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书分为《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所以叫《六韬》。由于该书是以周文王、周武王与姜太公(即吕尚)对话的形式写成。于是相传为姜太公所撰。经历代学者考证，《六韬》非殷周之际兵书，而是后人依托姜太公之名而作，成书年代约在战国中期周显王时。北宋元丰年间该书被列入《武经七传》，定为武学必读之书。
《六韬》对间谍理论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明确提出了对外(敌方)和对内(己方)的间谍与反间谋是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关系，而且还涉及到从事间谍活动的具体专职人员的配备、组织及技术。
《六韬·王翼第十八》在论述古代军队统帅部的编成时说："凡举兵帅师将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这"七十二人"的分工职责明确，其中有五类二十四人与间谍活动有直接关联：
"伏鼓旗三人。主伏鼓旗，明耳目，诡符节，谬号令，蜀忽往来，出入若神耳目七人。主往来听言视变，览四方之事，军中之情羽翼四人。主扬名誉，震远方，摇动四境，以弱敌心游士八人。主伺奸候变，并阖人情，观敌之意，以为间谍术士二人。主为谲诈，依托鬼神，以惑众心。"
"伏鼓旗三人"是分管军事保密通讯和制造假情报以欺骗敌方；"耳目七人"是从各方面去侦探。值得指出的是："览四方之事，军中之情"一句中的"军中之情"后人大多认为是指"敌军内部情况"，这是误解。敌军内部情况的侦探，是"游士"所为，所以在"游士八人"中已明确提到："观敌之意，以为间谍。""军中之情"应当是指己方军队内所发生的变动情况。也就是说"耳目"的主要职责是督察监视己方的防区和军队，以防内变。"羽翼四人"是从事"以弱敌心"的心理战的间谍人员，主要对敌进行宣传攻势；"游士八人"是针对敌方的，负责刺探侦察敌方情报，反间谍及收买敌方内间；"术士二人"是装神弄鬼，利用人们的迷信心理，瓦解敌方斗志或者借此激励己方斗志。
这五类二十四人，是古代军队指挥机构中专职间谍的人员，由此推论，也应当有相应固定的组织机构，所以《六韬》是世界间谍史上有关间谍机构最早记载的文献。但是因为《六韬》的这一记载是周武王问姜太公时的对话，尚无史料来证实当时是否已形成这一间谍机构，所以只是从理论上来论述探讨。
《武韬·发启第十三》又说："必见其阳，又见其阴，乃知其心；必见其外，又见其内，乃知其意；必见其疏，又见其亲，乃知其情。"这是运用辩证的方法去考察检验一个人，既看外表之言行，又察内心之意图。还须注意其亲近或疏远什么人，从而予以正确地判别掌握。《龙韬·选将第二十》更是提出了"知士之高下"的极为详尽的考察检验方法--"八征"：
"一曰问之以言以观其辞；二曰穷人以辞以观其变；三曰与之间谍以观其诚；四曰明白显问以观其德；五曰使之以财以观其廉；七曰试之以色以观其贞；六曰告之以难以观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观其态。八征皆备，则贤、不肖别矣。"
此"八征"虽说是对"士"而言，但实际上也包括了招募、培养和考察间谍的方法标准。即使是当今中外间谍考验的方法，也不外乎此"八征"，至多增加一个"假枪毙"而已。至于反间破敌，《武韬·文伐第十五》又有"十二节"之法，很具参考价值。
"一曰：因其所喜，以顺其志，彼将生骄，必有好事，苟能因之，必能去之。二曰：亲其所爱，以分其威，一人两心，其中必衰。廷无忠臣，社稷必危。三曰：阴赂左右，得情甚深，身内情外，国将生害。四曰：辅其*乐，以广其志，厚赂珠玉，娱以美人。卑辞委听，顺命而合。彼将不争，奸节乃定。五曰：严其忠臣，而薄其略。稽留其使，勿听其事。亟为置代，遗以诚事，亲而信之，其君将复合之。苟能严之，国乃可谋。六曰：收其内，间其外，才臣外相，敌国内侵，国鲜不亡。七曰：欲锢其心，必厚赂之，收其左右忠爱，阴示以利，令之轻业，而蓄和空虚。八曰：赂以重金，因与之谋，谋而利之。利之必信，是谓重亲。重亲之积，必为我用。有国而外，其地大败。九曰：尊之以名，无难其身，示以大势，从之必信；致其大尊，先为之荣，微饰圣人，国乃大偷。十曰：下之必信，以得其情；承意应事，如与同生。既以得之，乃微收之，时及将至，若天丧之。十一曰：塞之以道收其豪杰，内积甚厚阴纳智土纳勇土徒党已具，是谓塞之。有国而塞，安能有国。十二曰：养其乱臣以迷之，进美女*声以惑之，遗良犬宝马以劳之，时与大势以诱之，上察而与天下图之。"
