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潼区芷渭路芷阳五路是由芷阳村村民委员会从2014年10月份16日委托中建政府有限公司施工，于2015年11月10日通车运营。该路段全长约39公里，宽115米，两侧铺缘路，灯光路灯设置完善。除了修建车行车道外，还为该村民建造了便捷式横飞桥，有效改善了小区居民出入通道。芷渭路芷阳五路项目建造后，不但增加了社会出行方便性，还改善了当地村民的生活环境。
“霸上”是长安（今西安）东部一处军事要地，史书中对其地理位置有不同的记载，表明历代“霸上”地理位置有所不同：秦汉之际在“芷阳”（临潼区韩峪村一带），汉末至南北朝移动到“霸城”（灞桥区陆旗营、谢村一带），皆在灞河以东，隋唐时期因都城南迁、交通结构变迁又向西南移动到灞河以西白鹿原上，“霸上”作为长安（西安）东部军事要冲的性质、地位始终不变。
汉长安城遗址
一、学术界对“霸上”地理位置的探讨与研究
“霸上”是长安（今西安）东部一处军事要地，秦穆公改滋水之名而为“灞水”，这当是“霸上”取名之源，本意是“灞水之侧”或“灞水之畔”。对“霸上”的地理位置，历代史书所载不尽相同，今学者亦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归纳起来大致分为四种：其一：马正林、谭其骧、足立喜六、王化钧、王翰章等认为“霸上”在白鹿原；其二：李健超、王学理、李恭等认为“霸上”在秦汉灞桥东部（灞桥区新筑）；其三：张海云、石隙生等认为“霸上”在秦汉芷阳故城附近（临潼斜口油王村） ；其四：辛德勇、石维娜等认为历代“霸上”的地理位置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它是随着长安城交通结构的变动、尤其是灞桥的南迁而更徙的。
对“霸上”的地理位置及其变迁研究，首先需对正史中有关“霸上”的资料进行收集，查找其间接提供的地理位置线索；其次，从古代历史地理论著中收集有关“霸上”地理位置的记载进行分析；最后，结合今考古发现确认的“芷阳城”“霸城”、“霸陵城”及历代“灞桥”位置来进行印证，三者不可偏废。必须以时间为轴线，用同时期正史、地理志和考古材料综合考证各个时期“霸上”的地理位置。
灞河
西安东郊灞河
二、秦至西汉“霸上”地理位置
秦时“霸上”见于《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于是王翦将兵六十万人，始皇自送至霸上”。这也是文献中对“霸上”的最初记载。秦末，汉高祖曾驻军“霸上”，“沛公兵十万，在霸上。”至王莽篡汉，发生在“霸上”的重要历史事件不绝于史书，但皆未明载“霸上”地理位置。现以成书于两汉时期的《史记》、《汉书》等原始文献为基础，剥离后世“注解”来看，有关秦汉“霸上”地理位置线索的记载为以下四条：
王翦驻兵霸上
“鸿门下”与“霸上”的相对距离。《史记·项羽本纪》：“当是时，项王军在鸿门下，沛公军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按其所载，“鸿门下”与“霸上”相去四十里（约16000米），马正林先生曾考证“鸿门”就是新丰镇东南的鸿门堡（今西安市临潼区鸿门坂博物馆所在地），鸿门堡在戏河西、新丰故城东，与《史记》“戏西鸿门”、《水经注》“新丰故城东三里”所载相符，是为“鸿门”无误。“鸿门坂”东接“新丰原”，那么“鸿门下”的“下”无论是作“北”还是“地势较低的一侧”均指“新丰原（鸿门坂）”以北至渭河之间地域，而且目前在新丰故城以东至戏河西岸已发现大量秦汉文化遗存，有铜门楣、（战国末期）列国货币等[]，发现文物与历史事件“鸿门宴”发生时间相当，“鸿门下”当为此地（坐标N34°26′11″；E109°16′12″）。以此地为基准点，用“四十里”距离为半径向西测距，大体在灞桥区新合三义庄—临潼区西泉郭王村—灞桥区新筑冷冻厂—临潼区斜口马斜村一线。
鸿门宴博物馆
