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礼教是怎样产生的
在古代,因为种群之间常常发生战争,几乎所有的少壮男丁都被征召去当兵打仗。男人打仗,没有时间回家,所以,该种群的人丁繁衍就出现了问题。为了培育兵源,族长或国主号召,所有的男人不论何时何地,也不管任何方式,都可以随便跟任何女人发生关系。
女人也必须在随时、随地以及不择手段勾引男人。,战争结束之后,该地方女人这种风俗依然保持着。可是,一旦人丁兴旺,战争结束,统治的生存危机一旦过去,就会产生新的需求下,制定新的道德标准。为了既得利益集团的自身利益,也就必须扭转女人这种随时随地的放荡风俗,于是,为维护统治者性霸权的封建礼教也就应运而生了。
在远古,人类寿命很短,单独生活的能力很弱,这就需要借助族群的力量才能生存。一个人数少的族群,不仅难以抵抗野兽和自然灾害对抗,也难以抗拒其他族群的侵袭。所以,一个族群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多生育,不断增加人群的数量。于是,性能力强的人也就受到族群的尊敬和爱戴。
随处播种或性混乱的男人,也就那个时代最道德、最光荣的人。既然人们崇拜生殖,那么,花心男人也就成了道德模范,也就不存在什么受人指责的卖嫖娼问题。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既然繁衍成了种族的第一要务,那么,性能力强的男人,也就享有更多权力。
那时候,人群内杂婚。按照当时的俗,每年的阳春三月,定为祭祀的日子,青年男女自由交往,任意。因为这是种群繁衍的需要。如果那个男女胆敢抗拒性混乱的风俗,那么,就会受到头人的处罚和轻蔑。
春秋时期的齐国,每当当祭祀日子,男女关系极其放浪和自由。每当这样的日子来临,男女混杂在一起,打情骂俏,互相调戏,犹如一个大妓院。到了晚上,人民大会堂上的灯烛一灭,男女开始。这就是“群婚制”的时代。
随后是群婚制和对偶婚制的漫长的斗争。只是社会发展到了文明时代,随着私有制的出现,群婚制才被一夫一妻制或一夫多妻的对偶婚制所代替。但是,对偶婚制之后,才有了通和卖的问题出现。
私有制出现之后,为了维护新的生产关系私有制,规范和约束两性关系的礼也就跟随出现。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封建礼教。封建礼教,也就是让人的性活动“发乎情,止乎礼”。封建礼教的目的,就是节制,让混乱的性有所调节。随着礼教的进一步发展,礼教逐渐发展成了一种禁欲主义。
贞节成为法则是产品有了剩余,族群生存危机减少之后的事情。在生育不在是族群第一要务之后,男人为了防止自家女人和别的男人发生性关系,而开始要求女人必须严格遵守的道德义务。
早在先秦时代,随着奴隶制的产生,专供天子诸侯取乐的宫中美女,倡优和女乐越来越多。秦汉时代是礼教得以发展与完善的时期。攫取更多性资源的统治者大力提倡贞节,表彰节妇。秦始皇为褒奖寡妇而修筑女怀清台以劝导贞节;西汉宣帝诏赐贞妇顺女帛;东汉安帝也奖励贞妇的行为。与此同时,一些道德文人根据统治者的需要总结封建道德。比如刘向编撰了《列女传》、班昭写了《女诫》等书,专门宣扬对妇女的贞操道德。
封建礼法出发点就是维护男人的特权,特别是性资源的占有权。因为女人也是男人的私有财产,所以为了男人的利益,封建礼教必然剥夺女人的权力,特别是性的权力。比如“三从四德”“七出之条”以及后来的贞洁牌坊,显然是私有制下男权对女人压迫。
《周礼》提出“四德”——“妇德、妇言、妇容、妇功”,进一步表达了男权阶级对女性强烈的占有欲望。班昭推崇“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义”的原则,强调“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离”。
