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的鲁迅研究及评论中，人们都把许广平说成是鲁迅的妻子或者是夫人，这种说法是大错特错的。
从鲁迅的生平资料看，鲁迅在同许广平同居的时候曾明确地告诉许广平，他不能给她任何的名分；而鲁迅的好友许寿裳也在鲁迅生平年谱中只是用同居关系来表述鲁迅同许广平的两性关系。而许广平也曾为此委屈过，甚至非常痛苦，但最后她非常开通地认为两性关系是平等的，同时也是自愿的，只要两个人有感情，不必在乎社会的舆论和所谓的婚姻形式，更无须别人来承认。两个人能够在一起生活就生活，不能生活可以自行解决，不需要什么法律来管束。这也说明许广平对自己的处境是清楚的，同时也是接受的。
从鲁迅同朱安的关系看，他们虽然是名义上的夫妻，但毕竟是夫妻，朱安始终是鲁迅的妻子，鲁迅也并没有在公开场合或者以任何书面的形式同朱安解除婚姻关系，因而从法律上看或者从社会道德上看，朱安应该是鲁迅的妻子。
第一个妻子叫朱安，这是典型的包办婚姻。鲁迅的母亲鲁瑞没有征得鲁迅同意，便把这门婚事定下了。鲁迅当然很生气，但出于对母亲的孝顺，他没有发作。完婚的第二天，鲁迅没有按老规矩去拜祠堂。晚上，他还是像往常一样独自睡进了书房。第三天，他趁着家人不注意，悄悄地从家中出走，到日本去了。而朱安则跟着婆婆鲁瑞一块过日子。
第二个妻子叫许广平 1923年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成为鲁迅的学生。1927年1月，鲁迅到中山大学任教，许任助教和广州话翻译，1927年10月3日与鲁迅同行到上海，不久结婚， 1929年，生子周海婴。
许广平，她是鲁迅先生的第二任妻子。在鲁迅先生去世后，决心完成鲁迅先生的未竟之业。这位伟大的女性为了保护鲁迅的作品，被日本宪兵逮捕，饱受折磨，但是她宁死不屈。那么，你可知道她被日本逮捕后，到底经历了什么呢？今天，我们就通过她的儿子周海婴的亲述，一起来还原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许广平
很多人只知道许广平是鲁迅先生的第二任妻子，可能是我们太肤浅了，也可能是鲁迅先生的光芒太耀眼了。实际上，许广平可不仅仅是某人的什么这么简单，她的来头可大了。她出身于近代广州第一家族，她的祖父许应骙是慈禧太后的干儿子，曾是晚清的封疆大吏，家族更是人才辈出，涌现了大量近代的大人物。
只是她的父亲是庶出，还没有功名在身，在家族里不受待见。但是她的父亲为人比较开明，让她从小就像男孩子一样接受教育，给了她睁眼看世界的机会。在许广平快成年的时候，因幼年一场荒唐的娃娃亲，她不得不北上逃婚读书。后来，她考入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做了鲁迅先生两年的学生。
后来，作为“小迷妹”的许广平给鲁迅先生写信，万万没有想到鲁迅先生给她回了信。随后，许广平多次登门拜访，并一起参与了揭批驱逐北师大校长杨荫榆的运动。这场斗争，让他们互相欣赏，从此他们在斗争中相互支持，在事业上相互帮助，在生活上相互关怀。
被捕入狱
两人一起生活了十余年，并生育了一个儿子周海婴。1936年10月，鲁迅先生逝世了。许广平决心完成鲁迅先生的未竟之业，将鲁迅先生的作品整理出版。淞沪会战后，上海沦陷，为了保护鲁迅先生的遗稿，她选择了留在上海。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开进了上海租界，许广平在租界的寓所里被捕。随后，她被带进了日军宪兵司令部，遭到了日本人的刑讯。她的儿子周海婴亲述了母亲被日军刑讯的过程：“妈妈在日本宪兵队足足关了76天，什么刑都用上了！”总结起来主要有三大类：一是扇嘴巴，这是日本常干的事情，一言不合就扇嘴巴。当时，许广平不说实话，日军就对她扇嘴巴。
