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与马，共天下"是指东晋政权的阶级实质而言。东晋政权是以侨姓士族和吴姓士族为支柱建立的。东晋建立时，得到北方士族的代表人物王导等的支持。王导帮助司马睿争取到吴姓士族即江南地区土著士族的拥护。司马睿称帝，以王导为首的王氏士族功劳最大，所以王导为丞相，以王导族兄王敦任镇东大将军，王氏士族执掌了大权，所以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东晋政权是代表士族门阀大地主利益的，北方南来的侨姓士族和南方原有的吴姓士族结合在一起，成为东晋政权的主要阶级基础。
江东地区，在司马睿到来之前，地方势力（江东原有的世家大族）仍旧非常强大。晋惠帝、晋怀帝时期，陈敏、钱璯等人相继叛乱，江东大姓周玘动员世家大族，出钱出力出人，配合西晋政府军队，接连平定了这些人的谋乱，时称“三定江南”。虽然周玘等人的初衷完全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家族利益，但客观上也为东晋后来在江东的统治营造了一个比较安定的政治局面。
当初，在东海王司马越和太尉王衍掌权期间，王氏家庭重要成员就已经被派入江南地区担任关键职务。王澄是太尉王衍的弟弟，王敦是王衍的族弟。晋怀帝永嘉元年，王澄被委派为荆州都督。怀帝永嘉三年（309），王敦获任为扬州刺史。由此，可以明显见出以王衍为首的琅琊王氏早就有南渡的心理和物质准备。司马越病死后，王衍本人虽被石勒杀掉，但王氏家族在江东已经握有实权和重兵。
王氏家族最重要的人物当属王导。王导是太尉王衍的族弟，王敦的堂弟。司马睿初到江东，当地的世族大姓对这帮北来“伧父”甚为不屑，“人情不附”。北来诸人移镇建康一个多月，也没有多少当地人来投附。忧心忡忡之余，王导率先想出一个主意：趁着秋季“禊祭”日，司马睿本人坐在肩舆之上，大摆王家堂皇仪卫，王敦、王导等北方大族名流皆骑马跟从，仪势威严，表情肃穆，使堂堂大晋的威仪展现于江南土著面前。
“吴人纪瞻、顾荣，皆江南之望，窃视之，见其如此，咸惊惧，乃相率拜于道左”。以风度、排场降服人心，这也只是能在魏晋时代可以做到的事情。这出戏导演得很成功，加之对当地土著大姓代表加以高官厚爵后，“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司马睿终于在江南得到当地人的拥戴，立稳了脚跟。因此，司马睿倾心依赖王氏，不仅仅由于王氏是他先前当琅琊王时自己封地内的望族高门，也有过江后王氏对他极力推戴的原因。
洛阳陷落后，面对滚滚而至的中州难民潮，王导又劝谕司马睿大收人心，选择其中的“贤人君子”加以任用，于是“荆、扬晏安，户口殷实”。眼见拥戴自己的呼声越来越高，司马睿对王导倍加信任，情好日隆，号为“仲父”，并比之为“萧何”（司马睿自己就是“刘邦”了）。
王导本人，也是一片纯臣之心，常良言谏劝司马睿克己励节，宽容抚众，优礼吴人。王业草创之际，君臣互信互爱，成就了当时的一段佳话。
司马睿登基之日，百官陪列，乐声清扬，仪式庄严。司马睿开始还没找到皇帝的感觉，出于真心的感激之情，他竟招手要站在殿上的王导“升御床共坐”。王导固辞，司马睿又连连呼唤，“至于三四”。最后，王导推辞说：“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
司马睿给王导这一点拨，才忽然感觉自己是“太阳”了，终于忽悠着大屁股安坐帝位，成为东晋的第一任国君。
王敦方面，司马睿初即位，便任命他为荆州牧，从此坐镇荆州上流之地，手握强兵，掌统军政实权。由此，当时人称“王与马（指司马氏），共天下”，绝非虚言。
左思有诗：“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似乎世家大族都是“公门有公，卿门有卿”吃白饭的主儿。其实，在东晋之初，正是王、谢这样的大族在国家民族危亡关头挺身而出，风神秀彻之余，慨然渡江，身为士先，冒死而进，确实起到了勇于承担的带头作用。这些，对于他们门第的进一步提升，也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
