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窖滋润西部,我想说什么
这位知友，西北有支民歌调子，叫“花儿”。从山路到田间，从日出到黄昏，朴实的西北人民祖祖辈辈唱着“花儿”，倾吐心中的喜怒与哀乐、爱情与希望：
高高的蓝天不见云，阿哥哈晒地（者）头破（哩），尕妹盼水（者）做饭（哩），啥时候“胡大”下给个雨（哩）……
几天前，在全国妇联“大地之爱·母亲水窖”甘肃项目试点验收中，我们再次听到了自由奔放、高亢嘹亮的“花儿”。然而，与以往不同的是，唱词里没有了西北人民盼水的苍凉与辛酸，却多了他们对党、对全国妇联、对每一位“母亲水窖”捐助者表达不尽的感激之情。
干旱曾与贫困同行
东乡，是此次全国妇联“大地之爱·中国母亲水窖”甘肃项目试点验收的第一站，这里居住着56个民族之一的东乡族。然而，这里并没有因为居住着一个美丽的民族而变得富饶，却因为缺水一直戴着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
东乡县地处甘肃省境内黄河以南的山麓地带，山峦起伏，沟壑纵横，特殊的地理环境使东乡县十年九旱。对于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农民来说，贫困如影相随。由于缺水，水成了东乡人走亲戚、探病人最好的礼品，提上一壶（桶）水，就是对主人最大的尊重。在没有水窖的日子里，吃水，要走20里地去背；种庄稼，要看老天爷的脸色。一位老乡曾把大旱之年庄稼的收成用一句话高度概括“种了一料子，收了一抱子，打了一帽子”。大旱的年份，青壮年男子大多出门在外，妇女就在家耕田种地，过着半年洋芋、糜谷，半年听天由命的日子。
为了表达惜水的心情，东乡人讲述了这样一个笑话：有两个妇女相约第二天一同去赶集，结果其中一个妇女因有急事，不能去了，另一个不知道，翻山过去叫，听说不能去了，便埋怨起来：“哎呀，你不早说，害得我都洗了脸了。”意想不到的“怨言”既让人好笑又觉得心酸，但这就是干旱山区水贵如油的真实写照。
在漳县，有一个叫马泉山的贫困社，这个社31户人家，人均年收入不到500元。因为没有水，他们没养一头猪，一只鸡；因为没有电，全社120口人没看过电视；因为没路，社里连一辆三轮车都没有。直到建“母亲水窖”的沙子、水泥、钢筋要运到山村，这里才在县政府的帮助下用推土机推了一条长4．5公里，宽不足4米的土路，算是有了一条机动车可以走的路。38岁还没讨上媳妇的社长王元生憨厚中带着点幽默，他说，因为这里的媳妇早上4点钟在丈夫、孩子都没睡醒的时候，就要摸黑走10里山路去背水，把水背回来，才能给要上学的孩子做饭。所以当地有句顺口溜，“有女不嫁马泉山，马泉山的水难担”，所以他至今没能讨上媳妇。不过，从他的笑容里我们看出了王元生的喜悦，他说，有了“母亲水窖”，他就不用为讨媳妇发愁了，是水窖给他带来了希望。
水窖，为脱贫带来希望
生活在干旱山区的人都熟知“水窖”。由于极度缺水，人们吃水、用水几乎全靠人工蓄积有限的雨水，他们在地下挖的蓄积雨水的容器就叫“水窖”。由于山里人没有足够的钱对水窖内部进行混凝土硬化，天上的雨水用不了多久就渗漏掉，所以吃水成为干旱山区人们一辈子的心病。
为了让西部母亲从一辈子背水吃的命运中解救出来，不再因水而叹息。去年12月，中国妇女基金会在全国妇联的支持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还母亲以微笑，给大地以丰收———“大地之爱·母亲水窖”募资义捐活动。到目前为止，活动共募集资金1．16亿元，其中1．12亿元已经到账。妇基会对这笔专款的使用实施严格的监控制度，以1000元为单位下拨到地方妇联，再由地方妇联配合地方政府、地方水利部门，把“母亲水窖”落实到每家每户。大地之爱绵延万里，母亲水窖惠及山乡。到目前为止，已有14135眼集雨水窖在全国妇联的帮助和指导之下，在内蒙古、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西部10个省（区、市）75个县安家落户。这一笔笔聚集着全国人民心愿与祝福的专款资金，在西部干旱山区收到很大成效。
