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中共出土礼器、乐器、漆木用具、金玉器、兵器、车马器和竹简15000余件，仅青铜器就共计6239件。其中曾侯乙编钟一套65件，是迄今发现的最完整最大的一套青铜编钟。青铜礼器主要有镬鼎2件、升鼎9件、饲鼎9件、簋8件、簠4 件、大尊缶1对、联座壶1对、冰鉴1对、尊盘1套2件及盥缶4 件等。经鉴定，使用了浑铸、分铸、锡焊、铜焊、镶嵌、铆接、熔模等青铜器制作工艺，说明战国时期南方楚地的青铜冶炼技术同样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其中尊盘系用先进的失蜡法铸造，表现出战国时期青铜冶铸业所达到的高水平。
先秦时代，对礼器的使用是有严格规定的，其中又以鼎的使用为核心内容。天子用鼎数最多，为九鼎，诸侯七鼎，大夫、士人又逐层递减。曾侯乙墓中有镬鼎2件、升鼎9件、饲鼎9件、簋8件，明显僭越了诸侯能享有的鼎数，已近于天子之制。这表明在曾侯乙生活的时代，自商周以来的礼乐制度已经遭到破坏，出现了礼崩乐坏的现象。 钟在我国商朝时就已出现，最初只有3到5枚，到周朝增到9至13枚，战国时发展成61 枚。人们按钟的大小、音律、音高把钟编成组，制成编钟，演奏悠扬悦耳的乐曲。迄今为止，中国的考古发掘中共有40多套编钟出土，但数量最多、保存最好、音质最高的则非曾侯乙编钟莫属。
整套编钟数量之多，做工之精细，气魄之宏伟，令人惊叹不已，堪称战国时期青铜乐器的巅峰之作，被誉为“国之瑰宝”。从音效上看，编钟所用青铜是以高纯度的铜、锡、铅按一定比例冶炼而成，钟壁厚度、钟的形制的设计，都达到了完美极至、无可挑剔的地步，如此才保证了编钟绝佳的音响效果。全套钟以人、兽、龙、花和几何纹为装饰，采用圆雕、浮雕、阴刻、彩绘等多种技法，以赤、黑、黄诸色映衬青铜本色，庄重肃穆，精美壮观。有学者对曾侯乙墓的出土文物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认为曾侯乙墓编钟是科学技术史上一项最早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具有完备的技术体系和丰富的工程技术语言，具有世界一流的铸造技术。它不仅是中国古代科技与艺术完美结合的真实写照，而且为科技未来的发展作出楷模。
曾侯乙编钟共 65 枚，其中1 枚是战国时楚惠王赠送的镈，称“楚王熊章镈钟”。该钟通高925厘米，重1348千克，腔体呈扁椭圆形，与其他64枚钟最明显的不同点，在于钟口平整。钟体顶部为蟠龙式复式钮，由上下2对蟠龙对称组成，上面1对蟠龙形状较小，引颈对衔，下面1对蟠龙形体较大，回首卷尾，形象惟妙惟肖，生动传神。钲部两侧以浅浮雕龙纹为衬，每一部分铸有5个圆泡形饰，圆泡凸面上亦浮雕龙纹。钲间铸有31字铭文：“隹（惟）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阳，楚王熊章，作曾侯乙宗彝，奠之于西阳，其永持用享”。大意为楚惠王五十六年（前433），楚惠王在西阳接到了曾侯乙去世的消息后，在西阳遥祭他，并为他铸造了这件镈钟，以供其永享。这段铭文不仅说明曾国和楚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而且为曾侯乙墓的断代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据此，曾侯乙死亡的最可能时间为公元前433年。而对曾侯乙尸骸进行碳－14测定后，也表明其死于公元前433年～公元前400年，死时约42岁～45岁。