刘邦
“霸上”与“咸阳”“芷阳”之关系。《史记·高祖本纪》：“汉元年十月，沛公兵逐先诸侯至霸上……乃以秦王属吏，逐西人咸阳……乃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表明“霸上”在秦咸阳城以东；《史记·樊郦滕灌列传》载：“因复奉车从攻南阳，战于蓝田、芷阳，以兵车趣攻战疾，至霸上。”所载刘邦进军路线是：武关—晓关—蓝田北、灞河东某处—芷阳—霸上，秦芷阳城在今临潼斜口油王村，位于灞河以东，表明“霸上”与“芷阳”虽非一地，但距离很近且必在灞河以东，刘邦并不曾进军白鹿原。
秦东陵
“霸上”与“曲邮”之关系。《汉书·张陈王周传》载：“上自将而东，群臣居守，皆送至霸上。良僵起，至曲邮。”刘邦征伐英布时张良因病不能送至“霸上”，只送至官道邮亭——“曲邮”，推知“霸上”应在“曲邮”附近。秦汉“曲邮”地理位置大体在今临潼区废昌陵北的陈村、温家寨一带（坐标N34°21′46″，E109°06′21″），在《三辅黄图》等文献中又称其为“步昌亭”。“步昌亭”应是“曲亭（曲邮）”本名, “曲亭（曲邮）”或是因位于道路转曲之处而后起的异名。
“霸上”与秦汉函谷道、武关道、蒲关道之关系。秦汉时期，长安城东出大道主要有三条：函谷道、武关道、蒲关道。经文献分析可知：首先，“霸上”不能直接位于轵道、函谷道上，《汉书·五行志第七中之上》载：“高后八年三月，祓霸上，还过枳道，见物如仓狗，檝高后掖，忽而不见。”西汉轵道为长安城东出大道，过霸河后经霸城（今谢王庄、郝家村一带）向东。《水经注》亦载：“霸水又北迳枳道……吕后祓除于霸上，还见仓狗戟胁于斯道也。”表明从“霸上”返回长安途中要“还过枳道”——即途经轵道，若“霸上”在“枳道”上则不必“还过枳道”；又《史记·项羽本纪》载，“从郦山下，道芷阳间行”，明载刘邦循骊山北麓小道回军，若“霸上”位于函谷道，刘邦即可沿“大道（函谷道）”直接回军而不必绕行骊山“小道”。其次，“霸上”控制着函谷道和武关道，《汉书·张陈王周传》：“亚夫即发,至霸上，赵涉遮说亚夫曰……将军何不从此右去，走蓝田，出武关，抵雒阳，间不过差一两日，直入武库，击鸣鼓。”最后，“霸上”与蒲关道无涉，汉景帝前元五年（前152）建“东渭桥”以前，蒲关道由高陵经中渭桥至长安，而“东渭桥”修筑后蒲关道西来至此便分两道入长安：一是西走咸阳，过中渭桥，即汉文帝入长安即位路；另一条即到达阳陵，过东渭桥，此道基本为一直线，较之前者走直角的中渭桥路更为便捷。2012年，西安未央区草滩镇翠湖民居东侧青海武警总队干部家属院建筑工地发现有古桥桥桩，命名为“王家堡古桥”。古桥所连道路北通阳陵，南与长安城宣平门东出大道相交，从地理位置、年代及规模来看它应是汉景帝所建东渭桥。表明汉初蒲关道确由阳陵经灞河西岸的“东渭桥”或“中渭桥”南入长安。那么秦汉时期“霸上”只能位于函谷道、武关道两条大道的中间地带。
宣平门遗址
三、结语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秦汉时期“霸上”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大体在灞桥区新合三义庄—临潼区西泉郭王村—灞桥区新筑冷冻厂—临潼区斜口马斜村一线上的某点，且不能直接位于函谷道上；二是能控制函谷道、武关道且距“芷阳”、 “曲邮”皆近。经历年考古调查、发掘资料印证，符合以上两点且有大量秦汉文化遗存的区域只有铜人原西偏北部（坐标N34°20′04″，E109°09′16″），此地有秦东陵、秦芷阳故城、汉霸陵邑、地窑村汉墓等秦汉文化遗存，且在函谷道、武关道之间，距鸿门堡16公里（约相当于秦汉40里），距秦芷阳城遗址16公里、距“曲邮”5公里，当是秦汉时期“霸上”所在。
《 潜夫论 》卷 12浮侈 诗 5古圣情真墓卑德高今人 崇侈上僭 虚情
题文诗：
古者 朴素, 墓而不 坟 仲尼丧母 , 冢高四尺 ,
遇雨而堕 , 弟子请治 夫子泣曰 : 礼不修墓