是指在权力分配和尊卑名分上与一般君臣不同的关系 东晋
在公元3世纪中叶除了活跃在黄河流域的诸多少数民族政权外，在长江流域苟延残喘着以汉人为主体的东晋政权。
政治体制上东晋是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中最民主的政权，东晋的政权并不是掌握在皇帝手中，而是掌握在以门阀势力为代表的权臣手中。而更令人惊讶的是在东晋一百余年的历史里除了最后取代东晋的刘裕之外，其他掌握最高权利的权臣，无论是野心勃勃的桓温还是忠心耿耿的谢安他们都没有能够将这种权利延续给自己指定的接班人，并且不管这位权臣是如何的英明神勇只要是犯了错误还有可能引咎辞职。这种不可世袭且某些时候最高权利掌控者还必须引咎辞职的制度在中国历史里只有东晋才会存在。
在中国其他时代掌握最高权利而在某一特定时刻主动将权利还给君王的人无一例外都得到了非常高的评价。如商之伊尹、周之周公、汉之霍光、三国时期的诸葛亮等。可只有东晋，不管是当世还是后世都似乎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猛一看似乎东晋这种政治制度和后来的宋朝所实行的开明的政治制度似乎很像，但是稍微一留心两者的差异马上的显现出来了。宋朝的皇权也比较弱，甚至超过了安史之乱前的唐朝，但是宋朝和东晋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宋朝的大政方针完全是由皇帝来把握的。如宋神宗，虽然他也迫于政治压力罢免了王安石，但是在神宗皇帝在位时国家一直实行的是王安石所主张的新政，并没有因为王安石的罢相而导致新政的流产。而在东晋，制定国家政策走向这一国家最高权利的象征却一直掌握在权臣手中。皇权空前的削弱，东晋的皇帝很类似于日本的天皇，甚至连日本的天皇都不如，因为东晋上上下下似乎并不像日本普通百姓盲目狂热崇拜天皇般崇拜皇帝。反而皇帝经常性的表现出比较低的姿态，史书记载东晋元帝以及简文帝对当时最高权臣王敦、桓温都有过“避路让贤”的糗事；如果说避路让贤可以说是皇帝礼贤下士的姿态，那么王敦叛乱平息后虽王敦被朝廷公开指责为叛逆，但琅邪王氏地位没有丝毫影响这一事实足以证明东晋的皇权是何等的虚弱。（以王敦的飞扬跋扈以及王敦之后名副其实的武装叛乱，如果在西晋司马皇族握有真正的权利的时期，琅邪王氏早就被满门抄斩了。我并不认为封建帝王的心胸真正宽广到了能理解祸不及妻儿的程度。）
东晋权臣们也并不是如同以前曹操那样一呼百应，大权独揽；朝廷对拥有最高权力的大权臣有制约，权臣在实际工作中经常受到朝廷的掣肘，相应于西方议会对首相权力的制约。这种权力制约机制在中国历史上也极其罕见。但是如果真要认真追究起来似乎这种政治制度和斯巴达式的贵族寡头制度更相象也说不定。
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它希望人与人之间能够按部就班地生活，需要尊卑有序的社会制度，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等条条框框，都为了维护森严的等级制度而设。而东晋的主导哲学思想是玄学，它和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种哲学思想都不同，玄学思想希望人人都能有个性，个性有一种创新的推动力，比如光屁股裸奔在中国其他任何朝代都被看做是异端，而在东晋就被看做是名士。（即使是知识分子广泛称道的宋代也不会如此尊重个人的自由，柳永不过是爱写些情情爱爱的句子就被最高权利者一句“且去填词”断送了政治生命，终生潦倒；而以放荡不羁、裸奔、嗜酒、磕药、口臭出名的竹林七贤却被东晋的统治阶级及主流社会所推崇，两者的差距实在让人感慨。）所这么一个尊卑无序的社会中，被其他时候被看作是僭越的权臣制度在东晋就很自然了。