只是到了宋代,封建礼教对女人性权力的压迫才达到了极端程度。宋代以前,虽然礼法里还没要求女人忠于婚姻,但是,女性的性权力还有很大程度上的自由。
宋代以后,女性的性权力进一步被剥夺。礼法不仅严禁女人婚外性行为,并且明确要求女人一辈子只能跟一个男人(自己的丈夫)发生性关系。如果自己的丈夫死了,那么,这个女人的性权力也就完全被剥夺了。后来发展到了,女孩子的未婚夫死了,女孩子也就没有了性的任何权力。到了南宋,程朱理学的兴起,封建礼教完全走到了“存天理,灭人欲”极端。
压制普通人的性权力,不过统治者压制、限制老百姓追求幸福追求自由的开始。为什么统治者要极力压制普通人的性权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私有制决定的。假如每个男人、女人性不受节制的话,那么,性混乱受到冲击最大的统治者秩序,特别是家庭秩序。因为他们占有更多的性资源。
近来,中国的专家提出了性商、性小康问题。性商是性能力的综合指标。即性渴望度、性能力以及性调控等方面的能力。无论性的质量和性的次数,都说明中国男人的性商远不如西方男人。
中国性商低,除了饮食结构不科学外,中国人上千年的性压抑导致国人性心理普遍萎缩。也就是说,中国封建文化造就了国人独特的性心理,而独特的性心理制约了人的性能力,甚至性能力的遗传。所以说:中国人性商每恢复或提高一个百分点,就会给既得利益者的家庭和财产造成冲击。也就说:如果中国性商一旦大幅度提升,中国的集权社会就一天无法维持。
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也就是封建统治者要求百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说穿了就是维护封建统治者对财产(包括性资源)的占有。如果,老百姓也跟统治者一样任“性”乱来,统治阶级不仅后院会起火,还可能影响整个独裁统治秩序。
其实,封建礼教的产生在当时社会性混乱造成的。就是因为性的混乱,带来其他方面,特别是秩序的混乱,所以,儒家的老祖宗们为了让古人的性达到统治阶级可以容忍的地步,要求人们“克己复礼”,靠个人自觉来维持整个社会的性道德。此后,一些在性方面极端的人,引进了佛教里“因果报应”,性教化也就因此带有精神惩罚的欺骗。
封建礼教的性道德说教,对人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加上后来的既得利益者的强制作用,使得个人能够自觉地遵守性道德的同时,自觉地遵守统治阶级的制订的其他规范,自觉地为统治者服务。在接受性道德的灌输达到一定程度时,人们外来强加的规范就会转化为人的内心,成为自觉制约人们行为(包括性)的一种内在强制东西。目的就是让拥有三宫六院或三妻四妾的性资源占有者能够独自安心享过多的性资源。
儒家的性教化,也并非全部是不合理的,最初的封建礼教也有很多尊重人性的内容。最初的礼教,虽然从维护统治的现实利益和管理要求出发制造了性的新道德规范。但是这些规范在上千年的时间内,起到了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作用。但是,随着封建礼教的日益成熟之后,也就必然走向日益没落。但是随着性的解放,封建礼教对人的束缚越来越小,人们就会在性的冲动下,形成新的性道德标准。
人们从野蛮社会向文明过渡的过程,其实,是既得利益男人对社会、对资源(包括性)的掠夺的过程。一定意义上讲:人类文明的过程,也就是既得利益攫取的过程,包括对性资源的攫取。
性是最直接、最原始的原动力。性的权力,也是最基本的人权。没有性的权力,其他权力也就无从谈起。作为底层的人们,在一个集权的社会,不妨先追求性的平等权力。只有在性解放之后,性资源在向占有更多资源男人流动的同时,占有更多资源的优秀女人也会向底层寻找性福。
