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是唐玄宗李隆基的第三个年号，始于742年（开元二十九年），终于756年唐肃宗即位。
712年，李旦苦于太平公主和太子李隆基的争斗，毅然禅位与太子，改年号为“先天”。不过第二年，即713年，李隆基诛杀太平公主，将皇权正式抓回李唐手中。为了纪念被武则天窃取的时代，也为了记录自己的伟大功勋，李隆基改元“开元”，表达出作为英主，对重开大唐盛世基业的决心和向往。
随后三十年中，李隆基也确实做到了文治武功，一手打造了开元盛世。
742年，唐玄宗的同辈兄弟有两人过世，这让李隆基觉得有点晦气，同时在他心中，二十九年的励精图治，已经看到了盛世的降临，作为领导者，也该停下来享受这些成果了。否则像同辈中人一样福未享，人已走，岂不冤枉？在这两种想法的打动下，李隆基有了改朝换代的想法。
正在这个时候，下属们察言观色，呈上发现的祥瑞，为李隆基改元提供了天意借口。
于是李隆基取“物华天宝”之意，改元天宝。
这一年号承载了唐玄宗治国精神的转换，在客观上成为了盛唐逐渐走向下坡路的起点，所谓盛极而衰。
但是当时的人们，包括伟大的皇帝、举世的明君，都对隐藏在盛世下的危险一无所知。
“天宝”“至德”年号下，纪年都不用“年”而用“载”，这是什么原因呢？
两例：
杜甫《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县君〕天宝元年（742）某月八日，终于东京仁风里。”
杜甫《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寇形势图状》：“谨进前件图如状，伏听进止。乾元（唐肃宗年号）元年（758）七月日某官臣状进。”
为什么同是“天宝”年号，“十一载”称“载”，而“元年”却仍用“年”呢？为什么同是唐肃宗年号，“至德二载”（757）称“载”，而仅仅相隔一年后的“乾元元年”却又改用“年”了呢？
上述现象，绝非作者任意乱用所致。今天的读者，应当弄清发生这一现象的来龙去脉，以消除不必要的疑惑。
先秦时代，用以纪年或表示“年岁”意义的字大致有四个，即载、岁、祀、年。相传成书于汉代的《尔雅·释天》说：“载，岁也。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这里，夏、商两代的纪年用字，姑且存而不论，只谈与本文直接有关的“载”、“年”二字。
《尔雅》的作者没有看到后世出土的有文字记载的上古文物，因此，他认为“唐尧、虞舜时纪年用载”（唐、虞曰载）和“周代纪年用年”（周曰年），其立论的根据只能是先秦时传世的文献资料（主要是儒家经典）。而详细记载唐尧、虞舜的才德、治政、禅让和纪年的最早文献，只有一部《尚书》。其中《虞书》和《周书》的纪年用字情况统计如下（不用于纪年、不表示“年岁”意义者不计在内）：
《虞书》收文2篇，用“载”7次，用“岁”2次；
《周书》收文28篇，用“年”23次，用“岁”5次，用“祀”2次。
以上二例，如果就使用的次数较多而言，那么，《尔雅》的“唐、虞曰载”“周曰年”的说法应当是可以成立的。
秦、汉以后，在表示“年岁”的意义上，“年”字的优势越来越明显，例如《尚书·虞书》中用了7次的“载”，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据其文意引述时，竟有5处改成了“年”。至于纪年用字，则自秦、汉至唐代前期，完全成了“年”的一统天下，只有到了唐玄宗天宝年间，才出人意料地发生了变化。
唐玄宗李隆基是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皇帝。在即位以后的前30年里，他曾经任用贤相，改革弊政，宵衣旰食，励精图治，使大唐王朝的国力达到了全盛状态。开元三十年（742）新春伊始，他下诏大赦天下，宣布“改开元三十年为天宝元年”。在此后的两年中，纪年仍用“年”字，称为天宝元年、天宝二年。但到天宝三年，他又玩出了新的花样。据《新唐书·玄宗纪》云：“〔天宝〕三载正月丙申（即初一。《旧唐书·玄宗纪》作“丙辰”，误），改‘年’为‘载’。”改字的原因未作说明。后人从《唐大诏令集》所收的《改天宝三年为载制》里，才算了解了个中的奥秘。其文略云：
