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个人世俗化是什么意思呢褒义大,还是贬义大呢

雨花石原唱2023-05-07  29

大意是说这个人比较现实,考虑社会影响、物质利益多一些,有趋向庸俗,离开高雅之意。一般不用于说个别的人,通常说一些大而空的东西,比如宗教、艺术,但它们也具体寄托在那些“家”身上。如宗教和政权的结合就是一种世俗化,好多国家就是政教合一的,宗教领袖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他们主要不是在精神领域而是用国家机器领导民众了。相对来说艺术的世俗化更好理解。你看现在的艺术家,有多少个还追求纯粹艺术的境界和升华的?大都变着法子钻进钱眼去了,要不为什么好作品少得可怜,而以前的艺术作品越来越珍贵,甚至动辄以亿估算的?所谓世俗化,虽含有可以理解的味道,但总体上还是是贬义居多。唉,人就这样,虽然生活在世俗,但只要真正读过书,多少会有一点对精神家园的向往,比如陶渊明的洒脱,王维的淡泊——只是生活所迫,想不世俗都不行。至于将来一切都世俗化了,世界会怎样?天知道。

中国是举世闻名的礼仪之邦,以衣冠文物标榜国家文明的特色,举世所无。中国人的治国方略,经过诸子百家的争鸣与论辨,最终走上礼治的道路,这是历史的选择。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礼扮演了最核心的角色,对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今天,我们学习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就不能不对礼乐文明有所了解。礼是“修、齐、治、平”的大经大法

周公制礼作乐,中国文化的底蕴从此得以确立,其后经过孔子及其弟子的弘扬,成为博大精深可以经纬万方的巨大体系,成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经大法。

首先,天人关系属于礼。人如何顺应和利用自然,如何与万物相处,在古代中国都是以礼的形式规定下来的。我们读《礼记·月令》,上面逐月记载着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气象与物候的变迁周期,动物与植物的成长过程,社会生活的各种规范。要求人们爱惜森林资源,保护幼小动物。那时的人口比今天少得多,资源比今天丰富得多,但儒家已经意识到人与宇宙万物必须共存共荣的道理,这是何等的胸怀与卓识!

其次,国家典制属于礼。在中国文化中,制订符合道德理性的国家制度称为“制礼作乐”,好的制度被破坏了称为“礼崩乐坏”。礼是经邦治国的大经大法,无礼则无从措手,成为社会贤达的共识,有关的论述触目皆是,如《左传》引君子云:“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孔颖达疏云:“国家非礼不治,社稷得礼乃安,故礼所以经理国家、安定社稷。以礼教民则亲戚和睦,以礼守位则泽及子孙。”子大叔说:“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荀子说:“国无礼则不正。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既错之而人莫之能诬也。”将礼譬之为治国的衡、绳墨、尺寸,乃是规范一切的标准。

治国理念的实现也必须通过礼。再好的治国理想、理念,只有通过礼仪,才能层层推进,逐步变成现实,这个道理《礼记》上说得非常清楚:

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

这段话的意思是,道德仁义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没有礼就无法成就。教育民众,端正风俗,没有礼就不能完备。纷争辨讼,没有礼就不能判别是非。君臣上下、父子兄弟的名分,是伦理的基础,没有礼就无法确定。班朝治军,居官执法,没有礼就没有威严的气象。祭神敬祖等,没有礼就无法诚敬庄严。一言以蔽之,没有礼就做不好任何事情。

礼治法治在“交锋”中决出主次

自古以来,治国之道就有法治与礼治之争,两者孰优孰劣,在先秦就有论辩。

我们先来看看法家的理论。战国时期的法家,前期的代表人物是商鞅、申不害、慎到,后期是韩非。商鞅重法,主张法律公开,严格依法行政,“法不阿贵,一断于法”,不管是卿相、将军,还是庶人,只要不听王命、违反国家禁令者,一律“罪死不赦”,主张“刑九而赏一”,多用刑,慎用赏。

申不害强调“术”,就是君王驾驭臣民的权术,要建立严格的考核制度,使他们努力工作,不敢偷奸耍滑;同时要寡言少语,给人以高深莫测、无从捉摸之感,这样就可以掌控局面。

慎到也主张“事断于法”,官吏守法,人民为法所役使。同时,他又提出了“势”的观念。他说,尧如果是无权无势的普通人,那他连邻居也使唤不动;他南面而称王了,才得以号令天下。因此,地位和权力特别重要,君王务必要很好利用这个“势”。

韩非是法家的集大成者,其理论基础是人性好利。他说:种地很辛苦,为什么还有人种?那是因为想致富。打仗很危险,但还有人愿意去,那是想立功。造车的人希望人人富贵,那样就有钱去买他的车。卖棺材的人希望天天死人,那样他才有生意。他又说,臣下用效死力的方法与国君做交易,国君则陈列各种爵禄与臣下做交易,彼此之间哪有什么君臣如父子关系?都是在权衡这场交易是否合算。所以,君主要善于用“利”来调动臣民的积极性,使他们服服帖帖地成为自己手中的工具。母亲爱儿子,但儿子往往不听母亲的话而听父亲的话,韩非认为这是因为父亲威严的缘故。所以,治理国家要靠严刑峻法,迫使民众拼命干活、打仗送死。

