是魏源思想的爱国性。“师夷”与“制夷”，开放与爱国，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彼此不能分离，更不能割裂。不“师夷”，就不可能“制夷”，但“制夷”又必须以“师夷”为前提。鸦片战争的惨痛教训，已使魏源初步认识到中国远比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落后，落后者只有向先进者学习，并奋起直追，才有战胜先进者的可能，否则，将永远落后，永远挨打，永远受西方列强的欺负和蹂（róu）躏（lìn）。
理解：
师夷长技以制夷，是魏源在他的《海国图志》中提出来的。通过学习西方的先进军事技术寻求御侮强国之道，后来指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来抵制西方——以彼之道，还之彼身。这一思想后来成为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源头，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在实践意义上，它是后来洋务运动甚至维新变法、辛亥革命等一切革新运动的先声。
资料拓展：
作者简介：魏源，清代启蒙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首批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魏源认为论学应以经世致用为宗旨，提出变古愈尽，便民愈甚的变法主张，倡导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并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开启了了解世界、向西方学习的新潮流，这是中国思想从传统转向近代的重要标志。
海国图志：书中征引中外古今近百种资料，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各国的地理、历史、政治状况和许多先进科学技术，如火轮船，地雷等新式武器的制造和使用。所记各国气候、物产、交通贸易、民情风俗、文化教育、中外关系、宗教、历法、科学技术等，都超过了前书。所以有人誉海国图志为国人谈世界史地之开山。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是通过学习西方的先进军事技术寻求御侮强国之道，后来指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来抵制西方——以彼之道，还之彼身。
师夷长技以制夷，是魏源在其著作《海国图志》中提出的著名主张。所谓师夷主要是指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军事技术上的一套长处，而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
魏源不仅主张从西洋购买船炮，而且更强调引进西方的先进工业技术，由自己制造船炮。所谓制夷，即抵抗侵略、克敌制胜。在这个主张里，师夷是手段，制夷是目的。
影响
“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历史影响是非常深刻和广泛的。它对晚清顽固派的思想造成巨大冲击。对我国历史上众多革新运动都起到了启蒙和指导作用。
如洋务运动的“自强求富”、“中体西用”；维新派的“强国御侮”；同时，对日本明治维新也产生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历史影响十分广泛。“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主张的现实意义重大。
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是魏源。李鸿章提出的是“以夷制夷”。而这两个思想，都是当时西方势力入侵以后，清政府内部部分人士提出的应对办法，在晚清这两种思想都发挥了一定作用。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英国击败，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此后其他西方国家也接踵而至，加入了侵略中国的行列。早在鸦片战争时，魏源就因为清政府一败再败，认为必须了解西方，才能将他击败。于是魏源根据自己了解的情况，写出了《海国图志》，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
在魏源的《海国图志》，第一次提出传统思想中认为是“奇技*巧”的科学既然有用，就不是“奇技*巧”。魏源认为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继而打败西方，实现自强。
魏源的思想过于强调了西方技术的重要性，却忽略了其他方面的优点，有一定的缺陷，不过这一思想在当时国内还是比较先进的，也引起了其他有识之士的共鸣。
此后清政府的洋务运动，可以说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思想的影响。虽然洋务运动最后因为种种原因失败，但是它还是初步接受西方科学技术，为中国未来的变革打下了基础。
李鸿章在搞洋务运动时，自然也受到了魏源的影响。不过作为实践者，他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其中“以夷制夷”就是重要的一点。
所谓“以夷制夷”就是利用列强的矛盾，以一国牵制另一国对中国的侵略行为。确实以现在的眼光看，在自身实力不足的情况下“以夷制夷”有几分与虎谋皮的意味。在李鸿章一生的外交活动中，“以夷制夷”失败的经历也不在少数，但是这也是作为弱国的无奈。
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和李鸿章“以夷制夷”都是面对西方势力威胁日益增加情况下的应对之法。受限于魏源、李鸿章自身知识的局限性，这两个思想都不可不免的有很多缺点。但是这在当时还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具有一定的正面意义。
著名思想家魏源(1794-1857)所著的中国认知海外第一书《海国图志》中的至理哲言。魏源是林则徐的好友，曾先后任江苏布政使和巡抚的幕僚，也是当时坚决主张“睁眼看世界”的著名文人。
魏源在书中写道，编撰《海国图志》的目的是“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
所谓“师夷”，就是向西方学习，在今天看来，这是非常普通的主张，没有人会对此提出异议，但在魏源生活的时代，这可是石破天惊之论。因为当时中国古老而沉重的国门刚刚被打开，人们满脑子装的都是传统的“天朝上国”、“华尊夷卑”观念，只主张“以夏变夷”，对“以夷变夏”是想都不敢想的。为了说服人们接受自己的“师夷”主张，魏源不得不对中国历史上的土“夷”与如今来自欧美的洋“夷”作一番区分。他写道：所谓“蛮狄羌夷之名”，指的是那些居住在中国周边而未知“王化”的少数民族，而不是来自欧美的具有高度文明的外国人。我们虽然顺从习惯，将来自欧美的外国人称为“夷”，但实际上他们与中国历史上的土“夷”是不同的，他们“明礼行义，上通天像，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串古今”，是天下的“奇士”、域内的“良友”，值得我们学习。他还批评那些坚持“华尊夷卑”的传统观念、反对“师夷”亦即向西方学习的人，是株守一偶、夜郎自大的“夏虫井底之蛙”。