东乡县的副县长祁秀芳告诉我们，一眼深5．7米，直径3米的水窖，可以蓄水30方，而30方水就可以解决一家5口人、3头牲畜一年的饮水，增加灌溉面积2．7亩。2至3眼水窖，就可以解决一家农户经济作物的浇灌，实现增产增收，脱贫致富。
在武当乡当土村，“母亲水窖”不仅解决了全村人畜的饮水困难，当地群众还利用水窖集流的雨水，在海拔2400米的干旱山区，种了西红柿、辣椒、花缨萝卜、香菜、芹菜等10多个品种的新鲜蔬菜。当我们在一座新建的塑料大棚中见到一位胡须很长的百岁老人时，他的儿子告诉我们，自从有了水窖，家里就贷款建起了这座大棚，老人心里特别高兴，每天从天亮到天黑一直坐在棚里不出来，因为老人当了一辈子农民，却从来不知道西红柿秧、黄瓜秧长得什么样。缺水让老人种了一辈子洋芋（土豆），一年四季，种了洋芋，吃洋芋；吃了洋芋，种洋芋。是“母亲水窖”改变了老人的生活。但是，这些蔬菜他们舍不得吃，大部分都拿到乡里卖了，这样可以为家里增加收入，有了钱，他们的日子才过得踏实。现在，有了水窖，全村人都在想着挣钱的路子。
西部，缺的不仅仅是水
正像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中国妇基会副会长莫文秀说的，“母亲水窖”意义重大，它可以解决干旱缺水山区群众的基本生存问题，却改变不了西部干旱山区的贫困面貌，这需要全社会的整体推进。
在一路的采访中，我们始终被当地群众的笑脸包围着。但是，我们的心却一直略带苦涩。
看到一口口蓄着水的“母亲水窖”，我们为爱而感动；看到当地群众为感谢党、感谢全国妇联、感谢捐资单位而立的纪念碑，我们为中国农民的知恩图报而感叹。
然而，贫困是由多种因素相互交织在一起形成的。当我们看到当代的农民还在提着煤油灯挖水窖；当村里读不起书的孩子为了一瓶验收团的人喝剩下的矿泉水而争抢；当上学的孩子为了一袋刨冰，用充满渴望的目光看着奶奶手里的一毛钱时，心中的情感却被不尽的感慨和无奈交织着。一眼小小的“母亲水窖”可以让西部母亲不再干渴，却无法让她们在短时间内远离贫困。
甘肃省扶贫办“两西”农业建设指挥部的赵志远处长在项目验收中曾一直与我们同行，他从多年的工作经验中总结出，仅凭物质资助是无法把贫富差距拉近的，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不仅体现在物质的贫乏上，还有经济基础、思想观念、人文素质多方面的因素。
的确，在东乡县我们就遇到这样一个“怪”现象，当我们来到一个老乡家采访时，敲门寻问：“家里有人吗？”只听到里面响亮而干脆的回答：“没人”。就在疑惑时，地方妇联的一位同志告诉我们：“在这里，男人是当家的，男人不在家，家里就算没人”。在东乡族，“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在东乡族的社会文化氛围中，妇女只有出色地完成家庭职责之后，才能去扮演社会角色。不过，自从妇联的“母亲水窖”进入山里以来，妇女们的腰杆一下子硬了许多，妇女们像被雨露浇灌过的花朵一样精神了很多，她们不仅带着孩子挖水窖，而且开始到乡上学习，相互交流种植蔬菜的科学技术了。“母亲水窖”到山里，还让西部的母亲们知道了有一种爱在时刻关心着她们。当然，改变陈旧、落后的观念，还需要全社会的帮助和支持。
东乡族是一个喜唱“花儿”的民族，在我们离开东乡的时候，又听到了高亢嘹亮的“花儿”：山上山下的忙（呀）坏了，***亲人送水（者）来了。新媳妇提上个水桶（者）跑了，甘甜的清水存给（者）窖里了……（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张春环）王元生的喜悦，他说，有了“母亲水窖”，他就不用为讨媳妇发愁了，是水窖给他带来了希望。
水窖，为脱贫带来希望
生活在干旱山区的人都熟知“水窖”。由于极度缺水，人们吃水、用水几乎全靠人工蓄积有限的雨水，他们在地下挖的蓄积雨水的容器就叫“水窖”。由于山里人没有足够的钱对水窖内部进行混凝土硬化，天上的雨水用不了多久就渗漏掉，所以吃水成为干旱山区人们一辈子的心病。