历观载籍，详求前制，而唐虞焕乎可述，是用钦若旧典，以叶惟新，可改天宝三年为三载。
原来，好大喜功的唐玄宗，以为自己的丰功伟绩已经超越了历代帝王，只有三代（夏、商、周）以前的上古圣君唐尧、虞舜才能与之相比。为了炫耀“至化”“淳风”，必须有不同寻常的举措。但两年前他已经改“开元”为“天宝”，再次改元不仅时间相隔太短，而且在历史上未必能开创新的纪录，给后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于是，熟悉儒家经典的他，便想到了《尚书》中唐尧、虞舜的事迹和纪年，以及《尔雅·释天》中“唐、虞曰载”的说法，决定下诏“改天宝三年为三载”。从此，直到天宝十五载（756），他在经历“安史之乱”后逃出长安，被迫逊位，这种纪年用“载”的情况始终没有改变。其子肃宗李亨在灵武即位后改元至德，由于兵荒马乱，无暇他顾，纪年只能沿用玄宗旧规，仍然称“载”。至德二载（757）九月、十月，唐军先后收复东、西两京，肃宗返回长安。次年（758）二月，他决定下诏改元。这时，肃宗也许想到，当初玄宗改“年”为“载”以后，不但没有臻于郅治，出现唐、虞那样的太平盛世，反而朝政速腐，国事日非，以致引发了几乎毁灭李唐王朝的“安史之乱”。于是他在改元乾元的同时，宣布将“载”重新回改为“年”。由此我们可以明白，原来在这“年”字改去又改回的变化中，隐藏着李唐王朝由全盛开始走向衰落的一段惨痛的历史。从此以后，直到封建时代结束，纪年用字便再也没有改变过。
天宝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年号，共计使用15年，天宝五年发生了李林甫兴狱陷害异己的大事件。
李适之性情粗率，李林甫曾谓之曰：华山（今陕西华阴）有金矿，采之可以富国，但皇帝不知此事。李适之因奏事言于玄宗，玄宗即问李林甫，林甫回答说：我早巳知道，但华山是陛下的本命所在，不宜于开采，所以不敢建言。玄宗听后，爱李林甫之细心周密，鄙薄李适之虑事不熟，谓适之曰：自今以后奏事，应先与林甫议之，不要轻率地建言。李适之由此束手而惧林甫。适之既失恩，韦坚失权，二人往来更加亲密，由是李林甫益恶之。起初太子之立，不合李林甫心意，林甫害怕以后为己祸，所以常常有动摇太子之心。而韦坚又是太子之妃兄。皇甫惟明曾为太子友，时败吐蕃入朝献捷，见林甫专权，心中不平。见玄宗时，乘机进言劝玄宗去林甫。林甫知后，使杨慎矜伺查其行为。会正月望夜，太子出游，与韦坚相见，韦坚又与惟明会于景龙观道士之室。杨慎矜遂揭发其事，以为韦坚皇戚，不应与边将过从亲密。李林甫因奏坚与惟明结谋，想共立太子。收二人下狱，并使慎矜与御史中丞王鉷、京兆府法曹参军吉温共审之。
玄宗也怀疑坚与惟明有谋，天宝五年（七四六）正月二十一日，下制责韦坚干进不已，贬为缙云（今浙江缙云）太守；惟明以离间君臣，贬为播州太守。仍别下制以戒百官。韦坚等既被贬，左相李适之益惧，自求散地。四月八日，以适之为太子少保，罢政事。其时李适之子卫尉少卿李霅曾设宴召客，客人因畏李林甫，竟无一人敢去。将作少匠韦兰、兵部员外郎韦芝为其兄韦坚诉冤，并引太子为言证坚无罪，玄宗益怒，太子惧怕，上表请与韦妃离婚。七月二十六日，再贬韦坚为江夏别驾，韦兰、韦芝皆贬岭南。李林甫乘机上言韦坚与李适之等为朋党，后数日，流韦坚于临封（今广西梧州东南），贬李适之为宜春太守，太常少卿韦斌贬为巴陵（今湖南岳阳）太守。凡韦坚亲党坐流贬者数十人。天宝六年（七四七）正月，李林甫又奏分遣御史即贬所赐皇甫惟明、韦坚兄弟等死。李适之忧惧，服药自杀。李适之子霅迎父丧至东京（今河南洛阳），李林甫令人诬告霅，遂杖死于河南府。给事中房琯因与李适之相好，贬宜春太守。李林甫犹恨韦坚不已，又遣使循黄河及江淮州县求其罪。遂收系纲典船夫无数，所在地牢狱为满，以至延及邻伍，皆裸露死于公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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