他也提出，向西方学习，并非学习西方的一切，而是要学习西方的“长技”，也就是西方比中国先进的东西。那么，什么是西方的“长技”呢？基于对鸦片战争失败原因的反思（中国军队武器的落后是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之一），魏源认为，“夷之长技”有三：一是战舰，二是火器，三是养兵、练兵之法。他还依据自己对西方的了解，在书中对当时绝大多数的中国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量天尺、察天筒（水银湿度计）、定时钟、天船（热气球）、风铳（气枪）、甲板船（军舰）、千里镜（望远镜）、天炮、水琴、风琴、风锯、水锯、风磨、水磨、吊桥、显微镜、自来水、自转礁、乐柜（管风琴）等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还提到了刚刚发明不久的意大利伏打电池、静电仪、避雷针等。如果用传统的眼光来看，魏源所介绍的这些“夷之长技”都是“奇技*巧”，“形器之末”，是万万不可学的。一旦学了这些 “奇技*巧”，一个人就可能玩物丧志，道德沦丧，社会风气也会因此而败坏下去。当时一些愚昧无知的顽固保守派官僚和士大夫，也正是以此为理由，反对“师夷长技”，向西方学习的。对于这种观点，魏源进行了严肃批驳。他指出：古代的圣人，刳舟剡楫，以济不通，弦弧剡矢，以威天下，这些难道也是形器之末？指南针制自周公，挈壶创自《周礼》，这些都是有用之物，是奇技但不是*巧。今日西洋的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竭耳目心思之力，以供民用，这又有什么不好呢？因此，“夷之长技”不仅不是“奇技*巧”，相反有利于国计民生，符合“圣人之道”。他特别强调，“师夷”必须抓紧时机，加快进行，因为 “时乎时乎，惟太上能先时，惟智才能不失时”，机不可失，时不可待，“师夷”是等不得的。
在魏源看来，“师夷”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制夷”。所谓“制夷”，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战胜和制止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从而使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如果说“师夷”体现的是魏源思想的开放性，那么，“制夷”体现的则是魏源思想的爱国性。“师夷”与“制夷”，开放与爱国，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彼此不能分离，更不能割裂。不“师夷”，就不可能“制夷”，但“制夷”又必须以“师夷”为前提。鸦片战争的惨痛教训，已使魏源初步认识到中国远比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落后，落后者只有向先进者学习，并奋起直追，才有战胜先进者的可能，否则，将永远落后，永远挨打，永远受西方列强的欺负和蹂躏。
魏源进一步指出，“师夷”有“善师”和“不善师”之分，“善师”的人，才能制服“四夷”；“不善师”的人，则被“外夷”制之。可见，“善师”与否，是“师夷”能否取得成效的关键。那么怎样才是“善师”呢？首先，要“洞察夷情”。这是“师夷”能否取得成效的前提。用魏源的话说，要“师夷”，必先了解夷情，要了解得像对自己的桌子、床席和睡觉、吃饭那样一清二楚。而要了解夷情，就应设立译馆，翻译夷书，把西方国家的有关情况介绍给中国人。在《海国图志》中，他就对世界各国尤其是欧美国家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气候物产、交通贸易、民族风俗、文化教育、宗教历法等作过较为详细的介绍。其次，要重视人才。这是“师夷”能否取得成效的条件。在他看来，得一伯乐，天下就没有不能驾驭的良马；得一良将，天下就没有不能抵御的外侮。国以人兴，功无幸成，只要励精图治，重视人才，就没有不富国强兵的道理。所以，一个国家的贫弱，并不是看它的财用充足与否，而是看它有无人才，“财用不足国非贫，人才不竞之谓贫。”为解决“师夷”人才的匮乏问题，他建议在得风气之先的福建、广东二省增试水师一科，有能制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飞炮、火箭、水雷、奇器的人，给予科甲出身；有能驾驶飓涛、熟悉风云沙线、会使用洋枪洋炮的人，给予行伍出身。他们都由水师提督考取，会同总督选拔，送京验试，分发沿海水师教习技艺。他还主张聘请法国、美国、葡萄牙等国技师，传授技术，楚材晋用，以便能“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长技”。再次，要奋发图强。这是“师夷”能否取得成效的保证。他指出，“愤与忧，天道所以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违寐而之觉也，人才所以革虚而之实也。”“愤与忧”既是挽救“天道”、“人心”、“人才”的动力，也是“师夷”能否取得成效的保证。中国虽然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但只要我们发愤图强，振奋精神，去虚伪，去粉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艾三年而蓄之，网临渊而结之”，不说空话、大话，脚踏实地地苦干、实干，充分利用“天时人事，倚伏相乘”的有利条件，把西方先进的东西学过来，那么中国就一定能 “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成为像欧美那样的富强国家。
鸦片战争后，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有的人被列强的“船坚炮利”吓破了胆，认为中国今后只能对外妥协，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以求“中外相安无事”。还有的人虽然对中国在鸦片战争的惨败痛心疾首，要求“攘夷”“剿夷”，但他们提出的“攘夷”“剿夷”办法是老一套，缺乏可行性。而魏源则通过对鸦片战争失败原因的认真反省，既认识到了中国的落后，承认西方列强有其“长技”，同时又没有丧失反抗列强侵略的勇气，认为中国只要把列强的“长技”学到手，就一定能打败侵略者。正是基于这两方面的认识，他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这一思想后来成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源头，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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