为了让西部母亲从一辈子背水吃的命运中解救出来，不再因水而叹息。去年12月，中国妇女基金会在全国妇联的支持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还母亲以微笑，给大地以丰收———“大地之爱·母亲水窖”募资义捐活动。到目前为止，活动共募集资金1．16亿元，其中1．12亿元已经到账。妇基会对这笔专款的使用实施严格的监控制度，以1000元为单位下拨到地方妇联，再由地方妇联配合地方政府、地方水利部门，把“母亲水窖”落实到每家每户。大地之爱绵延万里，母亲水窖惠及山乡。到目前为止，已有14135眼集雨水窖在全国妇联的帮助和指导之下，在内蒙古、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西部10个省（区、市）75个县安家落户。这一笔笔聚集着全国人民心愿与祝福的专款资金，在西部干旱山区收到很大成效。
东乡县的副县长祁秀芳告诉我们，一眼深5．7米，直径3米的水窖，可以蓄水30方，而30方水就可以解决一家5口人、3头牲畜一年的饮水，增加灌溉面积2．7亩。2至3眼水窖，就可以解决一家农户经济作物的浇灌，实现增产增收，脱贫致富。
在武当乡当土村，“母亲水窖”不仅解决了全村人畜的饮水困难，当地群众还利用水窖集流的雨水，在海拔2400米的干旱山区，种了西红柿、辣椒、花缨萝卜、香菜、芹菜等10多个品种的新鲜蔬菜。当我们在一座新建的塑料大棚中见到一位胡须很长的百岁老人时，他的儿子告诉我们，自从有了水窖，家里就贷款建起了这座大棚，老人心里特别高兴，每天从天亮到天黑一直坐在棚里不出来，因为老人当了一辈子农民，却从来不知道西红柿秧、黄瓜秧长得什么样。缺水让老人种了一辈子洋芋（土豆），一年四季，种了洋芋，吃洋芋；吃了洋芋，种洋芋。
起义爆发后，清朝统治者惊慌万状。当时因陕、甘军务空虚，为了争取喘息机会，遂令陕西团练大臣张芾先采取招抚政策，但起义军非但不接受招抚，反而将张帝杀死。清朝统治阶级大为震惊，派胜保领兵前往“剿办”。但胜保一到陕西，便于临潼战斗中被义军击败，并被围困于同州城中，成为义军的瓮中之鳖。清朝慌了手脚，将胜保递押进京问罪，重新任命多隆阿为钦差大臣，前往督理陕西军务。
多隆阿是一位老奸巨滑的人。他抵达陕西后，采取软硬兼施策略，又拉又打。义军虽奋勇抵抗，多次击退了清军进攻，但因缺乏统一的领导和指挥，加上战略上存在着固守城堡的错误，因而在渭南失守后，不得不被迫退往乾州、醴泉，并逐步转移至甘肃一带。
聚居在甘肃地区的回民，在渭南等地回民起义后不久就已揭竿，并相继建立起金积堡、河州、西宁、肃州4个起义中心，“众百余万，势等燎原”②。金积堡位于灵州（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宁武县）西南25公里，为宁夏和陇东地区的反清根据地，主要首领是马化龙。河州即今甘肃省临夏县，是甘、青交界一带的反清根据地，主要首领是马占鳌和马彦龙。西宁是西宁府回民的反清根据地，主要首领是马文义。马文义死后，由马桂源和马本源继续领导。肃州是马文义部下马文禄的根据地。在以上4个根据地中，声势最大的是金积堡和河州两处。当陕西回民进入甘肃后，便与各地的回民军相结合，继续转战各地。由于起义军的强大攻势，清军极为被动，被迫龟缩于兰州、秦州（今甘肃省夭水市）、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县）等几个较大的城市中。起义军在各地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予清军以沉重打击。
1866年（同治五年），西捻军根据赖文光“往连回众，以为犄角之势”③的战略决策，自河南绕道商州（今陕西省商县）出华阴，直逼西安。陕西巡抚刘蓉奉命前往狙击。陕、甘回民军得报，遂自西而东，进兵关中。又遣人进入陕北，与庆阳、宁州等地的董福祥“饥军”（汉族起义军）联络，还打通了自金积堡至渭水沿途的交通线，使清军首尾无法相顾，有力地支援了捻军的西进，而回民军的势力在斗争中也日趋壮大。
由于捻军和回民军的紧密配合，促使清政府在陕、甘的统治一度陷于岌岌可危的境地。清朝统治阶级见义军势力越来越大，万分焦急，一面将陕西巡抚刘蓉革职，委任富有镇压农民起义经验的左宗棠督理陕甘军务，一面又檄调直隶、山东、四川等省军队前往协助镇压。