"十二节"可以用"顺、分、赂、娱、留、间、收、利、尊、信、塞、迷"十二字来概括。《孙子兵法》主张"五间俱起"，如果再辅之以此"十二节并发"的方法，敌方的"智者"和"谋士"则全然无力应付了。
《武韬·三疑第十七》又说："攻强以强，离亲以亲，散众以众欲离其亲，因其所爱，与其宠人，与之所欲，示之所利。因以疏之，无使得志既离其亲，必使远民，勿使知谋，扶而纳之，莫觉其意，然后可成。"这是着眼于敌方最高层内部的间谍活动。其中"离亲以亲"(要离间敌方亲信，必先收买这个亲信的亲信)的用间思想，具有颇为神奇的作用。因为用这个亲信的亲信去进行离间活动，既能深得内情，有很大的成功把握，而且又因为是间接行间，所以不会引起怀疑，以至于"敌方的亲信"被推上断头台也不知道是谁在背后捣的鬼。
《龙韬·阴符第二十四》、《阴书第二十五》，最早最系统地提出了情报传递的秘密手段--阴符和阴书。阴符、阴书的出现，在间谍情报传递方式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是现代密码技术的源头。
《六韬》中的用间与反间理论，已趋于成熟，可视之为一部间谍理论教材。虽然它在用间战略思想上还没能超出《孙子兵法》，但是在用间战术方式上则大大地前进了一步，成为古代间谍理论史的一块重要里程碑。
《六韬》分为《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所以叫做《六韬》。
文韬——论治国用人的韬略；
武韬——讲用兵的韬略；
龙韬——论军事组织；
虎韬——论战争环境以及武器与布阵；
豹韬——论战术；
犬韬——论军队的指挥训练。
扩展资料：
《六韬》是一部集先秦黄老道家军事思想之大成的著作，《六韬》的基本理论和范畴，多来自道家，主张柔弱胜刚强、韬晦不露和安静玄默等，同时又引用“黄帝”之书，通过周文王、武王与吕望对话的形式，论述治国、治军和指导战争的理论、原则， 对后代的军事思想有很大的影响，被誉为是兵家权谋类的始祖。
司马迁《史记·齐太公世家》称：“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北宋神宗元丰年间，《六韬》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为武学必读之书。《六韬》在16世纪传入日本，18世纪传入欧洲，现今已翻译成日、法、朝、越、英、俄等多种文字。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六韬
“六韬”，就是六种秘密谋略，即论述战争问题的六种韬略。全书以太公同文王、武王问答的形式写成，分六卷，共六十篇。第一卷为《文韬》，包括“文师”、“盈虚”、“国务”、“大礼”、“明传”、“六守”、“守土”、“守国”、“ 上贤”、“举贤”、“赏罚”、“兵道”等十二篇。第二卷为《武韬》;包括“发启”、“文启”、“文伐”、“顺启”、“三疑”等五篇。第一卷和第二卷主要论述的是战略问题。
第三卷中便阐明了武装力量建设的有关问题。第三卷《尤韬》。包括“王翼”、“论将”、“选将”、“立将”、“将威”、“励军”、“阴符”、“阴书”、“军势”、“奇兵”、“五音”、“兵征”、“农器”等十三篇。在本卷中，除了论述信赏明同、以法治军以及重视武器装备等问题外，重点阐述了将帅问题。
第四卷《虎韬》，包括“军用”、“三阵”、”疾战”、“必出”、“军略”、“临境”、“动静”;“金鼓”、“绝道”、“略地”、“火战”、“垒虚”等十二篇，主要论述了在一般地形条件下的作战指导原则和战法。
第五卷《豹韬》“林战”、“突战”、“敌强”、“敌武”、“鸟云山兵”、“鸟云泽兵”、“少众”、“分险”等八篇中，着重论述了各种特殊地形条件下的作战指导原则和战法。
第六卷《犬韬》“分合”、“武锋”、“练士”、“教战”、“均兵”、“武车士”、“武骑士”、“战车”、“战骑”、“战步”等十篇中，论述了车、骑兵的组编以及各兵种的作战特点和协同作战的原则和方法。