我们再来看看儒家思想。孔子对礼与法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评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说,为政者用法制禁令来引导民众,要求他们处处遵命,如果有人不服从,就用严厉的刑罚来整齐他们。这样做的结果,民众可以免于刑罚,但并非是他们有了廉耻之心的结果,而是慑于刑罚的严厉。换句话说,一旦刑罚取消,外在的震慑力没有了,他们还会故态复萌;相反,为政者用道德来引导民众,躬身垂范,民众接受的程度如果参差不齐,就用礼来整齐他们,使其行为合乎道德规范,这样民众就会有向善之心,懂得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打死也不能做。可见,在孔子眼中,法治是末,礼治是本,两者不可颠倒。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礼治在与法治的交锋中占了上风,这与大秦帝国迅速灭亡有很大关系。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可是,这样一个重视法治、武功盖天下的王朝,只存活了三十七年,到秦二世胡亥就垮台了,原因何在?

这个问题引起了西汉学者的极大兴趣。如贾谊作《过秦论》,专门检讨秦政的过失,他的结论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意思是说,在秦夺取天下之前应该采取进攻的战略,而在取得天下之后则应该采取守的战略,也就是施行仁义。而秦始皇还是凭借法治与暴力,终于酿成了悲剧。贾谊还重提先秦的礼、法之争,认为礼的作用是“禁于将然之前”,也就是防患于未然;法的作用则是“禁于已然之后”,即惩罚犯错误者。因此,应该以礼为主,法为辅。

西汉的思想们家几乎都反对秦政,而希望回到孔子的德治路线上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被汉武帝采纳,这是历史的选择,也被此后的历代政府所沿用。

“礼”字蕴含多种人文精神元素

“人文”一词,最早见于《周易·贲·彖》:“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礼所体现的“人文”精神,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礼主敬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群处的基本要求是彼此的和谐相待与分工合作,唯有如此,才能形成群体的合力、推进社会发展。中华之礼的基本精神,正是围绕这一目标而展开的。

《礼记》开篇第一句话便是“毋不敬”。儒家以月亮的盈亏为喻,提出“满遭损,谦受益”的理念,提倡谦虚自守、低调行事。故处处尊重他人,凡事多看他人长处,懂得山外有山,天外有天的道理,既是修养,也是美德。

有人说儒家倡导的礼不过是统治阶级之礼,是贵族阶级内部的行为,与庶民无关,它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这种说法似是而非,是对礼学文献没有细读,甚至有误读。我们来看《礼记》是怎么说的:

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

这段话说得很清楚,“自卑而尊人”并非专门针对富贵者,而是包括“负贩者”在内。“负贩”是背个篓子或挑副担子沿街叫卖的小贩,属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他们懂得了礼,就可以人穷而志不短。可见,礼是博施于所有人的。

自谦而敬人是中华礼仪最重要的特色,在各种礼仪中体现得极为充分,交际语言中的谦语与敬语,堪称是最能体现东方文化特色的典范。

■礼主博爱

自由、平等、博爱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著名口号,其中“博爱”一词,国人多以为是西方人的首创。殊不知,撰成于战国时代的《孝经·三才章》就出现了这个词。

在《礼记》的《礼运》篇里,孔子把“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作为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那是一个充满爱的世界,人人都能像爱自己一样爱他人。孔子的伟大之处还在于,他为实现人类远大理想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路径:从孝顺自己的父母开始,来培养爱心。父母是给予我们生命的人,给了我们最无私的爱。当我们一天天成长起来的时候,父母却在一天天走向衰老,越来越需要得到亲情和关心。子女孝敬父母是一种自然亲情,最容易做到。孝敬父母并非是提倡狭隘的私亲之爱,而是以此为起点,把对父母的爱推广到天下人父母的身上。《孝经》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唐玄宗把这两句分别解释为“博爱”与“广敬”,是非常有道理的。

中国人从童蒙时代起,便受到了博爱的教育。《弟子规》说:“凡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载。”人皆同类,大家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之下,共生于同一块大地之上,只有彼此相爱,才能拥有幸福的未来。把爱作为一种具有普世意义的道德来推广,是何等人性化!

