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供奉和翰林学士的区别何在

翰林供奉与翰林学士有什么区别？这得从翰林院与翰林学士院的区别说起。

唐代的宫廷制度规定，凡是皇帝行止所到之处，要有御用文人、术士等候诏命。这些御用文士、术士并非皇帝的政治助手，而是陪侍皇帝从事文艺游赏之事。这些人当中有吟诗作赋的文词之士，有饱读典籍的经学之士，有算卦者、杂耍者、司棋者、论道者、念佛者、求仙者、书画者，吹拉弹唱，三教九流，无所不有，他们在翰林院里随时等候皇帝的召见，所以叫翰林待诏，也叫做翰林供奉。皇上赏月，便召唤诗文待诏写诗助兴；皇上游园，看见景色迷人，便召唤画待诏作画等等。

有时候，皇上偶尔也会询问翰林待诏一些政治问题、民生问题，甚至要他们起草一些并不重要的一般性文书（不是诏书），但这并非他们的主要工作，从根本上来说，他们的工作与政治毫无关系，皇帝也不会将他们这个群体与国家政治联系在一起。在宫廷中，他们与皇帝的关系虽较为密切，有侍奉之便，但是并没有什么政治地位，更不可能发挥较大的政治作用，当然也就没有什么政治前途。

诗文待诏只不过是诸多待诏中的一种，其地位比其他待诏要高一些，其中有一些表现优秀的诗文待诏，也会逐渐发展到给皇帝起草诏书，具有了政治身份，但这批人数量并不多。

再来看翰林学士。朝廷中负责起草皇帝诏书的是中书省的中书舍人，古代负责诏书起草的工作非常重要，实际上是参与国家重大事务的决策工作。唐玄宗即位后，随着国家行政事务的日益繁多，原本负责起草诏书的中书省官员，特别是中书舍人繁忙不堪，工作效率低下。玄宗于是常常抽调朝廷其他部门中一些精通文辞、学识渊博的官员临时负责起草诏书的工作，这属于临时差遣工作，这些人常常被称为翰林供奉或翰林待诏，他们的临时办公地点就在翰林院中，与那些御用文士、术士的待诏们在一起办公，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人才与杂流并处”。

开元二十六年，玄宗进行了一项改革，将那些专门负责起草诏书、执掌朝廷密命的翰林供奉（待诏）正式改称为翰林学士，并在原来翰林院的南面修建翰林学士院，与北面的翰林院区别开来。这个时候，翰林学士就从原来的翰林院杂班子中脱颖而出，翰林学士草诏也就由临时性的差遣逐渐成为固定的职务。这样，起草诏书的翰林学士们就在南边的翰林学士院办公，主要从事政治决策、政治顾问与起草诏书的工作。而那些陪侍皇帝娱乐游赏的翰林院待诏们还继续在翰林院里待诏，从事侍奉皇帝文化娱乐的活动。

与翰林供奉或者翰林待诏不同，翰林学士们的权力很大，在当时扮演着重要的政治角色。他们的出现从客观上分解了中书舍人的权力，也就是分解了宰相的权力。因为中书舍人是直接受命于宰相的，而翰林学士是直接受命于皇帝的，不从属于任何其他官僚机构。所以翰林学士又被称做天子私人，即是皇帝的私人政治秘书和政治顾问，它的设置是玄宗集中皇权的一个重要步骤。皇上要通过设立翰林学士分割宰相的权力，扩大皇权。到了唐代中期，翰林学士，特别是他们的首长翰林学士承旨，往往十之八九都是宰相的预备人选，所以被称之为“内相”，可见这个职位的重要性。

翰林学士有一个特点，即本身并不是一种有品级的官职。唐代史书说，从正九品至正四品的官员都有机会担任翰林学士。但是翰林学士本身没有品级，也就没有俸禄，所以担任翰林学士者必须有其他正式的官职，才能在官场上有属于自己的序列，才有与官职相应的俸禄。唐德宗时期的翰林学士姜公辅、唐宪宗时期的翰林学士白居易都遇到过一个同样的问题，就是没有俸禄来支撑生活，所以他们请求皇帝能够给他们挂一个官职，其主要目的就是要拿这个官职所具有的俸禄：