皇帝虽然万人之上,但是他也是人,而且是作为全国人的榜样,所以普通人所要遵守的礼仪他也都需要遵守,甚至要做的更好才行。当然也不排除例外,皇帝也是人,不可能样样做得都好。对皇帝的约束和普通人一样,只不过约束的同时还要顾及皇帝的特殊地位。如果说皇帝不愿意受约束,那也是没办法的。所以说,对皇帝的约束强制性可能要差一些。至于具体的有哪些,那就太多了,要分好多种类。这里简单说一下中国礼仪的起源。
中国古代礼仪形成于“三皇五帝”时代,到尧舜时,已经有了成文的礼仪制度,就是“五礼”。这“五礼”指的是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和嘉礼。作为人类祖先的圣贤唐尧、虞舜、夏禹等,他们本身都是讲究礼仪的典范。传说尧年轻的时候十分敬重老年人,同辈之间,礼让三先。每次把打回的猎物平分给众人,自己拿最少的一份。有时还把那最少的一份猎物再分送给年迈体弱的老者。他的德行受到众人的称颂,所以大家都推选他为首领。虞舜讲究礼仪是历代的楷模。我国的《二十四孝图说》中第一篇《大舜耕田》,就是讲他躬耕历山,任劳任怨;供养父亲、继母和同父异母之弟的故事。 尧舜时期制定的礼仪经过夏、商、周这三个奴隶制社会国家1000余年的总结、推广,日趋完善得多了。周朝前期历经文王、武王、成王三个君主,重新“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政,而民和睦,颂声兴”。周公还在朝廷设置礼官,专门掌管天下礼仪,把我国古代礼仪制度推向了较为完备的阶段。 春秋时期的孔子(公元前551一前479年),他把“礼”推向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他要求所有的人都要“克己复礼”,教育他的弟子们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食”。总之,为了“礼”的需要,可以舍弃一切。为了宣扬古代礼制,他不远千里,从鲁国到西歧向老子(李耳)学礼。 到了汉武帝时期,“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方略确立后,礼仪作为社会道德、行为标准、精神支拄,其重要性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此后历朝历代都在朝廷设置掌管天下礼仪的官僚机构,如汉代的大鸿胪、尚书礼曹,魏晋时的祠部(北魏又称仪曹),隋唐以后的礼部尚书(清末改为典礼院)等。同时,礼仪学著述越来越重要。汉代把《周礼》、《仪礼》列为五经之一,是读书人的必修之课。西汉人戴圣在研究前人礼书著作基础上,编纂《礼记》一书,也被列为十三经之一。尔后,历代礼学研究者再在这些礼书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先后出现了《周礼注疏》、《仪礼注疏》、《礼记正义》、《礼说》、《礼记集解》、《礼记集说》、《礼书通故》、《礼书纲目》等数以千卷的礼学著作,成为中国历史文化中一门重要学科,对人类文明进步起着特有的作用。 礼仪即礼节与仪式。中国古代有“五礼”之说,祭祀之事为吉礼,冠婚之事为嘉礼,宾客之事为宾礼,军旅之事为军礼,丧葬之事为凶礼。民俗界认为礼仪包括生、冠、婚、丧四种人生礼仪。实际上礼仪可分为政治与生活两大部类。政治类包括祭天、祭地、宗庙之祭,祭先师先圣、尊师乡饮酒礼、相见礼、军礼等。生活类礼仪的起源,按荀子的说法有“三本”即“天地生之本”,“先祖者类之本”,“君师者治之本”。在礼仪中,丧礼的产生最早。丧礼于死者是安抚其鬼魂,于生者则成为分长幼尊卑、尽孝正人伦的礼仪。