据《史记卷四十·楚世家》记载，楚昭王十年（前506），吴王阖闾和其胞弟夫概率兵攻打楚国，大获全胜，最后攻破楚国的都城郢。破城之时，楚昭王逃走，奔至云梦泽时，被吴军射伤。楚昭王逃到郧国，郧国国君的弟弟认为楚昭王不仁不义，要杀他。于是楚昭王又急忙逃到随国，吴王阖闾随后率兵而至。随侯紧闭城门，调兵遣将，严阵以待。吴王阖闾在城下对随侯说，周天子的子孙，分封在江汉流域的都被楚国灭掉了，随国迟早也会被楚国灭掉的，你还是早点把楚王交出来，让我杀掉他。随侯坚决不肯，说：“随国与楚国世代友好，你不要再说了，楚昭王不在随国，他已经逃走了。”吴王没法，只好带兵离开了随国。楚昭王由此逃过一劫，心中充满了对随侯的无尽感激。随后楚国援军秦军赶到，大败吴军，夫概见大势已去，撤兵归国，自立为王。吴王阖闾得知这一消息后，慌忙带兵离开郢都回到吴国。楚昭王回国复位，下令楚、随世代钟友好，不相攻伐。有专家判定，随国其实就是曾国，随侯就是曾侯乙的先辈。由此我们不难想象，楚昭王的儿子楚惠王熊章，为了报答曾侯乙先人的救父之恩，特意将这枚精美的镈钟送给曾侯乙，以示友好。
编钟分八组，共分三层悬挂在铜、木做成的钟架上。钟架全长1079米，高273米，由六个佩剑的青铜武士和几根圆柱承托着。编钟分上中下3层，形制各异。最下一层由12枚长乳甬钟和1枚镈钟组成，分成2组悬挂，其中9枚悬挂在倒趴着的虎形兽上面；中间一层33件，分3组悬挂，有短枚甬钟1组11件，无枚甬钟1组12件，长枚甬钟1组10件；最上一层19件，称“揭钟”。横向看，从左到右编钟依次增大；纵向看，由上而下依次增大。悬挂方式亦不相同，上层为插挂，以插销入钟钮；中层为钩挂，挂钩为框架钩和焊钩2种；下层环挂，挂钩分趴虎套环和双杆套环2种。
六十五枚编钟的总重量达3500千克，其中，最大者通长1534厘米，重2036千克，它的重量、体积在编钟中是罕见的。钟上大多刻有篆体铭文，钟、架、钩上共有铭文3755字，内容为编号、记事、标音及乐律理论。甬钟刻有记事铭文，均为“曾侯乙乍时”5字，标明编钟为曾侯乙所拥有和享用。上层十九枚钟的铭文较少，只标示着音名，中下层四十五枚钟上不权标着音名，还有较长的乐律铭文，详细地记载着该钟的律名、阶名和变化音名等。标音铭文不仅标示了该钟的悬挂位置，亦标明了敲击的部位及其发音的名称。整套编钟有律名28个，阶名66个，构成了十二半音称谓体系。通过这些铭文，可知各诸侯国所用律名并不相同，更可清楚地辨析曾国与楚、晋、齐、申、周等国律名的对应关系。钟铭所载内容，绝大多数闻所未闻，简直就是一部不朽的中国古代乐律理论典籍。这些铭文，便于人们敲击演奏。曾侯乙编钟音域宽广，有五个八度，比现代钢琴只少一个八度。钟的音色优美，音质纯正，基调与现代的C大调相同。考古工作者与文艺工作者合作探索，用此钟演奏出各种中外名曲。
通过对墓中出土文物进行综合分析，专家认为这套编钟的击奏工具共有8件，并复原出了演奏时的场景。其中6件为“7”字形木槌，演奏时由3名乐工各执1对，分别掌奏中层的3组钟，并兼顾上层钮钟，主奏旋律。另外2件击奏工具为彩绘撞钟大棒，长215厘米，粗66厘米，演奏时由2名乐工分别执掌，主奏下层大钟，配以和声。演奏时，乐工们必须面对国君，且奏且歌且舞，表现出了高超的演奏技艺。 十六节龙凤玉佩1978年出土于湖北省随州市西北郊擂鼓墩曾侯乙墓东室墓主棺内。全长48厘米，宽 83厘米，由13片镂空的各种形式或图案的玉片及24个圆环、半圆环或方扣连接而成。其中有 4个银挺玉插入，拆卸银挺玉之后便成为 5块长度不同、环片多少不等的连环玉佩。折叠起来便形成一块玉团状。第1块玉有二片二环，第2块玉有三片六环，第3块小玉仅有二环，第4块玉有三片四环，第5 块玉有五片六环。