姜公辅，……授左拾遗，召入翰林为学士。岁满当改官，公辅上书自陈，以母老家贫，以府掾俸给稍优，乃求兼京兆尹户曹参军，特承恩顾。才高有器识，每对见言事，德宗多从之。

（《姜公辅传》）

居易奏曰：“臣闻姜公辅为内职，求为京府判司，为奉亲也。臣有老母，家贫养薄，乞如公辅例。”于是，除京兆府户曹参军。

（《白居易传》）

所以，唐代的翰林学士都有一个别的官职，他在朝廷上排列次序的时候就以这个官职的高低为根据，而在皇宫内设宴时翰林学士排在宰相之下，一品官员之上：“班次各以其官，内宴则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 宪宗时，又置‘学士承旨’。唐之学士，弘文、集贤分隶中书、门下省，而翰林学士独无所属，故附列于此云。”（《百官志》）

“安史之乱”之后，宦官势力逐渐做大。宦官李辅国因为拥戴肃宗有功，备受崇信。当时大权在握的他，甚至可以逼迫太上皇唐玄宗。最后，李辅国权势日盛，骄纵异常，并吓死病中的肃宗，拥立代宗为帝。

此后，唐朝宦官专权日益严重，到后来，宦官甚至可以擅自废立皇帝，甚至加以毒害。因此，皇帝要想摆脱做傀儡的命运，必须要加强皇权，并打击宦官势力。

唐顺宗有志于改变这一现状。在他还是太子时，身边就聚集了王叔文、王伾等一批正直的大臣。继位后，他提拔王叔文为翰林学士、兼任度支使、盐铁副使。在皇帝的支持下，王叔文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王叔文一系列的改革，引起了宦官俱文珍的不满，他讨厌王叔文玩弄权势，随即就罢免了他翰林学士的职务。

知道此消息的王叔文，很是震惊，他对朋友说道∶“我必须经常来翰林院办公，如果没有翰林学士这一职务，就没办法进入内廷了。”

着急的王叔文找到了王伾，后来还是王伾为他求情，最后俱文珍才准许他三五天进一次翰林院。王叔文改革，最后还是失败了。

为什么主持改革的王叔文，在知道自己被免去翰林学士职务后，很是震惊？

翰林学士，具体又是什么官职呢？

早在李世民还是秦王的时候，就曾设立文学馆，用此来招揽天下人才。而这些人才，对他夺取天下以及登基称帝发挥了重要作用。

李世民登基后，继续招揽有才学的人，留在身边。这种做法，被后来的皇帝保留了下来。这一批围绕在皇帝身边的人，被称为翰林待诏，主要负责给皇帝讲学，供皇帝文娱消遣。

中书舍人，是专门帮皇帝起草诏书的官职。唐玄宗时期，因为事务较多，很多重要的事情不能及时起草。开元二十六年，唐玄宗设置学士院，从翰林待诏中选拔一批人才进学士院，帮助中书舍人。

但是，翰林学士又不同于中书舍人，因为中书舍人直接隶属于中书省。而翰林学士，是直接对皇帝负责。一般的诏书由中书舍人起草，称为外制。而重要的诏书，则由翰林学士起草，称为内制。

起先，翰林学士是没有品级，也没有官署的，他们往往在朝廷里还兼任着其他官职。但是，“安史之乱”后，朝局日趋复杂，因为经常和皇帝一起讨论国家大事，其地位逐渐重要了起来。

翰林学士经常值宿禁中，所以能够参与起草将领任免、册立太子、宣布征伐等大事，当时被称为“内相”。唐朝的翰林学士，往往能够通过中书舍人这一官职，升为宰相。

唐宪宗时期，从翰林学士中选拔一名德高望重者，为翰林学士之长，称为学士承旨。北宋前期的翰林学士，承袭唐朝，起先也是没有品级的。宋神宗元丰改制后，翰林学士承旨和翰林学士成为正式官员，正三品，并且不再兼任其他官职。

相较于唐朝，宋朝翰林学士权力有所下降，能入翰林学士院的，都是一些文学之士。但是，地位仍很尊贵。宋哲宗去世时，蔡京为翰林学士，朝廷急诏他草拟哲宗遗诏。当时，宰相亲自递笔，副宰相磨墨。

宋朝之后，没有纯粹的“翰林学士”一职。明朝也有翰林院，学子在殿试之后，成绩优异者，会被授予翰林院修撰（从六品）、翰林院编修（正七品）、翰林院检讨（从七品）等职。

清朝设立“翰林院掌院学士”，由两人担任，满、汉各一位大臣，从二品。底下又设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从四品。