二是当靶子。日本人会柔术，拿许广平当靶子，“一下一下摔，从后背摔。”三是电刑。在以上两种方法没有效果的情况下，丧心病狂的日本人竟然用上了电刑。日军直接将两根电线接在她的腿上，通电后，那场景不可想象。就是在这身心受到巨大的折磨下，许广平宁死不屈。最终她在被关押了76天之后，由内山书店为她保释出狱。
1942年3月1日，许广平出狱，此时她的双腿已经不太好使，头发也白了好多。随后，她写成《遇难前后》一书，并继续整理鲁迅先生的书稿。
1968年3月3日，许广平因受偷盗鲁迅全部书信手稿一事的刺激，心脏病突发逝于北京 ，享年年70岁。
一八九九年，通过亲戚的斡旋，朱安的婚姻前景似乎明朗了起来；当时她已是个二十一岁的“老姑娘”了。议婚的对象是一名周姓前任官员的长孙。这位周老爷当过京官，后来因为科场贿赂而锒铛入狱，家道中落。他的长孙十八岁，在南京一间新派学堂念书。绍兴传统以妻子比丈夫大两三岁为佳，所以两人算是相当匹配，惟一的缺憾是周家经济颇为拮据。但毕竟他们在绍兴还算是户体面人家，对“老姑娘”朱安来说，这可能是最理想的安排了。
一九○一年似乎是他们成亲的好时间，因为绍兴惯例婚礼多半在冬季举行，而朱安的未婚夫又将在同年年底毕业，算得上双喜临门。不料就在这个时候，周树人拿到赴日本留学的奖学金，因此朱家想看到女儿成家的希望又落空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当然也愿意未来女婿出洋留学，因为朱安的未婚夫身份提高了，对她也是一份光荣。
周树人在一九○二年三月离开中国，除了两次短暂回家外，在日本一直逗留到一九○九年。他如此一去不归，实在令朱家忧心忡忡。而他赴日后不久，通过他母亲向朱家提出一项要求，更教他们增添了忧虑：周树人要朱安放脚，然后进学堂读书。对思想保守的朱家来说，这实在吓了他们一跳。但这为朱安的婚事蒙上了一层阴影。虽然周老太太对未来媳妇很满意，但谁也不能预料留学在外的激进青年会采取什么行动。一九○三年周树人回家探亲，身穿西服，辫子已剪了，这似乎都不是好征兆。不过他始终没有提出要退婚，虽然周家也没有安排把朱安迎娶过门。
成 婚
绍兴有句谚语：“养女不过二十六。”周家体会到拖延婚事实在于理不合，终于定下成婚的日子：一九○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新郎会从日本专程回家。但朱安不知道的是，他会接到虚报母亲急病的电报，被骗回来。周家到底有没有想过，如果鲁迅不归，又怎么办呢？其实这也不是个难题：找人代替新郎拜堂本来就是惯用的招数。
朱安除了做出一般准备外，也没有忘记新郎对小脚的厌恶，因此造了一双大脚绣花鞋，鞋头填满了棉花，好在婚礼上穿。朱安穿上这双鞋，到底有何感想呢？二十多年来，大家不断告诉她没有男人会娶一个大脚妻子。世界真的变了。
虽说新郎是个放洋留学的新人物，但婚礼还是依照传统风俗进行，大红花轿、媒婆、吹打乐手和陪嫁娘一个不少。新郎穿着传统礼服，甚至装上假辫，这一切是否可以让朱安定下心来呢？假如她希望有个好兆头，现实却适得其反：她一脚踏出花轿的时候，一只鞋松脱了，揭露了伪装。绍兴风俗认为新娘掉了鞋是个不吉的兆头。捱过了婚礼的繁文缛节，朱安终于进入洞房，坐在床上。四周一片静寂，只听到翻书的声音。朱安坐着呆等，因为新娘是不能首先开口说话的，而新郎决定了不理睬她。