此玉佩经过精心周密设计之后加工而成。第一块玉上下片以自身凸出的玉环连成一体,上片近方形夔龙,下片是四角出夔凤的涡文环；第二块玉最上层一片镂四个勾连活环，第二片是半椭圆形镂空变相夔龙纹环，第三、四片琢成腰圆形片，均以十字间隔，每一空间内饰镂空涡纹；第三块小玉琢成饰以蛇纹的扁方形扣，中间一素环勾连一夔龙环；第四块椭圆形玉 73厘米宽，上下两层腰圆玉片均为镂空螭虎纹，各琢镂二个固定的半圆环与侧面出脊角的扁方二孔扣环连接，扣环饰夔龙纹；第五块玉最上的方形玉片为镂空夔龙纹,上下镂二方孔,与其下之镂空二夔龙、二蛇纹扁方孔玉片相连，再其下是以二环连接的尖首玉片,宽 81厘米,饰镂空蛇首纹，最下方的玉片为镂空螭纹，有固定的半圆环。此佩纹饰均用隐起阴线琢法，起伏自然顺理，琢工精巧妩媚，是迄今发现的多节活动链状玉佩中最长、最精美的一件，堪称战国玉雕中的瑰宝。
曾侯乙墓还出土一件四联玉饰与此佩相似，如果用银铤插销玉环可以将四联玉饰与此佩连结起来。
此佩的功能和定名依旧存有不同意见，一种看法是用作佩饰,另一种看法是联系同时出土的小件玉鸟禽。认为是冠上装饰，即冠缨。 尊高331厘米，口宽62厘米，盘高24厘米，宽576厘米，深12厘米。
尊敞口，呈喇叭状，宽厚的外沿翻折，下垂，上饰玲珑剔透的蟠虺透空花纹，形似朵朵云彩上下叠置。尊颈部饰蕉叶形蟠虺纹，蕉叶向上舒展，与颈顶微微外张的弧线相搭配，和谐又统一。在尊颈与腹之间加饰四条圆雕豹形伏兽，躯体由透雕的蟠螭纹构成，兽沿尊颈向上攀爬，回首吐舌，长舌垂卷如钩。尊腹、高足皆饰细密的蟠虺纹，其上加饰高浮雕虬龙四条，层次丰富，主次分明。盘直壁平底，四龙形蹄足口沿上附有四只方耳，皆饰蟠虺纹，与尊口风格相同。四耳下各有两条扁形镂空夔龙，龙首下垂。四龙之间各有一圆雕式蟠龙，首伏于口沿，与盘腹蟠虺纹相互呼应，从而突破了满饰蟠螭纹常有的滞塞、僵硬感。出土时尊置于盘内，两件器物放在一起浑然一体。
尊是盛酒器，盘一般作水器用，二者合为一器，尊内盛掺有香草汁的酒，祭祀时酌以献尸，宾礼时酌以饮客。整套器物纹饰繁缛，穷极富丽，其精巧达到先秦青铜器的极点。尤其是器上镂空装饰，透视有若干层次，系用失蜡法铸造，即先用蜡做模，模外做范，加热烘烤使蜡模融化流失，使整个铸件模型变成一个空壳，再将青铜溶液浇灌至空壳内，就可铸成所需的器物。这一发现，证实了在二千四百年前的战国早期，中国的失蜡法铸造技术已经达到极高的水准。尊和盘均铸有“曾候乙作持用终”铭文。 青铜错金磬架，通高109、宽215厘米，由一对圆雕怪兽及其头上插附的立柱为虡，两根圆杆作横梁，呈单面双层结构。兽顶插附的立柱从腰、顶两处与横梁榫接。横梁底等距焊铸铜环，以串钩挂磬。磬架施线条流畅的错金云纹。青铜错金磬架，其磬架之精美、磬块之众多、编悬之明确、配件之完备，在考古发现的乐器中独一无二。
32块磬系用石灰石或大理石磨成，形若倨句，大小有异，分为两层四组。最大者：鼓博10．8、鼓上边32．4、鼓下边27．5、股博13．5、股上边22．3、股下边21、厚2．68厘米，倨句163度。最小者：鼓搏4．9、鼓上边7．6、鼓下边6、股博5．7、股上边6．6、股下边5、厚1．4厘米，倨句155度。
一磬虡兽舌上有“曾侯乙作持用终”铭文。磬上刻有(其中有少量为墨书)编号和乐律铭文，计708字，意与曾候乙编钟铭辞相通。经复原研究，知其音域跨三个八度，十二半音齐备。音色清脆，独具特色。同出有铭磬匣3具，彩绘磬槌两件。演奏时，需由1人双手执磬槌，跽地而击。
鹿角立鹤，鹤长喙上翘呈钩状，引颈昂首伫立，两翅展开作轻拍状，通高143．5、鹤高110厘米。拱背，垂尾。鹤首两侧插有两支铜质鹿角形枝杈。鹤的头、颈和鹿角上有错金几何纹饰，其它部位有铸成和镶嵌的云龙纹。