东晋对个人自由的尊重也是其他任何朝代所比不上的，名士们可以以各种方式来表达自己这种自由，甚至可以极端到光屁股上街、父母死后喝酒吃肉、食用毒品、滥交等各种方法来表达自己是自由的。统治者并不以为忤，所以两晋十六国时期的这种异人特别的多，他们不受哪个国家的管辖，在贵族阶层中交游广泛，见了皇帝不用磕头，而且用途也很多，比如充当敌国之间的调停人、外交合纵联盟的说客等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想表达自己是自由的名士的风险越来越大，掉脑袋的几率也是不段的上升，人们渐渐习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概念，魏晋那种名士基本上已经绝种了，而明朝末年在秦淮河上靠在妓女身上自称名士的人不过是一群鼻涕虫而已。
但是东晋的这种民主政治制度以及对个人自由的尊重并不是对所有国民开放的，只仅仅适用于门阀贵族和高级知识分子，平民百姓是没份的。这和古希腊的民选制度只对公民有效的道理是一样。东晋社会上大贵族、小贵族、平民、奴仆各种门第之间的矛盾不次于世界上任何一款严厉的等级歧视制度，比如印度种姓制度、元朝四等人制度、纳粹德国的反犹制度、南非的种族歧视制度等等。其他等级制度的高等级阶层如果杀掉了低等级阶层的百姓，高等级阶层肇事者总要受到或多或少的惩罚，只有东晋实施的门第制度是例外的。东晋的门阀贵族可以随意杀掉属于自己的农奴而不必付任何的责任。举个很风雅的例子。东晋首席大权臣王导小时候和弟弟王敦一块去大臣王恺家吃饭。兄弟俩才十几岁脾气性格就有很大的不同，王导性格软弱，王敦性格刚强，但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不喝酒。王恺听了感到有趣，就找了数十名美女奏乐。后面派刀斧手监工，凡是音律失调者马上处死，须臾连杀数名美女。王导就吓得脸色大变，而王敦则神色自若，继续和主人谈笑风生。王恺又命美女们给客人劝酒，凡客人不喝者也立即处死劝酒的美女。酒杯送到王导处，王导急忙喝掉，而美女把酒送到王敦之处王敦连看都不看，即使美女悲哭失声也不搭理。王恺连杀数名劝酒者都是如此。由此大臣王恺非常器重王敦。更令人感到恐惧的是王氏兄弟的对话，宴会结束后王导心有不忍的责问王敦，问他为什么看着MM被杀掉都可以坚持拒绝喝酒时王敦回答的更加冷血“他杀他家的人和我有什么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在酒宴上以杀人、杀漂亮MM助兴的决不是没有，可是那些都是士大夫阶层所看不起的其他阶层干的事，只有在东晋士大夫阶层干这些事都是兴高采烈的。
这种制度太可怕了。现在一想还亏得门阀制度没有延续下来）记得论坛上经常有人苛责元朝是中国最黑暗的朝代是因为元朝实施的民族压迫政策把国民分为四等正统汉人等级最低云云，切记切记中国历史上只要有政权就要有等级，就象档案里的家庭出身是地主富农还是贫下中农的道理一样，没有等级差别的朝代恐怕得在有巢氏之前。
以中国历史上南北对峙的情况来看，东晋实际上是南方政权里成绩最好的一个政权。在百多年历史中，东晋收复过洛阳、长安；对于南方政权来说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可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每次收复不久就会因为朝廷内的扯皮、对权臣的制约以及北方势力的警惕而失去这些已经收复了的土地。可是说对“收复故土、还于旧都”最不上心的南方政权排名第一的当属东晋。
不知道到底是老天爷眷顾汉人还是唾弃汉人，像石勒、慕容家族、苻坚这种牛人如只出现一个或者一对在北方以东晋如此松散的权利构成的国家早就亡国了。可是偏偏北方出现了无数的英雄豪杰，三国时期三大势力好歹是以中国为棋盘来进行政治军事博奕，而到了十六国时期却变成了在黄河流域进行博奕，使得他们都没有精力来顾及偏安江南的东晋政权。可以说东晋以及后来南北朝的形成完全是北方斗争太激烈的结果，而非东晋在南方励精图治的结果。假如张宾不是在石勒功略青州时病死，又或者燕国按照慕容恪的规划走下去，又或者王猛不是在五十一岁就匆忙去世，那么东晋还能幸运的等到刘裕这个绝世天才的诞生吗？可惜又幸运的是历史是没有如果的。