综上可知，唐朝的“翰林学士”权力最大，地位也最尊贵，翰林学士有时甚至被称为“内相”，而明清时期的内阁首辅，也被看作是等同于宰相。

那么，这两个官职有什么异同呢？

说到它们相同的地方。

首先，两者都类似于宰相，权力都很大，地位都很尊贵。

但是它们又不是官方正式承认的宰相。唐朝时，除了有内相，还是有宰相这一正式官职的。而在明清，宰相是被废除掉了。

其次，两者的出身很相似，都出身翰林，都是饱学之士。而且，开始都是皇帝的秘书，没有官阶或者官阶很小，后来权力才逐渐变大的。

然后，两者设立的初衷是相同的，主观上都是为了加强皇权。内相，是皇帝用来对抗日益强大的宦官的权力。内阁的崛起，是因为皇帝废除掉丞相这一职位后，需要内阁来帮忙处理政务。

最后，它们的结局是相同的，走向衰落。宋朝没有宦官、藩镇的势力，不需要翰林学士来牵制，所以，权力下降。清朝内阁的权力也逐渐衰落，尤其是军机处出现之后，取代了内阁的地位。

但是，两者之间的区别还是很大的。

首先，它们的产生背景不同，内相权力变大，是因为皇权旁落，宦官和藩镇权力增强，内相的权力是用来制衡前两者的。而内阁首辅权力的增大，是因为皇权极度加强，皇帝不理政事导致的。

其次，权力大小不同。内相是皇帝为了和宦官、藩镇争权而产生的。但内阁首辅权力很大，在明朝，有时甚至可以制约皇权，甚至凌驾于皇权之上，例如嘉靖初年的“大议礼”事件、张居正任首辅时的权势。

最后，性质不同。历史上，有内朝和外朝之分，宰相领导的百官，被称为外朝。皇帝领导的亲信，被称为内朝。内相的权力，实际上是来自于内朝，是服务于皇权的。而明朝的内阁首辅，是文官之首，对皇帝的旨意不满意，是可以封还的，可以制约皇权。

无论，内相也好，内阁首辅也罢，他们最初的目的，其实都是为强皇权服务的。而当其权力一旦做大，最后必然会遭到抛弃。

翰林学士这个职位其实跟我们现在的秘书一样，院士院的编辑职务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中央厅秘书。级别从大到小不等，最高级别为主任级，最低级别为部门级、司级。翰林院的编纂和修订主要包括起草专利证书、编纂历史书和听课。

事实上，它的重要功能是培养人才，类似于目前的实习生。秘书是综合助理人员和公共服务人员周围的领导者和负责人。他们的主要职能是协助决策、全面协调、信息交流、撰写文章、召开会议和处理事务，是领导和负责人的工作人员和助手。

他们的批评都属于公文写作范畴，所以翰林相当于一个现代秘书。 院士学士负责起草圣旨，但院士崇拜几乎没有实权。

后面改变制度后，翰林学士没有担任任何其他官方职务。他们专门起草内部制度，并以了解该制度为名。由于唐代书院与翰林书院是分开的，所以在宋代它有时被称为翰林书院。在宋代，还有一所专门研究艺术的皇家书院，但它与皇家书院无关。

西夏建立了翰林院，其官员包括学士学位。 辽代北部的官员中有翰林学院，负责中国的文献和刑罚。大副是翰林学士和翰林学士。金天德在位的第三年，他建立了翰林院，设立了翰林院的承令、翰林院等。，并负责起草诏令等。

故宫建于明清时期。这所大学有两个学士学位的学生，一个来自满族，一个来自汉族。张清元的学士不负责文学写作。他是学士以下官员名义下的官员，不同于唐宋时期的翰林学士。

翰林学士是一般行政系统以外的差遣，不计官阶品秩，也无官署。据说原定额为六员，但《唐会要·翰林院》则说，实“出于所命，盖无定数”，自六部尚书至校书郎皆得与选。安史之乱以后，由于天下用兵频繁，军国多务，深谋密诏，皆出自翰林院。因此翰林学士的地位就更加重要了，许多军国要事，甚至不与中书省商议。据《旧唐书·陆贽传》记载，德宗时，泾原兵变，天子出奔，翰林学士陆贽“行止辄随从”，“虽有宰臣，而谋猷参决，多出于贽，故当时目为‘内相’。”宪宗时，又于诸学士中选资高望重者一人为承旨学士，参谋禁密，权任独重，元稹《翰林承旨学士记》云：“大凡大诏令、大废置，丞相之密画，内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者，莫不专对，他人无得而参”。这种翰林学士承旨的职权，实际上已经不只是起草文书诏制了，还直接出谋划策于内廷，分割外朝宰相议政之权，可谓名副其实之“内相”了。