在礼仪的建立与实施过程中,孕育出了中国的宗法制(见中国宗法)礼仪的本质是治人之道,是鬼神信仰的派生物。人们认为一切事物都有看不见的鬼神在操纵,履行礼仪即是向鬼神讨好求福。因此,礼仪起源于鬼神信仰,也是鬼神信仰的一种特殊体现形式。“三礼”(《仪礼》、《礼记》、《周礼》)的出现标志着礼仪发展的成熟阶段。宋代时,礼仪与封建伦理道德说教相融合,即礼仪与礼教相杂,成为实施礼教的得力工具之一。行礼为劝德服务,繁文缛节极尽其能。直到现代,礼仪才得到真正的改革,无论是国家政治生活的礼仪还是人民生活礼仪都改变成无鬼神论的新内容,从而成为现代文明礼仪。 古代政治礼仪 ①祭天。始于周代的祭天也叫郊祭,冬至之日在国都南郊圜丘举行。古人首先重视的是实体崇拜,对天的崇拜还体现在对月亮的崇拜及对星星的崇拜。所有这些具体崇拜,在达到一定数量之后,才抽象为对天的崇拜。周代人崇拜天,是从殷代出现“帝”崇拜发展而来的,最高统治者为天子,君权神授,祭天是为最高统治者服务的,因此,祭天盛行到清代才宣告结束。 ②祭地。夏至是祭地之日,礼仪与祭天大致相同。汉代称地神为地母,说她是赐福人类的女神,也叫社神。最早祭地是以血祭祀。汉代以后,不宜动土的风水信仰盛行。祭地礼仪还有祭山川、祭土神、谷神、社稷等。 ③宗庙之祭。宗庙制度是祖先崇拜的产物。人们在阳间为亡灵建立的寄居所即宗庙。帝王的宗庙制是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不准设庙。宗庙的位置,天子、诸侯设于门中左侧,大夫则庙左而右寝。庶民则是寝室中灶堂旁设祖宗神位。祭祀时还要卜筮选尸。尸一般由孙辈小儿充当。庙中的神主是木制的长方体,祭祀时才摆放,祭品不能直呼其名。祭祀时行九拜礼:“稽首”、“顿首”、“空首”、“振动”、“吉拜”、“凶拜”、“奇拜”、“褒拜”、“肃拜”。宗庙祭祀还有对先代帝王的祭祀,据《礼记·曲礼》记述,凡于民有功的先帝如帝喾、尧、舜、禹、黄帝、文王、武王等都要祭祀。自汉代起始修陵园立祠祭祀先代帝王。明太祖则始创在京都总立历代帝王庙。嘉靖时在北京阜成门内建立历代帝王庙,祭祀先王三十六帝。 ④对先师先圣的祭祀。汉魏以后,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唐代尊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唐宋以后一直沿用“释奠”礼(设荐俎馔酌而祭,有音乐没有尸),作为学礼,也作为祭孔礼。南北朝时,每年春秋两次行释奠礼,各地郡学也设孔、颜之庙。明代称孔子为“至圣先师”。清代,盛京(辽宁沈阳)设有孔庙,定都北京后,以京师国子监为太学,立文庙,孔子称“大成至圣文宣先师”。曲阜的庙制、祭器、乐器及礼仪以北京太学为准式。乡饮酒礼是祭祀先师先圣的产物。 ⑤相见礼。下级向上级拜见时要行拜见礼,官员之间行揖拜礼,公、侯、驸马相见行两拜礼,下级居西先行拜礼,上级居东答拜。平民相见,依长幼行礼,幼者施礼。外别行四拜礼,近别行揖礼。 ⑥军礼。包括征伐、征税、狩猎、营建等。 古代生活礼仪①诞生礼。从妇女未孕时的求子到婴儿周岁,一切礼仪都围绕着长命的主题。高禖之祭即是乞子礼仪。此时,设坛于南郊,后妃九嫔都参加。汉魏时皆有高禖之祭,唐宋时制定了高禖之祀的礼仪,金代高禖祭青帝,在皇城东永安门北建木制方台,台下设高禖神位。清代无高禖之祭,却有与之意义相同的“换索”仪式。诞生礼自古就有重男轻女的倾向。诞生礼还包括“三朝”、“满月”、“百日”、“周岁”等。“三朝”是婴儿降生三日时接受各方面的贺礼。“满月”在婴儿满一个月时剃胎发。“百日”时行认舅礼,命名礼。“周岁”时行抓周礼,以预测小儿一生命运、事业吉凶。②成年礼,也叫冠礼,是跨入成年人行列的男子加冠礼仪。冠礼从氏族社会盛行的男女青年发育成熟时参加的成丁礼演变而来。