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云梦出土的秦国的《军爵律》规定，伍中有1个士兵逃亡的，其余4人都要受罚两年的劳役。这种连坐法使全体士兵出于自身安全考虑而互相监视，被认为是维持军纪的有效手段，被当时各国军队普遍实行的。
现存的一些汉代军法来看，仍然保留春秋战国以来的传统。比如“乏军兴”是当时最重的罪名之一，要处以“腰斩”。而未得到皇帝发出的兵符就调动军队的，也是斩罪。大敌当前，指挥官没有及时出击，为“逗留不进”罪，也是死刑。著名的探险家张骞在回到国内后就曾因这个罪名而被判死刑，好在汉武帝允许他出钱财赎罪。
另外一个重罪是战场投降敌人，本人要处死，家属要连坐。比如李陵投降后，其家属被全部处死。军队指挥官没有能够按照预定日期赶到战场为“失期”罪，也是处斩。飞将军李广在随大将军卫青出征匈奴时，因为向导带错路而迷失方向，“失期”被逮捕，他不愿受军法官审讯的侮辱，情愿自杀。损失将士过一定比例的指挥官为“亡士多”罪，也是死刑。虚报战功“盗增虏获”过一定比例也是死罪。
背景
春秋战国时期是分封制崩溃、中央集权制确立的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铁制农具的使用和牛耕的逐步推广，导致原有的土地国有制，逐步被土地私有制所代替，地主和农民两大对立的阶级的产生。
战国时期形势新兴军功地主阶级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要求获得相应的政治权利，从而引起了社会秩序的变动。因此，纷纷要求在政治上进行改革，发展封建经济，建立地主阶级统治。各国纷纷掀起变法运动，如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等。
战国初期，秦国井田制瓦解、土地私有制产生和赋税改革，都晚于其余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落后于齐、楚、燕、赵、魏、韩六个大国。为了增强秦国实力，在诸侯国的争霸中处于有利地位和不被别国吞并，秦孝公引进人才， 变法图强。
经过 酝酿变法舌战群儒
公元前359年，秦孝公打算在秦国国内进行变法，又害怕国人议论纷纷，所以犹豫不决。秦孝公召开朝会命臣工商议此事。
舌战群儒
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起来反对变法。他们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针锋相对地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从而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语出《商君书·更法篇》、《史记·商君列传》)。这是以历史进化的思想驳斥了旧贵族所谓"法古""循礼"的复古主张，为实行变法作了舆论准备。
立木为信
商鞅变法的法令已经准备就绪，但没有公布。他担心百姓不相信自己，就在国都集市的南门外竖起一根三丈高的木头。
告示：有谁能把这根木条搬到集市北门，就给他十两黄金。百姓们感到奇怪，没有人敢来搬动。商鞅又出示布告说："有能搬动的给他五十两金(古时的"金"实际为黄铜)。"有个人壮著胆子把木头搬到了集市北门，商鞅立刻命令给他五十两黄金(黄铜)。
施展变法颁布垦草令
主条目： 垦草令
变法之争结束后，秦孝公于公元前359年命商鞅在秦国国内颁布《垦草令》，作为全面变法的序幕。
其主要内容有： 农业生产、抑制商业发展、重塑社会价值观，提高农业的社会认知度、削弱贵族、官吏的特权，让国内贵族加入到农业生产中、实行统一的税租制度等改革方略。
第一次变法
主条目： 商鞅变法
《垦草令》在秦国成功实施后，秦孝公于公元前356年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在秦国国内实行第一次变法。
其主要内容有：
(一)颁布实行魏国李悝的《法经》，增加连坐法 法律， 轻罪用重刑；
(二)废除旧世卿世禄制， 奖励军功，禁止私斗，颁布按军功赏赐的二十等爵制度；
(三)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特别奖励垦荒；规定，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可免除本人劳役和赋税，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并且限制商人经营的范围，重征商税。
(四)焚烧儒家经典，禁止游宦之民。
(五)强制推行个体小家庭制度。 扩大了国家赋税和兵徭役来源，为秦国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次变法
咸阳(今陕西省咸阳市东北)位于关中平原中部，北依高原，南临渭河，顺渭河而下可直入黄河，终南山与渭河之间可直通函谷关。为便于向函谷关以东发展，秦孝公于公元前350年命商鞅征调士卒，按照鲁国、卫国的国都规模修筑冀阙宫廷，营造新都，并于次年将国都从栎阳(今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东南)迁至咸阳，同时命商鞅在秦国国内进行第二次变法。
其主要内容有：
(一)废除贵族的井田制， "开阡陌封疆"，废除奴隶制土地国有制，实行土地私有制，国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
(二)普遍推行县制，设定县一级官僚机构；"集小都乡邑聚为县"，以县为地方行政单位，废除分封制，"凡三十一县" ，县设县令以主县政，设县丞以辅佐县令，设县尉以掌管军事。县下辖若干都、乡、邑、聚。
(三)迁都咸阳，修建宫殿；
(四)统一度量衡制，颁布度量衡的标准器；
(五)编订户口，五家为伍，十家为什，规定居民要登记各人户籍，开始按户按人口征收军赋；
(六)革除残留的戎狄风俗，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推行小家庭政策。规定凡一户之中有两个以上儿子到立户年龄而不分居的，加倍征收户口税。 这是对第一次变法中"异子之科"法令的补充，也是对社会风俗的规范。
结果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的旧制度被彻底废除，经济得到了发展，秦国逐渐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的国家，为后来秦王朝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秦惠文王继位。 变法侵犯了贵族们的利益，因之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商鞅失去变法的强有力支持者，商鞅有口难辩，只得逃亡。最后，商鞅在秦军追捕中毙命，只落得个"车裂"的下场。但变法得以继续实行下去。
