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写《梁思成传》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除了百花文艺出版社甘以雯女士的邀约鼓励，以及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罗哲文先生的大力受持之外，还有就是我对梁思成的敬重了。至于我暂时搁置已经创作过半韵多达三十余册的《中国·世界遗产探秘丛书》，全身心地投入到《梁思成传》的采访与写作之中，而不担心前者因此而延误或“炒冷饭”一事，我几乎全置诸脑后了。谁让我对写梁思成存心已久且过于偏爱了呢这样说，似乎有点作秀或自作自受或得了便宜卖乖的味道。其实，我和许多作者一样对《<梁思成传》心向往之已久，以致不敢轻易动笔而已。我今幸得甘以雯女士之鼓励，所以斗胆为之，不图名利，只为友谊和自己固执的偏爱罢了。当然，像梁思成这样品操高贵而人生丰富的君子、学人和斗士，戮又有什么理由不借此机会接受其品操的沐浴和熏染呢试想，在一个作者兼读书人的书柜中，郑重地摆放上这样一部著作，心里面那种丰富、充实而又高贵的美妙感觉，又岂是旁人所能体味的呢为此，一生足矣! 毫不讳言，这种文章开篇的方式，是想仿效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 。不过，我只学得皮毛，不及这位文学大师半点精髓，但个人喜好，恐怕是无药可救了。当然，至今关于人物传记又有几册可与比肩不向巅峰冲击，又岂是文化“战士”(笔者曾有过13年军旅生涯的经历)之所为仅此而已。
按说，我本没有资格来写这本《梁思成传》，因为这位令世人十分崇敬的建筑巨人逝去的第二年我才出生，从未曾有过谋面的机会，也就不敢说对他有多么的了解。后来，我认为我最有资格来写关于他的传记，这不仅仅是因为我对这位伟大学人的崇敬已达五体，还因为我几乎阅读了我现在能接触到的所有关于他的文字和，特别是透过那皇皇九卷本数百万字的《梁思成全集>和定价3600元人民币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精编>，以及诸多还不曾为世人所知道的他的亲笔手记，还有其亲属和诸多年逾八旬以上他过去的学生及同事、现今也都成为国内外知名权威专家们那鲜活深情的回忆。所以，当我自信我已经了解了梁思成时，我才决定要写这本传记。
没想到，正是因为随着我对梁思成的逐渐了解，我才发现我对他的崇敬中竟多了一份深深的喜爱，这份喜爱多多少少也体现出了一种自爱，因为我体会到这位学人身上所散发出的品格魅力中，有一些是我最为倾慕并暗自追求的，诸如坚定、专注、本色、谦和、锲而不舍、百折不回、赤胆忠诚、论事不记人等等。我不是故意要用这些纯美的品格来标榜自己，而是在阅读梁思成那71年的人生履历中时时让我感受得到的。因此，我只要一面对电脑荧光屏就像是用心在与这位学术大师进行交流，我能理解他所做的一切，特别是为了保卫那些人类文化瑰宝——文物古建筑不惜与时代洪流抗争，即便被那洪流冲撞得遍体鳞伤，也不曾有过悔意，只要一有机会或本没有机会他也要创造机会发言，直到后来竟然被剥夺了发言权时，他依然耿耿于怀，不曾忘记。
毫无疑问，梁思成是一个对自己的建筑思想和理论乐于表达和阐明的人，他愿意或渴望将自己对于建筑对人的美的体悟和享受的经验告知更多的人与其共享。然而，最终却不是死亡封住了他“爱说”的嘴，而是人为的政治环境毫不留情地扼杀了他的语言功能。试想，使一个喜好“与人同乐乐”者在生时噤若寒蝉，是怎样的一种感受呢请读者不妨在此体悟自验，当然如果是巧言善辩者愿意在激烈辩论中自觉闭口不言，或者常人哪怕在平时生活中三日不语，也许会感受深一点。不过，只能是感受深一点而已，因为梁思成是在疾病缠身的人生暮年时，被人为地限制使其多年不能开口表述自己的建筑理念，故任何读者都不可能感同身受。当然，我们也渴望今人和后人永远都不要有这种感同身受，可事实能如人愿吗还有，即使外在环境封住了梁思成的口，可他是否从心里就缄默了呢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对于一个对社会、对人类、对学术有良知的学人来说，任何时候也不会量人民苦难于不顾(譬如现在已经遭受不科学城市规划之苦难的北京人)，何况是拥有伟大人格的梁思成呢想一想，当时处在那种高压状态下的梁思成的心态，又怎是我这支鲁拙之笔或任何语言文字所能说明一二的呢不过，我在竭力想表述清楚的同时，也请读者读到此时暂停阅读，静心想一想，也许能有所体悟。这，我就满心足矣。