■礼节人情

人是有血有肉,有丰富情感的动物,一生处于喜怒哀乐之中。人们对于事物的反应,往往不是太过,就是不及,因此人的情感需要道德理性的修正和调适。儒家的礼,就是为了合理地节制人的性情、防止民众或过或不及而设:“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

《礼记》说:“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近年湖北荆门郭店出土的楚简说:“始者近情,终者近义。”与此如出一辙,证明先秦儒家对礼节人情的问题,已经形成了相当成熟的理念。子曰:“《关雎》乐而不*,哀而不伤。”朱熹说:“*者,乐之过而失其正者也。伤者,哀之过而害于和者也。”可谓深得诗的大旨。

所以,在情感问题上,要懂得一点儒家的“中庸”之道,把握好度。如果大喜大悲,狂躁暴怒,小则影响身体健康,大则影响人生幸福,破坏社会和谐,甚至酿成悲剧。人是理性动物,人高于禽兽的地方在于,人有能力把情感控制在不偏不倚“中”的境地,能够客观地面对功过、得失、是非、毁誉。

■礼乐兼修

儒家文化是礼乐文化,礼乐相须,不可或缺其一,这是中国文化里极为重要的特色。据《礼记·王制》记载,上古君王有定期巡守四方的制度,所到之处,地方官员要

“述职”,其主要内容之一,是展示当地流行的民歌。君王据此可以了解民风是否淳朴。听到纯正无邪的民歌,则由随行官员记录后推广,此即

“采风”。古人认为,盛德之帝必有盛乐,音乐已然成为圣德明君的象征,在历史文化上的地位之高,不难想象。

《乐记》说:“大乐与天地同和。”乐的最大作用是使人心“和”,所以,儒家想方设法在各种场合让人们接受乐的熏陶,包括在宗庙、乡里、家里。

是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 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 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

《乐记》这段话里的“和敬”、“和顺”、“和亲”,都以“和”作为前提,可谓用心良苦。《乐记》还对礼乐的职能做了论述,如“故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近年出土的郭店楚简也有类似的表述,最明快的表述是:“礼,外也。乐,内也。礼乐,共也。”只有礼乐兼修,才能成为内外完美的君子。这些精辟的论述对修身养性颇有指导意义,值得我们反复吟咏、玩味。

■礼尚往来

礼也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方法。《礼记》上说:“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往而不来,亦非礼也。”

礼是指礼节,尚是注重的意思,礼尚往来所崇尚的是彼此有礼,互相尊重。我最初在清华开“中国古代礼仪文明”这门课时,每次上下课,我都向学生鞠躬行礼。第一周我这样做,学生都毫无反应地看着我,第二周还是如此。第三周上课,我依然鞠躬行礼,学生还是没有反应,我这才跟他们谈礼尚往来的道理。我说,大家注意到没有,我每堂课讲九十分钟,都是站着,中间也不休息,这有多辛苦?哪位同学想体会一下,可以站着听九十分钟试试。你们为什么就不能在上下课的时候起立十秒钟,向老师表示一下尊重?我孩子的年龄都比你们大,我这么一个老头向你们行礼,你们居然若无其事,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这么做合适吗?

按照《礼记》的说法——“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往而不来,亦非礼也”,现在是你们失礼了,怎么办?是不是从下周开始上下课的时候咱们“礼尚往来”一下?同学们纷纷表示从这堂课开始。下课铃声一响,大家都站了起来,师生互相鞠躬致敬,以后每次如此。说明清华的同学都是好学生,问题是没人给他们讲这些道理。

我对同学说,我要求大家行礼,并不是要求你们特别尊敬我,只是希望大家由此培养恭敬之心,在学校尊敬老师,回到家里尊敬父母,将来工作了,尊敬领导和同事。你这样做了,才可能得到大家的尊重。

每个人都渴望得到别人的尊重,问题是你首先尊重了别人没有?如果人人都懂得这个道理,都能通过尊重他人来赢得他人的尊重,不就是“我敬人人,人人敬我”了吗?

“礼的精华”可为当今时代所用

上面略述了礼在中国文化中的极端重要性。可以说,离开了礼来谈中华文明,则无从谈起。中国之外,全世界再也找不到第二个色彩如此鲜明的原生文明。

二十一世纪,中华民族将实现伟大复兴。中华腾飞需要民族精神的引领。五千年历史与文化,蕴藏着丰厚的民族精神资源,需要我们去发掘与提升。中华腾飞需要大力提升民族整体素质,革除种种不文明、不讲“礼”现象。作为一位礼学研究者,我尤其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中华的礼乐文化?它在当今时代是否还有利用价值?一生研究中国文化的历史学家、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生前与美国学者谈论中国文化时如是说:中国文化说到底是一个字,就是礼。礼是中国人一切行为的准则。钱先生的说法,可谓一语中的。西方人的礼是礼节、仪式,中国人说的礼可谓无所不包,与西方人说的文化相仿。中国人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共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方式,并且通过礼的形式,使之“格式化”,推行到各地,从而深深地扎根于社会,成为我们紧密联系的强大纽带。钱穆先生认为:“要了解中国文化,必须站到更高来看到中国之心。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如此宏论中国文化的本质,读之令人如醍醐灌顶。衷心希望大家能从钱先生的论述中,正确认识和推广中国礼乐文明。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传统礼乐文明不是沉重的历史包袱,更不是糟粕一堆,其中蕴藏着宝贵的精神财富,其精华完全可以为我们的时代所用。

贴近实际和生活。理学的世俗化、实用化,就其社会形态而言,是指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由社会上层向民间社会下移。理学,是两宋时期产生的主要哲学流派,又称道学,理学是中国古代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其影响至深至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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