影响商鞅变法是中国古代一次成功的变革记为新发，他让秦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并且为以后秦国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而且确定了法治的思想。
商鞅商鞅吸取了李悝、吴起等法家在魏、楚等国实行变法的经验，结合秦国的具体情况，对法家政策作了进一步发展，后来居上，变法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他进一步破除了井田制，扩大了亩制，重农抑商，奖励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生产，鼓励垦荒，这就促进了秦国小农经济的发展。他普遍推行了县制，制定了法律，统一了度量衡制，建成了中央集权的君主政权。他禁止私斗，奖励军功，制定二十等爵制度，这有利于加强军队战斗力。他打击反对变法的旧贵族，并且"燔《诗》《书》而明法令"，使变法令得以贯彻执行。由于这一切，秦国很快富强起来，奠定了此后秦统一全中国的基础。正如汉代王充所说的："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论衡·书解篇》)
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经济上，改变了旧有的生产关系，废井田开阡陌，从根本上确立了土地私有制；政治上，打击并瓦解了旧的血缘宗法制度，使国家机制更加健全，中央集权制度的建设从此开始；军事上，奖励军功，达到了强兵的目的，极大的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发展成为战国后期最强大的国家，为秦的下一步的战略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为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商鞅变法对此后秦国以及秦代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云梦出土的《秦律》就是在这个变法的基础上修订、补充、累积而成。《秦律》也多处讲到连坐法，例如户籍登记有隐匿或不实，不但乡官要受罚，同"伍"的也要每户罚一盾，"皆迁之"(即罚戍边)。《秦律》也把镇压"盗贼"放在首要地位，并对轻罪用重刑。例如**一钱到二百二十钱的要"迁之"，**二百二十钱以上和六百六十钱以上要分别罚作刑徒，盗牛者要罚作刑徒，盗羊或猪的也有相当的惩处，甚至偷采别人桑叶不满一钱的也要"赀徭三旬"(即罚处徭役三十天)。对五人以上的"群盗"则追捕处罚更严。同时《秦律》还有许多对各种逃亡者追捕处罚的规定。
评价改革必然要触及既得利益，必然会遭到方方面面的反对。历史上任何一次变法维新，都不仅是一种治国方略的重新选择，而且是一种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这也便是改革会遭到阻力的真正原因。
进步之处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一次较为彻底的封建化变法改革运动，顺应了封建历史发展的潮流，推动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型，符合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大大推动了社会进步和历史的发展。通过改革，秦国废除了旧的制度，创立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制度。改革推动了秦国社会的进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同时，壮大了国力，实现了富国强兵。为以后秦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局限之处但是商鞅变法中轻视教化，鼓吹轻罪重罚，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广大人民所受的剥削与压迫，在一定程度上给广大人民带来巨大的痛苦；并未与旧的制度、文化、习俗彻底划清界限。"内行刀锯，外用甲兵"、迷信暴力而轻视教化等思想，也有其明显的历史局限。
意思是法令规定老百姓实行什伍编制，实行连坐法。原句出自于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商君列传》。
原文：
令民为什五，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匿奸者与降敌同罚。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白话译文：
法令规定老百姓实行什伍编制，犯法连坐。不主动告发犯罪的人处以腰斩之刑，窝藏犯罪的人与投降敌人同等处罚。私下打斗闹事，按各自的轻重程度施以相应的处罚。从事商业和手工业以及懒惰而贫穷的人，全家罚为官奴。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整理和论述历史。司马谈曾任太史令，将修史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可惜壮志未酬。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
司马迁子承父志，继任太史令。他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
但是，事出意外，天汉三年（前98年），李陵战败投降匈奴，司马迁因向汉武帝辩护事情原委而被捕入狱，并处以宫刑，在形体和精神上给了他巨大的创伤。出狱后任中书令，他忍辱含垢，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前后经历了14年，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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