此器造型别致，是一件独具风格的青铜工艺精品。鹤和鹿是长寿和吉祥的象征。把鹿角插入鹤头，将二者置于一身，可称之为“瑞鹤”。古人把仙人乘车叫“鹤驭”、“鹤驾”。此器出于墓主人棺侧，可能反映了死者成仙升天的思想。
尊缶为古代盛酒器，通高1245、口径484、足径69厘米，重3275千克。这件大尊缶是目前所知我国先秦酒器中最大、最重的一件，堪称“酒器之王”。它不但拥有足以傲视同类的巨大体型，而且在纹饰上也极尽精美，器表由细密复杂的涡纹、重环纹、蟠螭纹、綯纹、雷纹、蕉叶纹、带纹、蟠蛇纹等构成，花纹花式统一，线条整齐划一。大尊缶出土时，里面还存有酒液。历经二千四百多年没有泄漏，可见缶的密封性之好。这件大尊缶不仅为我们了解曾国的人文历史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而且也让人感受到了当时贵族的豪饮之风。
壶为敞口，厚方唇，长颈，圆鼓腹，圈足。左壶通高99、口径33．8、盖罩径53、底径40．6厘米重106公斤；右壶通高99、口径32．6、盖罩径53、底径40．6厘米重99公斤，铜禁长117．5、宽53．4、高13．2厘米 重35．2公斤。壶盖有衔环蛇形钮，盖外沿套装勾连纹的镂孔盖罩。壶颈两侧各有一攀附拱屈的龙形耳。器身饰蟠螭纹和内填蟠螭纹的蕉叶纹等。两壶内壁均铸有“曾侯乙作持用终”铭文。
禁面有两个并列的中空圆圈，以承放大壶圈足。禁的长边各有二兽足。兽口部和前肢衔托禁板，后足蹬地。禁面和侧面均饰蟠螭等纹饰。
铜禁出土不多，迄今为止国内外仅见4件。在湖北省是首次发现。
这是古代用以冰(温)酒的器具，通高61．5、边长62厘米 重170公斤。它由内外两件器物构成；外部为鉴，鉴内置一尊缶。鉴与尊缶之间有较大的空隙，夏天可以放入冰块，冬天则贮存温水，尊缶内盛酒，这样就可以喝到“冬暖夏凉”的酒。
鉴和尊缶均饰以变形蟠螭纹、勾连纹和蕉叶纹等，并均有“曾侯乙作持用终”铭文。此器结构复杂，造型奇特，工艺精湛，是一件具有特殊用途的大型酒具。同时出土两件，造型、纹饰、大小均同。
云纹金盏，盏通高11、口径15．1厘米 重2156克，匙长13厘米 重56．45克。直口，方唇，浅腹，平底。三个凤首形矮足。腹上部有两个对称的环耳。盖略大于盏口，盖沿有三个等距离的外卡。盖顶有一个圆形捉手。盖面和盏口下饰云纹、绹纹、勾连雷纹、蟠螭纹等。盏内放置金漏匙一件，方柄圆身，器身镂空变形龙纹。
至迟到商代时，我国就出现黄金制品，但多为一些片饰。而此盏是仿铜的金制容器，反映了墓主人的特殊身份。这是目前所见我国先秦金器中最大最重的1件。 墓中还出土了编磬、鼓、瑟、笙、排箫等大量乐器，为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排箫、篪、琴（十弦琴、五弦琴）都是首次发现的几种早已失传的乐器。世界上不少民族都有排箫这种乐器，曾侯乙墓的2件排箫均是由13根竹质箫管编排而成，长短有序的箫管使得其形状象鸟展开的单翼。专家对这2件古排箫进行了测试，其中1件有七八个箫管能够吹奏出乐音，音阶结构已超出五声。篪是一种竹质横吹管乐器，源自民间，后世逐渐失传。篪在周代常与埙一起演奏，战国时作为大型宫廷乐器之一，每当有神祀与宴飨活动时，宫廷乐工们将编钟、编磬、建鼓、排箫、笙、瑟等乐器一齐奏响。古文献中对篪的记载有出入，如《广雅》说篪8孔，《周礼·郑玄注》云篪7孔，《乐书》中说篪为6孔，如此混乱的记载，使今人难以准确详细地判定其形状。曾侯乙墓出土的2件篪解决了这一困惑。2件篪分别长293厘米和302厘米，都是用1节竹管制成，两端管口封闭，管身开有1个吹孔、1个出音孔和5个指孔。管身通体髹以黑漆，以朱、**绕管身描绘出彩线花纹。根据曾侯乙墓篪，专家们成功地做了1件复制品，用复制品篪演奏，可吹奏出超出1个完整的五声音阶，加1个变化音，音色别有韵味。