在群星璀璨的中国学界里，有为了真理不惜用生命去捍卫的勇士，那实在让人举手加额；有为了学术纯洁忍受奇耻大辱的卧薪尝胆者，那同样应该为世人所铭记。对于他们，我不能不表示真诚的歉意，虽然我向来敬爱真正的学人，并一直妄想着从作家过渡到那个行列i虽然他们也一直激荡在我的心里，让我无数次夜不能寐地徜徉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可我目前偏爱的学人只有一人——梁思成。这，不仅仅是因为自爱。何况，人不自爱人何爱之呢还因为梁思成的人格特色实在是太鲜明了，且毫无瑕疵，几乎从来就不曾有过半点模糊不清。当然，梁思成也不是完人，例如坚定执著中稍显刻板等等。不过，正是因为梁思成是一个真实的个体的人，所以才能跨越两个世纪也从未被大众所遗忘过，并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闪烁出其迷人的光芒。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写《梁思成传》的理由。而如果有人因为梁思成在新中国时陷入政途以致悲剧由此衍生而心生微辞或牢骚时，我只想说明一点：他那时也许只想借此平台更大限度地用自己的学识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何况他并不曾想入政，而是被时代洪流裹挟而入，身不由己罢了。
而从另一方面来说，梁思成的入政悲剧也许不是什么坏事，或者说是他一个人、那一个时代的悲剧，后人后世如果能从中汲取教益，不仅梁思成的悲剧值得，即便是远在天堂有知的他也会感到欣慰。可怕的是，同样的人类悲剧、社会悲剧或个人悲剧还在不断地上演，一如今天中国诸多城市的领导者正在亲手制造因“城改”而毁坏古文物建筑的悲剧一样，或者可以直接点名今天的北京市又有多少梁思成当年竭力捍卫的古建筑遭受灭顶之灾呢所以说，悲剧仍在继续，似乎难以根绝。这就不能不说是整个人类自己的悲哀了。
悲剧不断在上演，斗士不断在涌现。此消彼长本是一种规律，可用于古文物建筑保护与毁坏这件事上，似乎很不贴切，因为毁坏与保护、毁坏的力量与保卫的努力总是不对等，所以说这又是一种悲哀。悲哀的不是保卫文物古建筑的斗士们不自量力，而是无知或有意毁灭它的人数在呈几何倍数增长，奈何!关于悲剧不得根绝的原因，中国两院院士周干峙先生曾解析得准确而明白，我已引录在本书第四部分“天命难知”的开首，在此不赘。
像梁思成这样的人，真是生不逢时。短短71个春秋却经历了太多的波折：海外流亡，军阀混战，外族入侵，国共双方刀兵相向，政治运动此起彼伏……几乎没有一天的安宁，可我们并不曾感觉到梁思成性格中有什么怨天尤人，或者因为饱经忧患而变得刻薄厌世，这些遭遇反而使他的人性更加温暖而充满关怀。像梁思成这样的人，正是生当其时。如果没有他坚决而睿智地拨开积沉千年的历史迷雾，中国建筑学还不知要在黑暗中等待多少岁月：如果没有他竭尽全力呼吁对文物古建筑加以重视和保护，还不知有多少珍贵的人类遗产毁于一旦。其实，人生本来就是在激越和冲突中，不断地呈螺旋式上升或发展，一个时代只是一个时代人的背景，它也许能够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沉浮，但那只是相对一般人而言，智识之士向来懂得如何把握时代脉搏，或者超越时代的局限，梁思成应该说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