汉代沿袭周代冠礼制度。魏晋时,加冠开始用音乐伴奏。唐宋元明都实行冠礼,清代废止。中国少数民族不少地区至今还保留着古老的成年礼,如拔牙、染牙、穿裙、穿裤、盘发髻等仪式。③飨燕饮食礼仪。飨在太庙举行,烹太牢以饮宾客,重点在礼仪往来而不在饮食,燕即宴,燕礼在寝宫举行,主宾可以开怀畅饮。燕礼对中国饮食文化形成有深远的影响。节日设宴在中国民间食俗上形成节日饮食礼仪。正月十五吃元宵,清明节吃冷饭寒食,五月端阳的粽子和雄黄酒,中秋月饼,腊八粥,辞岁饺子等都是节日仪礼的饮食。在特定的节日吃特定的食物,这也是一种饮食礼仪。宴席上的座次,上菜的顺序,劝酒、敬酒的礼节,也都有社会往来习俗中男女、尊卑、长幼关系和祈福避讳上的要求。④宾礼。主要是对客人的接待之礼。与客人往来的馈赠礼仪有等级差别。士相见,宾见主人要以雉为贽;下大夫相见,以雁为贽;上大夫相见,以羔为贽。⑤五祀。指祭门、户、井、灶、中(中室)。周代是春祀户,夏祀灶,六月祀中溜,秋祀门,冬祭井。汉魏时按季节行五祀,孟冬三月“腊五祀”,总祭一次。唐、宋、元时采用“天子七祀”之说,祀司命(宫中小神)、中、国门、国行、泰厉(野鬼)、户、灶。明清两代仍祭五祀,清康熙之后,罢去门、户、中、井的专祀,只在十二月二十三日祭灶,与民间传说的灶王爷腊月二十四朝天言事的故事相合,国家祀典采用了民间形式。⑥傩仪。滥觞于史前,盛行于商周。周代的傩仪是四季驱邪逐疫。周人认为自然的运转与人事的吉凶息息相通。四季转换,寒暑变异,瘟疫流行,鬼魂乘势作祟,所以必须适时行傩以逐邪恶。傩仪中的主神是方相氏。两汉,傩仪中出现了与方相氏相配的十二兽。魏晋南北朝隋唐沿袭汉制,傩仪中加入了娱乐成份,方相氏和十二神兽角色,由乐人扮演。至今仍有遗存的贵州土家族傩堂仪最为完整典型。 中国礼仪在中国文化中起着“准法律”的作用。
春秋战国时期的封建礼教叫周礼。
周礼是在根绝了殷商文明的核心巫觋文化的基础之上建立的,是周王朝钦定的器物分配制度。
历代王朝都以“会典”、“典章”、“律例”或“车服制”、“舆服制”、“丧服制”等各式条文,规范和统御人们的物质生活。所以,礼在中国不仅是道德信仰和思想观念,也是日用消费品分配的准则和人际交往的规范。日用器物对消费者来说兼有物质待遇和精神待遇双重价值。早在先秦时期,荀子就为这种分配方式提供了理念:“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有德才有位,有位才有禄,以物可以观位,以德又可量物,道德表现、社会地位与财禄器用相应相称。权力通过日用器物的等级分配,物化为各个阶层生活方式的差异,这是社会模式,也是文化模式,正如司马迁所说,礼能“宰制万物,役使群众”。管天、管物、也管人,这是意识形态与社会生活高度契合的形态。
西周礼乐制度在保留事神礼仪的同时,扩展了礼仪的事项,扩充了礼仪的内容,使社会的政治关系、等级秩序、道德伦理、思想感情等内容都体现为礼节仪项,使礼仪充斥于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周人将礼分为“吉、凶、军、宾、嘉”五种仪制,其中除吉礼仍为事神礼仪外,其它四种均与现实社会生活相关。这五种仪制又被分为“冠、婚、朝、聘、丧、祭、宾主、乡饮酒、军旅”九种礼事,各种礼事又各有具体的仪项和繁缛的仪节。并且,大部分礼仪都有相应的音乐配合,不同的社会等级均有不同的乐队规模和用乐范围的严格规定,这些规定成为统治阶级各阶层必须遵守的制度。这样,就使整个贵族阶层的社会行为、思想感情乃至政治关系完全消融在王室规定的礼和乐的文化氛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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