婚姻生活
婚后第二天，朱安按照传统由新郎陪伴着回门，也到了周家的祠堂拜祭祖先。虽然他们没有圆房，但完成了婚礼所有的仪式，因此他们的婚姻作为一份社会契约是完整的。不过假如朱安希望新郎对她的态度会改善，她很快就失望了：婚后第二个晚上，她的丈夫睡到母亲房间里去，三天后他就离开绍兴，回到日本。朱家的“安姑娘”离开了富裕的娘家，变成景况拮据的周家媳妇。作为小安的媳妇，她有两份职责，一是延续香火，二是操持家务，她既然无法完成第一项，就全心全意投入第二项里。既然她是小辈中惟一的媳妇，家务的担子自然不轻，而大家也认为她是个称职的主妇。大家族三代同堂的生活方式对朱安来说是个熟悉的环境，她性格和顺，与人相处并不困难，婆婆鲁瑞对她十分喜爱。
一九○九年夏季，朱安似乎看到一点光明，因为她的丈夫终于决定回国了。周树人回国主要是为了经济问题：周家实在需要一份稳定的收入，而他作为长孙，总得挑起这担子。不过鲁瑞自然也希望借此让儿子和媳妇重聚。周树人在杭州找到一份教职，本来有不少机会回家，但他并不如此，而每次短暂的逗留，也不和朱安说话，更不进她的房间。一九一○年夏天，情况变得更坏了。鲁迅回到绍兴教书，学堂离家不过几十分钟路程，而他决定住在学校。
但与此同时，朱安也感到她熟悉的世界正在改变。一九一一年，她的小叔子周作人带着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回到绍兴，朱安一辈子头一次接触外国人，头一次体会到丈夫进出自如的另一个世界。作人和信子是经过自由恋爱而结合的，这一点也让朱安感受到，她从小奉为金科玉律的礼教传统，已经权威大减了。
这时外间世界正经历一场巨变：一九一一年十月，满清王朝崩溃了。中华民国成立不久，周树人得到一份教育部的工作。虽然他因此又要离家远去，但这对周家来说却是件喜事，因为树人成为中央政府的官员，在复兴家业方面迈进了一步。他在一九一二年二月往南京赴任，同年五月与教育部一起迁往北京。男人因为经商或做官而居于外地，是绍兴常见的模式，因此树人离家反而减轻了朱安承受的痛苦和压力。
这时朱安有一块心头大石：她已近中年，无儿无女，不管作为主妇如何称职，作为周家的媳妇却未完成任务。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她回娘家探亲时写了一封信给在北京的丈夫，建议他纳妾，一来生活有人照应，二来也希望能生下一男半女。虽说朱安的建议在当时是个社会常规，但她发出这封信也真要鼓足勇气，而且信中提到的既是私人事，她还请自己的兄弟帮忙写信。可是信到了北京，只引起周树人更强的反感，除了在日记中斥之为“颇谬”，就没有回信。事实上，朱安和丈夫婚后长期分隔两地，从没有直接通信，所有消息都只在母子来往信件中转达。虽说这在当时传统家庭是正常现象，但周树人此时却和弟妇羽太信子有频密的书信往还。对朱安来说，她熟悉的世界出现了一个断层，让她觉得愈来愈难以理解。
一九一九年鲁迅决定举家移居北京时，朱安的去留并不是个疑问：她作为周家一份子地位是巩固的。她知道这次北上，和娘家可能再无后会之期，所以与寡母、兄弟、弟媳和侄子合照留念。离开绍兴当天，她的胞妹在码头送行。
北京生活
朱安到了北京，就要面对新生活，但要建立起新的生活方式对她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她在这个地方连语言也说不通，而离开了大家族的支持，在周家兄弟同住的环境里，她变得孤立无援。主持北京八道湾家务的是羽太信子，和绍兴相比，北京为一个日本女人提供很多机会和社会关系。在朱安的生活里，鲁瑞是惟一不变的一环。