其子 鲤死 , 有棺无椁 文帝葬于 , 芷阳明帝 ,
葬于洛南 , 不藏珠宝 , 皆 不造庙 , 不起山陵
陵墓虽卑 , 而圣 德 高 今 也不然, 京师贵戚 ,
郡县豪家 , 生不极养 , 死乃崇丧 或 有乃 至 ,
刻金镂玉 , 檽梓楩柟 , 良田造茔 , 黄壤致藏 ,
多埋珍宝 , 偶人车马 , 造起大冢 , 广种松柏 ,
庐舍祠堂 , 崇侈上僭 宠臣贵戚 , 州郡世家 ,
每有丧葬 , 都官属县 , 各当遣吏 , 赍奉车马 ,
帷帐贷假 , 待客之具 , 竞为华观 无益奉终 ,
无增孝行 , 但作烦扰 , 伤害吏民 今 也观 按 ,
鄗毕之郊 , 文武之陵 , 南城之垒 , 曾析之冢
周公 者其, 非不忠也 , 曾子 者其, 非不孝也 ,
二皆 以为 , 褒君显父 , 不在聚财 ; 扬名显祖 ,
不在车马 孔子 有 曰 : 财 多 伤德 , 弊则没礼
晋灵厚赋 , 雕墙春秋 , 以为非君 华元乐吕 ,
厚葬文公 , 春秋以为 , 不臣 也者, 况于群司 ,
士庶乃可 , 僭侈主上 , 过天道乎 景帝原侯 ,
卫不害 也,其时 坐葬 , 过律夺国 明帝桑民 ,
摐阳侯 也,其时 坐冢 , 过制髡削 今 也 天下 ,
浮侈离本 , 僭奢过上 , 亦已甚矣 ! 凡诸所讥 ,
皆非民性 , 而竞务者 , 乱政薄化 , 使之然也
王者统世 , 观民设教 , 恬淡 乃能 , 变风易俗 ,
以致太平 古圣情真,真情纯朴,风清气正
原文
古者墓而不崇。仲尼丧母，冢高四尺，遇雨而堕，弟子请治之。夫子泣曰：“礼不修墓〔 1 〕。”鲤死，有棺而无椁〔 2 〕。文帝葬于芷阳〔 3 〕，明帝葬于洛南〔 4 〕，皆不藏珠宝，不造庙，不起山陵〔 5 〕。陵墓虽卑而圣高〔 6 〕。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 7 〕，生不极养，死乃崇丧〔 8 〕。或至刻金镂玉〔 9 〕，檽梓楩柟，良田造茔〔 10 〕，黄壤致藏，多埋珍宝偶人车马〔 11 〕，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崇侈上僭〔 12 〕。宠臣贵戚，州郡世家〔 13 〕，每有丧葬，都官〔 14 〕属县〔 15 〕，各当遣吏赍奉〔 16 〕，车马帷帐，贷假待客之具，竞为华观。此无益于奉终，无增于孝行，但作烦搅扰，伤害吏民〔 17 〕。
注释
〔1〕礼记檀弓，“崇”作“坟”，“堕”作“崩”，“礼”作“古”。本传与记同。○铎按：此皆节信以意易之，非别本如是。传则据礼记改。〔2〕论语。〔3〕“芷阳”旧作“芒砀”，据传改。史记将相名臣年表云：“孝文帝九年，以芷阳乡为霸陵。”〔4〕后汉书章帝纪、章怀注引帝王世纪云：“明帝显节陵，故富寿亭也。西北去雒阳三十七里。”〔5〕事见汉书文帝纪、后汉书明帝纪。〔6〕“圣高”传作“德最高”。〔7〕管子轻重甲云：“吾国之豪家。”史记吕不韦传云：“子楚夫人，赵豪家女也。”〔8〕即务本篇所云“约生以待终”，注详前。（ 生不极养 ， 尽力奉养 ）〔9〕后汉书梁统后商传云：“赐以东园朱寿之器，银镂黄肠玉匣。”章怀注：“寿器，棺也。以朱饰之，以银镂之。”续汉书礼仪志刘昭注引汉旧仪云：“帝崩，以玉为襦，如铠状，连缝之，以黄金为镂，腰以下以玉为札，长一尺二寸，半为柙，下至足，亦缝以黄金缕。”〔10〕礼记檀弓云：‘公叔文子升于瑕邱，蘧伯玉从。文子曰：“乐哉斯邱也！死则我欲葬焉。”伯玉曰：“吾子乐之，则瑗请前。”’郑注：“刺其欲害人良田。”又云：‘孔子曰：“古也墓而不坟。”’郑注：“墓，谓兆域，今之封茔也。”〔11〕盐铁论散不足篇云：“古者，明器有形无实，示民不用也。及其后，则有醯醢之藏，桐马偶人弥祭，其物不备。今厚资多藏，器用如生人。郡国繇吏素桑楺偶车橹轮。”汉书韩延寿传云：“卖偶车马下里伪物”，颜师古注：“偶，谓木土为之，象真车马之形也。偶，对也。”○铎按：“黄壤”疑当作“黄肠”。