楼上的错了！！！

吴元年（公元1363年）五月，初置翰林国史院，设学士（正三品），侍讲学士（从四品），直学士（正五品），修撰，典簿（正七品），编修（正八品）。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改名翰林院。洪武二年，置学士承旨，正三品，改学士为从三品，并增设待制（从五品），应奉（正七品），典籍（从八品）等官。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增设检阅（从九品）。洪武十四年，降翰林学士为正五品，并革除学士承旨、直学士、待制、应奉等官。明初，翰林院官员都是荐举而入，而不从进士中选任。所以，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开科，状元吴伯宗只授员外郎，榜眼、探花仅授主事而已。

参考资料 >

唐代官制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翰林学士一职。

唐初于禁中置翰林院，为内廷供奉之所。但唐初翰林院中，除文词、经学之士外，还有卜、医、棋、术等各种专门伎艺人员。他们定期入值当班，待诏于院中，以备皇帝召见，陪伴天子下棋、作画、写字并为其占卜、治病。总之，他们各以其专长为皇帝游居宴乐服务。此外，皇帝还往往召集一批作为私人参谋的文士，以备顾问。 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 年），又改翰林供奉为学士，别置学士院，专掌内命。凡拜免将相，号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后，选用益重，而礼遇益亲，至号为“内相”，又以为天子私人。翰林学士出现之后，便正式分割了中书舍人制诏之权，于是皇帝的命令被分为内制与外制。

翰林学士所撰，乃直接从禁中发出，故称“内制”，用白麻纸写；而中书舍人所撰，为外朝所拟，故称“外制”，用黄麻纸写。内制主要是拜免将相，号令征伐，立皇后，定太子等重要诏书，而外制则只是一般诏书。 翰林学士是一般行政系统以外的差遣，不计官阶品秩，也无官署。据说原定额为六员，但《唐会要·翰林院》则说，实“出于所命，盖无定数”，自六部尚书至校书郎皆得与选。安史之乱以后，由于天下用兵频繁，军国多务，深谋密诏，皆出自翰林院。因此翰林学士的地位就更加重要了，许多军国要事，甚至不与中书省商议。据《旧唐书·陆贽传》记载，德宗时，泾原兵变，天子出奔，翰林学士陆贽“行止辄随从”，“虽有宰臣，而谋猷参决，多出于贽，故当时目为‘内相’。”宪宗时，又于诸学士中选资高望重者一人为承旨学士，参谋禁密，权任独重，元稹《翰林承旨学士记》云：“大凡大诏令、大废置，丞相之密画，内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者，莫不专对，他人无得而参”。这种翰林学士承旨的职权，实际上已经不只是起草文书诏制了，还直接出谋划策于内廷，分割外朝宰相议政之权，可谓名副其实之“内相”了。至于五代，翰林学士的选任，则要经过严格的考试，《五代会要·翰林院》记载，后唐长兴元年（公元930 年）翰林学士刘昫（音虚），在一份奏章中说：臣伏见本院旧例，学士入院，除中书舍人即不试，余官皆先试麻制（册封、赦文及任命之类诏书）、答蕃（对少数民族或域外的文书）、批答（对臣下章表的处理批复）各一道，诗、赋各一道，号曰五题。所试并于当日内了，便具呈纳。从前虽有召试之名，而无考校之实，每遇召试新学士日，或有援者，皆预出五题，潜令宿构、无援者即日起草，罕能成功。去留皆系于梯媒，得失尽归于偏党。今后凡本院召试新学士，欲请权停试诗赋，只试麻制答，共三道，仍请内廷赐题目，兼定字数，付本院召试。刘昫这里所说的“本院旧例”，当指后唐初年的事。至于在学士中选拔谁当承旨学士，则完全由皇帝决定。《五代会要·翰林院》记载，天成三年（公元928 年）明宗敕曰：“承旨一员。出自朕意，不计官资先后，在学士之上，仍编入《翰林志》。”唐代翰林学士入院后，必须见习一年，迁“知制诰”以后，才有握笔草诏的资格。若是被提拔为承旨学士，一般短期内便可正式拜中书舍人，然后入相。元稹《翰林承旨学士记》说，从宪宗到穆宗时的十七年中，承旨学士“十一人而九参大政”。长庆以后各朝由翰林出身的宰相一般占二分之一到五分之四左右，开了后世拜相必由翰林之先河。

