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风骨是以曹氏父子为中心形成的文人集团所表现出的共同的文学倾向,他们高扬政治理想,展示强烈个性,具有浓郁的悲剧色彩,展现了东汉末年动荡的时代,形成了慷慨激昂、刚健有力的诗歌风格，所以被称为“建安风骨”，代表人物主要有“三曹”、“七子”和蔡琰等 建安风骨指东汉末建安时期曹氏父子之外的七位著名诗人。他们是，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
竹林七贤，诗魏末的七位有名文士，成名年代较“建安七子”晚一些。包括：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
此诗是借乐府旧题写时事，记述汉末军阀混战的现实，真实、深刻地揭示人民的苦难来进行体现建安风骨的。运用民歌的形式，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批判，对因战乱而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苦难人民表示了极大的悲愤和同情，对造成人民疾苦的首恶元凶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
《蒿里行》作者曹操 朝代汉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
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
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淮南弟称号，刻玺於北方。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白话释义：
关东的仗义之士都起兵讨伐那些凶残的人。
最初约会各路将领订盟，同心讨伐长安董卓。
讨伐董卓的各路军队汇合以后，因为各有自己的打算，力不齐一，互相观望，谁也不肯率先前进。
势利二字引起了诸路军的争夺，随后各路军队之间就自相残杀起来。
袁绍的堂弟袁术在淮南称帝号，袁绍谋立傀儡皇帝在北方刻了皇帝印玺。
由于战争连续不断，士兵长期脱不下战衣，铠甲上生满了虮虱，众多的百姓也因连年战乱而大批死亡。
尸骨曝露于野地里无人收埋，千里之间没有人烟，听不到鸡鸣。
一百个老百姓当中只不过剩下一个还活着，想到这里令人极度哀伤。
扩展资料创作背景：
东汉灵帝中平六年（189年），汉灵帝死，少帝刘辩即位，何进等谋诛宦官，不成，被宦官所杀；袁绍袁术攻杀宦官，朝廷大乱；董卓带兵进京，驱逐袁绍、袁术，废除刘辩，另立刘协为帝（献帝），自己把持了政权。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袁术、韩馥、孔伷等东方各路军阀同时起兵，推袁绍为盟主，曹操为奋威将军，联兵西向讨董卓。
然而这支联军中的众将各怀私心，都想借机扩充自己的力量，故不能齐心合力，一致对付董卓。当董卓领兵留守洛阳以拒关东之师时，各路人马都逡巡不前，惟恐损失了自己的军事力量。据史载，当时无人敢于率先与董卓交锋，曹操对联军的驻兵不动十分不满，于是独领三千人马在荥阳迎战了董卓部将徐荣，虽然战事失利，但体现了曹操的胆识与在这历史动荡中的正义立场。
不久，讨伐董卓的联军由于各自的争势夺利，四分五裂，互相残杀起来，其中主要的就有袁绍、韩馥、公孙瓒等部，从此开始了汉末长期的军阀混战，造成人民大量死亡和社会经济极大破坏。此诗即是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反映。
建安风骨建安风骨简介建安（汉献帝年号）时期，以曹操三父子为代表的创作反映了社会的动乱和民生的疾苦的同时，又表现了统一天下的理想和壮志，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具有 “ 慷慨悲凉 ” 的独特风格，这种杰出成就被称为 “ 建安风骨 ” ，也叫 “ 魏晋风骨 ” 。魏国统治者曹氏父子都爱好和奖励文学，招揽文士，在他们周围聚集了众多作家。他们直接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掀起一个诗歌高潮。
建安风骨指汉魏之际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人诗文的俊爽刚健风格。
汉末建安时期文坛巨匠“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形成了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被后人尊为典范。无论是“曹氏父子”还是“建安七子”，都长期生活在河洛大地，这种骏爽刚健的风格是同河洛文化密切相关的。
风骨一词最早大量应用于魏、晋、南朝的人物评论，后引用到书画理论和文学评论之中。至于文学评论，当以南唐刘勰的《文心雕龙·风骨》最为精到：“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生焉。”意思是端直的言辞结合骏爽的意气，形成格调劲健和艺术感染力强的“风骨”。风，就是文章的生命力和内在的感染力，而骨是指文章的表现力。