汉书霍光传：“赐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苏林曰：“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曰黄肠。”后汉书梁商传：“赐银镂黄肠玉匣什物二十八种。”周礼方相氏郑注云：“天子之椁，柏黄肠为里，而表以石焉。”盖“黄肠”本天子之器，贵家非受赐而用之者则为僭，故治要载崔实政论云：“送终之家，亦无法度，至用檽梓黄肠，多藏珍宝。”“黄肠致藏”者，“致”与“致”同，密也。言用黄肠致密而藏之。若作“黄壤”，则无以见其侈矣。借黄壤为薄葬，见后汉书赵咨传。〔12〕盐铁论散不足篇云：“古者不封不树，反虞祭于寝，无坛宇之居，庙堂之位。及其后则封之，庶人之坟半仞，其高可隐。今富者积土成山，列树成林，台榭连阁，集观增楼。中者祠堂屏合，垣阙罘罳。”
（ 崇侈上僭 ： 谓越位逾制，冒用高于自己身份的名义﹑礼仪或器物等。）〔13〕汉书食货志云：“世家子弟”，如淳曰：“世家，谓世世有禄秩家也。”〔14〕后汉书郎顗传云：“洛阳都官。”按汉书宣帝纪颜师古注云：“中都官，凡京师诸官府也。”〔15〕汉书薛宣传云：“历行属县。”〔16〕周礼小祝：“及葬，设道赍之奠”，注：‘杜子春云：“赍当为粢，道中祭也。汉仪，每街路辄祭。”’后汉书桓荣后晔传云：“父鸾卒，杨赐遣吏奉祠，因县发取祠具，晔拒不受。”〔17〕易节彖曰：“不伤财，不害民。”
原文
今按鄗、毕之郊，文、武之陵〔 1 〕，南城之垒，曾析之冢〔 2 〕。周公非不忠也，曾子非不孝也，以为褒君显父〔 3 〕，不在聚财：扬名显祖〔 4 〕，不在车马。孔子曰：“多货财伤于德，弊则没礼〔 5 〕。”晋灵厚赋以雕墙，春秋以为非君〔 6 〕。华元、乐吕厚葬文公，春秋以为不臣〔 7 〕。况于群司士庶，乃可僭侈主上，过天道乎〔 8 〕﹖
注释
〔1〕汉书楚元王传：‘刘向云：“文、武、周公葬于毕。”’史记周本纪集解引皇览云：“文王、武王、周公冢，皆在京兆长安镐聚东社中。”正义引括地志云：“武王墓在雍州万年县西南三十八里毕原上。”崔实政论：“文、武之兆，与平地齐。”〔2〕传注云：“南城山，曾子父所葬，在今沂州费县西南。”按续汉书郡国志，泰山郡有南城县，注：“故属东海。”汉书地理志东海郡作“南成”。曾析，论语作曾皙，孔安国曰：“曾参父也。名点。”○铎按：名点字■，名字相应。析，省借字。〔3〕白虎通谥篇云：“人臣之义，莫不欲褒称其君。”孝经云：“以显父母。”〔4〕礼记祭统云：“显扬先祖，所以崇孝也。”〔5〕仪礼聘礼云：“多货则伤于德，弊美则没礼。”荀子大略篇引聘礼志作“币厚则伤德，财侈则殄礼。”此以为孔子语，而文又异，或别有所本。〔6〕宣二年左传。○铎按：程本“以”作“之”，“之”字当在“为”下，“为之”即“谓之”也。或据闵二年左传：“衣之■服，远其躬也；佩以金玦，弃其衷也。”汉书五行志“之”作“以”，谓“之”犹“以”，不可从也。〔7〕成二年左传“吕”作“举”，吕氏春秋安死篇高诱注引传作“吕”。按文十八年、宣二年传并作“吕”。○铎按：魏志文帝纪作“乐莒”，吕、莒、举古同声而通用。〔8〕汉书贡禹传云：‘后世争为奢侈，转转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刀剑，乱于主上。主上时临朝入庙，众人不能别异，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犹鲁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诸侯，诸侯僭天子，天子过天道，其日久矣。’
原文
景帝时，武原侯卫不害坐葬过律夺国〔 1 〕。明帝时，桑民摐阳侯坐冢过制髡削〔 2 〕。今天下浮侈离本，僭奢过上，亦已甚矣〔 3 〕！
注释
〔1〕见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旧脱“武”字，据表补。〔2〕未详。周礼冢人郑注：‘汉律曰：“列侯坟高四丈，关内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3〕○铎按；周礼考工记：“轮已崇，则人不能登也。”注：“已，太也。”