笙是自古至今沿用着的一种管乐器，《诗经·小雅·鹿鸣》曰：“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可见笙与瑟是经常配合使用的乐器。曾侯乙墓出土的笙，可以分为十二簧、十四簧、十八簧3种，均用匏斗、芦竹笙管、芦竹簧片制成。笙簧因音频高低而大小不一，框与舌间的缝隙细如发丝，做工十分精细。经专家试奏，其声音婉转低回，古朴典雅，细腻迷人。战国至秦汉之际，盛行“竽瑟之乐”，曾侯自然也不例外。不过，曾侯乙墓出土的瑟，其弦已腐朽，但瑟身依然保存完好，长1673厘米，首宽422厘米，尾宽385厘米。瑟首端有1个长岳山，尾端有3个短岳山，张弦25根，另有木质瑟柱置于弦下。从其仿制品的演奏中，可品味其原有的浓郁韵味。
出土的一件漆木衣箱盖上，画面中央以篆书书写一个“斗”字，古朴苍劲，四周按顺时针写着二十八宿名称，二十八宿东侧绘有一龙，西侧绘有一虎，关于“斗”字与环绕其周围的二十八宿名称，有专家指出，画中的“斗”字代表着北斗星，将其画在中央，表明地位突出，正反映了古人对北斗星的崇拜。二十八宿东侧绘有一龙，西侧绘有一虎，这与传统天文学中的东方苍龙、西方白虎正好对应，是考古发掘中所见年代最早的将北斗、青龙、白虎与二十八宿配合的实物，也是中国迄今发现的关于二十八宿全部名称最早的文字记载，说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创立二十八宿体系的国家之一，表明至迟在公元前5世纪初，中国就有了完整的二十八宿体系。曾侯乙墓天文星象图的出土，使得当时已经定稿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卷》相关内容不得不重新修改，这一发现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曾侯乙墓的北室是兵器库及车马室，出土兵器数量之多，品种之繁，也反映了墓主人的不凡身份。兵器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殳。对于殳，历代典籍多有记载，可惜都比较简略。历经千载岁月，沧海桑田，后世竟然未有先秦“殳”的实物或图形传世，使得后人难以知道它的真面目。殳，有的史书上也称作“杵”或“杖”，是先秦时代一种木或竹制成的长柄兵器，不但可用于防身自卫，还可用于装备军队战车。一般认为殳是由原始社会中狩猎用的竹木棍棒发展而成。《尚书·武成》中有“血流漂杵”，“杵”就是商代士兵所使用的殳，那时的殳一般是用一根坚实的木棒制成。周朝把殳列入“车之五兵”之一，是用于实战的兵器。《诗经·卫风·伯兮》曰：“伯也执殳，为王前驱。”《周礼》曰：“殳以积竹、八觚，长丈二尺，建于兵车。”又曰：“季秋之月……天子乃教于田猎，以习五戎。”从其记载可知殳的形制及其用途，五戎即五种兵器：戈、殳、戟、酋矛、夷矛，殳为其一。《考工记》也记载了“车之五兵”是戈、殳、戟、酋矛、夷矛，分别插在战车上的固定位置，供士兵在作战时使用，这样可以长短兼备，远近结合。关于殳的形制与尺寸，据《考工记》记载“殳长寻有四尺”，东汉人郑玄注曰“八尺曰寻”，由此可见殳的长度为一丈二尺，即约3米。春秋战国时代，诸侯争霸，殳的使用更加广泛。据史书记载，城濮之战时，晋军临战前“遂伐其木，以益其兵”。而且随着车战的流行，殳也在改进，出现了青铜和铁制的殳，殳柄为竹木混合制成，呈八棱柱形或圆柱形，柄端安有青铜或铁制殳头，在柄尾安装有起保护作用、使柄尾经久耐用而不开裂的细长铜或铁帽，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六韬·军用篇》有“方首铁”的记载，“方首铁”就是方形铁头的殳。