翰林学士具有皇帝机要秘书的身份，被天子视为“私人”，因此，在唐后期宦官势力膨胀的情况下，皇帝时常依靠他们来对付宦官。如顺宗时委任翰林学士王叔文主持“永贞革新”，谋夺宦官兵权，大阉俱文珍扼杀这次革新的第一个措施便是削去王叔文学士之职，使王叔文无由“入内商量公事”。文宗时，翰林学士李训，在皇帝支持下策划欲尽诛宦官。由此可见，翰林学士在唐后期各派政治势力的斗争中，具有重要而微妙的政治地位，所以最为仕途中人所羡慕。明清时期的翰林虽已不直接预闻政事，而习惯上总以翰林为清贵之选，不由翰林出身不拜相，也还是从唐宋沿袭下来的风气。

吴元年（公元1363年）五月，初置翰林国史院，设学士（正三品），侍讲学士（从四品），直学士（正五品），修撰，典簿（正七品），编修（正八品）。

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改名翰林院。洪武二年，置学士承旨，正三品，改学士为从三品，并增设待制（从五品），应奉（正七品），典籍（从八品）等官。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增设检阅（从九品）。洪武十四年，降翰林学士为正五品，并革除学士承旨、直学士、待制、应奉等

至唐玄宗时，于翰林院之外别建学士院，选有文学的朝官充任翰林学士、入直内廷，批答表疏，应和文章，随时宣召撰拟文字。德宗以后，时事多艰，翰林学士成为皇帝最亲近的顾问兼秘书官，经常值宿禁中，承命撰草任免将外、册立太子、宣布征伐或大赦等重要文告，有“内相”之称。其加知制诰衔者即等于暂代中书舍人，因之，充学士者经中书舍人，往往即能升任宰相。

翰林学士（BachelorAcademy）官名。始设于南北朝，唐玄宗时，翰林学士成为皇帝心腹，常常能升为宰相。北宋翰林学士承唐制，仍掌制诰。

此后地位渐低，然相沿至明清，拜相者一般皆为翰林学士之职。清以翰林掌院学士为翰林院长官，无单称翰林学士官。

参考资料：

这是要看朝代的，不同朝代对翰林学士所给予的权力不同，翰林学士权力最巅峰时期应该是在唐朝（还算不上只手遮天），之后的朝代中翰林学士权力有所下降。明面上翰林学士没有品级，没有官署，但是翰林学士却是直接对皇帝负责，所以一般都是皇帝信任之人，这就导致翰林学士往往可以轻易接触到权力的中心，所以唐朝很多宰相都是翰林学士出身，可以说翰林学士是通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重要路径。

翰林学士最早应该起源于翰林侍诏（李世民掌权时期），当时翰林学士大多是有才识的文学之士，通晓四书五经，主要是被皇帝留在身边为其讲学（这里讲学对象不局限于皇帝，也可以有皇室成员）以供消遣。后来到唐玄宗时期，本没有官职的翰林学士开始兼任其他官职，并且帮助中书舍人起草文稿，甚至再到后来重要诏书往往都是交于翰林学士起草，逐渐于中书舍人分开，形成内外制。因为翰林学士经常要待在皇帝身边值宿禁中，所以一些将领任免、太子任免都是要由其起草，权力不可谓不大。

然而到了宋明清时期虽然为翰林学士授予品阶与官职，但是地位却有些下降了，毕竟越到近代，皇权愈发高度集中，这就导致以往翰林学士用来牵制宰相、宦官和藩镇势力的作用就愈发不明显。所以在这种权力逐渐集中于皇帝一人的情况下，翰林学士作用大不如前。但是翰林学士仍然是地位尊崇，比较接近权力中心的那一批人，毕竟到明代没有翰林学士的身份是不可能进入内阁的。

内阁旧址

总而言之，翰林学士的权力在唐代时候是巅峰，到后来渐渐的地位开始下降。但还是比较靠近权力中心的一批人，毕竟翰林学士也不谁都可以当的，都是要求能够寒窗苦读数十年，通晓四书五经，学识渊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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