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文学的最初构成，除了“五四”一代老作家对知识分子传统精神的恢复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力量便是“归来者的反思”。“归来者”是指公刘、王蒙、张贤亮等有如下相似经历的一批作家：出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少年即受革命影响或直接参加了革命，作为踌躇满志的一代文学新人，在50年代文艺界的思想斗争中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而是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文艺方针鼓舞下，以主人翁的热情和身份携着他们积极干预现实的处女作走上文坛。但是在50年代末的反右斗争中又饱受批判和迫害，直至文革结束后70年代末才获得平反。197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他们的作品集《重放的鲜花》，便成了他们重返文坛的标志。
这一批作家由于其特殊的经历，而形成了一种真诚的、坚定的和理性的对待现实的态度。二十几年的底层生活使他们具有认识现实而反思历史、痛定思痛的机会和积淀。在文革后的文学荒原上，在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之初，面对百废待兴，正处于50多岁的创作黄金期的他们复活了五四知识分子的现实战斗精神。他们紧张而忧心忡忡的关注现实，毫无保留的坚决支持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坚决同不正确的思想现象作斗争。以极大的热情和真诚为民请命，揭发社会弊端和腐败现象，充当大众的代言人和执政者的诤友。“跌倒了站起来，打散了聚拢来……生生死死，都要为人民做点事……”。50年代初在他们心中树立的理想和信念，经过风化风雨雨的摧残和打击反而更加清晰和现实。
从1979年茹志鹃发表《剪辑错了的故事》开始，到1981年间的几年是“反思文学”思潮的主要形成时期。
与“伤痕文学”相比，“反思文学”具有更深邃的历史纵深感和更大的思想容量，揭露极左路线、反官僚主义、揭示社会和历史的悲剧、刻画悲剧人物是他们共同具有的特点。“反思文学”作品往往写尽几十年的悲欢离合，凸现政治背景和故事情节的描述，强化批判极左路线和封建思想如何残害知识分子，赞美人性美好和知识分子执著的信仰。由于他们的目的是以此理性地关注现实，因此不像“伤痕文学”那样刻骨铭心和绝望，一定程度上回避了文革的灾难性，因此结局往往是平反昭雪苦尽甘来的大团圆。
由于描述的内容往往横跨几十年，因此“反思文学”作品倾向于篇幅较长，又没有充裕的时间和心情作长篇小说，因此作家们几乎不约而同的选择了中篇小说这一体裁。
在叙事立场上“反思文学”作品大多采用个人视角和民族视角相联系的方式，使个人的遭遇具有民族灾难的普遍意义。主人公是受难者也是心怀庙堂而忧天下的为民请命者，往往是知识分子，这样便于展开对历史等大主题的批判和思考。也有少数作品有意无意地用了民间的立场和视角，来反思历朝历代政治事件中的悖论和荒谬。同时“反思文学”作品对于小说技巧的探索也略有成就，有的作品尝试以人物的意识为线索和表现方式，这些都给以后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伤痕文学特征：
1以悲剧形式来反映社会主义的文学思潮伤痕文学,但其悲剧精神却具有表层性的弱点。
2注重对普通人的刻画。表现对人性的探讨,假大空的思想不在占据主体。
反思文学的特征：
1历史纵深感和较大思想容量；再现反思社会灾难和人生悲剧。
2反思历史，同时文学反思，作家主体、文体意识觉醒。
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的主要区别表现在：形成时间不同、特征不同、代表作品不同。
1、形成时间不同
伤痕文学形成于文革结束初期，以1977年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1977年11月发表于《人民文学》）为开端，因卢新华的小说《伤痕》（1978年8月11日发表于《文汇报》）而得名。
反思文学是伴随着1978年5月开始的“真理标准大讨论”而形成，于1979年上半年开始出现，反映了这一时期拨乱反正的政治需要。
2、特征不同
伤痕文学：揭露与控诉文革期间的极左政治给人们带来的肉体和精神创伤，具有强烈的政治化色彩和情绪化倾向。它的出现对于恢复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有着重要作用。