迁居北京后，朱安才第一次接触到丈夫的工作、生活，虽然只能旁观，但她也明白鲁迅已是个颇有名气的人物。一九一二年周树人到北京时只是个政府小官员，但一九一九年他已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坚分子，家中访客川流不息。在这个新世界，朱安是个外人，虽然年轻人称她为“师母”，但他们都知道鲁迅和她的实际婚姻关系。虽然这样，鲁迅和他的朋友、弟子对朱安仍算很客气，除了婆婆对自己的喜爱外，这是朱安惟一的安慰。虽然她知道自己无足轻重，但这个家庭始终有她的一个席位。
朱安这份安全感终于毁于一夜之间。一九二三年七月，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决裂，鲁迅被迫迁出八道湾。周家的家庭组织破裂，朱安的位置也动摇了：鲁迅给她两个选择，一是留在八道湾，一是回绍兴娘家。这两个选择其实都只会把朱安逼上绝路。兄弟二人既已互不相容，周作人凭什么要让大嫂住在自己家中呢？假如朱安回到绍兴，就成了不容于夫家的弃妇，以后日子就很难过了。朱安提出另一条出路：鲁迅迁居后总要有人照应生活，她愿意负起这份责任。对自己的婚姻，朱安再没有太大的幻想，但在当时的社会，一个旧式女人离开丈夫是极不名誉的事，这一点鲁迅也了解。
一九二三年八月二日，鲁迅和朱安迁进砖塔胡同一家绍兴同乡的房子暂住。几个星期后，鲁迅肺病发作，病情严重，只能食流质食物。接下来一个多月，朱安竭尽所能地照顾丈夫。她当然感到忧心，但这也是她非常珍惜的一段时日，因为经过了十七年的婚姻，她终于有机会和丈夫单独相处，成了他身边惟一照顾他的人。鲁迅卧病一个多月，不会看不出朱安对他的悉心照料。虽然两人仍然分房而居，但鲁迅日间用朱安的卧室作为书房，也算是打破了过去楚河汉界式的生活。朱安渴望能进入鲁迅的世界，但又怕惹他反感，所以一切都小心翼翼。鲁迅曾经教同屋的余家姐妹做运动，朱安不敢在丈夫面前加入，但两个女孩独自练习时，她就站在后面跟着做动作，因为她想孩子们总不会挑剔她。但她错了：两个女孩看见她吃力地摆动小脚，在旁窃笑。
对鲁迅和他的追随者而言，朱安代表着中国落伍、无望的一代，谁也没想过她不断衡量自己与丈夫之间的关系，尝试了解身边的新世界，而且对鲁迅的性格和他与许广平的关系做出非常准确的结论。正因如此，她没有提到自己作为发妻的身份，因为她知道世界改变了。
一九三○年，鲁迅和许广平的儿子海婴出生，他们寄了一张三人合照回北京，朱安看到照片后表现出关怀和友善的态度。一般鲁迅传记作者都说这是她迷信的表现，认为有了男丁承继香火，她死后也会有人拜祭她。这固然不无道理，但更重要的是朱安已接受了新的现实，而且她的性格一向和顺：事已至此，为什么要制造更多的不协调和不愉快呢？因此当许羡苏在一九三一年离开北京前夕，把一大包与鲁迅的通信交给朱安时，朱安实在不知所措。许羡苏和鲁迅的关系曾经非常密切，而目不识丁的朱安只能猜测书信的内容，也不清楚许羡苏为什么要把信交给她。她无法预测如果把信寄往上海，会引起什么后果，所以就把信藏在箱子里。鲁迅死后，她更感到这些信难以处置，因此可能在鲁迅死后不久或她自己去世之前把信毁了。无论如何，许羡苏与鲁迅的通信已无迹可寻。