《吕氏春秋·贵卒篇》也有关于中山国的力士穿着铁甲、手持铁杖作战的记载，这里的铁杖，应该就是殳的变体。春秋战国时期是殳作为典型兵器的辉煌年代。帝王或诸侯出巡时，前导勇士也执殳开道，即所谓“旅贲以先驱”。可见殳不仅是用于实战的兵器，也用于天子诸侯的仪仗。而从其发展演变看，殳作为实战兵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越来越演化为仪仗之器。秦始皇统一天下，秦军所向披靡，拥有数量庞大、质量精良的兵器。然而此时作为车战“五兵”之一的殳，其功用却悄然退化。从秦始皇兵马俑坑中出土的殳来看，全都是以青铜圆筒套的无锋刃的仪仗器。汉承秦制，在汉代的仪仗中，殳被称作“金吾”，铜制套头，两头镀金，御史大夫、司隶校尉等常常“执金吾”夹侍拱卫皇帝。汉代以后，随着车战淡出历史舞台，殳也悄然湮没。作为兵器的殳有没有刃呢？《毛诗传笺》曰：“殳长丈二而无刃是也。”《说文解字》曰：“殳，以杖殊人也。”段玉裁对其做注曰：“杖者，殳用积竹而无刃。”《考工记·庐人》唐贾公彦疏曰：“殳，长丈二尺，无刃，可以击订人。”这些记载给后人一种错觉，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人们认为殳是没有刃的棍棒，其实这种判断是完全错误的。早在春秋晚期，南方的楚、随、吴、蔡等国就使用一种带锋刃的殳，即在积竹木柄（由竹木混合制成的柄）的一端装一个呈三棱矛状的铜殳头，在另一端装一个有尖刺的铜箍，这样既可以刺杀，也可以砸击，威力颇大。这样形制的殳，在曾侯乙墓中也有出土。曾侯乙墓出土了多件带铭文的实战与礼仪用的殳，锐殳7件，晋殳14件。其中3件锐殳刃部较长，顶端有锋，呈三棱矛状，并在锋后装有带尖刺的铜箍，一侧刃上铸篆书“曾侯越之用殳”，是中国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出土自铭为“殳”的兵器，真正彻底解开了殳的形制之谜。晋殳两端无刃，仅有铜套。两种兵器的杆均为积竹木，以八棱形木杆为芯，每个棱面贴宽约1厘米左右的竹片，外面密缠丝线、革带、藤皮，表面髹以红漆或黑漆。杆通长329厘米～340厘米，粗28厘米～3厘米。墓中除殳外，还有戟、戈、矛、弓、盾、甲胄、箭簇等，几乎囊括了战国初期时所有的兵器种类。从数量上看，仅箭簇就有4500多件，被成捆地堆放着。2400多年前的曾侯乙，拥有如此多的兵器，可见他的封国应该有相当的实力，其本人也颇热衷军事。从这些出土的兵器上，尽可以想象英姿勃发的曾侯乙率领军队，驰骋疆场，金戈铁马，威武雄壮的场景。
墓中出土金盏、金杯、金带钩及长达48厘米的十六节龙凤玉挂饰，是曾侯乙生前奢侈生活的具体写照。许多青铜器上有“曾侯乙乍（作持）”之类铭文，为判定墓主提供了证据。
曾侯乙墓出土的漆器有220多件，是中原与楚地墓藏中年代最早也是最为精彩的，而且品类全，器型大，风格古朴，体现了华夏中原与楚交汇区域青铜文化的神韵。
墓中还出土了大量的丝麻织品，由于年代久远而且长期浸水，都已经腐烂，但仍为研究战国早期的纺织工艺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通过检测丝纤维，可以看出当时已经注意蚕茧的选用，缫丝质量较之早期也有提高。墓中还首次发现了丝麻交织的纱袋，经线或丝或麻，纬线则全部用丝，是世界上已知最早的丝麻混织品。在出土的丝麻织品中，包括纱、绢、锦、绣等多种织物，其中首次发现了一种用夹纬使经线现出暗花的单层几何织锦，对我们了解商锦、周锦再到汉锦的发展过程和织造工艺具有重要价值。