1867年（同治六年）夏，左宗棠奉命赴任。他深知，若要解救当前政局，必须先使捻、回分势。于是在他到任后，即千方百计破坏其联合，并提出镇压义军要：“先捻后回”、“先秦后陇”①的战略策略，令刘松山率主力攻捻，刘典等领兵截击回民军；又采用步步进逼，蚕食零散等办法，将回民军势力向西压缩，使捻、回无法继续协同作战。
在左宗棠分化政策的影响下，1868年（同治七年），东、西捻军相继为清军消灭。左宗棠在消灭捻军后，便倾全力对付回民军。他先下令夺取关中，扑灭陕西地区的回民军，接着又把攻击目标集中指向金积堡。左宗棠认为，“西事关纽，全在金积，此关一开，全局在握”②，民为了夺取金积堡，他下令将湘、楚、淮、豫各军重新进行改编，将兵力分为南、北、中三路，令周开锡领兵出南路，刘松山率军出北路，穆图善节制西路，自领中军坐镇平、凉，实行“先抚后剿”、“剿抚兼施”的策略，三路一齐发起进攻。以刘松山为首的北路军，从陕北绥德进入宁夏，战斗异常激烈，历时二月始推进至镇靖堡。当时因董福祥被收买降附，被改编为“董字三营”，清军势力得到大大增强，使驻扎于董志原地区（位于今甘肃省庆阳县西南）的陕西回民军受到巨大威胁。次年，左宗棠指挥清军进攻董志原。回民军因伤亡惨重，退往金积堡与马化龙联合。不久，活动于径州、安化一带的回民军也相继败退。左宗棠令金顺率军从内蒙古磴口南下，令雷正绾自固原北上，三面夹攻。
当年夏，刘松山率军抵达金积堡。马化龙与陕西回民军首领白彦虎筑堡固守，并引黄河秦、汉二渠为濠，实行坚壁清野，屡败清军，嗣因堡内粮缺，出现人吃人现象，陕西回民军主张撤往河州、西宁，再继续斗争。而马化龙则想与清军媾和。双方各持已见。最后白彦虎单独率领陕西回民军撤离金积堡。
陕西回民军的撤退，使马化龙完全陷于孤立。为了解救被围困的军民，他决心向清军缴械。
1870年（同治九年）初，由于刘松山在马五寨受降时侮辱回民被打死，清军大乱，回民军于是转守为攻。铁正国率兵出击乾州（今陕西省乾县）、陇州（今陕西省陇县），进袭陕东；白彦虎等进攻固原，逼平、凉；马占鳌进驻太子寺，与傅先宗相峙于三甲集。一时间义军声势又振，陕西告急。左宗棠被困于平凉，焦躁不安。但因入陕义军各自为战，没有统一的指挥，又缺乏坚强据点，故不久又被迫退回甘肃。左宗棠令刘锦棠猛攻金积堡，又决秦渠灌城。义军凭藉纵横的沟渠，与清军展开殊死搏斗。同年，因城内粮草再次断绝，军民饥馁无食，马化龙于是又要求归降，为清军所杀。金积堡失陷。化龙家族成年子弟均被处死，同时被杀的义军达1800余人。自灵州至吴忠之间450余座寨堡亦全部丧失。
金积堡的陷落，河州便立刻成为清军进攻的重要目标。通过金积堡战斗，左宗棠已知道回民起义军不容易对付，因而在战斗结束后，曾经数月筹划，方始出兵。
1871年（同治十年）八月，清军分道进犯河州。左宗棠自平凉移驻静宁，继又扎营于安定（今甘肃省定西县），并调集40多营军队，分左、中、右三路出师。起义军在洮河西岸筑造了坚固的防御工事，积极开展保卫河州的战斗。先于康家崖败清军右路，接着又于太子寺设伏。当清军进入防线后，便举兵出击。清提督傅先宗、徐文秀被击毙，提督、总兵以下死者数十名。清军纷纷溃散。起义军本可乘胜追击，挽回危局，但因马占鳌对前途丧失信心，声称“打胜了投降，比打败了投降好得多”①，决心归降清军，派其子马安良到安定向左宗棠乞降，结果断送了河州人民用生命换来的胜利成果。所属部队被改编为“三旗”，本人也得到清政府的重用，被授为督标兼中旗管带，成为清廷屠杀回民起义的忠实帮凶。
马占鳌的行动，不仅使义军力量再次遭到严重损失，亦进一步加速起义的失败。1872年（同治十一年）七月，左宗棠率军驻扎兰州，准备进攻西宁。时值西宁教争严重，政局混乱，西宁办事大臣王通荐举马桂源为西宁知府，马本源为镇标游击代理总兵职务。白彦虎带领陕西回民军于西宁地区活动。左宗棠便一面令刘锦棠出兵进犯，一面又令人至西宁策动马桂源和马本源作内应，与清军配合。但马桂源兄弟非但没有听从左宗棠的鼓动，反而更加积极地领导西宁地区的回族和撒拉族军民与陕西义军配合，协力抗御清军，予清军以重要打击。清军经大小50余次战斗，仍未出碾伯地界，左宗棠使用调虎离山计，令清军及河州归附回民军进攻循化，又暗中令人至西宁策动回绅背叛，使义军腹背受敌。结果白彦虎被迫退往大通，马桂源兄弟率军驻循化。由于力量分散，遂为清军各个击破。马永福、马镇国、毕大才、禹得彦、崔伟等相继投降。马桂源、马本源被杀，自彦虎率残部败走肃州。