晚 年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鲁迅病逝于上海，消息第二天早晨就传到北京。对朱安来说，噩耗来得实在突然，因为一个星期前还收到信说鲁迅病情已好转。不过朱安早已习惯接受命运给她的打击：她在客厅的饭桌上摆上鲁迅喜爱的几味小菜，燃点香烛。接着几天，致哀的客人络绎而来，新闻记者亦上门采访。当一切纷扰沉寂下来后，朱安就要面对家用不足的事实。周作人只肯负责鲁瑞部分开支，许广平偶然汇款接济，但始终无法应付日常用度：朱安的生活愈来愈困难了。
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二日，鲁瑞逝世，临终时把周作人每月十五元的供养费遗留给朱安。作人为母亲安排了盛大的葬礼，但除了每月十五元外，并没有支援寡嫂；同时许广平在上海被捕入狱，汇款也中断了。体弱多病又步入老年的朱安面对经济困境，到一九四四年已欠债数千元。这时周作人建议她卖掉鲁迅藏书，换取度日之资。这个消息传到上海，马上引起快速反应，鲁迅两名追随者赶到北京制止此事。
他们到达周家时，朱安正在吃午饭：几块腌萝卜伴着半碗稀粥。她推开碗筷，站起来接待，客人却开口就责备她卖掉鲁迅遗产。这是朱安惟一一次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情，她说：“你们都说要保护周先生的遗产，我也是他遗产的一部分，你们想过我吗？”
经过商议后，他们答应每个月从上海汇一笔数目不大的生活费给朱安，加上她把几个房间出租的收入，算是勉强可以度日。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因为周作人被判为汉奸，八道湾的房子要充公，朱安在鲁迅的旧友和学生帮忙下，尽力争取属于鲁迅和建人的八道湾业权。自从鲁瑞死后，朱安开始与许广平直接通信。一九四六年，许广平回北京收拾鲁迅藏书及其他物品，两人同住在鲁迅旧居一个月，朱安非常珍惜这段相处的时间，但由于她一向不善表达感情，所以只是在许广平回到上海之后，才写信告诉她自己的感受。朱安的健康每况愈下，在一九四七年三月签署了有关鲁迅遗产及著作权的文件，把权益全部转移给周海婴。
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朱安在北京病逝。虽然她到最后身体已非常衰弱，但脑筋仍然很清醒，后事要穿的衣服也列出了清单。她的遗愿是葬在上海鲁迅墓旁，这当然未能如愿；她的葬礼按许广平的意思举行，下葬在北京她婆婆鲁瑞的墓旁，坟上没有任何标记。
尾 声
朱安可以说是个时代的典型。虽然社会规范的剧变令她无所适从，又不能不接受，但她始终保留着一份尊严和品格，而她能承受打击的原因，是她知道自己一直遵守自小形成的道德观去做人处世。同时，她对于把她摒弃的新世界也达到一份了解。朱安死前说到她和鲁迅及许广平的关系，充分显示她的思想并不如一般人想象的那么单纯：
周先生对我并不算坏，彼此间并没有争吵，各有各的人生，我应该原谅他……许先生待我极好，她懂得我的想法，她肯维持我……她的确是个好人。
朱安自幼身体饱受摧残，婚后感情生活有如枯井，老年又面对经济困难，一生不可谓不凄苦，但她却从没有迁怨于旁人，光是这一点，就值得大家尊敬了。
一九二四年五月底，鲁迅和朱安搬进鲁迅买来的西三条小四合院，和鲁瑞同住。一切又回到旧模式，朱安每天做完家务后，坐在婆婆身边，抽几口水烟，听他们母子闲话家常。虽然家里有佣人，但朱安仍然亲自下厨，除了因为鲁瑞喜欢她的厨艺外，这也是她照顾丈夫的一点办法。她了解自己不可能在客厅与访客应接，所以只有从厨房送出佳肴，算是尽了女主人的本分。
危 机