原文
凡诸所讥，皆非民性，而竞务者，乱政薄化使之然也〔 1 〕。王者统世，观民设教，乃能变风易俗，以致太平〔 2 〕。
注释
〔1〕崔实政论云：“王政一倾，普天率土莫不奢僭者，非家至人告，乃时势驱之使然。”汉书匡衡传云：“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2〕易观象曰：“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汉书严安传云：“变风易俗，化于海内。”地理志云：‘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言圣王在上，统理人伦，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壹之虖中和，然后王教成也。’按此篇大恉本盐铁论散不足篇。东、西京风俗靡敝略同，诏告频烦，莫为衰止，今录两书诏文，以明王氏之意。汉书成帝纪永始四年诏曰：“圣王明礼制以序尊卑，异车服以章有德，虽有其财而无其尊，不得逾制，故民兴行，上义而下利。方今世俗奢僭罔极，靡有厌足。公卿列侯，亲属近臣，四方所则，未闻修身遵礼，同心忧国者也。或乃奢侈逸豫，务广第宅，治园池，多畜奴婢，被服绮縠，设钟鼓，备女乐，车服嫁娶葬埋过制。吏民慕效，寝以成俗，而欲望百姓俭节，家给人足，岂不难哉﹖其申饬有司，以渐禁之。”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七年诏曰：“世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至于富者奢僭，贫者单财，法令不能禁，礼义不能止，仓卒乃知其咎。其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薄葬送终之义。”明帝纪永平十二年诏曰：“昔曾、闵奉亲，竭欢致养；仲尼葬子，有棺无椁。丧贵致哀，礼存宁俭。今百姓送终之制，竞为奢靡，生者无担石之储，而财力尽于坟土，伏腊无糟糠，而牲牢兼于一奠，糜破积世之业，以供终朝之费，子孙饥寒，绝命于此，岂祖考之意哉﹖又车服制度，恣极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众。有司其申明科禁宜于今者，宣下郡国。”章帝纪建初二年诏曰：‘比年阴阳不调，饥馑屡臻。深惟先帝忧人之本，诏书曰：“不伤财，不害民”，诚欲元元去末归本。而今贵戚近亲，奢纵无度，嫁娶送终，尤为僭侈。有司废典，莫肯举察。今自三公，并宜明纠非法，宣振威风。其科条制度所宜施行，在事者备为之禁，先京师而后诸夏。’和帝纪永元十一年诏曰：“吏民逾僭，厚死伤生，是以旧令节之制度。顷者，贵戚近亲，百僚师尹，莫肯率从，有司不举，怠放日甚。又商贾小民，或忘法禁，奇巧靡货，流积公行。其在位犯者，当先举正。巿道小民，但具申明宪纲，勿因科令，加虐羸弱。”安帝纪：永初元年诏三公明申旧令，禁奢侈，毋作浮巧之物，殚财厚葬。元初五年诏曰：“旧令制度，各有科品，欲令百姓务崇节约。遭永初之际，人离荒厄，朝廷躬自菲薄，去绝奢饰，食不兼味，衣无二彩。比年虽获丰穰，尚乏储积，而小人无虑，不图久长，嫁娶送终，纷华靡丽。至有走卒奴婢，被绮縠，着珠玑。京师尚若斯，何以示四远？设张法禁，恳恻分明，而有司惰任，讫不奉行。秋节既立，鸷鸟将用，且复重申，以观后效。”桓帝纪永兴二年诏曰：“舆服制度，有逾侈长饰者，皆宜损省。郡县务存俭约，申明旧令，如永平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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