公元316年，西晋被前汉大军灭亡。西晋末帝、年方18岁的愍帝司马邺被匈奴人（前汉大将）刘曜俘虏，后被其押解回由匈奴人建立的前汉国都平阳 （ 今山西临汾），受尽奚落和凌辱；第二年，司马邺惨遭杀害。
东晋时期流传出来“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其中的“王”指的是东晋时期最大的门阀琅琊王氏，而“马”则指的是皇室宗族司马氏，“共天下”说的恰恰是王氏在朝中的势力以及在东晋一朝的特殊地位。从根源上讲是门阀政治在东晋时期发展到了顶峰，表现出来的就是在东晋一朝祭则司马，而政在士族的政治格局。而琅琊王氏之所以能够获得这样的地位，与其对司马氏一族登上皇位并且辅佐朝政有着很大的关系。
先是辅佐司马睿登上皇位。原本后者是西晋朝廷的安东将军，王导辅佐司马睿，劝他笼络江南的士族，又跟王敦一起再上巳节带领一众名流跟随在司马睿的左右，以显示对其的拥戴，江南士族纷纷归附，司马睿也站稳了脚跟。公元318年，司马睿称帝，定都建康，王导以及族兄王敦的功劳最大，因此东晋一朝的皇帝们对王导都待以殊礼。
晋元帝时期，王导就执掌大权，是为其丞相。王敦则是镇东大将军，都督几乎当时的东晋大部分地区的军事以及行政。可见琅琊王氏在当时的地位。不过整个东晋一朝也不独独是琅琊王氏把持朝政，其他的门阀大族也是重要的政治势力，并且几个大族之间轮流执政。
皇帝几乎没有什么实权，也就是史书中记载的，东晋的皇帝尽管有皇帝之尊，但是并无实权，宰辅执政，政出多门，这几乎成为了东晋时期政治的特色。并且从“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的选人用人以及法律等方面讲这一特色制度化。
王指的是琅琊王氏，代表人物王导
马指的是东晋皇族司马家，代表人物司马睿
司马睿在南方成功建国全靠王导帮他团结士族门阀，所以建国后王氏一族权倾一时，和司马家共同治理天下
简称“王与马共天下”
PS：有一种说法，司马睿其实姓牛，但是王与牛共天下总感觉怪怪的
“王与马共天下”是指司马氏和王氏共同分天下。
这一说法可以追随到西晋惠帝时，司马氏是皇族，当时发生了八王之乱，之后司马越取得了胜利，但是司马越并不是宗室当中的近亲，所以即使平定了八王之乱，对其他人的号召力还是有限，于是司马越选择和当时魏晋时期的名士之首王衍合作，当时王导让司马睿穿着华丽的衣服在三月初三的时候到江边去祈福，因为在那一天，很多百姓和官员都会到那里去祈福消灾。
之后很多百姓和官员看到司马锐如此声势浩大，并且当时的公主驸马和大将军王墩都对司马睿很尊敬，所以也都甘愿臣服于司马睿，对司马睿很是拥护。之后司马睿和王氏兄弟就共同掌握西晋的末代朝廷。之后司马越利用自己的宗室身份和王衍的实力，广罗名士，掌控朝堂。
之后司马越招揽了司马睿的实力，并且和王氏家族交好数十年。司马越利用司马睿的军事权利驻军徐州，司马睿和王导等人看守后方。当时司马睿在说自己和王衍和王导的关系时，称自己和他们是“管鲍之交”。之后司马越在和胡人打仗的时候病死，王衍也被石勒杀害，很多司马氏皇族都被杀害。
在东晋成立之后，王导一直掌握着重权，王氏一族的兄弟笼络了朝廷当中几乎所有的重要官职，并且其家族势力非常的牢固，当时在朝廷当中任官员的人都和王氏有着微妙的关系，后来王氏视力逐渐扩大，其声势于司马皇氏一族不相上下，而司马一族除占有皇亲贵族的名号之外，对于朝廷当中的重权鲜少掌握在手中。所以慢慢就传出来“王与马共天下”话语。
王与马，共天下。说的是东晋时期琅琊王氏与当时皇室力量势均力敌，当时百姓称之为“王与马，共天下”。当时司马睿从东渡到登基，主要依靠了北方大族琅琊王氏家族王导兄弟的大力支持，在此期间，王家位高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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