编钟是我国北方考古中较为常见的一种乐器，但曾侯乙墓的编钟却创下了多项记录：它是我国目前出土数量最多、重量最重、音律最全、气势最宏伟的一套编钟，堪称“编钟之王”。
1、出土数量最多
曾侯乙墓编钟由19个钮钟、45个甬钟，外加楚惠王送的一件大镈钟共65件组成。
2、重量最重
这些钟分3层8组挂在钟架上，直挂在上层的3组叫钮钟，斜悬在中下层的5组叫甬钟，其中最小的一个钮钟高204厘米、重量为24千克，在演奏中能起定调作用，最大的一个低音甬钟高达1534厘米、重量为2036千克，全套编钟总重量在2500千克以上。
3、音律最全
编钟出土后，文化部的音乐家黄翔鹏、王湘等人赶到现场，对全套编钟逐个测音。检测结果显示：曾侯乙编钟音域跨越5个半八度， 只比现代钢琴少一个八度，中心音域12个半音齐全。
是由六十五件青铜编钟组成的庞大乐器，其音域跨五个半八度，十二个半音齐备。它高超的铸造技术和良好的音乐性能，改写了世界音乐史，被中外专家、学者称之为“稀世珍宝”。
4、气势最宏伟
这套编钟之大，足以占满一个现代音乐厅的整个舞台。
钟架是铜木结构的，它的外形呈直角曲尺形，全长10米以上，上下3层，高273厘米，由6个佩剑的青铜武士和几根圆柱承托。整套编钟和梁架气势宏大、壮观无比。
5、罕见
在两千多年前就有如此精美的乐器，如此恢宏的乐队，在世界文化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曾侯乙墓编钟的铸成，表明中国青铜铸造工艺的巨大成就，更表明了我国古代音律科学的发达程度，它是中国古代人民高度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国“文明古国”的历史辉煌。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曾侯乙编钟和建鼓底座：乱世诸侯 千古绝响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曾侯乙编钟
墓中随葬以九鼎八簋（guǐ，音轨）和编钟、编磐为主的礼乐器，遵守了周代诸侯的身份，反映出先秦社会严格的礼乐制度，以及人们对天地、神明和祖先的敬畏。十二律俱全的64件青铜双音编钟（不包括楚王所送镈钟）、玲珑剔透的尊盘和完整地书写二十八宿（xiù，音秀）名称的衣箱等，体现了先秦时期中国在艺术、技术、天文等方面的极高成就。曾侯乙墓出土青铜礼器是历年来我国出土青铜器数量最多、种类较全的一次。因发掘前未经扰动，真实地反映了墓主人享用器物的仪式，这在考古发掘中极为罕见。曾侯乙墓的青铜礼器的大体组合沿袭春秋时期的传统：鼎成序、簋成套、鬲成组、豆成对，盘、匜匹配。曾侯乙墓青铜器造型奇特、工艺精湛、纹饰华美的特点，采用了浑铸、分铸、等冶铸技术和平雕、浮雕、圆雕、透雕、错金、镶嵌、铸镶、铜焊、鑞（là，音腊）焊、铆接等多种工艺，集先秦青铜制造技术之大成，集中反映了我国当时先进的冶铸科学水平。曾侯乙墓出土地编钟、编磬（qìng，音庆）、建鼓、琴、瑟、笙、箎（chǐ，音尺）、排萧8种共125件乐器。其中编钟、编磬各1组，琴、筝、五弦各件，瑟5件，笙1件，悬鼓1件，还有建鼓、排箫、抱鼓等罕见乐器。用于击奏乐器的工具12件，各种乐器的构件、附件1714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出土时各种乐器基本位于原位，排列有序，真实地再现了战国时期乐器的组合情况。种类全，数量多，制作精，保存完好，其中其中不少乐器是新发现，为世界考古史上所仅则见。其中115件出自中室，用于演奏宗庙礼乐；另外10件出自东室，用于演奏房中乐（寝宫音乐）。