作为一名建筑师，他所设计的建筑作品一向讲究以人为本，以人为先，处处体现出对人性的关怀。作为一名城市规划专家，他在北京城的规划中竟然想到将雄伟的城墙设计为“环城公园”，这不仅是一项世界绝无仅有的伟大设计，而且还把对人的关怀“捧上了天”。作为一名建筑教育学家，他时刻体现出“君子爱人以德”的理念，不仅毫无保留地将学识教授给学生，还将自己无微不至的关爱传递给每一个需要温暖的弟子。作为一名古建筑保护专家，他不仅提出了“但愿延年益寿，不希望返老还童”和 “修旧如旧”等这些如今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物保护的重要原则，而且还发出过“拆掉一座城楼就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就像剥去我一层皮”这样痛彻心扉的惊人呐喊。作为政坛明星和学界巨擘梁启超的儿子，他并不曾陶然或湮灭在父亲那辉煌的光晕之中，而是开创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作为20世纪最美丽、最有才华女子林徽因的丈夫，他以自己坚实、沉稳而宏大的结构在支撑妻子的轻盈和灵动之外，依然在自己或者说在他们共同的学术事业中，创建了至今也无人能比肩同行的成就。
作为父亲，他用慈爱、温和、风趣、乐观和民主的家风滋养着两个孩子的同时，也将 自己高贵的品格传递给了一双儿女，使他们在各自领地里自由地奔突前行。确实，像梁思成这样一个人生经历和情感丰富的人，任何人想用文字涵盖其全部的精神实质和品格内涵，都是徒劳无益的。当然，如果谁想从这种丰富的人生涵养中抽取一些闪烁着光辉和智慧的亮点，实在是可以信手拈来，但那都只能说是其人生的一点。而如果一提起梁思成这个名字，许多国人都会联想到“大屋顶”，那也实在是对他的误解或者说是偏见，因为他从来就不曾提倡过“大屋顶”的建筑模式。作为一名现代建筑学的开创者，他所要培养的建筑师不仅要拥有哲学家的头脑和社会学家的眼光，还要拥有工程学家的精确、心理学家的敏感和文学家的洞察力，其本质必须是一个有文化修养的综合艺术家。而在这些方面，梁思成可以说是萃集一身，别人 难于匹敌，这实在是世所罕有，但又不可没有。这就是梁思成! 我在试图用我这支鲁拙之笔分辨出梁思成精神品质中精华的同时。更多的却是从中得到了无限的滋养。所以，即便我不是广告宣传员或图书推销员，但我还是想郑重地向读者推介这本《梁思成传》，我不敢过于自信地说这是关于梁思成文字中的精品，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读者每一个字我都是用心写下的。当然，由于我个人在智识与学养上的愚陋和浅薄，对于诸多专家学者关于梁思成的皇皇论著还不能参悟深透，所以书中的舛误一定在所难免，在此恳望专家学者和读者朋友指教，也就绝对不是什么客套的谦词了。本书在正文中没有添加注脚，是怕因此而间断读者在阅读中的顺畅情趣，故只在书后列有参照书目。不过，即使有的引文不太明显，我还是想郑重声明，所引之文我皆是慎之又慎的。至于书中涉及同一地名或人名的不同叫法，我尽量前后采用一致，以免读者陷入复杂之麻烦。另外，关于书中的照片，承蒙林洙女士的提议和关爱，部分征引其有关著作，是为谢。 仅此而已。
人家要的是 关系
不是他们的简介
《人间四月天》电视剧基本真实反映三人的关系
徐志摩也出身望族，按现在的说法是资本家家庭。他父亲徐申如是浙江硖山镇巨富，经营银行，是有名的银行家。按照父亲的意愿，徐志摩应该子传父业，因此，到西方留学时，他读的是经济系。但不久他就觉得经济学与他无缘，他经常与文学家交往，渐渐荒疏了经济学，不久即辍学到欧美各国游历。在伦敦，听说著名的书法家兼诗人林长民来了，即上门求教，不意竟因此邂逅林徽因，当即坠入爱河，且为后世文学史研究者们提供了更多一个研究课题。
与林徽因相见之时，徐志摩已是一个两岁孩子的父亲，二十四岁的他与林徽因相比大了八岁，是大哥哥辈的人物了。当时，他的妻子张幼仪与孩子都来了伦敦。在徐志摩发动多次猛烈攻势之后，林徽因看似牢固的防线最后决了堤，她是这样对他说的：我不是个感情随意的女子，你必须在我与张幼仪之间作出抉择。浪漫的徐志摩即回家告诉张幼仪，准备离婚。张幼仪虽然感到太突然，但仍理智地对待这件事，随即带着孩子往德国留学去了。（徐申如听说儿子如此对待妻子，气愤之下宣布断绝父子关系，并停止供粮，且将银行业务及财产交由张幼仪主管。此后这位徐家大公子就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了。张幼仪的大哥叫张君劢，是民国初政坛风云人物，二哥张嘉敖则是当时政府中央银行总裁）林徽因就这样当了第三者，这一插足后果比较严重。事实上，徐志摩也做了第三者，因为林徽因当时也已经许配了梁思成。很有意思的是，作为父亲的林长民竟然也同意女儿与徐志摩之间的爱情，浑忘了自己已经把掌上明珠许配了梁家大公子。
