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杨绛老年时的一个梦境，以“锺书大概是记着‘我’的埋怨，叫‘我’做了一个长达万里的梦”拉开全文序幕。
第二部分，杨绛用梦境的形式完整地记录了这一“万里长梦”，讲述了一家三口在人生最后阶段相依为命的深刻情感，回忆了女儿钱瑗、丈夫钱锺书先后离去的过程。
第三部分杨绛采用回忆录的写法，从生活里的每一件小事下笔，记录了自1935年伉俪二人赴英国留学，并在牛津喜得爱女，直至1998年女儿与钱先生相继逝世，这个家庭鲜为人知的坎坷历程。
《我们仨》是当代作家杨绛创作的散文集，于2003年7月首次出版。
扩展资料1998年，杨绛的丈夫钱锺书逝世。一生的伴侣、女儿相继离去，杨绛晚年之情景非常人所能体味。在人生的伴侣离去四年后，92岁高龄的杨绛用心记述了他们这个家庭63年的点点滴滴，结成回忆录《我们仨》。
《我们仨》自始至终彰显着近代中国社会与文化此起彼伏之中的知识分子人文情怀：一是挚爱亲情的浓墨抒发；二是爱国情操的本然流露；三是知识分子人格精神的宁和凸现。
作品用朴实的语言和生活化的态度，向读者讲述了一个观点，那就是只有家，才是最好的港湾。该书从女性视角出发，以平实而细腻的语言，揭示了一个善良美好的家庭世界，深刻地表达出作者对亲人的深深不舍。
参考资料：
《老王》的创作背景：
《老王》这篇文章创作于1984年，作者记述了自己从前和老王在交往过程当中的几个生活片段，当值正式文化大革命的时期，杨绛夫妻两人在那个时候吃了不少的苦头，并且被认为是反动学术的权威。
但是老王并不在乎外界对他们夫妻两人的评价，还是一如既往地尊重这夫妻二人，就这样，老王的形象深深地印在了杨绛的脑海之中。
杨绛在创作这篇文章的时候已经度过了那个动乱的年代，她在追忆动乱年代遇到的这些善良的人们，在这些人身上更容易让人忽略苦难。
扩展资料：
杨绛这篇文章中的老王是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普通劳动者。无论是在物质上、生理上，还是精神上，老王都是一个彻底的不幸者。
可这样的不幸者，却在一个历史时间段里，与杨绛相识。他们的相识，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他蹬，我坐，彼此之间的交流也只是局限于闲聊，但老王还是极为珍惜这样的一种相识。
他以自己的方式来传达这样的一种珍惜，文革期间，杨绛的丈夫钱先生一条腿走不得路了，老王送钱先生上医院，坚决不肯拿钱，他说：“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
老王之所以如此，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与杨绛一家的交往中，他感觉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暖和亲近，杨绛将他视为熟人，愿意倾听他的闲话。
杨绛的女儿也曾给他吃了大瓶的鱼肝油，使得他的眼病有了好转。在他为杨绛一家付出一些劳力之后，还总能得到一些钱的补偿。
尽管有些时候，拿钱并非出自他的本意，但这样的温暖和亲近，让老王孤寂的心灵有了一种安慰。也正是这样的温情，使得老王在自觉与不自觉中，获得一种心灵的寄托。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老王
杨绛只有一个丈夫，就是钱钟书。
1932年21岁的杨绛来到清华当借读生，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与钱钟书相遇。
青布大褂、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这是钱钟书给杨绛的第一印象，杨绛形容第一眼的钱钟书，眉宇间“蔚然而深秀”。
杨绛一生追随钱钟书，甘愿站在丈夫身后。杨绛曾说，她把钱钟书看得比自己重要，比自己有价值。
但她的才情并没被婚姻淹埋没，也没被才子丈夫忽视。
钱钟书的名作《围城》，1989年将要搬上银幕前，杨绛为表达主题写了两句话：“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杨绛曾解释，这两句话的意思是，“围城”的含义，不仅指方鸿渐的婚姻，更泛指人性中某些可悲的因素，就是对自己处境的不满。
钱钟书很赞同杨绛的概括和解析，觉得这个关键词“实获我心”。
早在1946年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出版后，钱钟书就在自留的样书上写下：“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钱钟书还说杨绛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杨绛曾自己写文章说，她的“每项工作都是暂时的，只有一件事终身不改，我一生是钱钟书生命中的杨绛。”
她说，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常使我感到人生实苦。但苦虽苦，也很有意思，钱钟书承认他婚姻美满，可见我的终身大事业很成功。
许多年前，杨绛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把它念给钱钟书听，钱当即回说，“我和他一样”，杨绛答，“我也一样。”
这段话广为流传，他们的爱情被看成天作之合，成就彼此，像童话一样完美。
钱钟书 编辑
钱钟书（1910年-1998年），江苏无锡人，原名仰先，字哲良，后改名钟书，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作家、文学研究家。
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32年，在清华大学古月堂前结识杨绛。[1-2] 1937年，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文获牛津大学艾克赛特学院学士学位。[3] 1941年，完成《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的写作。1947年，长篇小说《围城》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4] 1958年创作的《宋诗选注》，列入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1972年3月，六十二岁的钱钟书开始写作《管锥篇》。[5] 1976年，由钱钟书参与翻译的《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出版。1982年，创作的《管锥编增订》出版。[6]
1998年12月19日上午7时38分，钱钟书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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