这批乐器反映了公元前五世纪我国音乐文化的高度水平，是中国音乐史研究的珍贵资料。 曾侯乙墓出土的漆木用具是先秦墓葬出土最多的；墓中出土的金盏重2156克，是先秦最重的金器；墓中出土了大量的玉器，其中小动物有牛、羊、猪、狗、鸡、鸭一类家禽家畜，似乎是祈祷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墓中出土的兵器包括戈、矛、戟（jǐ，音几）、殳(shū，音书)、弓、箭、盾、甲胄等，其中“殳”和多戈戟是考古发现中仅见或少见的兵器；墓中还出土了许多车马器，其中两件矛状车具是用于增强战车战斗力的新型车具；墓中出土的竹简，总计共6696字，是目前所见时代最早的竹简实物。曾侯乙墓展览陈列了该墓出土后最有代表性的文物，展现了2400年以前人们的精神世界和物质生活。
曾侯乙编钟是我国目前出土数量最多、重量最重、音律最全、气势最宏伟的一套编钟，堪称“编钟之王”。曾侯乙编钟包括钮钟19件，甬钟45个，外加楚惠王赠送的一件拨钟，共65件，总重量达2500多千克，是迄今中国发现的数量最多、保存最好的一套编钟，因下排甬钟上铭刻“曾侯乙”得名。
凡有机会耳闻目睹过的人，无不为此千古绝响惊叹叫绝，赞誉它不愧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之瑰宝，世界音乐史之奇迹。
曾侯乙编钟的钟体为铜木结构，由两列三层漆绘木质横梁联结成曲尺形，横梁两端装饰有浮雕及透雕龙纹或花瓣形纹饰的青铜套。中下层横梁各有3个佩剑铜人分别用头、手顶托，并通过横梁的方孔以及子母样牢固衔接，在中部，还各有一铜托承托横梁以加固定。佩剑铜人身着长袍，腰部束带，面容肃穆，立于铜质雕花圆形跗座上，是青铜人像中难得的佳作，也加强了整套编钟的隆重地位。
全套钟架由245个构件组成，可以拆卸，设计精巧，结构稳定，历经两千多年，出土时依然矗立如故，让人赞叹不已。楚音韶乐形制精确，方能保证音律精准，这在今天也不易办到。合理的金属成分配比和规范的外形尺寸，以及工艺上的特殊处理，使编钟达到了令人赞叹的音响效果，创造了“楚声韶乐”的曾侯乙编钟实在是一件稀世之宝。
曾侯乙编钟以大小和音高为序编成8组，悬挂在铜木结构的三层钟架上，钟上刻有关于记事、标音、律名关系的错金铭文2828字，加上钟架笋梁（横梁）、编悬配件上的铭文、磐铭文、磐盒铭文总字数3775字，其内容是先秦乐律的重要资料，被专家学者称之为“一部珍贵的音乐理论论著”、“一部不朽的古代乐律学典籍”。64件编钟（楚惠王送给曾侯乙的钟除外），每件都能发出两个乐音，全套编钟音质纯正、音色优美、音域宽广，能旋宫转调，演奏各种采用和声、复调以及转调手法的乐曲。
实践证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而不是此前有些专家认为是秦汉时代，更不是来自古希腊传入的舶来品），我国音乐就已发展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在7声音阶、5个8度音、12个半音以及旋宫转调的表现手法上，就已形成理论与实践。因而，曾侯乙编钟的出土，使人们对传统乐律学不得不重新估价，因此中国古代音乐史的某些方面需要重新研究。
编钟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打击乐器，它将乐钟依大小和音高次序编组，悬挂在钟架上，用木槌敲击演奏，故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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