《六韬》，旧题周吕尚撰。吕尚为西周军事家姜子牙，所题显系托名，其真实作者已不可详考。《六韬》总结了先秦兵家和诸子论兵的精华，通过对周文王、周武王与姜太公对话的形式，探讨、阐述治国治军和指导战争的理论、原则及方法。前二卷“文韬”、“武韬”主要阐述战略问题，后四卷“龙韬”、“虎韬”、“豹韬”、“犬韬”重在阐述治军和作战指导方法。《六韬》是先秦兵书中集大成之作，在政治和军事理论方面往往发前人所未发，而且保存了丰富的古代军事史料，如编制、兵器和通讯方式等，具有重要理论和史料价值。
古代兵法的发展与兵书的完善。
《六韬》分为《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故称之为《六韬》。
全书6卷，60篇，其中《文韬》12篇，主要讲要取天下，必须收揽人心；收揽人心，在于爱民，施行“仁政”。阐述了为君之道。强调了战争本于道义，政治先于军事，所以名为“文韬”。《武韬》5篇，讲用武力和非武力手段取得国家政权的韬略，强调了“伐谋”为上，而后才动用武力征伐敌国。《龙韬》3篇，主要论述军队的统御和指挥问题，包括统帅部的组织机构、选将立帅的标准、通讯、出兵作战的原则、预报敌情、如何预见胜负及耕战结合等问题。《虎韬》12篇，主要论述兵器、器材及各种战术问题。《豹韬》8篇，主要论述各种地形上的作战方法，以及特殊情况下的处置办法。《犬韬》10篇，主要论述军队的教练、士兵的挑选以及各兵种的作战特点和协同作战的韬略。
六韬三略的意思：
《六韬》、《三略》：都是古代的兵书。后泛指兵书、兵法
《六韬》是指姜太公写的兵法，《三略》也叫《黄石公三略》，相传是黄石公写的兵法。后来所说的“韬略”就是从这两部兵法名字中的“韬”和“略”引申出来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六种阴谋和三种谋略，是从四面八方汇聚的精华。表达了对《六韬》、《三略》所包含的兵法精华的赞赏，称赞古代兵法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旧题周初太公望（即吕尚、姜子牙）所著，普遍认为是后人依托，作者已不可考。一般认为此书成于战国时代。全书以太公与文王、武王对话的方式编成。此书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兵家类中不见著录，但在“道家”列“《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其中《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
儒家类著录有《国史六》《隋书·经籍志》明确记载：“《太公六韬》五卷，周文王师姜望撰。”但从南宋开始，《六韬》一直被怀疑为伪书，特别是清代，更被确定为伪书。1972年4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古墓中，发现了大批竹简，其中就有《六韬》的五十多枚，这就证明《六韬》至少在西汉时已广泛流传了。一般认为此书成于战国时代。
《六韬》继承了它以前的兵家的优秀思想，又兼采诸子之长，所以思想内容很丰富。在政治战略思想方面主张“同天下”、“天下同利”，反复强调“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重民”、“利民”，认为天下是属于民众的，因此“取天下”必须得到民众的拥护，强调“国之大务”在于“爱民”，要使“万民富乐而无饥寒之色”；“善于不争”，“削心约志”，其实质是轻徭薄赋，要求君主清静寡欲，不与民争利，“无取民者，民利之”，最后达到“取民”的目的；“上贤下不肖”，认为“上贤下不肖”是治国之要道，具体阐述了举贤的标准和方法，明确指出了不能重用的十三种奸人，即“六贼七害”；“赏罚必信”，认为“凡用赏者贵信，用罚者贵必”，提出了“杀贵大，赏贵小”的重要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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