肃州是由马文禄招纳渭南、金积、河内、西宁等地散亡回民建立起来的起义军据点。虽然形成时间较其余地区稍晚，但声势仍然很大。中有甘回10万，陕回2万。西宁义军失败后，肃州义军便成了清军集中打击的目标。白彦虎移师肃州后，义军势力一度有所振作，曾相继攻克甘州与高台一带。但因清军集中全力日夜轰击，最后由于寡不敌众，不得不开城投降。肃州城破后，左宗棠纵兵肆杀，“枪轰矛刺”，“除拔出老弱妇女900余口外，尽付焚如”②。马文禄遭腰斩。白彦虎因在清军围城时，有感于“势难久踞”③，率众出嘉峪关，转战于新疆一带，始免于难。一场轰轰烈烈的回民起义从此便被镇压下去。
起义失败后，左宗棠为了对付幸免于难的人，采取“涣其群、孤其势”的办法，把原先住在八百里秦川、秦渠等地的回民尽数迁往僻远、贫瘠的山区安置，以示惩罚，充分暴露了清朝统治阶级实施民族压迫的反动本质。
甘肃兰州。
西北民族大学（Northwest Minzu University），简称“西北民大”，位于甘肃省兰州市，是直属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全日制普通高等本科院校，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教育部、中国科学院和甘肃省人民政府共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创建的第一所民族高等院校。
为少数民族骨干计划、国家首批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改革试点高校、甘肃省高水平大学建设单位，CDIO工程教育联盟成员单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创业教育联盟理事单位。
学校肇始于1941年中国***在延安创建的延安民族学院，后民族学院并入延安大学，1949年延安大学更名为西北人民革命大学。1950年1月，改建为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兰州分校第三部。1950年8月，正式成立西北民族学院。2003年4月，西北民族学院更名为西北民族大学。
截至2021年11月，学校设有西北新村校区、榆中校区，校园总面积1776余亩，总建筑面积77万平方米，图书馆藏图书文献等406万余册/件（含电子图书），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约5亿元；设有25个教学科研单位，开设72个本科专业。
有1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2个，博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3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6个，硕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10个，硕士学位授权交叉学科2个，硕士专业学位类别13个；有师生3万余人。
1947年3月13日，国民党军集中34个旅25万人，从南、西、北三面大举进攻陕甘宁解放区。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也为了在运动中各个歼敌，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针对敌人求胜心切的弱点，从3月到8月，西北人民解放军在彭德怀的指挥下，采取蘑菇战术迷惑和调动敌人，真正的主力则隐蔽起来伺机出击，一举粉碎了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部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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