汉献帝最后的年号为“建安”（公元196年～220年），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是指建安至魏初的一段时间。这一时代的作家，逐步摆脱了儒家思想的束缚，注重作品本身的抒情性，加上当时处于战乱动荡的年代，思想感情常常表现得更为慷慨激昂，他们创作了一大批文学巨著，形成了文学作品内容充实、感情丰富的特点，即人们常说的“建安风骨”。
建安时期在曹氏父子周围聚集了许多优秀诗人，他们一方面学习汉乐府，描写社会动乱和民生疾苦，一方面歌唱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抒发自己对社会的忧虑之情，形成一种悲凉慷慨、刚健有力的风格。这时期的文学慷慨任气，意境宏大，笔调明朗，抒情浓烈，形成了一种慷慨悲凉、刚健沉雄的风格，后人把这种现象概括为“建安风骨”。
建安年间，诗人们既有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又有务实精神，以及洒脱的态度和应变能力，他们不再拘守儒学，表现自身鲜明个性，他们的创作反映了动乱的时代，是政治理想的产物，是人生短暂的哀叹，充满着强烈的个性和浓郁的悲剧色彩，这些特点构成了建安风骨的时代风格，“风骨”被后世诗人追慕，成为反对*靡柔弱诗风的一面旗帜。后人评价建安文学时，借用“建安风骨”来概括建安文风。王瑶先生的《中古文学史论》曾收入了《曹氏父子与建安七子》一文，他在文中指出:“可知‘雅好慷慨’是建安诸子的共同趋向，而‘慷慨’也因之是建安诗文的特征。
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是三曹,即曹操、曹丕、曹植。其他如孔融、王粲、刘桢、阮王禹、徐干、陈琳等都是建安文学集团中有成就的重要作家,后人称他们为“建安七子”。
建安文学的特质是才性的自由发挥和情感的浓烈表现,这在当时由于冲破了两汉以来逐渐建立并巩固的儒家人格框架而表现出一种“刚健”的革命性。因此诗人们在诗中表现出与其他时代不同的特点：
第一，表现渴望建功立业、关注社会现实。东汉末年的动乱，即使建安文人饱受离乱之苦，也能激起他们的政治热情，建功立业，扬名后世，成为他们共同的追求。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以天下为己任，其政治理想最具代表性，对同时代的文人有很大影响;曹王博通经史百家，又善骑射，好击剑，颇有“救民涂炭”之志。曹植怀抱“戮力上国，流惠下民”的壮志，而不甘以文士自居。王集、陈琳、徐干、阮璃、刘祯等人都有不凡气质。表现强烈的英雄意识是建安文人的理想。[1l在《观沧海》这首诗中，曹操通过对沧海的描绘和歌咏，表现出壮阔的胸怀，诗人以丰富的想象把我们带到一个宏伟的境界。‘旧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在其里”，这几个句子写了大海之大，大海仿佛是日月星辰的母亲一样，这样博大的境界在古人的诗里是不多见的，他不仅写了沧海的性格，也写了诗人自己胸怀。
第二，表现看透生命的悲壮理想。人生苦短，成为建安诗歌的另一个主题。当时社会动乱，生灵涂炭，疾疫流行，人多短寿。如曹巫享年40岁，曹植享年41岁，王莱、徐干、应踢、刘祯、陈琳皆死于建安二十一、二十二年的疾疫。孔融、杨修、丁仪先后被曹操、曹巫所杀，这对文人的刺激很大。面对短促而又多艰的人生，建安诗人采取了三种不同态度，第一种是单纯的哀叹，如:“天地无期竟，民生甚局促”(刘祯诗);“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徐干《室思诗》);“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阮璃《七哀诗》)。第二种是感慨岁月短促，功名未立，却仍努力追求。曹操的《短歌行》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曹植的《赠徐干》:“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圆景光未满，众星灿以繁。志士营世业，小人亦不闲”。第三类是努力突破天命的限制，在有生之年追求更高的人生价值。这在曹操的《龟虽寿》中得到充分体现。后两种思想体现了建安文人积极的人生观，对后世志士有很大的激励作用。
建安时期的文人不是一味激昂慷慨，他们生在乱世，摆脱了经学的束缚，人性在逐渐觉醒。他们力图建“永世之业”来实现人生的理想。短暂的生命迫使诗人慨叹生命不永，盛世难在，现实的无常与诗人建功立业的思想形成了鲜明矛盾，使他们陷人苦闷当中，使建安文风于激昂慷慨雄迈之上蒙上了一层苍凉的色彩。
面对社会的动荡、战乱、流离和死亡，诗人们尤不严生对生命的晋遍关怀。他们的诗歌创作，体现了诗人的经历、思想和情感的生命路程。历史的岁月可以抹去时代的遗迹，但诗歌却可以穿越无限的时空，超越生命。
建安时代是文学走向自觉的时代，也是诗人创作个性高扬的时代。这一时代产生的忧患意识对后代诗歌的创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建安风骨标举了一种文学的审美理想，后世的裕康、阮籍左思、陈子昂、李白、苏轼、辛弃疾等大家的作品中都昂扬着建安风骨的刚健之美，让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在他们的诗歌中浑身充满力量，挺直了脊梁，蓄积起一腔雄心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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