然而，林、徐好景不长，因为不久后林长民游欧时间结束，她只得随父亲归国，等徐志摩赶回国时，林徽因已与梁思成订婚了。徐志摩是梁启超的学生，在老师面前，除了克制自己外，还能做什么呢？但在遇到陆小曼之前徐一直怀念着林，且总是梁、林家里的常客。
梁、林到美国留学后经常有矛盾，激烈的时候，林就给国内的徐志摩写信，因为这样，徐志摩对林一直心存幻想。梁、林学成归国后任教于东北大学，后因林身体欠佳，曾在北京西山养病一段时间，梁未在身边。这一时期，徐经常去西山看望林。因为这样一段经历，后世研究者总以为徐、林之间的关系已经越过雷池了，然而谁也拿不出证据来。因此，徐、林的感情到底到了哪一步，至今恐怕是个悬案。不久，徐在北京的舞会上认识了有夫之妇陆小曼，徐再次插足并与陆结婚。徐婚后并不幸福，甚至很不幸福，又常向朋友倾诉，对象主要是胡适、林徽因和凌叔华等，直到1931年遇难身忘。林在1931年和1934年分别写过两篇纪念徐的文章，真情流露。
应该说，徐志摩对林徽因的影响是巨大的，如果没有徐志摩，林徽因是不会搞文学的。还在伦敦刚相识之时，徐就经常写诗给林看，林的儿子梁从诫在《林徽因文集》中说到，林徽因曾对子女们亲口讲过，徐写过很多诗送给林，最有名的是《偶然》，但是，我们现在看《偶然》这首诗，怎么都不像是写给林的，因为徐对林的存在从来没有这么洒脱过。当然，如果没有徐的影响，林在建筑方面的成就也许要大得多，她兴趣大广，无论在哪方面都未能留下传世之作。
《梁思成·林徽因》讲述了"大时代背景下跌宕起伏的个人命运":一对著名夫妇的人生轨迹和中国近现代的激荡史密切交织。这个故事所蕴涵的精神气质，是我们追索和展现这一传奇故事的动因。
2007年秋天，一些尘封多年的私人收藏，把我们带到美国东北部新罕部什尔州处浓密的森林中，这里曾经住着一位享誉世界的历史学家:费正清，一位在西方世界开创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学者。他诸多有关中国历史的宏篇巨作在这里诞生，同样在这里，小心翼翼地保存着半个多世纪前费正清、费慰梅夫妇和梁思成、林徽因的亲密交往……
梁思成和林徽因的爱情也算是佳偶天成，不过可惜最后还是没能走到最后。这样的例子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已经是司空见惯，两个人的结合是很不容易的，怎样去维持更是一件不易的事。希望有情人都能一直在一起永远不分开。
两个，梁再冰；梁从诫。
一、梁再冰
梁再冰，女，1929年生于北平 （梁从诫在其文章中曾提出为沈阳）。父亲是建筑大师梁思成，母亲是林徽因，职业记者。
梁再冰早年曾就读于北京大学西语系，后担任新华社记者，曾与丈夫于杭一起先后在英国、澳大利亚和香港作为新华社驻外记者工作多年，1991年退休。
二、梁从诫
梁从诫（1932年—2010年10月28日），男，祖籍广东新会，出生于北京市。祖父梁启超，父亲梁思成，母亲林徽因。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创办人、会长。
梁思成社会评价
美国学者费正清对梁思成在抗战时期的工作作了如下的评价：“二战”中，我们在中国的西部再度重逢，他们却都已成了半残的病人，但仍在不顾一切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致力于学术。当时林徽因身患肺结核，梁思成则因为青年时代一次车祸的后遗症而导致脊椎受伤。
然而，无论疾病还是艰难的生活都无损于他们对自己的开创性研究工作的热情。就是在战时的这一时期，梁思成用英文写成了《图像中国建筑史》。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是不畏困难、献身科学的崇高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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