一九二五年春天，鲁迅家的访客中出现了一张新面孔：许广平。她是北京女子师范学校一个学生领袖，自三月起和鲁迅开始密切地通信，四月十二日头一次到鲁迅家探访。从仲春到盛夏，两人的通信和交往愈来愈频密、热切。这是个多事的夏季，女师的学生和校长杨荫榆展开了强硬的斗争，而鲁迅和学生们站在同一阵线，共患难的感觉明显地促进了鲁迅和许广平之间的感情，因此当警察搜捕北女师学生，要把她们解送回乡的时候，许广平就躲在鲁迅家里。
在这样的风风雨雨之中，谁也没有注意朱安，但她也正面对一个危机。她和鲁迅同处多年，对他的个性和行事可说相当了解，因此肯定会觉察到鲁迅和许广平关系的转变。许广平不是第一个接近鲁迅的年轻女性，却是第一个让他重新估计自己的人生和未来的人。虽然朱安过去曾建议鲁迅纳妾，但她现在已了解到鲁迅的新世界是没有纳妾的余地的。如果他决定开展新生活，自己怎么办呢？
一九二五年八九月是鲁迅和许广平关系的转折点，旁观的朱安面对强大的心理和精神压力，身体终于撑不住了。九月间她因为严重胃病而入院，医生怀疑是癌症。鲁迅虽然几次到医院和医生商讨她的病情，却极少在病房停留。一个星期下来，经过种种测试，还是找不出病因，医生就让朱安出院了。
既然身边没有可以倾诉的人，朱安只好尽量安慰自己，定下心神，因为事情毕竟是她无法控制的。这样过了半年，“三·一八事件”警察枪杀学生引起的风潮，终于把周家卷了进去。鲁迅上了“政府”的黑名单。为安全计不得不离家到外国人开的医院暂避。到了四月初，情况更危急得连鲁瑞和朱安也暂时搬到旅馆去住。朱安切身体会到，她卑微的生活所受到的威胁并不单源于男女之情：有一股更大的力量正危及她丈夫的安全。
变 异
一九二六年七月，由于政局、经济和感情各方面的考虑，鲁迅决定接受厦门大学的聘任，离开北京。八月二十六日，他在家与母亲及朱安道别后，和许广平一同坐上南下的火车，送行的朋友和学生有十多人，包括曾在八道湾居住、与鲁迅关系相当密切的许羡苏。鲁迅走后，许羡苏住进他的屋子，成了鲁迅家管账的人，因此朱安不难知道鲁迅是和许广平联袂离京的。
一九二八年，鲁迅和许广平在上海开始同居，虽然双方都没有告诉家人，但有关他们的种种传说，自他们离京起已流传极多。一九二九年五月，鲁迅回京探母，在他到达家门的前几天，朱安对婆婆说自己梦见鲁迅带着个小男孩回家，心里很难受。鲁瑞听了，责怪她不识大体。到底朱安是否真的做过这样的梦呢？还是借此让婆婆知道她听来的谣言让她很受困扰呢？我们无法知道真相。重要的是鲁瑞的态度让朱安明白到婆婆不会在这方面给她任何支持。
鲁迅抵家后，告诉母亲和好友说许广平有了身孕。一如既往，这个消息朱安也是间接听回来的。她的反应除了显示孤苦无助之外，也表现出相当深刻的思考：
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没用。看来我这一辈子只好服侍娘娘一个人了，万一娘娘归了西天，从大先生一向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
朱安：鲁迅的合法妻子（1878—1947），浙江山阴丁家弄（今绍兴市丁向弄）人，1906年28岁时与25岁的鲁迅完婚。她与鲁迅做了二十年的挂名夫妻却完全过着独身生活。鲁迅母亲的生活一直是由她照顾。[69]
许广平：鲁迅的爱人（1898—1968），广东番禺人，曾是鲁迅的学生，她照顾着鲁迅后半生的生活。
周海婴：鲁迅和许广平的儿子（1929—2011），无线电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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