反思文学：突破了“伤痕文学”题材仅限于“文革”的界限，将思想的触角伸向“反右”和“大跃进”等政治运动，以文学的样式对影响党和人民历史命运的政治运动进行是非评判和深入思考。
3、代表作品不同
伤痕文学：代表作家作品有刘心武《班主任》、张贤亮《邢老汉和狗的故事》、从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莫应丰《将军吟》、古华《芙蓉镇》等。
反思文学：代表作家作品有茹志娟《剪辑错了的故事》、张一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和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
新时期小说 新时期小说中，最早出现的是所谓的“伤痕文学（小说）”，直接起因于揭露文革的灾难，描述知青、知识分子、受迫害的官员在文革中的悲剧性遭遇。刘心武的《班主任》和卢新华的《伤痕》是较早产生影响的两篇作品。“伤痕文学”的概念产生不久，又有了“反思文学（小说）”的提法出现，“反思小说”和“伤痕小说”在时间上有一定的先后区别，但在特征上两者的界限并不十分清晰。可以这样说，“伤痕文学”是“反思文学”的源头，“反思文学”是“伤痕文学”的深化。在内容上，“反思小说”的主题动机和结构，表现了作家这样的认识：“文革”并非偶然事件，其思想动机、行为方式、心理基础，早已存在于“当代”的历史之中，与中国当代社会的基本矛盾，与民族文化、民族心理的封建主义积习相关。与“反思文学”差不多同时出现的是“改革文学（小说）”，蒋子龙是这一题材的代表性作家，其小说《乔厂长上任记》被认为是开“改革文学”的风气之作。“改革文学”的思想内容旨在呼唤、表现城市和乡村的变革。“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可以看作是一个整体性的文学之潮流，在八十年代初达到高潮。
1985年前后，小说创作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首先是知青作家中的一些人提出了“文学寻根”的口号，认为：中国文学只有而且应该建立在广泛而深厚的“文化开掘”之中，开掘古老土地上的“文化岩层”，才能与“世界文学”对话。其中，汪曾祺的高邮市镇风情小说，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小说，以及郑万隆的《异乡异闻》、阿城的《棋王》、王安忆的《小鲍庄》等作品被看作是“寻根文学”成功的例证。这样，就形成了一股表现传统生活方式及其变迁历史的创作风气，并与当时的市井小说、乡土小说一起形成了具有独特思想特征的创作潮流。其次是先锋小说的诞生，马原、残雪、洪峰、苏童、余华、格非、孙甘露、叶兆言等人构成了这一文学潮流的基本力量。比现代派小说稍晚，出现了“新写实主义。1988～1989年，《钟山》杂志开展了一系列关于“新现实主义”小说的活动。新写实小说主张还原现实生活的原生态，直面现实，直面人生，注重表现普通人的生活烦恼与欲望，追求“客观”的叙述方式。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单位》，池莉的《烦恼人生》、《不谈爱情》，方方的《风景》，刘恒的《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一般被认为是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
90年代，文学的发展呈现出“无名”的状态，女性小说、新体验小说、新市民小说、新生代小说、新现实主义小说异彩纷呈，呈现出多元而破碎化的格局，但迅猛的发展中也难免显现种种浮躁的心态和现象，离中国当代小说创人作新的繁荣期恐怕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真是任重而道远。
反思文学要比伤痕文学出现的略晚，因为有一部分作家在写作中不满纯粹已揭露事实，要求在写作中主动分析这场浩劫之所以会发生的主客观因素，代表作有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
伤痕文学是文革后最先兴起的以揭露文革中的种种罪恶为主要情节的文学，代表作是卢新华的《伤痕》
哈@哈笑 2008-07-14 17:13 检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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